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精選公文范文管理資料 應用社會交換理論分析語言現象引 言社會交換理論產生于 20 世紀 60 年代，其經典理論在霍曼斯和布勞的有關著作中得到闡釋，隨后不斷得到發展和驗證。社會交換理論的核心觀點是: 人類的各種社會活動都具有“交換”的性質，因此可以界定為“社會交換”。可以看出，這是將經濟學中的“交換”概念擴展到社會學中的嘗試，而且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在這里，我們嘗試進一步擴展其應用范圍，把它應用到對語言現象的分析，提出相應的“語言交換”的理論模型。除了應用社會交換的理論，本文的分析還汲取了“言語社區理論”和語言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其中，前者供了語言交換的社會層次的框架，后者提供了對語言的經濟價值的

2、思考。1個過程，也是一種關系; 處于交換關系的雙方之間利益相關。交換的原初動力是互通有無，互利互惠; 但是現實中的社會交換關系卻復雜得多，其中既有互惠，也有競爭，還有對抗。霍曼斯最先指出交換者追求個人利益的特性，并將其歸結于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在此基礎上，布勞將人際交往的社會交換關系擴展到宏觀層次，解釋了宏觀結構中的權勢和依賴關系的形成。隨后的研究者又陸續將這些擴展到不同層次的社會結構和復雜的社會情境中去; 而且，不僅解釋利己行為，也解釋利他行為，以及多種形式的社會合作關系。我們發現，人類的語言活動具有社會交換的所有上述特征。首先，最基本的語言活動是會話，即兩人對話; 形式上看是在交換話語，實

3、質上是在交換信息，所以是典型的交換行為。而且，語言交換也如其他的社會交換一樣，既可以在一對一的人際交往中產生; 也可以在宏觀的社會結構中以更復雜的形式出現。其次，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出現，語言交換也都包含了社會交換分析中發現的互動、利益、權勢、依賴、情景等因素。社會交換既是過程，也是關系; 針對有關現象，可以有靜態的分析，也可以有動態的分析; “語言交換”的分析也是一樣。從時間角度看，兩個交換主體的具體行動可能有先有后，也可能幾乎同步。但是，一次相對完整的“社會交換”往往持續一段時間，包含一組行動; 實質上是一個動態過程。因此，我們將一些語言現象視為“語言學過程”。例如，會話、語言習得、以至語言規

4、劃都分析為過程“會話過程”“語言習得過程”“語言規劃過程”。通過對這些語言過程的分析，我們試圖發現“語言交換”怎樣體現了“社會交換”的性質和特征。我們發現，“語言交換”不僅體現了社會交換的動態性，也體現了其層次性。社會交換理論已經解釋了從人際互動到宏觀社會結構的多種社會現象，發現了不同層次的社會交換。如下文所示，“會話過程一般是典型的一對一的個人之間的交換”1; 而語言習得則是“個人和言語社區之間的交換”2; 語言規劃，就其本質來看，是“言語社區和言語社區之間的交換”34。社會交換理論最初是受到經濟交換的啟發，因此，有的社會學家將“社會交換理論”定義為“非經濟領域的社會情境的經濟學分析”4，而

5、布勞則把經濟交換作為一個部分包括在社會交換之中，因為社會交換可以帶來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結果。在“語言交換”的分析當中，我們繼承布勞的上述觀點。語言是復雜的社會現象，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許多經濟成分，布勞的視角有助于全面分析交換的 成本和收益。在社會學中，語言被作為“社會資本”5，語言活動和社會語言狀況被作為“語言市場”受到了分析，恐怕都是由于語言的這種可交換性質。但是，在語言交換中，怎樣衡量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經濟和社會的復合性的收益及其成本，成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下文中，我們先考慮微觀社會結構中最典型的語言交換會話過程，然后 再考慮作為個人和群體間互動的例子語言習得過程，最后考慮群體之間的語言

6、交換語言規劃過程。分析的重點是: 在參與上述交換中，交換者付出了什么成本，獲得了什么利益，因此會產生什么樣的交換結果。比較交換雙方的得失，分析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會公平的問題。因此，語言交換的社會公平問題成為討論的一個話題。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當前的交換結果會對今后的交換帶來特定的預期，相應的社會交換關系將會隨之有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應用社會交換理論分析語言現象，不僅有理論價值，還可以有應用性的價值: 社會交際、語言學習、語言規劃等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示。一、會話作為社會交換已有的研究已經揭示了會話的社會互動性質。已有研究還指出，會話是一種社會合作行為。然而，我們對會話現象的認識還有待深入。由于沒有從

7、社會交換的視角審視，研究者對會話的“合作”性質傾向于表面化的理解。其實，會話是一個復雜過程，包含了幾個層面的社會交換; 在這些交換中，“合作”掩蓋了許多其他的內容。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社會交換需要包含兩個以上的參與者，而兩者之間的關系既是互動關系，也是交換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是法律規定的，而是一種從自發的信任起始，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關系。社會交換作為一個過程一般也沒有明確規定，所以其過程往往比較靈活多變。”6研究發現，會話過程典型地顯示上述特征。會話最基本的形式是兩人對話，其過程和程序并不是靠法律或合同之類的明文規定，而是會話人默契地遵從一種社會慣例。但是，正因為如此，會話的過程可能會復雜多變，

8、受到會話人的社會背景、知識和意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哲學家格萊斯提出了會話的“合作原則”和體現該原則的一系列的“會話準則”7。按照該理論，會話是一種合作行為。因此，如果兩個說話人之間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合作，即使表面上看起來他們是在面對面地說話，也不能算作“會話”。在相互合作的前提下，說話人遵守會話準則，并且確信對話人也在遵守同樣的準則; 只有這樣，會話才會產生，參加會話的說話人才成為合格的“會話人”。根據會話準則，會話人所提供的話語，其信息量要適當，要具有真實性，要與話題相關; 并且會話人要盡可能清晰地表達他的意思。但是，由于現實交際中的各種需要，人們又不能機械地遵守會話準則。例如，人們通常所采用

9、的一些修辭手段，如隱喻、夸張、諷刺等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會話準 則，但在會話合作的大前提下，又成為有效率地傳達信息的手段。語言學家甘柏茲指出，會話可以看作會話人之間協作和協商的過程，會話人在不斷地驗證一系列的關于對方的會話意圖的假設。因此，會話的合作性質特別體現在會話人對對方的驗證請求的回應，如，一方會問“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另一方會回答“是”或“不是”。事實上，會話過程不僅是一個確定會話意圖的協商過程，而且是一個多層次的協商過程; 而且，在每一個層次的協商中，都會涉及“交換”的問題。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社會交換的參與者在交換過程中會考慮付出的成本和獲得的收益。社會交換的成本是交換者在交換

10、過程中的付出，包括物質的或非物質的事物，例如，時間、精力、金錢，等等，對于付出者來說具有負價值。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交換的收益，該收益是交換者在交換過程中得到的報酬，也可以是物質的或非物質的事物，例如，錢財、物品、陪伴、贊許，等等，對于接受者來說具有正價值。對于語言學家來說，會話也是個多層次的活動，至少可以分成: 產生和提供話語的層次、會話互動的層次、言語事件( speech event)等三個層次。話語層次是物質性最強的層次，我們可以觀察到兩人一來一往地交換話語。會話互動的層次就要牽涉到話語所表示的信息，以及話語信息的交換怎樣體現會話的合作原則的問題。言語事件的層次實際上是講話人的交際意圖怎樣

11、實現為語言行為的層次。在所有這三個層次上，都可以考量參與互動的雙方的付出和收益的情況。由于會話是人們的日常活動，所以很大程度上都轉化成下意識的行為。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會話不是社會交換，會話人不會考慮會話本身的得失。事實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會話人基本上是在社會交換的原則指導之下行動的。在產生和提供話語的層次，會話人會考慮所付出的時間和氣力，也會考慮交談對象對會話本身的貢獻，這些可以用所產生的話語的量來衡量，還可以從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來衡量。但是，對會話的評估，更重要的是應用會話準則。這樣就可以超越話語的層次，確立信息交流的重點和層次。如果我們觀察的是一段兩人會話，說的是我們聽不懂的語言; 雖然

12、不能確定他們在談什么，但是其中哪一個說了多長時間的話，用多么響亮的聲音和多快的速率，等等，這些話語的語音表現，都可以觀察得到，因此，也可以根據這些來估量: 這是一次在話語層次上雙方貢獻比較均等的會話呢，還是貢獻不均等的會話; 以及，如果不均等，雙方各有大約幾成的貢獻，等等。但是，這還只是一個淺層的分析，深層的分析有必要超越話語的層次。要超越話語的層次，就需要懂得話語的意思，而且需要應用“會話準則”。這時候，不能僅靠話語的語音層次的計量來衡量貢獻度了，而要看其包含的信息內容，看這些信息是否通過遵守會話準則而使會話產生交際效果。在這一層次上，上述的語意假設的確認和協商就構成了會話人作出的努力的一部

13、分。如果其中一方對于遵守會話準則并不在意，另一方就要付出較大的努力來保持會話的進行。否則，會話的合作性質就無從體現; 事實上，如果沒有任何符合會話準則的行為，會話就根本沒有形成。所以，在對會話過程進行分析時，我們可以比較會話雙方在會話互動層次上的貢獻度。一次會話下來，不僅從說話的時間和氣力上，參加人有不同的消耗，在維護會話準則和修補會話流程的努力方面，也會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已有的語言學研究已經提供了豐富的測量手段，可以計算發話的時間，以音節為單位的說話速率等物質層面的語言表現，還可以確認會話過程中的語意單位，及其質量標準。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見到從對等或交換的角度對對話進行的定量分析。之所以

14、這樣，是因為還沒有認識到其必要性: 一般認為這些量的差異無關緊要，人們只關注到會話的定性層次，即交際意圖是否實現; 而對于其實現的過程還缺乏分析，特別是缺乏定量的分析。如上所述，一次會話作為一次社會交換，可能產生也可能不產生，即使有一個主體嘗試讓它產生，如果達不到必要的條件和標準，也無法產生。但是，會話作為人類的一種日常行為，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沒有從社會交換視角針對會話的分析，不僅社會交換理論會有明顯的空缺，語言學也因此受到局限。會話充斥了我們的社會生活，人們不僅會因為某些會話沒有產生而遺憾，也會因為某些會話的出現而抱憾終生。更重要的是，我們參與的會話中包含了太多的還有待認識的社會內容。不

15、知不覺中，通過會話中的下意識行為，我們放棄了許多我們不會有意識地放棄的利益、權利或原則。由于關注于會話的合作性質，語言學家忽略了會話作為社會交換的不平等性質。可以說，正像社會交換難以形成絕對的對等互換一樣，語言交換，無例外地也符合這一特征。會話作為社會交換，基本上是不對等的交換。在此，我們邀請有條件的語言學家對上述假設進行驗證，看看在一定規模的自然談話語料庫當中，兩人對話的情況，有多少是話語對等的案例，有多少是合作對等的案例。我們初步的假設是，不對等是常態。然而，在言語事件的層次，“不對等”不是懸念。因為語言事件也是社會事件，所以多數情況是不對等的。例如，“請求”的事件中，請求者處于劣勢; “

16、拒絕”的事件中，被拒絕者處于劣勢; 等等。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社會交換不僅僅體現合作的互惠性質，還體現了一定程度的競爭關系。在交換過程中，交換者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因此，如果利益空間是有限的，一方的利益增收即意味著另一方利益的減少。例如，如果會話時間是有限的，一方說話時間增多，另一方說話的時間就減少。如果占據會話時間是一個利益，那么所占據的時間就代表了所獲得的利益。因此，就有了通過研究男女會話過程來討論性別平等的研究，男性占據較多會話時間的情況被用作較高的社會權勢的證據。反之，如果耗費氣力時間說話不是一個利益，而是一個成本; 那么，盡可能少說話而保持會話的進行并達到會話的目的就成為追求的

17、目標。這種情況下，多說話反而成為損失。然而，對于每一個具體社區來說，都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會話貢獻度的標準。符合社區的標準的會話人可以借助社區的權威來確立自己貢獻度的合理性。關于外部標準約束語言交換的問題下文還有一些討論。研究者指出，對于社會交換的參與者來說，每一次社會交換都有特定的結果滿意度，參與者會估算該交換的價值，應用下列公式:價值 = 收益 成本如果結果為正數，則為有價值的社會交換，否則會認為是無價值的社會交換，得出今后應該避免參與該交換的結論。會話作為一種社會交換也具有同樣的性質。舉例來說，如果你和你的新搬來的鄰居打了聲招呼，她隨即做出了回應，這就構成了一次會話。如果你們繼續下去，閑聊一

18、陣，彼此都覺得很愉快，也許下次見面你們還會再次聊天。但是，如果你跟她打招呼，她不理你，或者說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話; 你就不太可能希望與她聊天。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雖然你很喜歡跟這位鄰居聊天，但是你很忙，對于你來說，付出的時間對你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聊天得到的愉悅遠遠不能補償這一損失; 如果是這樣的話，聊天就不再發生。從這位鄰居角度來考慮，也會有類似結果，她可能喜歡也可能不喜歡跟你說話; 也可能她雖然愿意跟你說話，但她急著去上班，所以不能停下來說話。所以，只有雙方都認為聊天是收益大于成本，聊天才會反復發生。上述分析基本上基于霍曼斯的行為主義模式，描述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趨利避害的心理。但是，后來的研究

19、者指出，社會交換的收益具有相對性，對于收益或損失的估算，不同參與者的可能會應用不同的標準。我們還可以用上面鄰居聊天的例子來說明: 例如，也許一方感覺聊天很順利，能增進鄰里感情; 另一方卻可能覺得很吃力，因為聽不懂對方的意思，也可能是因為雙方對會話準則的理解有所不同。那么在感覺吃力的一方，她的付出成本從主觀角度來說可能就比較高，如果還沒有超過獲得的收益，那么該會話仍然是一次有價值的會話。如果會話的吃力度對會話人來說是太高的成本，那么會話對他來說就成為一次無價值的社會交換。用會話的時間更能說明相對性，對于一個會話人來說，花 20 分鐘閑聊可能意味著錯過一筆幾十萬的生意，對另一個會話人來說，其成本是

20、可能因遲到收到 20 元的罰款。但是金錢也不是絕對的標準，一個人的幾十萬可能不過其資產的千萬分之一，對他來說可能微不足道; 另一個人的 20 元可能就是她全家的晚飯。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個人可能在相同類型的社會交換中選擇效益最高一個交換對象。如果對你來說，與這家鄰居聊天有重要的價值，但是跟這家的女主人說話要比與其男主人說話要多費很多氣力，你會盡量選擇多與男主人說話，而避免與女主人的會話，因為可能會因成本過高而降低該語言交換的價值。但是，如果這家只有一個人，你就沒有什么選擇，要選擇的只是要不要與這家人有“語言交換”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會話過程和會話關系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交換的過程和關系。其典

21、型性不僅體現在其互動性和合作性上，更重要的是它所伴隨的語言之外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上。一次會話在其最高的抽象層次上可以理解為一次社會交往的事件，從而成為一個社會交換的事件，參與者對其結果會有得失的評價。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不同層次的語言過程的得失評價。我們可以在三個層次上來分析會話過程中的得失: 話語層次，會話人提供的話語量作為正價值或負價值; 會話互動層次，會話人的會話參與度以及對交際成功度的貢獻; 言語事件的層次，會話人在構成會話的一系列的言語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成本和收益。舉例來說，如果你要找你的老板談話，要求加薪。如果談話的結果是沒有得到加薪，你可能會認為這是一次沒有價值的社會交換。

22、但是，如果細致分析，沒有達到你預期的結果，是否是在語言交換上出了問題。而且，語言交換還可以在更高層次的社會交換中發生作用，并且影響到更長期的交換關系。既然老板同意與你談話，就說明你對他是有社會吸引力的，說明他認為你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交換對象。然而，他談話的目的有如下幾種可能: 其一，不要給你加薪但要安撫你一下讓你一如既往地為他工作;其二，還沒有決定要不要給你加薪，希望通過談話可以作出決定; 其三，他不但無意加薪而且對于談話本身就很勉強，只是由于公司規定或社會規范，不得不應付你一下。如果是第一種情況，老板可能就會在語言交換上比較主動，比較慷慨，可能會讓你占上風，可能向你道歉，如果他是一個有技巧的談

23、話者，會讓你覺得談話本身就很受用; 也就是說他在試圖用語言交換中的付出來換取他在更高的層次的交換中的收益( 少發工資) ，這在“社會對等”理論( Equity Theory)中已有闡述，并且被應用于管理技巧的訓練。如果是第二種情況，特別是當老板會根據對人的印象來決定事情的情形，那么你的談話技巧，你在會話當中的付出可能就會影響到談話的結果，作為一種交換，老板在談話本身的收益，可能會以談話結果的方式給你回報( 加薪) 。如果是第三種情況，你的談話技巧和付出雖然不能帶來加薪的結果，卻可以改善你跟老板的關系，也許會增加你下次加薪的幾率。但是，如果你在談話中，不但沒有通過語言交換的付出而增加對方的收益，

24、而是給老板造成一系列的語言交換上的損失; 無論是你舉止不當造成的壞印象，還是你有言語的冒犯等，都可以帶來負面的結果，甚至可能導致被解雇的后果。舉這個例子，不是說老板得罪不得，而是說要預期會話可能帶來的不同結果。舉個相反的例子，如果雇主因言辭不慎，導致員工憤而辭職，也是一樣的性質。所以，決定與誰談話之前，不僅要知道談話的目的，還要考慮一下談話的過程，及其過程可能對結果產生的影響。由于霍曼斯的經典性的研究是個人之間的互動行為，所以關于社會交換的初期研究主要針對人際交往的現象，特別是在利益競爭的分析方面，局限于微觀層次的你爭我奪的情況。但是，由于利己主義不能解釋的情況仍有許多，所以后來出現了關于“泛

25、化的交換”的理論。該理論仍然基于“互惠”的原則，但是將交換對象泛化了; 在付出的時候，付出者雖然期待回報，但并不確定其付給對象為回報者，而是期待類似的一個社會成員在一個不確定期限內的回報。這一理論原則上與利己主義不沖突，是對原有的理論的一個補充。但是，該理論也并不能夠解釋所有的情況。盡管“泛化”理論有它的局限性，但仍然可以用它來解釋一些語言交換的現象。由于“泛化”作用，參與語言交換的交換人將其交換對象泛化為言語社區中的任何一個成員。例如，當一個說話人確信是處在自己的言語社區中時，他會自然而然地應用言語社區的規則，不假思索地用該社區通行的語言向陌生人發話，而期待對方能理解自己的話語。在每一個言語

26、社區中，不僅有關于語言選擇的慣例和默契，還有很多不成文的其他的語言使用的規范。例如，上文提到的會話參與度的規范，會話人據此來判定會話雙方的參與度和會話的有效性，不同社區可以有不同的規范。在有些社區中，正常的會話是兩個人交替發話，同時發話或同時不語為不正常現象; 在另一些社區中則可能常見同時發話的情況，或相反，習慣于會話中較長時間的同時沉默的情況。在多人會話的場合，社會慣例甚至可能包括話輪轉移( 發話的順序和接續) 的規則。會話的規律性還體現在一些慣用“語對”上，如:問候語:A: 你好!B: 你好!致謝語:A: 謝謝!B: 不謝! ( 不客氣! )告別語:A: 再見!B: 再見!人們在說了前面一

27、句的時候，會自然地期待對方說后一句。如果沒有說，或說了什么別的話，就會有特殊的意義。一種情況是，該會話人對言語社區這些規范不滿意，意圖修改或超越其形式，“不落俗套”。另一種情況是，該會話人表示其不適用當時的語境，不接受發話人的“問候”“致謝”或“告別”，因此改變了言語事件的性質，傳達了一個凸顯的社會信息。上述社區規范，其效力不亞于“會話準則”等普遍性會話規則; 而且，常常是超越了普遍性規則。例如，每個社區中都有特定的一套禁忌語、避諱語、罵詈語和委婉語。前三者之間多有重合，是不同程度或不同場合中禁用的詞語，而后者往往是社會交際中替代前者的說法。委婉語是典型地破壞“會話準則”的例子，至少違反了真實

28、性和清晰性兩條規則，明知是假還要當真來說，或者，替代詞語與所替代的( 詞語) 概念之間的聯系隱晦曲折。但是，這些說法構成強硬的社區規范，對它們的違犯招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而且，這些避諱和替代說法與稱謂語、問候語等日常交際用語一起構成明顯的認同標記，標示和區別社區成員身份。沒有足夠的社區內部的實踐難以全面掌握這些語言知識，因為這是一些難以通過類推或規則來學習的知識，而是由一系列歷史文化事件造成的印記或效應。如上所述，會話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其中包含的社會交換，不僅僅是兩個會話人之間的交換; 在某種意義上，還包含著單個會話人與言語社區的交換。在會話過程中，對于任意一個會話人來說，他的互動對象不僅僅是一

29、個個人，而且這個個人還代表著社區的會話規范。也就是說，在這項社會活動中，不僅僅是語言之外的社會關系在產生影響，還有兩個言語社區成員之間對彼此要兌現的權利和義務。例如，兩個會話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可能是雇員和老板，但他們還同時屬于一個言語社區，而該社區的些規范對雙方的約束力可能是無區別的。所以，本來這里有一個不對稱的權勢關系，但是，由于受到該社區中無差別的言語規范的限制，會話中增加了部分平等因素。而且，由于增加了這部分平等因素，不對等的權勢量有所減少。這時候，如果低權勢方能借助社區規范的力量來改善自己的地位，則權勢的不對等進一步減少。例如，在會話的三個層次之一或更多層次該會話人讓渡了較多的利益給對方

30、。如果對方能確認這些收益，則可能會在不同的互動層次給予一定的回報。回到上面要求加薪的例子，雇員可能因為談話的成功而導致老板決定加薪。當然，老板也不一定就因為幾句好話就改變初衷。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布勞的分析，就意味著老板的權勢量的增加。也就是說，他在收獲了這些利益情況下沒有相應的回報。如果該老板不愿意出現這種改變原有權勢均衡的情況，他還可以采取相應的語言手段來回報以抵消增加的利益差距。簡單地說，他可以用好話來回報好話，而不必用加薪來回報好話。但是，上述關于社區規范的平等效應的前提不一定總是成立。如果在這個言語社區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對等的言語規范。例如，社區中的慣例已經是對老板必須說好話，那么你在

31、要求加薪的談話中的幾句好話對老板來說就不會被認為是你個人的貢獻，也不被接受為一種收益。這時，如果你沒有說那幾句好話倒可能會被認為是有意為之，老板會認為是向你讓渡了一部分利益。這里要提起注意的是區別社會規范和言語社區規范。在一個權威主義的社會中，如果其言語社區還沒有相應的規范，會話人在言語活動中體現權威主義的舉動被認為是其個人的努力或成果。如果這些已經成為言語互動的規范，就不再具有社會交換的價值了。上述對會話的分析基本上是在社會交換理論已有框架中進行的。其中，關于言語社區規范的交換價值的分析則結合了“泛化的交換”和“權力分化”理論。語言交換本身不僅是一種社會關系的體現，其中往往還包含了許多言語社

32、區的規范，即，泛化了的言語互動人際關系。個體的權勢可以依據社區的規范而增減。而且，依據不平等的規范，權勢方具有較大的利益空間，形成交換起點的不平等。這種情況恐怕不會局限于語言交換。上述例子不僅說明社會交換會有相對性的情景條件，還說明社區規范的力量。如果社區規范是平等，交換中的付出會有相應的價值。如果社區規范中已經嵌入權勢因素而要求不均等貢獻，交換中付出的價值必須要超出原定差值才能顯現。社會交換不是在社會真空中進行，而是出現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受到一定的社會關系的局限。布勞指出，社會交換關系中包含了權勢和依賴的因素。事實上，語言交換也不例外。在語言交換中，由于社會關系的局限，特別是在等級意識較

33、強的社會中，語言交換不會對等。即使是在可以有較大選擇范圍的語言交換中，如會話，不對等的交換也形成了社會規范，如敬語的使用，稱謂語的使用，多人會話中話輪的選擇，言語社區中關于得體性的種種理解，等等。社會交換理論基于趨利避害的心理特征和理性選擇的博弈分析，推導出一種互利性的穩定模式。但是穩定是相對的，互利也是相對性的。實證性的研究所支持的社會交換，其基本模式都是不對稱模式。其對應的是不對稱的權勢結構，權勢方以較少的付出換取較大的收益。總而言之，雖然社會交換理論以個體趨利避害的心理機制起家，其進一步的發展卻是對宏觀結構中不平等社會關系的解釋。在上述關于會話的討論中，我們分析了交換關系存在和轉化的條件

34、和過程。一方面，會話過程演示了社會交換的條件和類型; 另一方面，會話過程也顯示了會話人的選擇空間及其限度。恰恰是在這些有限的選擇和一些無法選擇的條件上，我們看到了其中蘊含的社會不平等。下文中，我們將看到，在更加宏觀的語言交換中，選擇的空間會更加狹小。二、語言習得作為社會交換如上所示，選擇是社會交換中一個重要因素。在會話中，我們可以選擇用什么詞句，我們還可以選擇是否要進行這一次會話，以及何時結束這一次會話。同理，語言習得也是一種社會交換，在這種社會交換中也包含一些可選擇的內容。首先，我們可以選擇目標語言。但這一般局限于第二語言習得，母語的習得一般不由習得人本身來選。也就是說，習得何種母語，對于習

35、得人來說，不是一個選擇，而是由他所處的語言環境決定的。然而，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目標語言，雖然可以選擇，選擇時也有一定的范圍和局限。首先，不但母語習得與語言環境有關，第二語言習得也與環境有關。所謂母語環境，一般指家庭語言環境。在傳統社會中，家庭語言環境往往與社區語言環境保持一致。在現代社會中，出現了很多家庭語言環境與社區語言環境不一致的情況。這種情況往往構成良好的第二語言的學習條件，也就是說，成功的第二語言習得是“對非母語的社區語言的習得”3。如果所選擇的目標語言并不是學習者的社區語言，事實上將難于達到語言習得的目標。任何人都不可能學會他接觸不到的一種語言。語言習得是否可以歸結為社會交換，首先看

36、其是否是一個互動過程，然后看該互動過程是否達到一個社會交換的特定目的。“語言是言語社區的一部分設施”14，為社區所擁有。因此，語言習得作為社會交換是一個個體與一個群體的交換第二語言習得人與目標語言的言語社區之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主動性屬于個體，而相關的言語社區只能是被選擇，而不能作出決定來選擇某個習得人。要使語言習得的社會交換發生，就需要有交換的參與雙方; 如果兩者之間無法接觸，無從互動，則交換不可能產生。同時，既然是交換，就有得失。在交換過程中，語言習得人需要付出成本，如時間、努力、學費等; 同時也有確定的收益，如該語言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使用該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被接受為言語社區成員的待遇，

37、等等。言語社區，作為互動的交換的一方，也有特定的付出和回報。但是，如上文所指出，社會交換往往是不平等的交換，權勢方獲得較多的利益。下文中，我們將討論言語社區作為語言習得的社會交換中的權勢方的問題。語言習得的實踐包含一系列的言語互動，每一次互動都可以分析為一次社會交換，如，一次會話實踐，語言習得者不但得到會話對方的合作，他的收益還包括增進的會話能力，所以他的相對收益可能會比較大。再如，一次付費的語言課，習得人可能會覺得收費很高，并且課程也沒有特別有效地提高他的語言能力，所以，計算成本和收益之后會覺得這是一次無價值的社會交換。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有的是滿意的結果，有的是不滿意的

38、結果。以下我們不再針對這些具體的語言實踐來分析語言習得過程，因為這些具體的語言事件，作為社會交換的案例來看，與會話過程沒有實質性區別。但是，如果我們把語言習得作為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和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果來分析的話，就可以了解該語言過程作為社會交換的更多特性。根據言語社區理論，語言習得是一個個別講話人進入特定言語社區的過程。因此，作為社會交換，習得人的交換對象是一個言語社區，習得人通過與該言語社區的互動( 具體體現在跟該社區成員的一次次的互動中) 而最終獲得該言語社區所賦予的言語社區成員所擁有的特權。正像會話過程作為社會交換一樣，語言習得過程也沒有法律等條文的限制，其結果往往也大部分體現于過程之中

39、。但是，與會話等具體事件不同，其交換對象( 也即其互動對象) 是一個集體，在計算成本收益時，不是針對一次次具體的互動，而是針對互動的總和效應。因為，語言是屬于社區的，而不是屬于個人的。當目標社區的一位講話人與你互動的時候，他能給予你的只是一些話語，而能給予你“語言”的只有言語社區。換言之，你獲得的語言能力，不能由你與個別講話人的言語互動來全面證實。只有當你在這個言語社區中暢行無阻，有許多社區的成員把你認同為具有同等地位的成員的時候，你才能認為你已經比較全面地習得了該社區的語言。成功的第二語言習得，是社區實踐的產物，并且直接受到該實踐的檢驗和證實。從這個角度來看，外語學習往往是一種無價值的社會交

40、換。我們可以把“外語學習”定義為“針對一種非社區語言的學習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習者只在課堂上接觸到該語言，沒有機會看到該語言是怎樣在社區中使用的，更沒有機會實際去使用該語言。所以，通過外語學習學到的“語言能力”不是真正的語言能力，因為真正的語言能力是在言語社區中的活動能力，只有通過進入言語社區才能獲得。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事情并不如此黑白分明。比較先進的外語教學會在課堂上盡量模擬言語社區的情況，有重點地為學習者將來進入該言語社區做些準備。但是，如果該學習者將來沒有機會進入該社區，這些準備就失去了價值。而且，即使學習者有所準備地開始其社區實踐，他的真正的語言能力的也還是在全面完成這些實踐之后

41、才能獲得。在此我們可以回到語言習得過程中的目標語言的選擇問題。這顯然是作為第二語言的目標語言的選擇問題，因為母語是無法選擇的。如果你是一個住在云南省的中國學生，你選擇了荷蘭語，那么你基本上是進入了一個外語學習的狀態。也許你有一天會有機會去荷蘭而把你外語學習的成果逐步轉化為真正的語言能力，但也許這個機會很小。或許你有更好的選擇，也許你可以選擇英語，在云南省，比起荷蘭語母語講話人，英語母語講話人會多一些，雖然他們還不能構成一個自然的言語社區，至少你進行語言實踐的機會比荷蘭語相對要多一些。但是這些差別也許并不太大; 也許，花同樣的時間和精力，你可以有更好的語言收益，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個越南語的母語

42、人與你進行會話訓練，獲得實用的會話能力。也許你到真正的越南語社區去觀察和實踐的機會很多，那你就更有可能獲得越南語的交際能力。也許你是一個漢族學生，那么你不用出國，就可以方便地學習另一種語言，因為云南省有數十個不同的言語社區，通行多種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一個語言習得者，你的語言交換對象，是擁有該語言的言語社區。如果你采用外語學習的途徑，你離你的交換對象就很遙遠，你的交換過程就會比較漫長，你付出的時間、精力等成本就比較高，你獲得的語言能力等收益就比較有限。因此，你需要慎重考慮，這是不是一次有價值的社會交換?社會交換理論自研究人際交往開始，過去的大部分研究還是集中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社會交換。但是，當代

43、研究已經越來越多地轉向群體性的社會交換，特別是區分了“局限性”( restricted) 和“泛化”( gen-eralized) 的社會交換。在泛化的社會交換中，交換對象被“泛化”了; 一個交換者不會刻意去估算當前的交換對象所能給自己帶來的利益，而是確信自己的付出最終會被另一個交換者所回報，所以不會因為沒有立即得到回報而停止類似的社會交換活動。這在言語社區內的言語互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如果你確信昆明市是一個漢語社區，你在昆明市的大街上對一位陌生人講漢語，而恰巧他沒有回應。一般情況下，你不會就此確信昆明人都不回應漢語，而不再嘗試去對另一個人說話。實際上，作為一個第二語言學習者，你在社區實踐中會

44、碰到類似的情況。因此，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你的交換對象是整個社區，但你的具體交換對象還是社區中一個個的個人。然而，由于你的交換對象不是，或不僅是這些個人，其中任何一個個人或幾個人都不能改變其整體所能帶給你的回報。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其中某些個人的語言特點，如果不能在社區中廣泛出現，在你的習得過程中，你會將它忽略，而不作為你的習得結果。從社會語言學角度來說，社區雖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是，作為學習者的互動對象，它是有直接的互動效應的。社區的互動作用體現在社區成員的互動作用的總和效應上。在你的目標語言社區中，如果你接觸的大部分人都愿意與你交流，并且可以容忍你在習得過程中的錯誤和失誤，那么這個社區對你的

45、總和效應就是便利了你的語言習得。如果相反，社區中的人都不愿意與你交往，對你的語言錯誤給予嚴重的懲罰，那么這就是一個不利于語言學習者與其語言交換的對象。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這樣的社區; 但是不同的言語社區其開放程度不同，卻是常見的現象。總之，語言習得過程，作為一種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社會交換，有它的特殊性，但卻符合社會交換的一般性規律，而且與“泛化的”社會交換構成交換層次的連續體。從理論的角度看，語言習得的例子說明，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換，其回報期待不僅泛化到群體中的不同個體對象，還可以抽象到整個群體。上文提到，社會交換的關系往往是不平等的，權勢差距嵌入在交換關系中，不僅造成交換起點的不平等，

46、還可能誘發更加不平等的投入，進一步擴大權勢差距。作為社會交換中的一種體現，語言交換也是一樣，其中嵌入了權勢因素。然而，語言交換中包含了兩重權勢因素: 非語言社會權勢和語言權勢。關于前者已有較多的分析，但語言權勢在語言交換中的作用還不夠清晰。在對會話過程的分析當中，我們已經涉及到權勢的內容。超乎語言之外的社會關系和語言社區的規范都可以對會話人賦予權勢，例如，日語當中根據性別年齡等區別的敬語的使用就可以在不同性別和年齡的會話人之間構成語言權勢的差距; 再例如，具體的言語事件中會話人所擔任的角色也構成權勢差距，如“致謝”“道歉”等事件中的不對等角色。下面我們再討論一下語言習得中的權勢差距。在語言習得

47、過程中，習得人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他的交換對象具有絕對的強勢。首先，習得人是一個個體，而他面對的是一個群體，后者本身具有群體的優勢。其次，語言規范，特別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語的實際應用規范，一般沒有語言之外的客觀標準，是實踐和權威的產物，語言習得者唯有服從和追隨，沒有抗辯或討價還價的余地。例如，漢語中，我們可以說“一個月”“一個小時”，而不可以說“一個天”“一個年”，這里似乎沒有邏輯性的解釋; 過去不能說“一個億”“幾個億”，現在卻習以為常。第二語言習得人被先驗性地排除了語言創新的權利，一位本言語社區的權威人士開始說“一個年”或“一個億”可以被接受為標新立異或與時俱進，而第二語言習得人這樣做則

48、被認為是不完全習得或錯誤習得的結果。因此，母語優勢是一個強大的語言權勢，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強化或抵消外在的社會權勢。在一次包含語言交換的社會交換活動中，母語優勢可以進一步強化原有的強勢; 或者，如果母語優勢屬于原來的弱勢方，改善以至抵消其弱勢。母語優勢目前一般都被政治集團或社會強勢群體利用，不但強化而且“自然化”其強勢地位。但是，其“非自然”的強權地位也經常顯現出來。例如，印度、新加坡等國家在決定以英語為政府工作語言時的最主要論據是避免任何本地民族群體的母語優勢。還有，在外交場合中，政要人物避免使用第二語言也是為了防止陷入非母語劣勢的地位。或者，外交場合中，一位政要人物象征性地講一兩句對方的

49、語言來增進信任和友誼，其效應恰恰是因為他承擔了非母語劣勢的風險，是一種社會交換的策略。基于語言習得固有的不平等交換的性質，從個體的角度看，是一種應該盡量避免的社會交換。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第二語言習得人應該得到足夠的補償。有的時候，語言交換的內部收益使該社會交換有利于習得人一方。例如，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加拿大人“大山”( Mark owswell) ，由于其卓越的( 作為第二語言的) 漢語能力，確立了其在漢語言語社區中的地位，也收獲了語言之外的社會經濟回報。但是，事實證明，能夠達到“大山”水平的第二語言習得人是少之又少，恐怕這也是“大山”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因此，任何個體，如果你具有包括特殊

50、天分在內的語言習得的優越條件，第二語言習得是值得發展的事業，你將成功進入另一個言語社區，不僅享受該社區成員的所有特權，而且可以利用你雙社區成員的優勢，將其發展成為一個有力的社會交換的砝碼和手段。基于少數成功的案例，許多國家制定了第二語言習得的政策和外語教育的政策。這些政策目前受到一定程度的濫用，忽略了語言習得的難度和大范圍應用的不可行性。語言能力是一個很深的維度。嚴格來講，一個人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和改進他自己的語言。即使是自己的母語，也不是可以一勞永逸地一次學成。一般來講，三到五歲的兒童可以掌握母語的語法結構，而有效而得體的言語表達則還要數年或數十年的錘煉，言語互動的不同技巧成為評估和發展人力

51、資源和職業能力的主要內容。語言，究其實質，不過是語言生活的一個副產品。語言生活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化，語言和言語交際也隨之改變。本族講話人也要依賴持續的語言交換來維持自己的社區成員的地位。脫離社區的語言生活將降低你社區成員的地位，你的語言能力的活躍程度和時新性也在降低。因此，遠離有關社區的語言生活或參與程度不夠，將導致語言能力的局限或退化。由于一個人無法同時參與兩個不同的語言生活，所以，顧此失彼，不可能保持同樣程度的不同語言的應用能力。然而，我們也不必要把語言實踐的作用絕對化。由于在許多語言場景中有很多反復重復的內容，如果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和實踐來學習這些內容，而且這些內容還不至于在

52、短期內改變，那么這種語言學習還是可以算是有效益的。需要拋棄的是無選擇的和不計成本的語言學習，特別是虛妄地制定全面復制本族講話人的學習目標。這種語言習得，第一是不可能成功，第二是沒有價值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全面投入到一種不同的語言生活當中去，我們不可能全 面地了解和掌握其中的語言能力。如果我們全面地投入其中，則意味著我們放棄另外的語言生活及其語言能力。我們所需要的雙語人是共時雙語，而不是用一種語言替代另一種語言。對于一部分移民來說，可能需要語言替代; 但是，由于缺乏第一語言習得的先天條件和社會實踐的絕對量上的差距，以第二語言換第一語言的交換( 即，替代性語言習得) 一般還是得不償失。根據社會交換理

53、論，外語學習通常是一項無價值的社會交換。但是，通過適當的調節和補充，可以提升其價值。例如，通過科學的測量，確定最佳雙語配備方案; 怎樣在盡量減少母語實踐缺失的情況下，擴大有限外語實踐的效應。根據實際的需要，學習和掌握那一部分應用率高而習得成本低的語言能力。也就是說，有價值的第二語言習得只能是有限范圍的語言能力的習得。有效率的第二語言習得局限于高使用率的語言內容。總而言之，語言交換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克服語言習得方面的盲目性。在宏觀方面，我們要審慎地制定第二語言習得和第二語言教育的政策; 在微觀方面，我們要找到語言習得內容和習得方式的效率模式。三、語言規劃作為社會交換社會交換，除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

54、換，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換，還有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換。語言規劃過程就是這樣一種社會交換。語言規劃一般認為是政府采取的改變或維持社會語言狀況和語言規范的策略和行動，可以分成“地位規劃”，如確定“國語”“官方語言”“法律語言”等的立法和規定; “本體規劃”，如確定書寫、發音規范，發布專業術語等活動; 和“習得規劃”，如通過教育、宣傳、輔助等方式來控制和改變語言人口的措施和計劃，等等。從言語社區理論的視角看，語言規劃實際上是不同言語社區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也就是一種言語社區之間的社會交換。在語言習得這種交換中，個人付出的是語言實踐，獲得的是語言能力和語言權利; 社區給予的是語言習得的機遇和條件，獲得的

55、是增加的社區成員。在語言規劃過程中，不同社區之間也是有得有失。在語言規劃過程中，有的言語社區獲得了某種社會地位( 例如，其母語被確定為“標準語”) ，有的失去了社會地位; 有的發展了其語言系統( 其語言被標準化) ，有的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來發展; 有的增加了成員，有的減少了成員。從這個角度來看，語言規劃過程中，社區之間的關系更符合“有限”的社會交換模式，而不符合“泛化”的社會交換模式。雖然語言規劃過程也可以分解成一個個更具體的社會交換過程，如一項語言立法，一項語言政策的制定，一項語言教育方面的改革，等等，但是，作為一系列連續的行動，其作用對象都是幾個確定的言語社區，因此，可以作為同一個過程來對

56、待。在語言規劃過程中，有關言語社區通過對立、妥協、協商和合作等方式構成社會交換關系。但是，與會話過程和語言習得過程不同，處在語言規劃過程中的言語社區，作為一個社會交換的參與者，其選擇范圍就比較狹小。比如，如果一次會話沒有絕對必要性，我們可以選擇不進行這次對話，如上面列出的閑聊的例子。而且，如果我們需要閑聊，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會話人來選擇，不一定要跟我們不喜歡的人閑聊。如果我們需要學習一種第二語言，我們也許可以選擇一個對我們來說價值最高的目標語言，而不一定要學一種幾乎無法學好的語言或對我們來說基本無用的語言。但是一旦我們處于一種語言規劃的社會交換關系之中，我們往往沒有退出的余地。之所以出現語言

57、規劃的情況，是因為不同的言語社區被局限在同一個政治單位之中，為了政治和經濟的目的，這些言語社區之間被迫進入一個語言交換的模式。從這一點看，社會交換理論所假設的自由選擇交換對象的前提就不成立了。然而，社會交換理論的這一局限性并不影響該理論的基本作用。首先，選擇性并不是社會交換的最關鍵的內容，而且選擇也不局限于交換對象的選擇。例如，處在一個政體中面對不利的語言規劃局勢的言語社區的選擇也不僅僅是退出該政體。如上所述，語言交換，可以成為獨立的社會交換，也可以成為復合性社會交換中的一個層次。一個言語社區，如果它的語言既沒有被作為行政語言，也沒有被作為法律語言、教育語言或公共媒體語言，那么它的社會地位顯然

58、不高，也很難得到標準化、規范化的發展和支持; 因此其言語社區成員在語言生活中會有很多不便，甚至影響到他們的求學、就業、升職以至在獲取基本的社會服務或維護自己法定權利時都產生了困難。如果事情嚴重到這種地步，也就是說，威脅到有關群體中的眾多個體的基本生存的情況。那么，該群體把它訴諸為政治要求，要求退出相應的語言規劃關系，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語言規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可調節的過程。作為一種“協商性”的社會交換，語言規劃還有很多調整的空間。即使是在規定的交換對象的語言交換中，也還有很多可以調節和改變的內容。而且，即使在語言交換的層面無法改變社會不平等，也可以在更高層次的社會交換中進行改變或補償。先說語言交換中可調節的內容。語言不是實體，言語社區是實體。語言不過是言語社區的一部分資源。語言交換，作為社會交換，其交換活動的主體不是語言，而是言語社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