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影響 王藝潼李麗 摘要：由于受到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史學研究呈現出科學化的傾向。無論是科學觀還是科學方法都在治史方法、史學觀、史料觀、治史態度與精神等方面產生了不能忽視的影響。這種傾向曾經帶來了中國史學研究從傳統向近代的跨越和轉型，但是其“見事不見人”的傾向也同時帶來了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因此，史學研究真正的出路便是在史學研究領域本身實現科學與人文的溝通。 關鍵詞：科學主義；中國史學研究；史學科學化 在科學主義思潮的沖擊下，“科學化”逐漸成為中國傳統學術走向近代的路徑抉擇。在“科學”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影響中，史學自然不能幸免。 “史學的科學化”成了大勢所趨，實證主義史學成了“五四”之后中國史學界一個主流。這里所講的“史學科學化”，是指受到了“科學”及“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史學以“科學”方法、原則為基礎進行改造，在治史方法、史學觀、史料觀、治史態度與精神等方面的動態變革過程。這種趨勢在傳統史學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弊端：重視史料，強調實證，實際上是對歷史活動中心人的“事”的把握，而不可回避的歷史活動中心人的“情”把握則在過度強調實證的取向中被弱化或者被淹沒了。未來的史學研究必須是溝通科學與人文的新史學范式，以致歷史在那樣的建構中更有效地發揮它的借鑒和啟智的功能。 一、史學科學化的表現 1.史學科學化首先表現在科學觀對史學研究的影響上 在史學研究中，史學家以何種態度與精神對待研究工作，是影響研究成果“科學性”的關鍵。在中國近代史學觀念的更新過程中，科學主義思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首當其沖的要算梁啟超了。梁啟超是在中國現代史學發展道路上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啟超分別在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和1902年發表新史學，高舉“史學革命”的旗幟，積極接受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批判舊史學，吹響了中國近代史學革命的號角。1922年，梁啟超應科學社的邀請，作了題為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的講演。指出科學沒有惠及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把科學看的太低了、太窄了。他認為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他極力贊賞笛卡爾的懷疑、獨立思考的精神。“所謂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余之氣概而已。”他揭露“中世以來，學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機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復問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謂學界之奴隸也。及笛卡爾興，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內返本心，復其固有之自由。”在此，梁啟超堅決反對人云亦云的學界奴隸傳統，鼓勵學界的批判、創新、精神自由，并主張把這種精神運用在史學的研究中，開啟了史學研究的現代轉型。 2.史學科學化還表現在科學方法對史學研究的影響上 西方科學重視事實、追求客觀性的實證傾向同樣對深受中國實用理性影響的中國史學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22年梁啟超發表中國歷史研究法，追溯了中國史學的起源，詳細而具體地論述了史料搜集和鑒別的途徑及方法，論述自然科學與歷史的區別，時勢與英雄的關系，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態度及其程序等。在這部書中，梁啟超除了提出：“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摻以他項目的，而絕不愿為純客觀的研究。”這樣的治學研究的主觀性的特征的同時，還著重介紹和推廣在史學研究方法上強調科學方法。在梁啟超看來，西方史學因為較早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所以進步較快、成就較大，“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實其發軔也。”“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而“我國治史者惟未嘗以科學方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他在此從科學方法應用與否的視角來比較中西史學研究的成就和差異。 “五四”時期，胡適引入了實用主義方法，并主張在學術和社會領域運用實用主義方法，提倡文學革命和社會改良。正是胡適提倡的實驗主義，為這一史學科學化浪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和方法上的基礎。胡適對中國史學科學化道路和學科化建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科學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學術的科學態度與方法。胡適認為：“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可以說，胡適為史學科學化提供了理論、方法的依據，正是他對實驗主義方法的推崇，才使實證主義史學成為“五四”以后史學上的一個主流。 王國維則在具體的史學科學化實踐中立下了“模范”。王國維多次闡述史學和科學的關系，強調科學方法、科學知識對史學研究的影響。他強調“治科學者，必有待于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上之知識。”王國維經過長期鉆研，提出史學研究方法之二重證據法。陳寅恪把這種方法總結為“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實證主義史學所倡導的“假設證明方法”“歷史演變方法”“剝皮主義方法”“史料比較方法”等，確實簡單、易學易會，算不上高明。但正是這不算高深科學方法對初涉學術的青年學子頗具吸引力，從而壯大了新學術的隊伍，也促進了傳統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型。 二、史學科學化評價 在科學主義思潮影響下，史學科學化積極地促進了中國傳統史學走向現代新史學的轉變。雖說史學研究不能排斥考據和義理，但也不能固守和絕對化從史料、古代經典中進行考據和闡述。而中國大陸的史學科學化進程中則顯露出了一種“見事不見人”的傾向。重史料、重實證更多是關注歷史活動中心人的“事”，而更為根本和更有借鑒、教育意義的“情”在這種科學化的取向中弱化或者被忽視了。結果，史學研究的科學化傾向加大了科學與人文的裂痕。 1“.見事不見人”的傾向 實證主義史學的歷史研究具有明顯的“客觀化”傾向，強調歷史研究的絕對客觀性，排斥主觀性因素。他們所采納的方式是靠史料說話，把對史料的發掘、辨別、比較、考證作為還原歷史真相的唯一根據，拒絕史料之外的理論闡釋。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便是最為恰當的例子。 2.史學科學化造成史學研究派別對立，從而加大了科學與人文的裂痕 由于史學科學化研究趨向，史料學派影響很大，而且與隨后出現的史觀學派形成了風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余英時詳細地描述和分析了近代史學派別在理論上和現實上的關系：“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后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到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結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兩美，離則兩傷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由于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史料派鄙史觀為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譏史料派為支離破碎，不識大體。”兩者在理論上本應相輔相成、兩全其美，但是實際上卻不能達成基本的認同，呈現出分裂和對立的局面。兩種史學學派基本體現了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在史學研究中的影響和作用，它們的對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是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對立。兩者互相鄙夷和排斥加大了科學與人文的裂痕。 三、史學科學化的超越與史學發展的未來趨勢 史學科學化曾經帶來了中國史學研究從傳統向近代的跨越和轉型，但是其“見事不見人”的傾向也同時帶來了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因此，史學研究真正的出路便是在史學研究領域本身實現科學與人文的溝通。 近代史學中的“科學”話語與“人文”話語在史學研究的風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即便在當今倡導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兩者之間的對立和緊張也未消除。因此，重建科學與人文統一的史學，在史學研究領域實現科學與人文的溝通應該是當代史家應該著力解決的難題。歷史學研究視野中的人類世界，既有“科學世界”，也有“人文世界”。在對科學主義觀念進行批判和反思，從而打破科學主義的教條的基礎上，兩重世界和兩種文化的對峙便會擁有融合的可能。對此，楊國榮教授從現實情形的角度指出了兩者融合的可能基因：“人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向度，但這種向度又是同一存在的相關之維。從現實情形看，作為存在的相關之維，科學與人文具有互滲和互補的一面。人文觀念往往為科學活動提供范導性的原則；同樣人文學科也并非完全隔絕于科學，作為人文解釋對象的人文世界，往往首先呈現為科學的世界圖景；人文解釋則相應地要以科學的視野為背景”。如果確立了這樣的觀念和原則，史學研究領域也就有可能打破科學與人文的壁壘，摒棄成見，使兩種方式在史學研究的過程中真正實現相輔相成，達到兩全其美的境界。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欣欣向榮的史學新時代必將來臨。 引文注釋 梁啟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說M/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M/葛懋春，李興芝.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349.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M/王國維.王國維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413-414.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