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總結組長：張強驕組員：丁宇菲 王睿智 卞繼飛 王弼喆 夏海生 邵吉昌辯題：政府是否應該立法干預市場經濟正方：政府應該立法干預市場經濟引題：中國旅游飯店業協會最新公布的中國旅游飯店行業規范(中國旅游飯店業協會2009年8月修訂版)中，已經刪去了“12點退房，超過12點加收半天房費，超過18點加收1天房費”的規定。取而代之的第三章第十條為：“飯店應在前廳顯著位置明示客房價格和住宿時間結算方法，或者確認已將上述信息用適當方式告知客人。”陳詞： “12點結賬”行規的要害，一是破壞競爭秩序。所有飯店都執行“12點結賬”，企業之間的服務沒有競爭，限制了企業的競爭活力。二是侵害經營者經營自主權。幾點結賬、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措施，如何為消費者提供多樣的人性化服務以及制定服務價挌是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行業規范無權進行干預和限制。三是損害消費者權益。如果所有飯店都執行“12點結賬”的行規，消費者無法選擇，侵害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通過此行規的破除，應進一步開拓視野，認真審視與廣大消費者權益密切相關的其他各種行業規定，是不是存在類似的問題。對于新條款只規定飯店應明示房價和住宿時間結算方法，未明確規定該幾點結賬，賓館飯店有了自主權，計費方式多樣化，消費者的選擇也多樣化了。修改了條款后，酒店可以選擇下午兩點結賬，可以按半天計費，也可以按小時收費。前提是，賓館飯店須公示價格和計費方式，明確告知消費者，使其有選擇權。酒店業收費時間自主，價格競爭將呈現公平、活躍的局面，整個行業會有根本改觀。一、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邏輯起點：需要與共生的存在（一）需要說人的需要就其意識或理性活動的特點，可分為本能需要與理性需要。美國著名心理專家馬斯洛和梅斯納對人的需要進行了劃分。馬斯洛將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實現需要。他認為人類需要的滿足是有次序的。只有在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后，高一層次的需要才會出現。本質上說，人的需要是無限的。在梅斯納那里，需要是用“本能”替代的，他把需要分成生存本能、延續本能、群居本能、追求知識的本能、自衛的本能和追求生命的意義與終極幸福從兩位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的需要具有幾個重要特點：第一，生存、生理、物質、自然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這是人作為客觀存在必須得到滿足的需要。第二，需要是分層次的。即不同的需要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意義，需要的滿足只能按照需要的位序依次實現。第三，需要在本質上是無限的。當舊的需要滿足后，新的需要必然會不斷產生，這一進程是不會中斷的。需要產生和需要滿足是兩回事，需要產生本身可以不受資源條件的限制，但其中可以兌現的欲望和需要是有限的，而不可兌現的欲望則是無限的。正因為資源是稀缺的，人們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需要，因而只能進行“選擇”，通過理性選擇在最大程度上滿足需要。即使如此，人的需要仍處于遠未得到滿足的狀態，因為個人極為有限的資源規定了“幸福”的最大邊界，因而人們由于個人利益驅使進行合作，進行交換，這種交換是包容了經濟性交換的“社會交換”。無疑，以市場為環境范疇的經濟性交換是社會性交換中最基本、最重要、也最為典型的形式。由于在交換比價上需要討價還價，交換的過程往往也是雙方競爭的過程，競爭必然會驅使雙方爭取到最有利于自己的邊際條件，因此，從操作層面看，競爭比交換較少理性，通常具有“更少利他、更多利己”的特性。在內部競爭中，由于資源配置越來越有利于強者，弱者越來越處于被剝奪的境地，競爭具有走向壟斷的內生傾向，而在壟斷存在的地方，自然平等的交換消失了，壟斷方式連接起來的雙方，其關系是不對稱、不平衡的，壟斷者以踐踏和侵犯他人邊界的方式獲取了需要的超額實現。如果說交換體現了人的“互惠”、“積極”的理性，競爭體現了“互惠中的利己偏斜”理性的話，那么壟斷所體現的“剝奪式的純利已”則是無理性的。事實上，更為復雜的是，交換、競爭、壟斷等不規則方式常常是攙雜攪和在一起的。因此，為了確保交換順利、穩定、持續地進行，為了更為高效地交換（不再是單純的兩兩交換），合意、為彼此所認可的規則、契約、制度必須建立。一方面，經濟立法通過培養潛在的競爭對手，使經濟權利得以平衡；另一方面通過利益合理再分配，使弱勢群體、落后地區和新興行業增強力量，從而使其經濟權利恢復或加強。而且，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權力也得到了有效發揮和制衡。（二）共生性在市場中，共生性的表征體現在：一是市場競爭主體相互間的共生；二是市場競爭主體與調控主體間的共生；三是強者與弱者的共生。馬克斯韋伯指出：“如果和平的斗爭表現為形式和平地為自己爭取他人同樣渴求的支配權，這一斗爭應當稱為競爭”，“如果競爭在目的和手段上以秩序為依據，他就應當稱為有序競爭”。這表明和平競爭實現增量利益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競爭本身會有異化的道路，馬克思就明確指出：“貪欲以及貪婪者之間的戰爭即競爭，是國民經濟所推動的唯一車輪。因此我們現在必須弄清楚私有制、貪欲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的本質聯系，以及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與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異化的競爭，如壟斷、不正當競爭、限制競爭成為人們實現各自增量利益的障礙，需借助國家的“有形之手”進行排除，以實現市場主體的共生共長。因而，國家就通過法的形式，主要是競爭法來調整壟斷資本與中小資本、生產者與消費者、經營者之間等等各自為實現其增量利益發生的競爭關系，恢復自由競爭機制和價值規律作用空間。為了避免社會在市場競爭中重新走向毀滅，政府作為國家正式代表不得不承擔起了宏觀調控的責任。因此，便發生了市場競爭主體與調控主體（政府）之間的共生性問題，這個問題亦可最終歸結為“市民社會與經濟國家”的共生性問題，為克服市場經濟中市場競爭主體自利性所引發的危機，和諧市民社會與經濟國家的關系，國家就提供了一些制度性的工具來加以保障，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經濟法制的健全，而經濟法制的健全完善是落實憲法中人民經濟權利的關鍵，是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法制建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由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差距懸殊以及隱藏在等價交換形式背后的種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市場機制本身是無力解決的。因此，市場競爭所造成的貧與富、弱與強互不相容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需靠國家的“福利政策”來加以解決。其實，英國19世紀制定的濟貧法就在一定程序上肯定了共生性的重要社會價值。需說明的是，包括投資者與投勞者（包括管理者和生產者）的共存，壟斷者與其他弱勢群體的共存，都是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如社會福利法、社會救助法、社會優撫法、社會保障基金儲備法等來加以實現。從市場競爭主體之間、市場競爭主體與調控主體之間及強者與弱者之間共生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質上便是政府權力與市場運轉之間的互利共生。既表現為相互依存，也表現為相互滲透。CE林德布魯姆認為：“市場體制不能靠自身來形成，而是政府通過對自由和財產的立法，從而幫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政府是市場體制的參加者”，“沒有政府的參與和調節，市場體制就會崩潰。”就連最提倡自由市場主義的哈耶克也承認：“一個功效顯著的市場，乃是以國家采取某些行動為前提的；有些政府行動對于增進市場經濟的作用而言，極有助益；而且市場經濟還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為，只要它們是那類符合有效市場的行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凱斯孫斯坦更明確指出：“市場依賴于政府，有時政府能夠通過為社會理想的行為建立好的激勵機制來改善現有市場。主張在某些領域更多地依賴于市場機制，同時在其他領域強調公有因素起更大的作用，這兩者之間并不矛盾。”二、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態勢：權力、權利、責任的互動（一）政府權力與政府權利的辨證統一在社會生活中，政府既是一個政治團體，又是一個經濟團體。正是這種雙重身份，使得政府在干預經濟活動時，通常交替采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以行政主體的身份對經濟進行干預和管理，這種情形下政府是經濟活動的管理者；二是政府利用其擁有的資源和資產通過直接投資、經營、采購、拍賣等方式直接參與經濟活動，這種情形下政府又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作為經濟活動的管理者，政府行使國家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而作為政府身份的這種特殊性，它享有的則是法律所賦予的經濟權利。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樣，國家權力與法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是由于同樣的原因，同時發生，同時發展和完成的。國家權力是法律得以存在和發生社會作用的必備條件；另一方面，法律則是實現國家職能、完善國家機構從而最終使國家權力合理化、制度化的規范基礎。我們不能否認，不受任何法律控制的強權與經過法律規制的權力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經過一定的權力博棄與立法者的價值選擇，有一些權力得到了法律制度的認可與支持，這部分權力就轉化為規范性權力或制度性權力法律權利。“隨著權力的基礎從強權轉變為權利，就會發生細微的、但是卻是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帶來深遠的后果。”首先，轉化為法律權利的規范性權力能夠更加穩定地存續下去，因為規范性權力是一種能夠通過權力對象正面的認可而得到權力對象自覺的服從的權力。因而它更不容易受到挑戰，也更容易受到支持。同時，在現實生活中，個人的素質或成就容易發生變化并受到挑戰，而當權力轉化為制度上的權力時，個人可以通過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力量使利益“自動地流向自己”。正是由于轉化為法律權利的權力相對穩定和持久，依靠強力而獲得權力的人總是努力將強權轉化為制度化的權力。而且，當現存的法律制度不符合其需要時，各種權力主體還會通過改變法律制度甚至推翻法律制度的方法，為自己的權力尋求新的制度基礎。其次，權力主體在使用法律權利時必須以符合法律規范為前提條件。轉化為法律權利的規范性權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強力，其原因還在于：權力主體在行使規范性權力時多多少少會受到規范的一定限制。在法律制度中，法律主體要享有一定的法律權利則首先以接受法律規范的限制為前提條件。由于法律的約束，權力主體的任意與專橫受到了一定的控制。可見，法律并非獨立自治、客觀公正的規則體系，由統治階級頒布的法律往往傾向于偏重本階級的利益，但是，這種偏向如果要得到其他社會成員的接受，法律制度總要適當顧及這些社會成員的利益。“如果他們希望得到權利統治的好處的話，其所作所為就不能超出這個限度以外。”為了實現統治階段的整體利益與根本利益，統治階級也會通過法律制度對其自身施加限制，并接受這種限制。通過法律的治理，不同權力之間的緊張關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由于各個社會主體在法律上大致地確定了各自的權力界限，并進而通過轉化為法律上的權利，政治權力本身的壓制性與階級性也被成功地遮蔽起來，社會秩序更容易維系，社會合作也更容易達成。國家權力在哪些地方和領域“硬”，在哪些地方和領域“軟”，哪些地方和領域需要主要依靠國家權力，哪些領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服務”可以主要依靠市場配置，哪些地方和領域需要依靠或者主要依靠社會力量以及怎樣依靠社會力量，哪些地方和領域主要需要依靠公民個人的力量，是綜合治理政策必須解決的問題。（二）政府權力與政府責任的一體兩面性政府權力既對個體具有支配性，又存在實現個體福祉的責任，政府權力與政府責任在主體上是一體的，政府權力與政府責任在規則上的一體性必然決定了兩者在運行時的一體性。權力與責任在運行中的一體性貫穿于兩者從運行之始到運行之末的全過程。正因為如此，在實踐中行使權力的行為，轉換個角度則是履行責任的行為。如政府在農業投資中的主要職權和職責包括：制定和實施農業投資的宏觀政策，利用價格、信貸、稅收等經濟手段，保證農業在宏觀產業格局中的基礎地位，運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規范經濟領域各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可見法律規定的權力行為，必然意味著相關的責任行為，只要有和權力相關的積極責任，也同時意味著權力被其主體所啟動。權力與責任的一體性只是兩者關系規則的一個方面，但并不是說兩者是同一事物，恰恰相反，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它們分別表達著同一事物相反的兩極，兩者間之所以具有相互的作用，端在于它們的一體性；兩者間之所以各自制約對方，乃在于它們的兩面性。首先，權力的本質是公共組織對社會的強制性管理資格，具有公共性、社會性、強制性、管理性的特征。與權力相對應的責任，其直接對象是權力，是權力有序的基本機制，沒有責任的權力，就是放任的權力、非理的權力和違反社會需要的權力，因此，責任必須以權力為直接作用對象，責任對權力的這種針對性間接地使責任作用于社會，這種作用只能以權力對社會的良好服務為限度。其次，責任直接針對權力時，它的功能特征是對權力的制約，但其目的特征則是對權力的法律保障。權力作為一種公共力量，既具有強大的一面，也具有脆弱的一面，其很容易受到來自權力內部的或外部的破壞。政府權力極有可能行使不當，特別是很可能與個體的經濟權力相結合，而嚴重損害大多數人的經濟權利。一方面，必須以責任制衡和預防；另一方面，必須以另一種責任消極責任以制裁，由此便決定了責任的目的是對權力的保障。責任對社會的作用方式是借約束住了權力而實現的，從而與權力兩者共同作用于社會。當權力與責任不可分地作用于社會時，權力的結果是支配和管理，而責任的結果是控權和服務，這樣兩者間又實現了互補。三、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目的：正義向度“公益法律的兩大價值體現人權和法律的公平正義，正是我國憲法的核心理念。法律的價值是多元化的，但是公平正義是亙古不變的價值”。“社會契約視野下國家責任的基本涵義是：國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過來，政府恪守承諾、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這是國家與政府合法性之實質基礎。”正義是政府權力和能力的有機結合。一個政府只有源于正義，旨在正義，政府行為才有公正可言。因為，人是有理性的，人創造政府的宗旨是為一個人能夠過上理性的正義的社會生活。政府的根本目的是創造和保護公民或社會的公共利益，這是一個政治體系正義與否的根本標準，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有損于公共利益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非正義的。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創造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環境，而一個和諧平等的社會環境又有賴于一個公平正義的政府。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正義原則具有兩大特征：（1）維護社會成員基于政治平等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即在一切社會生活領域的權利平等（含機會均等和起點平等）和義務平等；（2）保障社會平等與生產效率的最佳結合即平等與效率的統一。這恰恰符合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正義觀：“除了要有更為公平的財富分配制度作為反對異化現象和確保個人自由的手段之外；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領域，人們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享有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這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目標之一。”在我們看來，正義是由一定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社會正當性的理想和觀念，它是社會制度正義和主體行為正義的有機統一。制度正義有三項基本原則：（1）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各個領域為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和才能的發揮提供公正平等的機會和手段；（2）社會提供一套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和利益的社會程序規范和程序制度，使社會資源和利益，社會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得到公平的分配；（3）社會具有一種合理的糾偏機制，即當社會資源、利益的分配和社會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的配置和分享出現明顯不均衡的時候，能夠為社會主體提供有效的救濟和糾正機制，以維護社會的正義和公平。“正義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