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_外商直接投資、市場結構與投資效益分析 摘要：本文以上海it制造業為對象，選取區分所有制類型的分層數據，就1995年至2003年間上海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推進時期，描述外資企業對本地企業構成的沖擊，通過影響市場競爭格局以及其他隱性的影響渠道，對本土企業的增長和收益帶來的綜合影響，全面認識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企業的深層次效應。這些量化描述有助于我們認識外資對行業的整體效率產生的影響，更加完整地考察外國直接投資對本土企業的雙重效應。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市場結構；投資效益 在國內改革的動力機制建設中，引入外商投資直接或間接推動改革是一個重要措施。通常的形式是成立中外合資企業或者引入戰略投資者，有些實現

2、外資的整體收購，以此實現外資參與國有企業資產重組。1995年到2003年間上海全面鼓勵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突出的階段，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獲得的優惠待遇是全方位的，外資企業無疑具備比本地企業更大的贏利空間，在與本土企業競爭中獲得了克服進入“陌生市場”不利因素的有力保障。由于外資效應發生途徑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無法具體區分各類效應的實現路徑，也很難找到對應各類效應的確切指標，因此，本文選擇上海it產業為分析對象，區別企業的所有制類型，針對外資流入條件下的市場結構變化以及在此環境下的企業效益變化，把外資對本土產業的競爭效應作一個數量上的表述，使我們對外資對東道國的沖擊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一、外商直接投資

3、與市場競爭結構 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合資與控股參與本土企業運作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當地產業直接的資本紐帶效應，而外商直接投資(fdi)間接效應的影響路徑則相對不確定。結合產業組織理論的一些結論，本文采用一系列指標對此加以描述，選取it產業兩個行業內包括國有企業平均資產額、國有企業利潤率、外商獨資企業資產比重和產業集中度在內的指標對該產業的產業組織形態加以分析。通過這四個指標的變化趨勢對fdi影響產業組織形態的狀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下表數據反映的基本情況是，國有企業平均資產額和國有企業利潤在兩個行業的變化趨勢是相反的，在1995年到2003年間，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國有企業平均資產額逐年上升，而電子

4、計算機行業國有企業平均資產額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個相反的趨勢同樣表現在企業利潤率上，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國有企業利潤率在1995年到1999年間小幅下降，1999年以后則持續提高。而電子計算機和辦公設備制造業的國有企業利潤率則是先提高后下降。 就外商獨資企業的資產比重而言，兩個行業的外商獨資企業資產比重在1995年時初始水平幾乎相同，僅為3，在此之后均逐年提高，但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外商獨資企業資產比重提高的程度大大低于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前者到2003年時外商獨資企業資產比重超過全行業的一半，達到55，而后者在2000年時就已經達到行業一半比重，2003年時已達到83.8。不

5、僅如此，兩個行業集中度指標也呈現相反的發展趨勢，反映了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市場集中度逐年下降，代表行業內趨于競爭的市場結構，而后者則是上升趨勢，表明行業市場更趨于壟斷結構。 這三個指標變化趨勢基本上可以反映外資流入影響國有企業和行業市場結構的狀況。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隨著外商獨資企業投資力度的加大，資產份額提高，行業內的市場結構更趨于競爭性，而國有企業的平均資產規模的逐步擴大反映的是國有企業進行內部改革和重組“留下”了相對優質的企業。這個進程同樣與不能排除跨國公司積極通過并購、合資以及其他非股權安排模式重構其在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價值鏈的態勢，國有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關聯主要是前者成為跨

6、國公司中間產品的供應鏈的主體。另外，上海本地巨大的市場容量為一些本地企業基于市場細分戰略探索“非核心”創新提供了條件，成為中小本地企業發展競爭優勢的潛在空間。從這個意義上看，外資的流入通過促進競爭對國有企業發揮了激勵作用，使國有企業的“質量”提高，形成“鯰魚效應”。而在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外商獨資企業迅猛擴張的趨勢非常突出，并購現象活躍，推動了行業壟斷性的市場結構的形成。與此相伴隨的是國有企業平均資產的下降，直至這個群體整體退出行業。因此，在這個行業內，外資流入的市場結構效應是外資主導的壟斷市場結構，導致對國有企業的“擠出”。 二、內外資企業的效益對照 受到數據可得性的約束，本文選擇行

7、業中企業人均增加值對企業效益加以描述，it業作為一個價值鏈分工高度細化的產業，不同環節之間的增值程度和要素構成的差異非常大，人均增加值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生產中的技術含量以及生產效率，能比較恰當地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在價值鏈中的地位，可以將其作為企業效益的一個佐證。不同所有制企業間效益的高低既反映fdi對行業的貢獻，也是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以及外資效應技術外溢效應的一個佐證。 兩個行業中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間的總體差距與前面的指標形態基本一致，前者在絕對水平上高于后者，國有企業處于最低水平。在電子計算機與辦公設備制造業中，國有企業的人均增加值呈現緩慢下降的態勢，2002年甚至出現

8、負值，為-10.77千元/人。電子與通訊設備制造業的國有企業人均增加值則呈緩慢增加趨勢。但中外合資企業與外商獨資企業之間的對照情況在兩個行業中表現不同，電子與通訊設備制造業的中外合資企業的人均增加值要高于外商獨資企業，而且差距較大，而電子計算機行業的中外合資企業人均增加值波動較大，但總體趨勢提高，與外商獨資企業人均增加值的降低趨勢形成對照。 人均增加值水平的背后是企業的生產模式和要素密集度等一系列綜合因素。外商獨資企業與中外合資企業的人均增加值總體上高于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但外商獨資企業則低于中外合資企業，而且在電子計算機與辦公設備制造業中，外商獨資企業呈向下波動的趨勢，與這類企業在數量和資本額

9、的迅猛增長趨勢完全相反。這個趨勢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該行業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內國際分工格局，但在分工高度細化和模塊化生產組織方式的背景下，在我國投資的企業進行的實際生產活動的技術含量往往并不高。上海出口加工區內的人力資源還是以大批低技術工人形成的勞動力優勢為特點，近年來新增的項目以低技術含量的出口加工和oem生產為主。外商獨資企業非常低的人均增加值與這類企業處于產業價值鏈低端的分工地位之間有重要聯系。這在外商獨資企業比重高的電子計算機產業中尤其明顯。而非國有企業人均增加值的低下，與它們自身規模擴大緩慢，資本積累水平不高，技術投入乏力之間有因果關系，不僅如此，它們整體在市場開拓和融資渠道上的弱勢地位

10、更加不利于他們人均增加值的提高。 三、結論 總之，上海it產業國際化進程同時也伴隨著內資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實力的萎縮，這個除了因為部分落后的國有企業的自然淘汰，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管理層的不科學和違反市場規律的一些經濟干預方式。在以“抓大放小”為宗旨的國有企業制度變遷中，政府和行業的管理部門將引入外資項目作為國有企業重構的一個重要手段，其目的是通過外資的注入與經營過程的國際化改善原企業的經營效率。但在合資企業的舉辦中，有兩種情況很普遍，一是有關領導為了業績考核而引入技術含量較低或者只注重短期收益沒有長期合作意向的外資項目；二是為了更快為一些虧損的國有企業尋求出路，在國有企業資

11、產評估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賤賣”國有企業，或變相地將這類國有企業中的優質資產剝離與外商組建合資企業，余下的劣質資產和大部分職工則由原先的國有企業承擔和消化，迫使國有企業破產，這種情況往往在“嫁接合資”的項目中出現，這樣的合作往往無法使國有資產得到增值，對原有的國有資產的效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除了包含國有企業在特定的改革進程下的體制變遷的因素以外，因此，就簡單的本土經濟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力量對比情況反映的結果是，外資的流入構成對國有經濟的“擠出效應”，導致了負面的外部影響。不僅如此，由于體制上民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在各方面的劣勢，以及外商投資企業享有超國民待遇，造成兩類企業不平等的競爭環境，這也是導致本地的非國有企業競爭力提高不明顯的重要原因。這個態勢的現實背景是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之間在產業價值鏈上的分工格局，本地廠商集中于產品價值鏈上技術含量非常低的組裝或外圍設備生產等環節，為外商投資企業作生產配套或進行oem生產，這個分工格局一方面導致本土企業經營模式同質化趨勢的加強，低端產品市場過度競爭，企業無法實現穩定的資金積累實現規模擴大，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本土企業加大技術投入，增強創新的動力，成為企業提高產品增值水平的一個內在阻力。 其他參考文獻：1.趙慧芝.加強高校科研經費管理的幾點思考j.現代經濟信息,2010(12).2.付林,李冬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