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文學史的深與淺兼評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二十年前在沈陽讀書時，北大的王瑤先生來校講學，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問題。那是我了解文學史理論的開始，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王先生講演時的神姿。文學史寫作是個不討好的工作。一本關于文學的書能在五十年后依然被廣泛閱讀，已實屬不易，或說是獲得了讀者青睞的。王瑤的早年著作中古文學史論，現在依然被人們提及。聞一多研究詩經的文字，已過去了六十余年，如今讀了依然有亮點。比如詩經的性欲觀、詩新臺鴻字說、匡齋尺牘諸長文，每每閱之，仿佛都不減光澤。王國維的那本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世人差不多皆寶而愛之。寫作的背后，其實亦如哲學獨白與小說式的玄機，記得王瑤也談到了類似的話題，他的觀點是，文學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規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它的。一切精神活動皆構成歷史。描述它們卻并非簡單。用康德的話說，憑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經驗界限是冒險的。我在上世紀60年代末讀過幾本俄國文學史的著作，留有很深的印象。但后來看到蘇聯解體后的資料，才知道那幾本著作引起的爭議和批評是那么巨大。對同一事物的判斷，有如此大的分歧，似乎也暗示我們這樣一個話題：有時史無定論，超越歷史環境的純然的觀照，其實是大難的。我由此想起上世紀80年代閱讀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片斷時的感受，那時的印象是，夏氏對現代文人的勾勒和我習慣的看法迥異，一時既感新鮮，又頗多疑慮，以為有一些判斷是過度政治化了的。后來看到我的幾個老師批判夏氏的文章，印象是氣憤有余，學理不足，依然未能搔到那一本書的癢處。較之于民國間魯迅與友人討論文學史的文字，今人在什么地方是有退化的地方。上世紀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的話題四起，我聽過唐弢先生的談話，言之亦多謹慎，對青年學者對自己的批評，并未都能夠接受。唐先生以為文學史有爭議是必然的，在紛紜復雜的現象背后，難說沒有什么規律。他自己是相信有一個客觀尺度的。至于這尺度的標準怎樣才算正確，則并未給予正面的回答。重寫文學史的觀點提出，我想也與夏志清的那本著作的引進大有關系。這個華裔美國學者，帶來了諸多的刺激，有的新穎深切，有的未免簡陋。要超越他的文本，成了那時某些青年學者的一種使命。待到2005年我讀到中文簡化字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十余年前的那場爭議還記憶猶新，許多情景也浮現到了眼前。中國現代小說博矣、雜矣，理順頭緒并不容易。難怪中國大陸學者當年對此書反應那么強烈，全書的基本調式在今天看來，和我們的思維依然也有著諸多差異。它的譯文出版，能否引起新的爭議也未可知。首先吸引我的是夏志清的敘述方法。我承認在氣勢和見識上，他有著別人少有的獨立之處，但有時也難說沒有對環境的隔膜。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語態在有些地方與曹聚仁有些相似，盡力超越文藝集團的視角，本乎心靈，以藝術要義為主，對非文藝的因素有排斥的地方。我在接觸幾個章節后，感受到了作者的才華，在多致、零亂里理出頭緒來實屬不易。全書的好處是隔岸觀火，自己并未卷入文壇的爭執中去，也未受到作家的暗示，是堅守自己的最初感受的。較之于中國大陸的幾本文學史，此書的寫作并未就現代小說而談小說，背后有歐美小說史作為參照，這樣就有了開闊的眼光，隨時有對比的互證，全書的深度由此而生，學術的內涵增大了。書寫文學史，能跳出客體，輕松地反觀，是向來少有的。我們看王國維談戲曲的脈絡，就從容灑脫，言他人所不言，真真是大家風范。夏志清在敘述語態上，與同時代人多有不同，在此一點上，與王國維、劉師培等，略有相近之處。讀史亦可讀出精神的維度，不知道現在青年學者，是否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在通讀全書之后，我忽然也有一點不滿的感覺。覺得作者那時占有的材料還有限，文學精神明顯受到美國右翼文人的影響?；蛟S是過于遠離中國大陸文化群體，對巴金、老舍、蕭紅文本的徹骨的體驗不足，以致將一些重要的文化景觀忽略了。左翼文化是20世紀30年代重要的一環，夏志清只能對此表示價值上的態度，而那內在形態的分析則顯得簡單，沒有理論上的力量。僅以唯美的視角看魯迅那一代人，似乎有一點問題。因為魯迅文學的出發點是為人生的，且旨在借此改良人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的大量作品，都有類似的傾向。對其復雜性與歷史的隱含似乎都未細細觀照，以致使人感到小說史的脈絡是破碎的。捷克學者普實克對其批評的尖銳，也并非沒有原因。夏志清的出現無疑豐富了文學史。如果不是他對錢鍾書、張愛玲的全心研究，世人也許不能廣泛地關注他們。到目前為止的文學史寫作，影響力超過他的不是很多。說其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力作，也是對的。但我讀他的小說史倒想起另外一個問題：象牙塔之外的野性的、鄉野的作品為什么遺漏了？有一些奇異的作家如廢名等也未進入其視野，趙樹理、孫犁也遠離著視線。夏志清的研究顯然有精英的態度，作為王瑤先生的對立面，他是不是故意校正流行的觀念，以此引人注意呢？如果是這樣，那是可以理解的吧？二有幾個深諳文學史的人寫下的著作，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二是阿英的那冊夜航集。前者是一本資料性史論，后者乃對新文學作家的掃描。魯迅看過鄭氏的著作有點不滿，認為是史料壓住了看法，沒有灼識。至于阿英的書，世人評價不多，以我淺近的觀點，覺得是小品心態使然，尚構成不了史學的框架。在他們身后，王瑤、張畢來等出版了厚厚的新文學史專著，在體例上已很有些進步了。但鄭振鐸與阿英的書有一個好處，就是保存了諸多的信息，主觀的判斷少了。像阿英這樣的人，是以史料搜集而聞世的。近百年中國國難文學史、晚清小說史、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等，自有所長，別人的夸夸其談，在這里是沒有的。阿英在學術上是走過彎路的。早年過于輕率，往往陷于空談，寫過可笑的批評文章。后來見識稍長，遂埋頭于史料，不再做空頭的文章家了。不過他也走向了另一極端，士大夫的賞玩心濃得化不開，思想的力度就弱了。晚年未能寫出滿意的著作，不知是否與此相關。就學術準備而言，他很有天賦，卻未能施展出來，那也是太有些可惜了。做文學史的寫作，如果沒有創作的經驗，那么與小說家所寫的文學史，是大大有別的。我讀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暗嘆其間的精妙，那是書齋中人寫不出來的奇文。鄭振鐸、阿英等人，只能因資料而興奮，魯迅卻從資料里看出堂奧，自己飛將出來，灑脫地指點舊跡，超乎其外，得乎其中，會心之處與挑剔之筆均有，在心靈的底層久久盤詰，故常有妙語浮出。阿英寫古人時要沉下去，樂其所樂，得其所得。魯迅不是這樣，洞察始末，道其原委，知明暗之變，曉春秋之異。你看他寫司馬遷時的文采，是何等耀人：“況發憤著書，旨在自激，其與任安書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的戲弄，倡優畜之，流俗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奇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庇^魯迅之書，能見其沉靜獨思的功夫，沒有世間浮躁的影子。馬一浮先生曾說，“千萬人說道，不如一人見性也”。魯迅就是在文學史中見出性情的人，也把自己的智性融入文字里。他著述之時，參之外國的史學著作，留意諸多學派，卻又不受其暗示，寫作中率性而為，意從己出，獨步于學林之中。漢文學史綱要與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書，后人總結得不多，探其精要的原因亦多皮毛之見。深諳西洋文學史寫作的魯迅，偏偏以明清文人的小品方式表達意見，深層的動因，是不可不思之又思的。周作人有一本講演集，題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系文學史寫作的獨特之著。這一本書沒有做作的地方，是學養與智慧的噴吐，在民國間引起了不小的注意，贊之者甚多。他還有一冊歐洲文學史，亦為青年必讀的參考著作，在寫法上多有特點。不過我還是有點喜歡前者，覺得是糅進了自己的經驗的。后者是史料的點綴，處處小心翼翼，未得放開手足，被材料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所以人的生命經驗與精神歷險，有時是影響自己看法的表述的。對不了解的東西，生硬地發言，會貽笑于方家的。周作人知道這一點，故行文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有時表現得較為得體。與古人對話的遺風，到了民國，尚能感覺得到。新文學作家中常能看到舊式學人的遺緒，又雜以新知，文章自然有了一種厚重之感。三一般來講，文學史的寫作是針對學生的，大多為教學的產物，是講義，或為論著，一般與學問、學位有關。中國的第一部文學史著作產生于江南的東吳大學，距今恰好一百年的歷史。那一本書我至今未讀過，不好妄議。但曾瀏覽過錢基博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印象較好，是中正之作，見解有淺薄之處，而氣韻不俗，還帶有老式文人的優長，不過也覺得說理的成分不少，有時沒有靈動的一面，閱讀起來似乎少了些什么。錢氏的時代，正是新舊交織的時代，出現此種狀況乃不可避免之事。與錢氏不同，那時咄咄逼人的文學史寫作者，是胡適，且博得了大名。他的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在上世紀30年代已很有些影響了。我們現在翻看它們，不免能看出幼稚的地方，有的思考也未必精當。這兩本專著的出籠，與文學革命有關，系推動白話文的產物。胡適寫它們，乃為了替自己的文學改良主張尋找根據，免不了功利主義的述說。在為白話文學史寫的引子里，胡適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學家的文學，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的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于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古人傳統史乃是模仿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活的文學史。因此，我說：國語文學的進化，在中國的近代文學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換句話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痹诤m的寫作動機里，含著進化論的觀點，也帶有實用主義成分。這兩本著作實在令人不敢太恭維，整體呈現簡單化的傾向。那么豐富的人與文，在鞭筆下都淺白如水了。比如白話文學史上卷的杜甫章節，并非從復雜的文化背景入手把握詩人，而是從先驗的命題出發，將杜甫創作納入自己的白話文學理念的框架里，材料并無什么問題，可是也和后來的夏志清一樣，將文學的不可確切性確切了，或者說是剔出了與自己興趣相反的內容。講杜詩固然要講兵車行、新安吏、石壕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也不能忘記其一些非白話的、晦澀的短章。比如大覺高僧蘭若、久與棋王將軍不至等詩在韻律上是含有文人的復雜心緒的。說杜甫的文體有白話的因素可以，但在其藝術形式上，亦有反白話的古詩意識，舊式文人的積習也是存在的。再如國語文學史言及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只談平民文學，不講那時智性達到極致的孤苦文人阮籍、嵇康等，有拈輕怕重之感。胡適的史學著作逃避挑戰性，見平易曉暢者而樂，遇曲折婉轉者哀。其實千百年的文學里，曉暢者固然多多，而奇作往往撲朔迷離，隱曲委婉。非故作高深，而是有難言之隱也。文學史要關注的是復雜性，以及人的自我挑戰性。胡適卻與之相反，一相情愿地勾勒江山，以為人的文學蹤跡與自己的偏好相應，那實則是浪漫的自大與自欺了。這樣說也并非責斥前人。胡適那代人自有其不凡的地方。至少他們的問題意識明確，在某些側面有高明的地方。不像今天某些史學著作，只會拼湊，缺少見識，較之于胡適是退步的?，F代史中的學人，所以關注文學史的寫作，是有一點使命感的。寫專著不過是手段，其目標卻是要顛覆貴族文學，建立人的藝術。所寫的文字盡管簡單，有時甚至錯誤迭出，但那理想的態度，堂吉訶德式的選擇，也不無感人之處。舊式學人寫文學的歷程，以審美偏好為根，也未嘗說是唯美的褊狹，但缺少的是現代人的個性意識，終究免不了迂腐氣。若說胡適高于前人，也正是在這個地方。四當文學史的寫作與個人體驗相關時，姿態就大不相同了。刺激這一門學科的，往往是專業之外的人。十余年前讀到曹聚仁的文壇五十年，總體的感受是耳目一新的。曹聚仁自謂是個史家，基本的訓練功底高于同代的許多學人。曹聚仁治學用的是古法，清代樸學的遺緒是有一些的。精神上受到了羅素和章太炎的影響，自由與狂狷之氣都散落其間，與左派文人及右翼文人比，少了沖動的東西。曹聚仁是以史料為根基說話的人，對虛妄與怪誕精神向有反感。談到文學史的編寫，他對王瑤不以為然，倒是看好林辰這樣的人。林辰是以考據見長的學者，對材料有很好的感覺。他寫魯迅史跡，就遠離道學與意識形態，用的是顧炎武、戴震式的精神。曹聚仁以為，現代文學史情況復雜，觀點沖撞者多，以集團利益打量歷史，難免沒有沖突，視野也易被什么遮住。所以待他著手描繪那一段舊跡時，就表現了少有的史家眼光，從流行色一下子跨過去，尋一靜謐的空間，盡力用冷靜的尺子衡量事物。文人相輕，自古亦然，但描繪文人的歷史，就不能以其好惡而好惡。史家的角色是超于象外，自立門戶，從對立中看到歷史中的邏輯。這邏輯，在他看來就是“機遇”，或說是“概然論”的東西。他說：我著手研究中國社會文化史之初，時常梗在心間的，就是“機遇”這東西，究竟應該如舊時史家那樣看得很重呢，還是應該把它看作無足輕重呢？但是，我并不是預定了要采用調和論的，只覺得在文化史的整理過程中，有采取另一態度的必要。這態度，現在是很顯然的，就是數理邏輯上的“概然論”。我和那位數理哲學家羅素一樣，承認了“機緣”在歷史上的地位。羅素說：“我們亦不能忽視了機緣的作用；所謂機緣，便是各種具有重大影響的細小事變。巨因所造成的是歐戰的或然性，并非歐戰的必然性。只要有細小事變，則縱至山窮水盡時戰爭也不會立即爆發，無奈這些細小事變未曾發生，雖則我們不知道它們為什么不發生。”他又說：“歷史至今還不算是一種科學，它只能貌似科學，藉偽造與刪削。”這便是我所同意的觀點。曹聚仁似乎也將羅素語錄效益擴大化了，做到純正的“概然論”也并非那么容易。他自己寫文學發展的沿革，也無法排除主觀的因素，己身的偏好也顯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