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唯物史觀：發展還是超越?編者按：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所在，列寧把它稱之為“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此，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性和隨意性，被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無疑，隨著時代的前進，唯物史觀也要豐富和發展。發展首先要在堅持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不能重新回到被馬克思所消除了的以往歷史理論的主要缺點上去。倒退不是“創新”。唯物史觀又只能在將其基本原則運用到社會歷史實踐中去、運用它們來分析和解決人類所面對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才能豐富和發展，而不能對它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當前，世界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正確地理解、闡釋和發展唯物史觀，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科學地分析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揭示當今社會深刻的矛盾沖突及其根源，把握其發展規律和變化趨勢，認清我們的歷史地位和責任，已成為哲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這里發表王銳生同志的文章，希望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蔣大椿先生的論文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2001年，以下簡稱“蔣文”)從關心馬克思主義史學未來命運的角度出發，評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現狀，提出超越唯物史觀，另創新的歷史觀的任務。這樣一篇文章不能不引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的關注。蔣文在概述新時期史學思潮的現狀時說：“就史學思潮而言，唯物史觀的影響在下降，多種思潮競爭，史學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這應當是我國史學發展并促成它繼續發展的征象。”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遇到了新的情況，面對著新的問題，這是人們熟知的，不只是發生在史學領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觀環境的改變，當代唯物史觀研究不能說一點缺陷也沒有。哲學也應當在自我批判中發展。但是，我懷疑，唯物史觀真的到了“應當超越，必須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嗎?拋棄唯物史觀，代之以蔣文的“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就一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出路嗎?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學為專業，所以對于蔣文中關于史學思潮的評述不擬置喙。但對蔣文有關唯物史觀評價部分有若干困惑，擬求教于蔣先生。一、代替唯物史觀的歷史觀“新”在哪里?蔣文宣稱，“馬克思的歷史視域及其歷史洞察力，在我們時代是無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觀卻是應當超越，必須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對前一句話，我同意；對后一句話，我有異議。在蔣文中，唯物史觀與傳統唯物史觀兩個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義。眾所周知，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觀歷來被稱為唯物史觀(有時也稱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一詞來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序言中所說的：“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惟一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49頁)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評唯物史觀，但他們是把唯物史觀當作馬克思的歷史觀來批評的。他們不會在否定唯物史觀之后，再宣布確立一個與唯物史觀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因為他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除了唯物史觀外，不可能是別的東西。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也有人批評唯物史觀中的這個或那個論點，并主張用某些新的內容來豐富、補充或發展它。但豐富和發展了的這個歷史觀仍然是唯物史觀當然，可以稱之為當代的唯物史觀。總之，蔣文把用來否定唯物史觀的那個歷史觀叫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這對我來說是很難理解的。蔣文宣布：用來代替唯物史觀的那個歷史觀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辯證的；(2)以實踐為基礎的；(3)系統的。那么，讓我們來看一看，在原來被人們公認的唯物史觀諸特征中，是否有蔣文所列舉的這些新東西。首先，在哲學史上，唯物主義是因唯物史觀的出現而第一次在社會歷史領域獲得了“唯物辯證”的特征的。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義是機械的、直觀的唯物主義。舊唯物主義恰恰因為不懂得辯證法而在社會歷史領域陷入唯心主義，因而完全沒有“唯物辯證”可言。只有在自然領域，它才堅持了世界的物質性。但舊唯物主義離開自然辯證法依然很遠。唯物史觀的出現首先是因為這種新唯物主義是辯證的，所以它才能夠把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唯心主義驅逐出去，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唯物主義解釋。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由于把“自覺的辯證法”“用于歷史觀”的結果，就有了唯物史觀，即第一次有了對社會生活作出唯物辯證的解釋的哲學。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觀才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說用來代替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新特點是“以實踐為基礎”，這等于說，原來的唯物史觀是排斥實踐的。這樣的“唯物史觀”當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觀之所以能夠在社會歷史領域做到對事物作唯物辯證的分析，就是因為馬克思把實踐的觀點引入了社會歷史的研究。哲學家吳江認為：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顛倒成為唯物辯證法，然后才把它運用于解釋社會生活。恰恰相反，“辯證法真正變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在唯物地闡發歷史發展的原因和歷史本身的辯證法之后，是在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上確立科學的實踐觀之后”。“單純的邏輯改造不能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倒過來”。(吳江，第19頁)可見，這里的關鍵是有無實踐觀。舊唯物主義者依靠感性直觀去觀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學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這樣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釋社會生活，當然只能陷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淖。社會是人的社會，而實踐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會生活本來就是社會人的物質實踐活動所創造的。而人的社會本性也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形成、并不斷獲得新的素質。這就是人創造環境與環境創造人的辯證法。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離開實踐的觀點就不可能對社會生活做唯物的和辯證的解釋。以實踐為基礎的歷史觀只能是唯物史觀。再次，唯物史觀并不排斥所謂系統論思想。唯物史觀歷來就把社會看作“社會有機體”，就是說，把社會看作一個系統。當馬克思應用唯物史觀去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系統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甚至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也承認，在資本論里可以找到系統論的思想萌芽。既然如此，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實在是很費解的。二、到底是誰的缺陷?同唯物史觀研究中的缺陷作斗爭是對的，在這一點上，我與蔣文有共識。問題在于，這些缺陷絕大部分是唯物史觀自身固有的，還是被人為地附加到唯物史觀上去的，是唯物史觀的被扭曲?換言之，缺陷的“賬”應當算到誰的身上?這是我的另一個困惑。如果歸罪于唯物史觀，那就要像蔣文所主張的那樣否定它，并用所謂“新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去取代它。如果不能歸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種做法恢復真正唯物史觀的本來面目。或者說，回到馬克思，并加以發展。在人類思想史上，一種影響深遠的學說在后人傳承過程中，除了學說本身獲得新發展外，也會在特定情況下被人為地附加上背離學說本質的某些消極東西。這種情況在馬克思在世時就已經出現過。19世紀70年代末，法國的“馬克思派”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存在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對此馬克思說：“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8頁)在馬克思離開人世后，類似情況再次在前蘇聯的30年代出現。蔣文列舉的所謂“傳統唯物史觀”的缺陷，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前蘇聯占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前蘇聯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但不為官方所重視)。該類文本是這樣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先于它出現的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推廣、運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以物質本體論貫徹始終。所以作為它所推廣、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有了距離。差異集中反映在如何對待實踐觀上。我們知道，在哲學中引入實踐觀是馬克思使以往哲學得到革命變革的關鍵所在。然而在蘇式哲學讀本(唯物史觀部分)中，實踐的觀點長期得不到充分體現。實踐的觀點只是被安排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中，作為認識的來源與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歷史是人們創造的，是人們的實踐創造的。然而在“歷史唯物論”中，實踐觀卻基本上消失了。其結果是：與實踐相聯系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歷史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人在歷史活動中的主體性的發揮等等問題都從哲學讀本中消失。難怪歷史學家對這種“傳統唯物史觀”感到失望了。眾所周知，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初是來自前蘇聯的。加上長期革命與戰爭環境以及建國后多年的哲學對政治的緊密依附關系，哲學工作者的獨立思考空間極其狹小。這就使得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名義被附加到唯物史觀中去的消極的因素長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這種情況，他會像當年那樣憤然說：“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導致人們把背離唯物史觀本質的缺陷歸罪于真正唯物史觀的主要原因。不過，在20多年前，情況已經起了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時期思想解放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環境有所寬松。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蔣文所說的“傳統唯物史觀”的內容，展開了一場清理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本質相背離的消極成分的論爭。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爭論開始，經歷80、90年代的無數次有關各種唯物史觀問題的激烈辨論，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種種缺陷的努力。比如說：歷史唯物論是先于它出現的辯證唯物論在社會歷史領域推廣和運用的直接產物嗎?實踐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處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物質與意識關系問題，是如何在社會歷史領域轉變成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問題的?對唯物史觀來說，實踐是它的本體嗎?實踐本體論、實踐唯物主義的提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接受的提法?當馬克思說：“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時，他是否肯定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命題，并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承認實踐，就不能不承認歷史主體與客體、人的主體性發揮等主客體關系問題。而主體性問題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8090年代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人的問題在唯物史觀中同樣是新時期的熱門問題：人性、人道主義、異化、人權等，還有熱衷于企業文化的企業家們也深感興趣的“以人為本或中心”的問題。與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模式爭論相關聯的歷史決定論與選擇的關系問題也是新時期的熱點。新時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學、思考人的價值，而且把價值論移植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提出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統一、一致的問題。此外，人們在改革開放的啟示下，重新發掘出馬克思的歷史觀中長期被埋沒的許多珍貴思想，如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須是“世界歷史性的存在”。這難道不是今天人們不斷談論的全球化、全球意識的先聲嗎?而且，在新時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們還大力拓寬唯物史觀的研究視域，把對生活方式、社會哲學、文化哲學、生存哲學等新問題的研究都納入唯物史觀研究課題之內。以上這些長達20余年的討論不但使“傳統唯物史觀”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時也使它得到發展。過去20年唯物史觀所取得的進展，我認為大體上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實踐、人與價值。這不正是蔣文認為“傳統唯物史觀”缺乏的那些東西嗎?其實，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這些在“傳統唯物史觀”中失去的內容人們都可以找到。所以過去的20年對唯物史觀來說，首先是回到馬克思，同時也有很多發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馬克思，發展是無從談起的。在當前，如果一個嚴肅的學者要評述唯物史觀，他就不能無視這20余年人們做過的回到馬克思和發展馬克思的工作。然而蔣文對唯物史觀的評述的出發點卻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種嚴重背離了馬克思文本的所謂“傳統唯物史觀”，并把它當作真正的唯物史觀來批判。蔣文宣布：它從所有唯物史觀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條內容當是“涵括了唯物史觀的理論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斷定，蔣文所說的“所有”，肯定不包括有關最近20年的論爭內容的著作。俗話說，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學家十分熟悉哲學界的論爭，也許是苛求。但在他著手評論另一個領域的學術時，是否應當大體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狀況呢?三、可以商榷的問題蔣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觀，也并非完全由于對近期哲學界情況的生疏。從他對下面三個唯物史觀基本問題的批評來看，他確實與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1.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唯物史觀認為，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蔣文卻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質疑說：“社會意識也可以超越社會存在，當條件具備時，會經過新的超越意識支配下的社會實踐而創造出新的社會存在。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意識也可以經過人們的社會實踐而決定社會存在。這種情況并非特例，而是相當普遍的。社會歷史進程中不斷創造出新事物，便是社會意識經過人的實踐而決定社會存在的明證。”“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樣，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傳統唯物史觀對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及其關系這個被唯物史觀稱為的基本問題、根本觀點，顯然存在著嚴重的理論缺陷。”這個批評是對的嗎?不對。蔣文的論證是把社會本體論上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與認識論關于“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列寧語)相混淆了。在社會領域中，行動著的人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的結果往往在人開始行動之時以及整個行動過程中，就以觀念的形式呈現在他的頭腦中，并作為意志支配著他的行動。創新的事物(存在)往往以行為者的創新觀念為前提。但這個觀念的根源仍然是來自實踐、現實。因此反映客觀世界的人的意識又可以創造客觀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證明社會意識普遍地決定社會存在。就社會總體來說，作為一個有機體、系統的社會依然是受某種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支配的。承認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就必然否定歷史決定論。但是歷史決定論是不能否定的。因為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社會生活雖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創造，但是社會生活的結果卻不是取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