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發展論文轉型發展論文：論在思想根源上統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摘要： 從經濟增長方式到經濟發展方式，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發展提法的轉變是人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認識的不斷升華過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是經濟行為的變革，更是一場思想認識的革命，思想不統一，轉變發展方式只能是一句口號。從目前實際情況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還較多，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差距較大，這與當前對轉變發展方式認識上的差異有很大關系。因此，統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前提。關鍵字：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認識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決定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以及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其實質就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怎樣的手段、通過何種途徑實現經濟增長的問題。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僅是經濟行為的變革，更是一場思想認識的革命，思想不統一，轉變發展方式只能是一句口號。從實際情況看，目前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還較多，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差距較大，這與當前對轉變發展方式認識上的差異有很大關系，因此，統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是當前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前提。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一）科技轉化率低。以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質量、低產出、低效益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宏觀上重視實物量的平衡而忽視內在價值的平衡，過多地依靠資源與勞動投入，而忽視科學技術水平的價值創造。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下，企業追求產品數量的最大化而在技術創新主體中缺位，從而使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缺少動力源泉。據有關方面統計，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15左右，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29，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例僅為2；我國每年有20000余項比較重大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和5000多項專利，但其中最終轉化為工業產品的成果不足5，而歐美發達國家的轉化率則高達45。一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企業集團領導者習慣于依靠密集的勞動與大量的能源物資投入、運用常規的技術生產常規的產品，維持正常的生產與經營，取得穩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是因為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下科技人才與經費的投入處于相對劣勢，科技創造游離于經濟主體之外，未能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情況嚴重。從投資上看，長期的粗放經營重視外延擴張拼資源，忽視科技的內涵深化。一方面，生產經濟活動中資源配置的方式不合理，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簡單而粗糙的勞動操作，致使過度耗用有限的環境資源，生產過程中過多有用資源未經充分利用，未能充分發揮效益而形成了發展的剛性約束。2009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已從2008年的8.4提升至9.9，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30億噸標準煤，基本能源消費占世界總消費量的10.4，居世界第2位。另一方面，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傳統的經濟組織模式將會從根本上影響我國的環境與自然資源。部分地區的電子、信息技術、紡織、醫藥以及基礎化學工業都是主要資源消耗行業與污染行業，其創造自身利益的同時嚴重污染自然環境。2004年我國環境污染導致的損失占GDP的3.05，而如果要消除這些污染理論上應該進行的環保投資則占GDP的6.5。（三）單位產品成本相對較高。就生產而言，傳統的生產方式更多地重視生產的數量與速度而非質量與效益，以至于單位產品的生產要付出高昂代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的計算，我國的平均社會成本比世界高25，如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GDP中扣除生態和環境赤字，扣除因揮霍浪費、重復建設而消耗的資金，真正能用于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GDP將大打折扣。世界銀行綜合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出的人均財富，中國僅為6600美元，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居世界192個國家的第161位。因此，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地依靠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才能降低單位產品成本，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經濟結構，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四）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差距是自然、歷史、經濟綜合作用的結果。經歷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加快對外開放步伐，開始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作出相應調整，以沿海地區為投資建設中心，政策向沿海地區傾斜。政府為沿海地區傾斜戰略出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先富幫后富”的政策理論支持。全國呈現出經濟技術水平由東向西依次遞減，而能源礦產資源量由西向東依次遞減的區域經濟分布趨勢，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作用于西部地區，經濟產出依靠勞動力與原材料的投入，而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作用于東部沿海，經濟產出依靠科技水平拉動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因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程度不同，西部和東部的人均GDP差距已從7000元拉大到了21000元，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加劇。（五）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大量能源投入到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生產中，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給資源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對我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益產生嚴重的影響。工業尤其是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重工業比重過大，使得農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后。2010年1-2月，全國第一產業投資增長8.9，增速同比回落91.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投資增長21.0，增速同比回落3.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投資增長30.9，增速同比加快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明顯投入不足，第三產業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匱乏。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優化度有所提高，但在全球化加速的新時期，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與世界貿易的主導趨勢相比仍屬滯后，而且差距擴大。究其原因是我國出口產品的生產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業居多，產品生產以資本密集和傳統技術為基礎，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價值低，只是單純依靠增加出口數量來實現“收入交易條件”的上升。二、經濟發展方式中的問題源于思想認識上的分岐（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否定觀點與不積極態度。1、風險論。有研究學者指出：“任何改革都是有風險的，經濟轉型升級亦然。調整升級，意味著各級政府和企業要放棄熟悉的發展路徑和習慣的發展方式，意味著必須適應更高的要求、接受新的更大的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國內外形勢實施經濟結構、商品結構、市場結構的調整升級，部分地方政府支撐的企業受資產規模的限制，抵抗風險能力較弱，經營不穩定，一旦出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產品市場結構變動，很容易影響企業生存與發展，地方政府可能要面對更多的勞動力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問題，地方政府社會經濟管理面臨風險。2、成本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伴隨著產業經濟結構調整與升級，此過程就是用能帶來更高效率的高新技術取代較低效率的傳統技術，而升級與替代過程必然要付出成本。最直觀的成本就是放棄傳統的技術，對一些企業來說就是放棄部分固定資產、部分就業人員和稅收優惠補貼等生產能力。其次就是構建新型經濟發展的配套設施成本，受到構造建材和人工費大幅漲價等多重因素影響，部分企業改造成本負擔增加，在此過程前期要經歷一個經濟效益下滑的階段。再者就是專門服務于早期產業領域的資產會因為在產業結構調整的轉變過程中喪失功能產生沉沒成本。最后就是不同層次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接受在維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的博弈成本、交易成本、尋租成本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成本消耗，無論是企業集團還是政府機構都缺乏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努力的積極性。3、利益調整不穩定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利益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質是基本利益關系格局的調整，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無論是調整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涉及全面、重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在以投資為主導的基本格局下，財富主要向資本集中，向企業集中，勞動者的工資相對較低，勞動力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下降了14個百分點，需要調整資本與勞動基本利益關系的格局；而調整分配要涉及社會、百姓和政府的利益關系，增加人們收入消減政府支付成本，尤其是打破依靠行政壟斷掌握著資源的壟斷集團和特殊利益集團?？偠灾洕l展方式的轉變使得既得利益主體發生改變，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而進行博弈，當博弈雙方或者多方利益調整方式、方法與現有經濟結構不相適應、與市場發展的內生規律相駁，轉變人為地扭曲自然性的發展方式必然引發經濟利益的不穩定。4、與傳統文化對立論。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對中國文化和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熟：一方面，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相沖突的。熊黎明(2001)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一文中指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沖突具體表現在傳統文化中道德至上的價值取向與科學價值觀的沖突；傳統文化中直觀思維方式與現代科學知識論的沖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未必適宜我國文化意識上的安貧樂命的中庸文化，而不思進取的思想觀念依然存在于部分政府干部、企業集團中，強化了傳統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態。如果不立足于中國對發展方式轉變的文化思想承載能力，即使是已經具備了轉變發展方式的經濟基礎也得不到思想意識的支撐。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強有力的挑戰并以壓倒性的優勢滲透到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改革中，不排除國際經濟正處在產業結構朝著技術、知識、服務密集的方向發展的新的調整時期所帶來的國際經濟環境擠壓，即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但是在突然的外部壓力下急促轉變尚處于成熟期與未飽和期的產業，與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文化不相適應。（二）產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若干觀點的原因分析。1、對經濟主體收益產生影響。通過改變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意味著要用知識的創新與科學技術等“人”的智力要素投入取代傳統的物質資源等“自然”的投入。雖然知識、科學技術等智力要素作為無形資產投入到經濟運行具有不可替代的生產力作用，但形成這種生產力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資本巨大，短期內收益增量遠遠抵不過資源高消耗所帶來的收益，由物質資源消耗轉化為智力資源驅動的發展方式，在短期內成本-收益率較低。2、對政績的影響。一方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下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要求綜合考核投入和產出、速度和效益、經濟和社會、發展和環境方面的因素，而與當前以GDP增速和GDP總量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相互排斥。目前相當多的地方政府把追求GDP的短期快速增長作為主要任務，上馬大批“兩高一資”項目，在創造政績的同時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如果在新經濟發展方式下放棄這些項目就會影響GDP增速，影響財政收入。另一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后的經濟增長速度要與發展質量、人均經濟水平、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成正比關系，扣除環境治理與居民生活質量改善成本，將資源和環境納入政績成本則必然降低經濟增長帶來的GDP總量提升，影響GDP增長總量與速度指標體系下的政績衡量。3、政治風險的影響。在以經濟結構調整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按照優化需求與供給結構改變要素投入結構的方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依然要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規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宏觀背景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外部經濟失衡容易引發外部政治風險。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與我國等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從失衡到再平衡的過程中，考慮到國家之間的高度聯動性以及共同的國際制度協調，非經濟手段可能成為再平衡的可選擇手段，國家之間的政治摩擦與碰撞在所難免，政府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4、對區域集團利益的影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調整都涉及全面、重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從初次分配來看，需要調整資本與勞動基本利益關系格局。在以投資為主導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格局下，社會財富集中于資本與企業中，而勞動者的財富相對較少；從再分配來看，涉及到調整社會、老百姓和政府等利益主體關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增加居民的收入，降低政府的收入。最后的重點在于打破依靠行政壟斷掌握資源的壟斷行業和特殊利益集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然受到區域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5、對管理習慣和領導方式的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各級領導勇立改革最前沿，加快領導行為方式的轉變。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和社會矛盾凸現期，傳統的坐而論道的領導方式必然受到挑戰。而在改革發展中會涉及一些利益主體的利益調整，要求政府以全局利益為重排除阻力，而不再固守以前的利益圈。政府管理者還要善于運用科學理論分析，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克服安于現狀的管理習慣，要妥善對待改革與創新、政績與前程等關系。領導干部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只看自己利益還要充分考慮基層的難處、企業的需求，所有這些都將改變領導習慣運用的管理方式。三、統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認識的對策（一）用經典理論指導認識。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不同就在于經濟中普遍存在不均衡現象，使得市場調節與價格機制對經濟的調節難以實現，主張政府進行結構調整與改革，通過有計劃的資本積累實現經濟增長。20世紀新古典經濟復活，舒爾茨提出在資本市場上完善人力資本投資、減少人力資本閑置損失。制度主義學派強調經濟發展中制度變遷與轉化交易的過程是一種高效益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替代的過程，是企業組織與制度的交互作用過程，只有降低創新成本才能使得制度安排更合理。隨著經濟發展理論的完善，更多的經濟因素被納入其中，技術創新、規模經濟、資本積累甚至產業革命本身都是誘發經濟增長的原因，經典的理論本身也是人們對經濟增長認識的完善過程，這就要求統一經濟發展方式認識也要與經典理論相結合。（二）用發展觀念引導認識。國內學術界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就開始按照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方式定義經濟增長方式，關注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只不過那時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被經濟理論界視為同一概念。當經濟增長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現象，內涵更為豐富的經濟發展概念開始在黨和國家的各類相關文獻里被廣泛使用，在政界、學術界、傳媒界高頻率運用。發展的觀念引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步步深化。在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發展進程的經驗和教訓之后，我國根據經濟發展規律，提出科學發展觀。胡錦濤同志指出“科學發展觀，是用來指導發展的，不能離開發展這個主題，離開了發展這個主題就沒有意義了。發展首先就是要抓好經濟發展。”12科學發展觀針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探索和實踐中的偏頗提出發展的指導思想，改變了我國“有發展便是功績”的偏頗認識。科學發展觀是以“發展”為根本，選擇怎樣的方式發展是關鍵，是為社會健康、協調地發展，是又好又快的發展?？茖W發展觀的“好”不是以往的為發展而發展，而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三）用系統論點指導科學認識。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處理好整體和局部、國內外宏觀經濟走勢和地方發展的關系。一方面，部分與局部是整體與全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支撐，一切中央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決策最終都要靠各個地方政府實施。中央政府應從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中作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決策，地方發展的每一步都要與宏觀形勢緊密聯系，切不可只顧小集團的眼前利益而游離全局自成一體，忽略全國整體的經濟發展轉型，局部的優化不代表整體的優質。如果地方一味守著傳統的地方優勢，不能從不斷變化的宏觀大勢出發，具有預見性地謀劃和實施經濟結構、商品結構、市場結構的調整升級，地方的發展一定會陷入被動。（四）用技術發展提高認識。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的突出特點就是能夠通過技術發展創造出高水平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最求內在動力和激烈的外部競爭壓力，先后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型、數量型轉變為以高技術、高效益、高附加值為特征的集約型、質量型。我國統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思想也就應該從技術發展入手提高統一認識的水平，運用新技術、新設備改造傳統工藝技術與傳統產品結構，使得生產逐步轉移到新技術、新產品結構之上。建立科研機構與企業合作項目、技術轉讓網絡推動技術成果轉變為企業的經濟效益。政府制定科技投入政策引導產業科技投入方向，通過刺激企業集團自主轉變生產方向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五）用改革手段統一認識。一方面，從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經驗看，我國采用的漸進式改革模式避免了社會震動過大，還較好地處理了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系，實現平穩的經濟轉軌。同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可能類似“休克療法”一步到位迅速轉變。以改革的思想統一經濟發展方式是循序漸進的過程，要有計劃地逐步更新經濟發展方式，由發展相對比較薄弱的產業部門與區域經濟起步，逐步向相對較為成熟的產業部門推進。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方式與改革的關系看，自中國經濟轉型開始以來，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整體來說，改革多是由投入增長推動，而不是靠改革促進增長。而由增長促進改革的戰略有其獨特的政治及經濟考慮：從政治層面來說，改革往往會觸及既得利益者引起政治反彈，所以我國以往改革是政治因素決定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如今統一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認識就要從結構性改革入手促進經濟高增長。（六）用正反教訓實踐認識。長期以來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引導地方政府片面的“惟GDP”發展思路，依靠大量的資本、勞動以及資源的投入以成本優勢為導向發展的思想雖然為我國早期的經濟發展帶來物資財富的積累，維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