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研究的意義文章來源 畢業論文網    本書上面兩部分所概括的以強烈的熱情與參與意識、激進的批判精神與邊緣立場、突出的實踐品格與語境取向為特征的研究，對于人類的知識生產、精神生活、實踐有什么意義？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的伊安昂（ien  ang）在她為兩半球人文科學、以及文化會議（the  humanities  ,  arts  and  public  culture  in  two  hemispheres  conference，  qu

2、eensland  art  gallery.5-7  july  ,1999）提交論文的誰需要文化研究？(who  needs  cultural  studies？)中很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1、  文化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實踐活動       伊安昂首先從文化研究的與大眾日常生活的相關性問題切入。她談到了幾次理發時候的有趣經驗。理發師經常問她是干什么。當得知她是從事”文化研究”的時候，接下來的一般是長時間的沉默，他們之間的交談終止了。每當這個時候，她就感到情緒

3、沮喪，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與普通大眾的隔絕。一種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認為，令人尷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復雜意義的普遍無知。她指出：”對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與日常生活分離的、超常的東西。它要么與藝術同義，是某種象牙塔中的東西，要么指其他人，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對于文化的經典界定，后者則是對文化的人類學理解。而在當今學術界，被稱之為”文化研究”的東西，實際上已經擺脫美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分離，從而革新了對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義與價值的生產與商談，而這種產生與商談是個多元的、常常是充滿

4、斗爭與沖突的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所有社會活動領域，比如工地、界、媒體與國際關系領域、甚至理發師的沙龍。文化既不是機構、不是文本，也不是行為，而是所有這一切之間的復雜的相動。換言之，”文化不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實踐，因為它內在于了解與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說，爭論世界應當如何管理總是包含一種關于表征的政治學（a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這個特定的政治層面上，意義與價值成為被爭奪的對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緯度。總之，”文化”是社會生活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的建構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屬

5、于生活的東西。       過去幾十年中，”文化研究”在學術界的全球性的發展，本身就標志著當代生活與社會中的”文化”緯度不斷增長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引發爭論的本質。一般來說，盡管全球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但是對于文化的危機意識在全球隨處可見：對于何為”進步”或普遍價值的共識的喪失，階級、性別、種族、宗教、地區等之間的文化分化的加深，各種暴力形式的急增，因特網的全面發展，由于新盛的非西方世界對于西方世界的權威的挑戰而導致的新的世界混亂狀態以及不斷增加的不穩定性，等等。使用文化研究的習慣說法，”文化”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成為這個復雜的后現代世界的多方面的斗爭場

6、所。       從這個視角看，”文化研究”是與每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實踐，是關于當代世界的知識探求。為了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是，隨著文化研究在大學逐漸獲得自己的立足點，它也逐漸成為一個關于它自己的學科世界，帶有它自己的理論話語與機構網絡，從而不能向更大的公共生活世界滲透。昂認為，我們不必簡單地譴責這種現象，因為所有專業性的實踐，包括學術研究，都應當有用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式的空間與程序。然而文化研究得以存在的前提恰好是：它是一門密切關注并聯系于日常生活重大問題的知識實踐，并藉此提供學術世界與”外在”社會世界之間的聯系橋

7、梁。文化研究起源于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領域而不是純學術領域，就是它自己的基本社會與政治抱負的一個標志。在這個意義上,她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應用人文科學”（applied  humanities）形式。重申文化研究的這個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世界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說服別人相信：我們能夠加以生產的復雜知識與他們是相關的。2、  知識生產的兩種模式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性問題       在這里，”相關性”（relevance）是一個主要的問題，因為沒有相關性，文化研究的意義與作用就

8、無法證成。那么在什么時候和在什么意義上我們能夠說文化研究的知識是與大眾的生活實踐相關的？或者用一種更加行動主義（activist）的方式表述：我們如何能夠使它變得與大眾更加具有相關性？昂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空想出來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文化研究在當代社會中知識的組織生產與意義評估中非常尷尬的處境，以及文化研究者的非常尷尬的地位。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昂吸首先關心的是大學里的狀況。她指出，在今天，我們都經驗到了大學的日益嚴重的商業化、官僚化以及企業化。被社會地認可的知識生產受到集中的關注。政府為大學研究提供的經費正在縮減，而這種縮減尤其威脅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未來生存能力。然而這一變化是與更大的與政治相關

9、的，因而是結構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扭轉。         因此，簡單地悲嘆或抵制這個變化是無濟于事的，它只能進一步助長我們自己的邊緣化。同時也不能簡單通過與化得以解決。正如比爾里定斯（bill  readings）在他的瀕臨毀滅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書中評論說：”這不是一個與市場套近乎、確立能夠提供庇護所的邊際效用的問題。這樣的一種政策將只能導致庇護所的縮小。”（1）       相反，我們應當站在知識政治學(politi

10、cs  of  knowledge)的立場來反思的正是知識效用的評價標準本身。在其新近出版的知識的新生產（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書中，由蘇瑟克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學政策部主任m吉朋斯（michael  gibbons）領導的國際性研究群體提出，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正在出現，他們稱之為的知識生產”模式2”，并認為它逐漸取代了原先的模式1而占據統治地位。（2）     

11、 但是在許多大學，大部分人依然把模式1當作理想的大學研究模式，即通常理解的基礎研究。在基礎研究中，問題是在一個由特定學科共同體的學術興趣與實踐符碼控制的語境中被提出、研究與解決的，在這里好奇心是主要的驅動力，而實用目的則被嗤之以鼻。而在模式2中，知識生產的動力是來自某些人或部門（不管是，政府或者更加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的迫切需要。換言之，應用語境決定知識者所尋求的知識形式與知識內容。這個應用的語境包括了一系列異質的實踐者與專家，他們就一個在特定的、地方性的語境（1）、bill  readinds,  the  university  in &nb

12、sp;ruin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5。（2）、參見：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中劃定的問題進行共同研究。吉朋斯堅持認為，這個知識的生產模式超出了單純的”應用研究”。它并不是簡單地應用現存的知識，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識與社會需要所形構，這種知識與社會需要或許產生出獨特的、以跨學科性與、反思性為特征的新知識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