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往中國歷史教材談新教材的編著方光華，華夏文化1995年第1期本世紀初，中國史學界曾興起一股史學革命的思潮。這一思潮所提出的一個重要史學目標就是要創作一部全新的中國史。為此，梁啟超在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章太炎擬出中國通史略例，一時關于新的中國通史的設想與討論風起云涌，蔚為大觀。以此為起點到九十年代，中國通史教材不勝縷舉，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研書、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代表，第二階段以錢穆國史大綱為代表，第三階段以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為代表。這些通史教材反映出不同時期中國歷史教材建設的特色。今天，時代和讀者對中國歷史教材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設一套新的中國歷史教材已經提到日程上來，前不久，國家教委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了一次關于歷史教學的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重新編著新的歷史教材的目標。在正式進入編著工作之前，反省一下近百年來的通史教材的方法、體例，應該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一 新的中國歷史教材的出發點和目標梁啟超和章太炎在預想新的中國通史的特征時曾說：“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敘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學這就是說，新的中國通史的基本特征有兩個：它必須是國民為本位的歷史，它必須是條理井然，有嚴密內在邏輯線索的歷史。上述兩個特征很顯然是針對舊史學帝王本位和敘事籠統而發的，反映新、舊史學的顯著差異。新史學的上述兩個特征，在三代中國歷史教材中都有所體現。無論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錢穆的國史大綱抑或是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都把歷史的主體由帝王為本位轉換為國民為本位，鮮明地反映出“國民資治通鑒”的特點。如錢穆的國史大綱揭橥兩個目的：“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之癥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國史大綱引論）象這種以國民為本位、為國民提供參考的編著目的，成為近百年歷史教材的共識。就歷史內涵的邏輯線索而言，三代歷史教材充分體現出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及其內在規則的認識的深入。夏曾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探索了中國社會由漁獵至游牧，由游牧至耕稼的古史演變線索，揭示出不同社會階段的物質生產以及文化、思想和政治狀況。錢穆的國史大綱分析了三代至秦漢、秦漢至晚清、晚清以后中國歷代國家組織形式、官吏選拔和監督、民族關系、學術文化的發展過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中國歷史的社會形態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重點敘述了歷史政權制度、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對外關系、學術文化、農民起義的演變過程。可以說，三代歷史教材對于中國社會的內在規則的理解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接近真理。但毋庸諱言，三代歷史教材在體現新史學的兩個主要特征時，所選擇的角度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自梁啟超、章太炎開始，就在新史學如何對待中國歷史的基本精神上存在分歧。這種分歧聯系到史家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以及關于歷史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的理解，聯系到史家的文化觀。夏曾佑是今文經學流派，劉師培為古文經學大師，他們在編著歷史教科書時，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為改革晚清政治尋找歷史根據。如夏曾佑說：“智莫大于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而命運所遭、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今證其因，則無以知前途之夷險。”（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他還認為戊戌維新之所以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對歷史進行認真研究。但無論夏曾佑、劉師培，在當時尚不能觸及到對中國歷史基本精神的評價，而只能注意弘揚民族歷史的某些側面。而錢穆的國史大綱則明確主張，中華民族的未來只能立足于中華文明的歷史基礎，只有對歷史傳統的人文道德精神正面繼承，才有可能贏得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錢穆和同時期其他史學大家如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等人一樣，是所謂文化保守主義主張在史學領域的反映。翦伯贊則和同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道對歷史傳統進行批判繼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對于科學理解中國歷史及其基本精神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觀。近年來，我們逐漸對文化問題采取了一種全新的視野，并開始比較公允地認識到各種文化觀的價值。經過具體研究，我們還發現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成果體系與文化保守主義等其他史學流派的成果體系并非毫無聯系，他們之間存在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如果我們把三代歷史教材當作是幾種典型的文化觀對新史學整體目標的不同實現，那么，在本世紀末，我們有必要高屋建領，求同存異，為新的歷史教材提供一個較高的文化視角，充分吸收各種文化觀點的合理部分。二 新的中國歷史教材的分卷和重點對于中國歷史的分卷是與史家對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的認識分不開的。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將中國歷史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個階段。所謂上世史，是“自黃帝迄秦之統一”，“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所謂中世史，“自秦統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也”。所謂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即“中國民族合同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也是“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夏曾佑也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之世，他認為自草味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代為近古之世。但他的著眼點與梁啟超有一定差異，梁啟超關注中華民族的形成及其世界化過程，關注中華民族國家政體的演變，而夏曾佑則關注中國境內周邊各族勢力的消長，中華文物制度的興衰更化，社會宗教和風俗。在上述內容中，梁啟超、夏曾佑都體現求變的傾向。錢穆則將中國歷史分為八編：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戰國之部，秦漢之部，魏晉南北朝之部，隋唐五代之部，兩宋之部，元明之部，清代之部。由于錢穆認為歷史的統系不可能截然分開，故他側重中華民族之演進、國家政權之進化、社會階層之情狀、國家經濟政策之變易、宗教文化之推移等內容，并在上述內容中體現出繼承與創新相統一的傾向。翦伯贊中國史綱要則分為十一章：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中國封建社會的開端、封建地主經濟發展和封建統一國家形成、確立時期（秦漢）、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割據和南方封建經濟發展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封建經濟向上發展和統一國家的重建時期（隋唐）、封建經濟繼續發展和民族矛盾擴大時期（五代十國遼金元）鴉片戰爭以前封建經濟的高速發展、專制中央集權統治的進一步強化及其走向衰敗時期（明清）、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侵入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和農民革命（18401864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形成和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農民反帝運動（18641901年）、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及其失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19011919年）。可見翦伯贊等既注重中國社會歷史的內在矛盾運動、注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也注重推動社會變更的階級力量及其思想，體現出在解剖中國社會歷史的同時，求得社會變更的歷史依據的傾向。上述三代中國歷史教材對中國歷史重點的關注及價值傾向的差別是明顯的，但也有共同之處。如都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很早，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才形成西周禮制文化的政治形態，此種政治形態又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導致秦漢民族國家的又一種形態。它一直持續到清末，以唐宋之際為界，有前后兩期的不同。前期呈現上升趨勢，后期呈現衰敗趨勢。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社會又經歷了一次大的調整，直到孫中山中華民國建立，才初步形成中華民族國家的又一種規模。隨著文化視野的開放，在編著新的中國歷史教材時，我們有必要在上述共識基礎上，科學地揭示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線索，并把側重點放到對中國歷史各重要發展階段關于政治制度、經濟政策、民族政策、人才管理、文化政策的經驗總結上來。對此，張豈之先生提出了較好的中國歷史分卷意見。他認為，新的中國歷史可以分為六卷：先秦卷、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唐宋卷、元明清卷、民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在敘述中，既要科學地揭示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又要準確地揭示歷代各種管理制度的利弊，讓新的中國歷史與當代人們所面臨各種重大問題相聯系，更好地發揮歷史的借鑒作用。三 新的中國歷史教材的編著體例梁啟超曾批評舊史學體例的毛病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別裁就是別出心裁，不能識裁就是只知道羅列史實，缺乏對歷史事實淵源流變的提示。為改變舊史學體例之弊，梁啟超主張發展舊史學典志體精神，他設想的中國通史分為三部：民族之部、生計之部、文化之部。章太炎也認舊史學體例有一定弊病，但他認為：“所貴乎能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必于紀傳見之。”（新民叢報1902年第13號章太炎來簡）他主張新的通史應該結合典志體和紀傳體的長處。沒有典志體，則歷史發展線索不明，沒有人物活動，則歷史缺乏生氣。當時圍繞新史著應該以何種體例編著，還有相當廣泛的討論。夏曾佑、劉師培、錢穆、翦伯贊為代表的三代通史教材大體都實現了集典志與紀傳于一體的體例設想，都比較好地解決了敘事與傳人的矛盾。新的中國歷史教材無疑應該吸取這一優點，并根據自己獨到的視角選擇所要敘說的歷史人物。在三代通史教材中，關于編著體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集中在：1、歷史描述與歷史剖析的統一問題。作為一種歷史教材，首先必須向讀者介紹比較全面的歷史知識，雖然這種介紹不可避免地帶有編著者的主觀認識，但作為歷史教材首先必須做到盡量客觀地描述。但如果只是描述，又很難使讀者對中國歷史的內在規則、基本精神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因此，如何結合好二者是以往通史所面臨的一個難題。錢穆國史大綱的做法是另編一本中國文化史導論作為輔助教材，后者重點談編者對于中國文化精神及其價值的理解。2、世系和歷史事件的結合問題。歷史教材如果不對歷史上的王朝更替作一個交代，讀者就不易有一個明確的歷史印象。但如果敘述過繁，就適得其反。夏曾佑的做法是在世系中列舉宮廷事變、軍政大事。錢穆則以世系表和重要歷史事件相結合，間或輔以其他圖表。翦伯贊則忽去無關緊要的帝王傳授，只提綱挈領地敘述王朝建立過程及其重要政治、經濟、文化措施等。新的歷史教材是否可將錢穆國史大綱和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完美地統一起來？3、歷史教材與參考資料的結合問題。歷史教材不能引用繁富的歷史材料，材料排比過多就雜碎零亂，不堪卒讀。但如果只有結論，沒有材料，則又容易令讀者認為歷史不過如此。故錢穆在國史大綱書成自記中說：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但如果只編綱要，僅具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