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農民現代化與發展本體的時代性變遷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過程的統一，在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整個農民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摒棄傳統性，獲得現代性；另一方面，從農民群體的具體組成來看，這一群體本身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裂變，分化出不同的社會群體，有些農民已經不是農民了，農民的這一身份已經不再適合于他們。農民在中國總人口中占到80左右，具有絕對多的數量，因此，在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實現農民的現代化，而人是社會發展的本體，它本身是發展著的。因此，研究發展本體問題，需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研究本體的發展問題。本文試圖通過現代化進程中的臺州農民的變遷，來闡釋農民作為發展本體的發展問題。一、現代化進程與農民現代化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是以實現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性獲得過程，也就是現代性不斷地增進的過程。中國現代化進程從近代開始到現在160多年了，農民是“自然人社會”三位一體的發展本體的一個重要群體，在此過程中，不斷摒棄傳統性，獲得現代性，在社會變遷中自身也得到了發展。1、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生產力發展對農民現代化的影響。從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探索中可以看到，雖然工業化進程緩慢并受到挫折，但畢竟生產力以及整體社會都在此過程中得到了發展。以臺州為例，從近代起，就逐步開始了早期工業化的歷程。那時候的臺州特別是現在椒江、路橋一帶的農民就開始合伙辦了像運輸、紡織、印染等一些實業。早期臺州工業化形成了機器制造業、化學制造業、食品工業、金融業等現代產業，而且也埋下了合伙辦廠這種民間打硬股的傳統。臺州人一直以來的這種合作精神是“臺州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后來在日本侵華戰爭的破壞下遭到中斷，并在國家開展私營工商業的公有化改造之后，民間工業全部消失了，但這種自強、合作、競爭、開拓等意識在臺州的民間扎了根。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臺州各地農民普遍辦起的家庭小作坊，以及到改革開放后臺州民營經濟的興起，這種精神都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臺州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反過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也給臺州的人文精神打上了富有市場經濟烙印的較強獨立性、民主參與和競爭意識的時代特征。由此可以看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農民的發展（農民的現代化）在歷史過程上是統一的。2、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革命和制度變革對農民現代化的影響。中國歷史上，從維新運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主要都是從制度層面來推進現代化，制度革命對農民的影響是深刻的。中國制度革命的勝利全面推進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它不僅僅給農民帶來公有制，而且與社會主義相關的一些東西也深深影響了農民，民主意識、公正平等思想以及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樸素感情。這是黨執政的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源，也是一份烙印在農民心上的、賦予農民的現代化禮物。臺州農村普遍開展的以“民主懇談”為主體形式的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幾年下來已經形成特色，很大部分得益于農民的民主參與意識。臺州歷史以來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制度和權威，也使得臺州在現代化建設中勇于改革和創新。臺州的制度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間的自主創新，而創新了的制度又加速推進了臺州農民的現代化。3、現代化進程中意識形態和文化進步對農民現代化的影響。中國是現代化后發國家，現代化在中國首先是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從最初清政府存在的保守派與洋務派、保守派與維新派到最后與革命派的矛盾與斗爭中，可以看出，現代化在國家意識形態確立也是很不容易。現代化不管是制度革命、實業救國還是文化改良，不管是中體西用、西體中用還是全盤西化的爭論，無論模式如何選擇，都把現代化作為一種潛臺詞。國家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取向，在總體上給中國社會增進了現代性。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影響開始，整個中國都受到新思潮的革命性的洗滌，“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傳播，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從思想與意識形態層面確立起了飽含進步思想的現代意識，現代化成為一種比較自覺的社會意識形態。而且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了一個討論中國國民性的思潮，就是把對國民性的分析與對中國國情的分析聯系在一些，實際上也就是把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聯系在一起，把中國人的未來命運與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命運聯系在一起。當時國民黨政府出于統治的需要而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力圖振興農村；中共則力圖通過制度革命的方式解決農村問題，同時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還興起了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以改變中國農民愚、貧、弱、私的國民劣質性，實際是以文化復興為目標，實現新民，推動鄉村進步的改良運動。這種現代化的努力在當今仍具有生命力，包括現在開展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支教活動以及溫鐵軍等學者開展的新鄉村建設活動，其實就是想通過文化重建的手段來實現農村社會現代化與農民現代化的統一。可以看出，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現代化是與社會現代化相統一的。農民作為發展的本體，它本身的發展是與現代化進程相統一的，農民的現代化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在總體上得以逐步推進。二、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群體的裂變與全國一樣，臺州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是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也是臺州農民現代化的進程。但是，我們的這一判斷是帶有總體的、普遍性的判斷，而實際上，農民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內部充滿矛盾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臺州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快速推進，臺州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得益于體制和機制的優勢，從臺州農民早期的“兩建一出”、“兩水一加”、股份合作制經濟和開辦市場，到現在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形成了富有鮮明的現代化發展的獨特道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臺州農民迅速走上發家致富的道路。有的農民通過投資辦實業成了個私企業主；有的農民走出山門、走出農村、外出經商、打工或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也有的農民通過發展效益農業特色農業走上了富裕之路；還有的農民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成為了城市居民。現代化造成了農民的社會流動，形成了非常明顯的社會分層。整個農民群體在內部已經分化裂變，農民實際上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在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背景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現代化有三個重要的發展過程，一是農民“非農”化的過程；二是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三是農民“農民”化的過程。農民非“農化”過程，主要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非農化（即農業比重不斷下降）的過程中，農業勞動力比例下降的過程。現在臺州一產比重已經下降到8.2，整個社會二、三產就業人口比重達到71.8，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比重達到61，大部分經濟發達地方的非農化程度達到80以上，城市周邊超過了90。農民在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增加，逐步降低了農民對農業和農村的依賴，形成了一種“去農民化”的現象，許多農民已經不認為自己是農民了。二是農民“市民”化過程。農民“非農”化不一定就導致農民“市民”化。農民“市民”化主要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斷增加的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非常緩慢。從改革之初到現在，基本變化不大，臺州戶籍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7.4，遠遠低于工業化發展水平。即使按照常住人口的比重來計算，臺州城鎮人口比重在42左右，也低于工業化發展水平。由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同步，使農民現代化這一過程更為復雜。農民“非農”化程度高，而以戶籍為特征的“市民”化和以居住地為統計標準的“市民”化卻很低，這對農民對自身的認同和被社會的認同是相背離的。農民企業家、農民工這些都是充滿矛盾的詞匯，實際上反映了農民已經不是農民的事實，但同時也反映了農民不是市民的事實。三是農民的“農民”化過程，也就是新型農民的形成。前兩者是農民現代化過程中“去農民化”的運動過程，是農民在“非農”化、“市民”化的過程中獲得現代性的過程，但不管怎樣的“非農”化、“市民”化，畢竟始終還會有一部分農民仍然是農民，這些農民雖然還從事農業勞動，自己也認為自己是農民，但是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正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農民不愿也不想成為農民的情境下，農民的“農民”化是一個有積極發展意義的問題。在這里，既要考慮到農民就業的不充分性，又要考慮到現代農業對農民的影響。因為隨著農業產業化的推進，不僅要求大量資本的投入、技術的投入，而且對農民的要求也在提高。一方面是文化知識上對農民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農業產業化經營也把農民推向了市場，把小家小戶經營的農民與千家萬戶的大生產聯貫起來，使農民不得不學習更多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增強市場意識、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合作意識和法律權益意識等等。這樣，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農民就不是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下的農民了，這些農民必將成為與現代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新型農民。工業化、城市化不可能把所有的農村都變成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農民都遷到城市。農村永遠是相對于城市而存在的“鳥語花香”，只有在城市化的同時，讓依舊留守在鄉村的農民也就地過上“市民生活”，才能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但是，農民現代化進程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充滿幸福的過程，而是一個曲折的、充滿著艱辛和痛苦的過程。盡管在工業化和城市進程中，農民通過走出家門、走出農村，發家致富過上了好日子，而且一部分人還成為了城市居民，過上了城里人的日子。但是通過“非農”化實現“市民”化的這一自然的“市民”化過程是緩慢的、長期的，而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政策環境下還會遇到波折。這里有三個比較大的農民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境界是痛苦而無奈的。第一個是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臺州這幾年外出人口在100萬以上，外來人口在150萬以上。外出的以小老板為多，外來的以民工為多。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城市卻對農民給以無情的拒斥。在大城市，農民進城務工，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卻享受不到城市福利的陽光。加上一些城市市民對來自鄉下農民的心理上的拒斥，農民很難被融入到城市之中，實際上是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邊緣人。像臺州這樣一個比較開放的城市，據統計也有90以上的農民工偶爾或經常被歧視。農民工被邊緣化，是農民工現代化最大的傷痛。第二個群體是失地農民。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需要大量的工業用地和建設用地，因而大量的土地征用和拆遷就不可避免了。按照現在臺州人均占有耕地0.4畝計算，每征一畝地大約造成2.5名失地農民。過去五年間，臺州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產生了33萬以上的失土農民。這部分人在身份上早就已經成建制地被納入城市管理范圍而成為城市市民，但是這些失地農民的“市民”，卻依然被排斥在市民待遇之外，現在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一是缺少社會保障；二是沒有穩定的工作，分到的征地款幾年下來就用完了，很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第三個就是大部分種養農戶群體。雖然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有大部分農業戶已經轉入二三產業，但是繼續經營農業的農戶還占13以上。農業戶內部一部分人抓住現代農業發展的機遇和已有的條件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了現代化轉型；一部分農戶是季節性的亦工亦農；還有一部分完全就是靠傳統的種養手段經營人均0.4畝的土地來維持生計，這部分人（臺州人均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大部分就是這些農民）收入低下、生活困難，而且由于條件所限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與傳統的農民沒有太大的變化。因此實現這部分人的現代化，應當是農民現代化的難點所在，也是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難點所在。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各個農民群體的漸序累進現代化過程構成了農民現代化的總過程，沐浴了總體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成果，這可以在我們宣揚現代化建設成就的描述中得以證實，可以在農民對“非農”化的積極參與、農民對“市民”化的幸福感以及現代農民高唱豐收時的喜悅情緒中得到佐證。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大量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大量失土農民在望城興嘆、大量種田農民仍然靠僅有的幾分田地維持生計，他們也是現代化的參與者。這些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無奈情緒在各個群體中都是可以顯見的，這讓人深深地感覺到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生活上的窘迫和內心中的焦慮，也能看到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受到的限制以及成長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艱辛。這些“農民”，如何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分享文明進步的成果，這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課題，也是農民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三、變遷中的“農民”及其本體意義現代化進程對農民現代化的積極意義是顯然的，但是由于農民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已經逐步分化，所以農民作為發展本體之一，它本身就非常復雜。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逐步推進，我們認為的“農民”還是農民嗎？我們認為的“農民”他們認為自己還是農民嗎？透過這個由于農民群體裂變而導致的群體認同問題，我們可以發現被我們概念化了的“農民”所具有的本體意義。“農民”是不是農民不僅僅是一個身份認同問題，同時，它與社會發展和變遷有關、跟現代化相聯系，在城鄉分治的狀態下，中國的農民有其特殊性。農民之所以是農民，實際上是因為被我們所定義的。中國農民是傳統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它是受城鄉分治體制所制約、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的一個群體分類，并且這種特征不斷地被城鄉分治的格局所記憶強化。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進入體制內要么就是進入單位做城市居民，要么就是進入公社做農民，非此即彼，流動很少。但是改革以來，流動性的增強和自由空間的增多，特別是城鄉經濟的發展，農民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名義流向城鎮從事二三產業，成為龐大的民工潮。剛開始之時，不管是離土離鄉還是離土不離鄉，農民認為自己是農民與被人認為是農民具有較高的一致性。經過幾年之后，部分長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農民，認為自己已經與傳統農民不一樣了，有的人甚至認為自己跟城市人差不多了。但是城市社會福利體制實際上并沒有吸納這部分農民，加上城里人對鄉下人的歧視和內心的拒斥，他們在身份上依然被認為是農民，至少不會被認為是市民。這種身份認同的差異實際上反映了當今社會的一個龐大的被邊緣化了的群體，這個群體主要來源于進城務工的廣大農民。當然，現在就業渠道的靈活性和多樣化，使得許多具有傳統農民身份的農民與城市就業群體逐漸趨同，并且隨著大部分城市對人口政策的松懈，有些城市開始取消戶籍制度，城鄉居民的差別正在逐步消除。與此同時，市民在多元化社會中接觸各種人群的增多，受城市匿名性的影響，市民對農民的心理拒斥總體上已經下降。加上代際社會流動的增加和城市社會融合，許多民工以及他們的第二代不管在物質條件上還是心理上已經成長為城市的新市民。實際上，如果我們對城市市民的來源進行一番追溯，城市市民的上一輩或者更往上一輩也就是農民。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