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缺失或隱在的父親淺析金庸筆下的父親形象【論文關健詞】隱喻；形象；復合性格；傳統文化【論文摘要】金庸筆下的父親形象永遠比不上他所塑造的那些英雄主角光鮮突顯，他們不是袂失就是潛隱于英雄的成長過程之外。這種模式具有深層文化內灑，結構上也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金庸筆下的父親形象永遠比不上他所塑造的那些英雄主角光鮮突顯，他們不是缺失就是潛隱于英雄的成長過程之外。然而閱讀文本時并不能也不應該跨越這些不太光鮮的人物，否則就會造成理解上的障礙。事實上，金庸所塑造的這類人物情節發展的關鍵，并在金庸的系列小說中構成一定的模式，這種模式又組含厚重的文化底蘊。一波蘭文藝理論家英枷登在文藝學作品一書提出文學作品是一種層次構造的觀點。他說:“文學作品是一種由幾個不同質的層次組成的構造由此構成整個作品中的復調的然而又是一致的價值屬性。”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敘事文學，它的一個基本的構成因素是情節結構，也是其小說構造的一個基本層次。金庸的小說里幾乎都有一個類似的結構模式，這種模式昭顯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類似之處就在于作者所塑造的光鮮突顯的主角幾乎都有一個類似的身世之謎。最明顯的這些主人公的父親大多都是缺失的或者是隱在的，他們生來沒有父親，或者不知道生身父親是誰。實際上這種設置并不是隨意的，相反這是一個核心所在，這在天龍八部里表現得非常明顯。金庸要的不是洋蔥式的結構，不是將一層一層剝落下來就此完事，而是設里了一個核心式、焦點式的結構，所有人物只有走向最終的那一點，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所在。首先是段譽，其次是喬峰，最后是虛竹。這三位主人公就有三個身世之謎。它們是三個環，互相構成三個連環套，一環套一環，以段譽行走江湖結拜喬峰、虛竹而彼此聯結在一起。段譽的江湖之行由于他的多情不斷種下情根，不自覺地陷人亂倫的恐懼，在知道王語嫣、木婉清、鐘靈、阿朱、阿紫等人是段正淳的女兒時，段譽感到了世界的幻滅。故事的結局更令人震驚，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段譽的身世之迷:他的父親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是母親為了報復丈夫的到處留情怨憤中與段延慶發生關系，生下了自己.直到最后這個文質彬彬的翩翩公子才發現自己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從小就在少林寺出家的癡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孤兒，而父親就在他身邊是德高望眾，寶相莊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要天理難容。虛竹，更是一個生于邪惡的孽子。主人翁蕭峰的命運更是跌宕多波折。蕭峰本為遼人，因從小被中原武林人士誤殺而被漢人收養，并得到丐幫幫主汪劍通及少林高僧傳授武藝，在成人后因武藝高強、行事果斷繼任丐幫幫主，隨后他陷人到一個尷尬的處境，被人指控謀殺養父母，謀害少林高僧。最后才得知這一切皆因生父蕭遠山而起，他的身世也因此明顯了，小說讀到最后才感覺到金庸設置的結構非常緊湊嚴謹，“身世之謎”并不是在故事開端就被作者用來作誘餌吸引讀者，故事發展到這一步更像是無端隨意而至，但確又是一個核心支柱所在，支撐起全書的構架。類似的還有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金庸的武俠小說以主人公多舛的命運為主線，富有傳奇色彩，在某種意義上和西方的流浪漢小說有相似之處，都是描寫主人公行走江湖的遭遇。兩者都淡化家庭，很少描述家庭生活，將筆觸更多地放在旅程上，更多的表現人物的行動。然而兩者又有區別，西方的旅程小說(或流浪漢小說)以敘事為主，情節通常不連貫，以個人行動安排故事，表現了西方人視個體行動和“獨立的人”的思想意識，金庸的小說卻因身世之謎使得情節連貫，在對待家庭這個因素上，兩者同是淡化，但程度不同，西旅程小說很少描寫人的親情關系，涉及個人家庭生活時常常是一筆帶過或點到為止，家庭對個人的影響不大；而金庸卻大肆渲染家庭(身世)對個人命運的重大影響，甚至是宿命的影響，因而安排了揭開身世之謎的隱線。這是因為西方人重視人的存在是個體的人，獨立的人的思想，而中國有著悠久的封建儒學傳統，一個男性公民，他的存在首先是作為人臣、人子而存在，然后才是他自己，所以金庸加上了這樣“身世之謎”的一個之前情節。之所以拿金庸的武俠小說和西方的旅程小說相比較是有根據的，早在金庸之前中國武俠小說就有一定的歷史，并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金庸突破了這一局限大大地開拓了武俠小說的活動空間，借鑒了西方文學的經驗。嚴家炎先生就說過:“金庸小說的出現，標志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成功”，可見西方文學尤其是旅程小說確實曾作為金庸的創作經驗來源。金庸小說塑造了眾多的英雄人物，這一點也和他成長過程中父親缺失有關，這些人物馳騁江湖，憑著自己的超群武藝，過人的資質，完善的道德修養燕得了世人的景仰，而他們一部分人的父親卻為江湖惡人，如段譽的父親是四大惡人之首的段延慶，蕭峰的父親蕭遠山也為惡不斷，楊過的父親楊康當年為江湖所不恥。胡斐的父親是英雄，但在他還沒出生時就死了，令狐沖干脆不知道父親是誰。正是父親的缺失或生身父親潛隱于他們的成長過程之外，才造就了一個適合于英雄成長的環境，才使他們有了傳奇的經歷，造就了他們的英雄品質。英雄們也就脫離了傳統規范要成為忠臣、孝子的限制，將活動空間引向廣大無邊的江湖，也背離了他們應該有的存在。再者，由于父親的缺失，他們的命運從此融進了巨大的悲劇意識，使得英雄主義的品格一度得到提升。金庸筆下的主人公(男性)都具有豐富、富有魅力的復合性格，而不是舊式武俠那種快意恩仇的單一性格。這種豐富的個性、性格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們復雜的身世造成的。身世復雜即包含著一種意味深長的混雜性(hybridi-ty)，這種混雜性是人性的多重接合，例如郭靖，他即使回到漢族他應有的存在時，他仍舊無法抹殺“苦寒之地”的象古塞外所擁有的溫情記憶，那是躲避漢族奸臣追殺，與蒙族華箏公主共同成長的體驗，還有少年時代起就與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別的友誼，直到與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時，這種身份的混雜性和不純粹性才真正顯示出巨大的人性魅力。又例如蕭峰他肩負著漢人和契丹人雙重身份的重壓，以及對南朝丐幫與大遼國，對契丹生父與漢族養父忠孝不能兩全的尷尬處境。在蕭峰自刎的那一剎間，這個人物性格也才真正絢爛起來。二金庸筆下的父親形象除了聯綴結構之外，還構成了一定的模式，這種模式盔民族文化命運的深層隱喻。周寧說“純文學是革命性的，通俗文學是復命性的”。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通俗文學的意義首先是文化的，而不是文學的。我們應該從大眾化的文化儀式意義理解它。就像基督徒做禮拜，華人過春節一樣，在一種程式化的形式下重復進行，使每一位參與個體都能從中感覺到文化中源遠深長的那種博大厚實的延續性，感受到共同生活的意義以及潛在或出現的問題。這樣，程式化是必要的，因為它是一種儀式，其文化功能就在于反復進行。”正是使用了模式化，不斷地加重了文化上的深層隱喻，認同和加強文化內在的核心關懷與價值，誰也不能否認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劍影，曲折離奇；細加比較，便不難發現，金庸作品比舊武俠小說多了一種人情味，一種歷史滄桑感，一種詩意，一種深刻的人生哲理。”“金庸的小說對中國文化領悟之深刻，對人性揭示之透徹，是當代作家中罕見的”。那金庸小說中缺失或隱在的父親形象到底包含著什么樣的內涵呢?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人性觀時說到:“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要確立“自我”的身份必不能離開其社會關系，首先離不開家庭關系，“身份問題會變得如此復雜甚至殘酷，而不是靠認同于某一種文化價值可以穩定下來。”困中國封建社會是父權中心社會，社會文化秩序以家族為本位，血緣關系自然成為文化的結構性因素。在種種文化現象的背后，有一個潛在的結構性原則，有一種最基本的，最內在的關懷與價值，將個體的行為與事件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具有統合形態的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文化中的終極關懷的焦點都是在血緣秩序問題上。盡管金庸的小說一開始就讓主人公走出家庭，在其成長過程中不受家庭的影響，但最后都不得不聚焦于血緣秩序這一個點上，不回到這一點，他們就沒法確定“自我”的身份，如天龍八部中的蕭峰他自小為喬三槐所收養，又得丐幫幫主汪劍通和少林寺高僧傳授武藝，為人率真豪爽為世人所景仰，就自我價值的實現來看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非常的境界。但僅此還不是那個所要真正塑造的英雄，只有讓他找尋到自己的血脈來源，他才能清楚地明白“我是誰”。即使那個謎底不是他想要的。確立家庭身份后，接著就是確立民族的身份，喬峰就不再是喬峰而是蕭峰，按血緣，按民族他只能回歸于契丹族，他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他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人契丹人的生活。并且以他個人的地位影響又注定了他的存在關系到民族、國家的存亡，他于萬千軍中脅迫遼王立誓不犯宋境，然后以死相報。蕭峰的個人命運是最傳統最純粹的中國人的命運，最有中華民族化。金庸小說中隱喻的尋找父親的主題隱約可見，即使有些主人公的生父確實死了，他們也通過另外的方式尋找他們的父親。例如:郭靖是遺腹子，他根本就沒有機會感受他父親的存在，然而作者并不因此就忽略郭父不寫，甚至不是簡筆略過。在郭靖的江湖之行中，不斷地有武林前輩或者郭父的故友出現，他們不斷提示曾經所擁有的存在，同時也是讓郭靖明白他自己的“存在”。楊過自小為郭靖、黃蓉夫婦所收養，不知道父親是誰，他不斷地追問他父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黃蓉為人閃爍其辭，更加激起他的好奇。那位小小少年經常奇思異想，把他的父親想成一個豪氣沖天的大英雄，也如郭靖一樣有很高的聲望，這些幻想伴他度過少年寂寞的時光。最后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他終于揭開了他的身世之謎，他也才算真正地成熟。由此可見，金庸在這個潛在的意義模式里包含著一個隱喻的世界觀:血親關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礎，建立在血親關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運與整個民族國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緣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國，這種一致性秩序構成個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鏈，愛恨情仇，出生人死，均系于此。如此看來，金庸小說是從最傳統的角度來理解世界秩序和個人命運。血緣關系為世界秩序和個人命運的起點。西方旅程小說也有一個隱喻的尋找父親的主題。早在荷馬史詩奧德修紀就有這樣的一個科馬斯尋找父親奧德修情節，接下來的小癩子、哈克貝利歷險記也都隱喻著這么一個主題，但都不太明顯。并且很顯然地，西方旅程小說沒有大肆渲染這個“尋找”的內容，更著重的是尋找一個“精神上”的父親。對西方人來講父親最多暗示著一種精神需要，他們個人的存在不需要父親來確立。他們只需要用自己的行動及行為結果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中國人卻不同，金庸的小說憑著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苦心孤詣的梳理和顯揚，暗示了中國人深厚的文化心理結構。對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儒家正統文化熏染下的中國人，“父親”這個角色的定位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封建社會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一個男人的身份首先是為人臣，為人子。他首先是生活“家庭”這一個社會單元中.也就是他首要的角色是“為人子”。金庸幾乎給他所有的主人公都營造了缺失父親的情節內容，使得主人公一開始是沒法準確給自己定位的，所以要費盡周折，千方百計去尋找自己的生父，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所在，真正回答“我是誰”這一基本問題。在這一點上，金庸小說的設置體現中國整個文化過程的特質，中國文化是一種圓融式的文化，超越和回歸在某種程度上意義是同一的。超越即回歸，回歸包括回歸自然，回歸傳統。西方文化則是開放型的，開拓式的，他們的超越是辮證式的超越。如此看來，不回到傳統文化上來根本沒法理解金庸小說的深層蘊含的文化意蘊，也就沒法離開表面的熱鬧、趣味而進入到文本的內部。“缺失父親”在金庸的系列小說中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在模式的不斷重復中，模式本身的意味也就在不斷地加強和被強調，這無不在強調金庸對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文化秩序的深切關懷。反復出現的故事情節必定是有某種主題性的暗示意義。在這個意義模式的基點上，我們可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