1、高廟遺址的文物解說詞篇一：高廟文化遺址 高廟文化遺址 高廟文化遺址，位于湖南西部洪江市安江鎮東北約5公里的岔頭鄉巖里村， 地處沅水北岸的一級臺地上，分布面積約3萬平方米。整個遺址實為一頂部較平、周邊呈坡狀的臺子。是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分布面積約1.5萬平方米。文化堆積最厚處距地表達5米多。發掘 這處遺址最初1986年被發現。迄今為止共進行了三次發掘，揭露的總面積近1700平方米。1991年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對高廟文化遺址進行了首次主動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工藝精美的陶器和宗教祭祀藝術品。201X年,考古工作者在遺址中發現了一具保存完好的7400年前的女性人體骨架,受到考古學界的

2、矚目。今年3月上旬,主持高廟文化遺址發掘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賀剛率隊來到位于洪江市岔頭鄉銅灣電站基建處,再次對高廟文化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3月21日,他們在探方3米左右深處成功挖掘到一對夫妻墓,墓中存放貴族或宗教領袖權力象征的祭祀用品玉鋮,貴族婦女裝飾用品玉璜、玉玦等精美玉器,經考證,該墓為遠古時期部落首領夫妻墓,距今在5700年前。4月底,考古隊又發現一個由10多座距今5800至5300多年的柱洞組成的房址及幾十座古墓穴。考古工作人員介紹,祭祀場所就是在對房址及古墓穴擴大發掘時被發現的,距今約7000多年,目前已發掘的面積約為500平方米,估計實際面積將達1000平方米。除了年代久遠

3、、規模龐大外,該祭祀場所的結構也頗為新穎 主祭場呈梯形的對稱結構,一邊有兩個巨型柱洞,主祭場前面還有人工挖出的呈方形或圓形的人祭坑和牲祭坑。同時,考古隊員還在兩個人祭坑里分別發現了一具人體骨架,并在牲祭坑中發現了豬、牛、鹿、龜等動物骨骼及骨渣,祭坑還有被火燒過的痕跡。 目前發表了第一次發掘的部分資料，后兩次發掘的概況與主要收獲也已有介紹。 分期 高廟遺址中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堆積，實分為下、上兩個大的部分，在這里，屬于高廟文化的堆積。只是遺址中的下部地層遺存，其所處的年代，第一次發掘簡報中公布了幾個碳十四的測年數據，年代上限約為距今7400年左右。下限接近距今6800年。不過，第三次發掘揭示了更早

4、的地層和遺存。出土了一些半球狀的繩紋圜底缽和高領雙耳罐等陶器。它們的形態接近洞庭湖區彭頭山文化晚期遺存中的同類器，目前盡管相應地層中的木炭樣品測年數據還在檢測中，但從器物類型學上判斷其要早于先前所出遺存是可以肯定的，其年代上限大致在距今7800年左右。那么，高廟文化存續的時間大致在一千年左右。與洞庭湖區的皂市下層文化所處年代相當，二者平行發展。 文化特點 高廟文化遺存所反映出的區域性文化特征是十分鮮明的。 當時的居民多選擇依山傍水的居住環境。居址大都分布在沅水主、干流兩岸的一級臺地上，房屋均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木構地面建筑。方向朝東或朝東南，多為長方形兩開間和三開間的結構，面積2040平方米不等

5、。有的房屋附近還設有窖穴。墓地就在居址附近，流行豎穴土坑側身屈肢葬，頭朝東，面北，幾無隨葬品，僅在填土中填埋少量石片石器和獸骨，但在一座墓的人骨架下發現有編織成方孔的竹席。 石質工具主要是數量巨大的各型器體厚重的砍斫器和用作刮削工具的各類石片石器，以及扁平亞腰形網墜，它們絕大部分用錘擊法單面打制而成，特別是石片石器，其制作和使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石器的原料皆取自沅水河床上的礫石。此外，出土有大量的石球，以及石錘、石砧和礪石等制作石器的加工工具，并出有加工食物用的石磨盤和磨棒。磨制石器數量很少。與石器伴出的骨、牙和蚌器均經精磨和拋光。從石器的制作和類別，以及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二者數量上的巨大懸殊

6、關系看來，高廟文化的主人，并非是以鋤耕農業作為其主要生產方式的。高廟文化遺存中出土的淡水螺和貝殼堆積如山，出土的鹿、豬、麂、牛、熊、獾、象、貘、犀牛等各種水、陸生動物骨骸以及植物遺存達數十種，且數量巨大，表明當時人類獲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可能是以漁獵與采集為主的攫取式的經濟方式，它與洞庭湖區當時發達的稻作農業形成較大的反差。我們在田野發掘現場和樣品浮選中，目前還未發現有關稻作遺存的信息，植硅石的樣品測試現在還沒有完成，只有等到這些結果全部出來后方可給出當時是否已種植水稻下結論。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對部分的豬牙床進行鑒定，可認定其已屬被馴養的家豬。說明當時已有動物的馴養業。 陶器皆手制，但器壁厚薄較

7、均勻，器型規整但顏色斑駁，大都夾砂，泥質陶甚少。出土有精美白陶制品。陶器造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不見三足器和尖底器。器類主要有釜、罐、盤、缽、簋形器、碗、杯和支腳等，其中罐類器尤為豐富，器型多達十余種。陶器裝飾藝術是高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繩紋是高廟文化陶器器腹上的主要裝飾，但在器物肩、頸部的裝飾手法則有時間早晚的變化：在高廟文化的最早階段，常見由雙線或單線刻劃紋構成如網格、帶狀大方格填叉、鳥頭、鳥翅、以及獸面和八角星等不同的圖案，圖像都很簡化；從中期開始及其往后，開始盛行用戳印篦點紋組成各種圖案，最具代表性者為形態各異的鳥紋、獠牙獸面紋太陽紋和八角星紋，另見有平行帶狀紋、連線波折紋、連續

8、梯形紋和垂幛紋和圈點紋等。同時，還出現了朱紅色或黑色的礦物顏料的彩繪和填彩藝術和彩繪圖像。特別是那些裝飾鳥紋、獠牙獸面紋、太陽紋和八角星紋等圖案的陶器。質地都比較好，制作相當的精細，器類與器型都相對的固定。這些陶器很可能是當是用于陳設用的祭器而非實用器。 在高廟遺址中。還出土了一處距今約7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場所，已揭露面積700多平方米，據祭祀坑布局的情況，估算其整個面積在1000平方米左右。整個祭祀遺跡呈南北中軸線布局，由主祭場所、祭祀坑以及與祭祀場所相系的附屬建筑議事或休息的房子及其附設的窖穴共三部分組成。其中主祭部位在整個祭祀場所的北部，由四個主柱洞組成一個兩兩對稱、略呈扇形的排架式

9、“雙闞”式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雙闕的東、西兩側分別有一個和兩個側柱。祭祀坑共發現39個，均位于司儀場所的南方。房子為兩室一廚的結構，在司儀部位的西側，面積約40平方米，門朝東。窖穴則分別位于廚房門外東側以及祭儀場所的右前方。在目前所知中國同期史前遺址中，這處祭祀場所不僅年代早，規模大，且保存有因祭祀所需的各類設施，對研究中國史前人類宗教祭祀活動的行為方式、祭儀的起源，以及祭祀場所的結構和對后來祭壇的影響等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沅水中游的辰溪縣松溪遺址和潭坎大地遺址中，也分別發現了同時期屬于祭祀性質的蚌塑動物圖案和祭祀坑群，說明宗教祭祀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 高廟遺址 高

10、廟遺址的發掘以及高廟文化的確立，使人們對湘西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因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這里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還是十分薄弱的，正式的考古發掘僅三次。1980年試掘了瀘溪縣的浦市遺址，出土文物甚少，粗知其下部地層遺存的特征與洞庭湖區的大溪文化近似，年代也大致相當。1984年發掘了懷化市的高坎垅遺址，那是一處屬于屈家嶺文化的墓地，地域特征很濃烈。1988至1990年，在沅水上源之一的渠水旁發掘了靖州縣的斗篷坡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墓葬等遺跡和文物，但遺存的年代上限也就四千多年，晚至商末，這里出土的陶器可復原者達一千余件，器類簡單。極少泥質陶，制作十分粗糙，部分陶罐、

11、簋等器物上飾有曲折紋、葉脈紋和方格紋等紋樣，它們與沅水流域以往調查所知的同期遺存風格迥異。這三次發掘都是為解決此區域的史前文化譜系而進行的，但所揭示的信息是，前二者所揭示的遺存似乎與洞庭湖區同期遺存的聯系更密切，年代上限未超出距今六千余年。而斗篷坡所出遺物則更接近于嶺南地區的同期遺存。那么，沅水中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當時給人們的感覺是似乎沒有自己的根基，這既是信息同時又是疑問。所以，高廟文化的確立以及隨后的辰溪縣松溪口遺址的發掘。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找到了屬于本區域史前文化發展鏈上的關鍵點。另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奠定了本區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研究的基礎，并使我們對高廟文化及其以后的史前文化的

12、發展有了一個動態的了解當高廟文化發展到后來的松溪口文化遺存階段以后，它再沒有繼續沿著其老祖宗留下的足跡走下去，而是被來自洞庭湖區強勢的大溪文化淹沒并最終被其取代。 陶器特點 高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戳印篦點紋，是一種具有鮮明地域和時代特征的標示性紋飾，上面提到的陶器上的那些獸面獠牙和飛鳥等圖像，以及其它圖案，都是由這種戳印篦點紋組合而成的。據我們對這種紋樣的仔細觀察和模擬實驗，其戳具是一種被剁成多個小方塊的竹篾片，即先將竹篾片削成塊狀的薄片，然后在其平整的斷面上橫向剁成若干個小的方塊，再在每方塊之間纏入細小的纖維使方塊之間構成小的間隙，這樣竹篾片的端面就形成了一列帶有縫隙的小方塊。用這種戳具在陶器

13、泥坯上戳印出來的紋樣，就是一列下凹且有分格的小方篦點。在我國南方比高廟文化更早的史前遺存中，目前均不見這種裝飾紋樣，但在高廟文化及其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里，篦點紋卻在較大范圍內的好幾個考古學文化中流行開來。如洞庭湖區的皂市下層文化中晚期遺存、以及湯家崗文化和大溪文化，湘江流域的大塘文化以及堆子嶺文化。重慶峽江地區的柳林溪文化以及上面所述嶺南地區的諸遺存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現，前后延續的時間約兩千余年。但是。這些考古學文化中出現的篦點紋，均不是其化固有的傳統裝飾，說明高廟文化陶器上的篦點紋裝飾藝術，的確得到了周鄰地區不同時期里的人群的認同、借鑒與吸取。這里須順便說明的是，在珠江三角洲濱海地區所見的篦

14、點紋，有研究者認為是用毛蚶殼的鉸合齒壓印而成的，但從我對咸頭嶺出土實物的仔細觀察，其小方格篦點各單元均十分清晰，小格的四角規整，小格之間的凸棱較直且輪廓分明，用毛蚶殼是壓印不出這種效果的，它使用的可能還是人工制作的竹戳。 白陶制品在史前遺存中的出土，是研究者們尤為關注的問題，此前已發表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從已發表的出土資料看，白陶的出土地點主要分布在以洞庭湖區為中軸的南方地區，最北到了陜西漢中盆地屬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龍崗寺遺址，東見于鄂東黃梅塞墩遺址、且達于馬家濱文化早期的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南達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門地區。其中大部分出土地點所屬文化遺存的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但浙江羅

15、家角遺址和最近揭示的深圳咸頭嶺遺址早期遺存的年代已在距今6900年左右，與湖南安鄉湯家崗文化早期遺存的年代不相上下，只是這兩處地點所出白陶遠不如湯家崗發達。不過，大家也早已注意到，洞庭湖區出土白陶的頻率較高，且在湯家崗文化以后的大溪文化早期遺存中仍屢有出土，特別是1990年在岳陽墳山堡遺址第3B層出土了白陶的殘片，年代達距今約7600年左右。因此，研究者大都傾向于洞庭湖區是華南白陶的原生地和向外傳播的中心。在高廟文化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以前，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正確的。但隨著沅水中上游地區高廟文化遺存的新發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的認識有了新的突破，這主要表現在：1、高廟文化所在的沅水中上游地區始出

16、白陶的年代比洞庭湖區更早，201X年在高廟文化最早一期遺存中新發現了精美的白陶罐片，時間已在距今約7800年左右。 2、白陶在高廟文化中已很發達，且制作精美，器類豐富，而洞庭湖區與之年代相當的皂市下層文化中仍罕見白陶制品，無論數量與質地均無法與前者相提并論。 3、據現有的資料，洞庭湖區白陶的興盛是在皂市下層文化之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而湯家崗文化遺存中最具代表性的白陶制品如斂口圈足盤和內折沿圈足盤等，器形均源自高廟文化，它們與高廟文化的親緣關系一目了然。也就是說湯家崗文化中那些典型的白陶制品在洞庭湖區找不到它的“根”，洞庭湖區白陶的尋根之旅，必然要溯源到沅水中上游地區的高廟文化。 因此，我們從早

17、期白陶的出土情況及其興盛的時序關系考察，華南自陶最初的原生地并不是洞庭湖區，而是在高廟文化分布的中心區域沅水中上游地區，洞庭湖區僅只是高廟文化白陶向外傳播的重要中繼站之一。其實，華南各地出土白陶制品的器類和裝飾紋樣的特征，同樣能印證這一判斷。從各地所見的白陶器類看，一般都是罐、盤、碗、豆等盛貯陳設用器，均未超出高廟文化中白陶器具的類別，特別是這些器具的表面裝飾，幾乎都普遍地戳印有篦點紋組合圖案，且那些圖案的制作技法、形態與風格皆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特征。如上文所論，高廟文化是華南地區史前遺存篦點紋裝飾藝術的肇始者，并由是向周鄰地區傳播。那么，各地白陶制品上的戳印篦點紋裝飾紋樣顯然是高廟文化對外傳

18、播的產物，而戳印這些紋樣的白陶制品本身恰恰充當了這種裝飾藝術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 器物上的那些神秘詭譎的圖像，一般都是在某些特定造型或質地精良的器具上表現出來。有的圖像還被制作在圈足器的外底，在器物處于正常的擺放狀態時，從外面根本看不到它，只有當把器物倒置或將其舉過眉頭時才能被看見，因此，處于這種隱蔽部位的圖像顯然達不到通常的裝飾效果。有些飛鳥圖像在兩個羽翅上均載著太陽，這樣的鳥只見于中國上古時期的神話，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它無疑是被神化了的神靈。1991年在高廟遺址中出土的那件高直領白陶罐。頸部戳印有帶雙羽翅的獠牙獸面、其兩側還分別戳印一個盤旋而上的“梯闕”，帶獠牙的獸能飛翔天際。恐怕也只是

19、一種虛構的神性動物，它的兩側有高聳的梯闕，這就使我們聯想到它是不是古代祭祀場所中專設的供神靈上下的天梯或神靈進出天界的天門呢?這幅圖像顯然是與祭儀活動密切相系的。由此看來，裝飾有這些圖像的器具幾乎都與當時人類的神靈信仰和祭儀活動等精神世界息息相關，它們屬于祭器的性質應是可以確定的，凡是觀摩過這些器具的專家和學者，的確都有這一共識。華南各地出土的那些白陶器具實際上都屬于祭器的性質。事實上，高廟遺址中所揭示的大型祭祀場所就是最具說服力的直觀證據，它不僅規模巨大，且牲祭、人祭、窖藏與議事會客場所俱全，在當時很可能是一個區域性的宗教中心。據此，我們可以推斷，高廟文化陶器上裝飾的那些八角星、獠牙獸面、飛

20、鳥和太陽等圖像，實際上就是該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靈的圖像。它反映了該人群對于宗教的虔誠與狂熱。 高廟文化人群對自然神靈如此的狂熱崇尚與敬仰，或許與該社群所處的地理環境以及他們所從事的生業方式密切相關。山高谷深的武陵山區，林木茂密，群峰疊嶂，本身就給人以神奇的幻覺與無限的想象。而從高廟文化遺存中出土的巨量水、陸生動物骨骸，可以窺見到當時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就是漁獵與采集，“靠山吃山”、“傍水吃水”就是他們的生存法則，他們與大自然的聯系和依賴實在是太密切了。正是由于他們在生活資源上對大自然的過分依賴，祈求在營生的過程中獲取到更多的食物，并希望這些食物生生不息，取之不盡。有求必應，所以他們創造了

21、能帶給他們好運與庇佑的神靈，并對這些神靈頂禮膜拜。然而，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卻還要面對諸多潛在的威脅，如在獵獲食物時，要面對猛獸的威脅。在洪水頻發和瘴疫橫行時，要面對疾病與死亡的威脅。因此，當他們面對洪水與猛獸、災難與死亡時，一方面需要得到心靈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體的力量，這個時候，神靈也就成了他們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強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就成了連結氏族與部落成員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使他們在共同的宗教旗幟下為了群體的生存而勇往直前。 至此，我們也就明白了高廟文化部落人群之所以對自然神靈如此狂熱崇尚與敬仰的原委。是生存的愿望使他們產生了對神靈的信仰和寄托，并創造了戳印在陶器上的那些神像。為了

22、獲得神靈的恩賜與庇佑，他們用最精湛的技藝和當時最好的材料和色調制作了這些構思詭譎的通靈祭器。白陶祭器的最初出現正是伴隨著高廟文化的主人對神靈虔誠奉祀的宗教行為應運而生的，是他們對天地神靈的獻禮!高廟文化中出現的這些物化了精神產品。不能不說是中國史前人類人文精神的精髓和聰明才智的匯聚，而產生這些神奇杰作的武陵山區則正是賦予了他們創作靈感與思想啟迪的搖籃。 至此，我們也就明白了高廟文化中的那些飛鳥、獠牙獸面、太陽和八角星等圖像，以及承載這些圖像的精美白陶制品和構成這些神靈圖像的篦點紋裝飾工藝，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輻射力與穿透力，跨越時空的藩籬，被如此廣大地域范圍內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

23、這個內在的力量之源就是宗教!高廟文化的對外傳播正是伴隨著這一文化的主人所創造的宗教觀念的對外傳播而傳播的，這就是我們的初步結論。篇二：尋找高廟遺址 尋找高廟遺址 在高廟避暑期間同學們愛刨根究底探索高廟遺址及人文資源。歷史己過往煙云，尋找遺址卻很難。同學們時逄趕集天到處詢問未果。年青的、中年的、城鎮農村的眾說紛紜，無據可查。這天正逢趕集，同學們在老亍家名為“福臨門”的超市門前發現一老者正坐在一把古色古香的靠背椅上，面前擺一張紅漆陳舊的普通條桌，桌面放有“文房四寶”，老人頭戴黑絨禮帽，身著藏青色毛呢短大衣，腳穿一雙手工園口保暖鞋，半截褲褪緊扎在褐色長統厚棉襪里。老人約八十開外，性情溫和，面容清瘦慈

24、祥，眼明耳靈，一對長壽眉掛在眼瞼兩方，如垂柳拂風。下巴上一道細而長的花白鬍鬚迎風招展非常漂亮。臉上雖有歷史滄桑縐紋橫豎，但頭腦清醒，精神瞿灼。正聚精會神伏案提筆手抄紅樓夢”。他的書法很漂亮，工整小楷，清秀有力。我們還以為他是測字看相算八字的，原來他是村里的老會計，實行城鄉統籌后，他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沒得事愛好書法，喜歡給亍坊鄰居、商家店舖寫點招牌廣告等。很健談，當我們問及高廟遺址時，他從頭到尾說起來：“解放前高廟有兩座廟，依山而建，一座建在老亍場口的坡坡上坐南朝北。另一座建在對面的山上。是清代舉人，郭氏兄弟捐資修建。為了紀念這倆兄弟的功名，纂江知縣下令將原來的鄉改名為郭扶鄉，直到現在。當時廟

25、宇宏偉，道士，僧人很多，香客不斷，香火旺盛，連貴州的香客都要過來朝拜。解放后因建設征地搬遷到山那邊去了。”哦！原來主廟所在地址而今已是荒灘瓦礫，一座孤伶伶的高壓線塔建在其中。另一座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第二天，我們順著他的指引穿過一處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又淌過一段雜草叢生的羊腸小道終于看了久仰的高廟。它建在絕壁陡崖上，須今非昔比，但香火仍然很旺！篇三：高廟古城2 金昌高廟古城述略 內容摘要：高廟古城，位于龍口山偏西北約10公里的現金川區雙灣鄉岳家溝村，屬于魏晉遺址，河西走廊地區古城遺址分布較多，金昌高廟古城作為河西走廊地區的古城遺址之一，了解這些古城沿革及廢棄，對于了解古代城市建筑以及沙漠化對古城

26、的影響，對于今天的城市規劃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有重要的意義。再著對于開發河西走廊旅游資源也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高廟古城 沿革 廢棄原因 狀況 一，古城狀況 高廟古城，原名破古城，又名大廟古城，唐武安書城，因遺址原建有高臺和廟得名。位 于龍口山偏西北約10公里的金昌市金川區雙灣鄉岳家溝。 “破古城故址:五涼志，永昌縣志均記：“破古城，在縣北一百一十里與昌寧寨相近有遺址”。現名高廟古城或大廟古城。因遺址原建有高臺廟宇而得名。位于龍口山偏西北約10公里的現金川區雙灣鄉岳家溝村四隊，城呈南北向，向南置門，為長方形，南北長180米，東西寬170米，城中又有城墻隔開，分為兩部，外有甕城。城垣久經風化，殘

27、缺不全，為夯土板筑，夯層厚10厘米，墻殘最高3米，北城墻居中有一馬面，屬晉代遺址。”在金昌市志中有相同的描述，但也有不同的描述：“城垣保存較好，僅東南部分無存，墻寬35米，高4米，四角有墩，四邊有馬面。出土有木車鐵吊，石杵,陶罐等。城市存留大量灰陶片，少量夾砂紅陶片及青磚，城西5公里及墻南4公里 2存墓。”在甘肅古跡名勝辭典中也記載如：大廟古城址，又名破古城，魏晉時期城1址，廢棄年代不詳；因城址原有清代廟宇得今名。位于金昌市金川區雙灣鄉岳家溝村東南側，南距永昌縣城60公里。城平面呈方形，南北向，向南置門，南北長180米，東西寬170米，外有甕城。城中有墻分各兩部。城垣久經風化，剝落較嚴重，現殘

28、高4米， 城中遺物較多，有鐵串、石杵、陶片等。 就其不同我現在做描述，我先就其共同之處做一描述，他們共同提到了馬面這一城垣筑造，在李并成的大漠中的歷史豐碑敦煌境內的長城和古城遺址中提到馬面是我國古代城池建筑中的一種創造，約興起于北朝，而一直沿至近代，敦煌莫高窟北魏洞窟的壁畫上就有城垣所筑造馬面的形象。馬面實際上是在主體墻垣上加設的若干墩臺，與墻等高，一般突出墻體之外數米。它不僅可起到支撐墻垣段的作用，使墻垣更為堅實穩固，3更重要的是憑借此可以從正面，側面幾個不同的方向上迎擊攻城敵軍，該城四角筑有角墩，角墩可視為城角的馬面，從這兒可以看出角墩，土墩就是馬面，為一城的抵御，防守敵軍而設。再著提到甕

29、城，又稱月城，曲城其行或圓或方。愿者似甕，故稱甕城，是古代城市中依附于城門，與城墻連為一體的附屬建筑。是為了加強城堡或關隘的防守。高與大城相同。當敵人攻入甕城時，如將主城門和甕城門關閉，守軍可對敵形成“甕中捉鱉”之勢。甕城是我國古代城池建筑中的一種創造，至于最早起于那個朝代時代有待考古發掘論證。就從上述兩方面，不管是土墩，角墩還是馬面和甕城來說，此城具有重 要的軍事防御功能效果，此城因屬于一個軍事防御的城堡。 二興衰的原因。 （一）地理因素， 一定的歷史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的，城市的形式與發展也離不開地理提條件。破古城位于金昌市東部雙灣鄉，東經103 15,北緯3827；，平均海拔14

30、30米，東鄰民勤縣，東南連永昌縣，西南靠寧遠堡鄉，西北與蒙古阿拉善右旗接壤，土壤肥沃，地下水豐富，發展農業生產潛力大。而是河西走廊的古城址多分布于河西綠洲上。其次，河西多數古城是溝通古代舊大陸三大洲的國際大通道，縣城間一般相距30公里至60公里不等，使其成為絲綢大動脈的中繼站和補給地在所必然。因此交通條件對河西地區的古城興衰也起了已定的作用。但是隨著絲綢之路的衰落，絲路沿線的一些古城址也就失去了它原來的作用。如軍城、守捉城以及戍所等。有些原位于河道下游地區的古城址由于河道的變遷衰退或者消亡。再加上由于氣候的變化沙漠化的加劇有些古城址就消亡在沙漠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隨機出現了人多地

31、少的情況，于是人們就大規模的開墾土地，一些原屬于古城址的地區也被開墾，于是一些古城址就被破壞。甚至連故址都沒有保存下來。 （二）政治，軍事因素 “河西走廊北鄰匈奴，南毗諸羌，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綠洲河流沿岸水草地帶和山區較大河流的谷口地往往成為民族往來，交易的主要通道，也是游牧民族前來騷擾的孔道。在這些道口，特別是在較大河流設置城縣有重要的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意義。如早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廣利證伐大宛時，為防備匈奴趁機而入確保后方安全，即于走廊北部重要道。設置居延，休屠二縣以作屏蔽。”漢代在河西走廊建郡置縣時，把第一個 5縣命名武威，意為漢武帝的軍威到達了這里，當時武威縣城就在今天民勤縣東北”。. 4 （三）經濟因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歷史古城的形成過程中，經濟因素是內在動力，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的發展以及近現代工商業的興起與繁榮推進了古城政治、宗教、文化諸 6方面的發展。” 三,古城遺址的旅游資源的開發 被譽為國際旅游黃金路段的古絲綢之路沿線，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大量的古城遺址即使是一類極為寶貴旅游資價值急待開發的資源。 古城遺址的分布 絲路沿線是世界上少有的古城址集中分布的區域，尤以我國西北分布最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