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技術政治、新技術與公共領域知識分子范疇像如今其他的任何東西一樣被激烈爭奪。西格蒙特鮑曼將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和作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對比：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希望將普遍價值合法化，他們通常是為國家機構效力；而作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僅僅闡釋文本、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的人工制品，運用他們的專門知識來為公眾對事物進行說明或闡釋（1987；1992）。鮑曼宣稱，有一種由現代知識分子向后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現代知識分子是作為普遍價值觀念的立法者，使新的現代社會秩序合法化；而后現代知識分子則僅僅是作為社會意義的闡釋者。鮑曼由此將社會生活中知識分子角色的非政治化加以理論化。相反，我力圖在“職能知識分子”與“批判-對立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間做出區別，“職能知識分子”服務于現存社會價值觀的再生產與合法化，而“批判-對立的公共知識分子”則反對現存秩序，并為進步的社會轉變而斗爭。職能知識分子早于傳統理論家，而今天他們卻要做政黨或利益集團的小職員，或者僅僅是為了某種具體目的而設計有效途徑的技術人員。技術-職能知識分子在各專業領域（如醫學、物理學、歷史學等等）運用他們的技巧來增加技術知識，對于它的結果、目標、他們為之服務的價值觀或者他們行為的社會有用性或無用性則不管不問，而職能理論家建構話語來對現存社會關系、機構和實踐進行合法化。今天，在一種正在擴展的全球信息經濟中，知識分子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比以前更為重要。知識分子概念在傳統上只包括腦力勞動者，他們創造觀念，書寫文本，發展并轉化知識能力，它與體力勞動者相對立，體力勞動者生產商品，并在生產、重工業、農業和其他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的領域運用雙手進行勞作。知識分子與腦力勞動者的區別僅僅是一種理想形態，從來不是絕對的，并且其自身也進行著變化和歷史轉變。我的主張是，今天知識分子的概念正經歷著巨大的轉變，對之必須結合新技術和新的全球經濟和文化進行重新思考。盡管職能知識分子是現存社會的服務者，專門研究立法和技術知識，而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為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斗爭。他們卻往往都以他們聲稱受到侵害的現存價值（如真理、權利、法律規范、正義等等）的名義發出他們批判的聲音，有時也以據說是現存秩序中更具有潛在性的價值或理念（如參與民主、社會主義、女性和黑人的基因平等、生態保護等等）的名義。批判的知識分子運用他們言說和寫作的技巧對不公正和權力濫用進行譴責，并為真理、公正、進步和其他普遍價值而斗爭。用讓-保爾薩特的話說就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在任何不公正出現的地方對之加以譴責”（1974；285）1。對薩特來說，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寫作和言說，譴責壓迫并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斗爭。在此種模式中，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見證、分析、揭露和批判廣大的社會罪惡。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的領域和舞臺曾經是“詞語”，他（她）的職能是在任何不公正所可能出現的地方對之加以描述和譴責。現代批判的知識分子的活動領地是哈貝馬斯（1989）所說的存在于民主辯論，政治對話，以及報紙、雜志、小冊子和書籍寫作與討論之中的公共領域。當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批判的，或者從任何意義上來講是進步的。如上所述，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反對不公正和壓迫的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以及生產意識形態話語和使現存社會合法化并為之服務的技術性知識的職能知識分子。在下一部分，我將討論對批判-對立知識分子的經典概念的來自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某些挑戰，以及新技術和正在出現的公共領域為民主討論和民主介入提供了怎樣激動人心的新的可能性，這要求對批判的知識分子進行重新界定。接下來我將討論公共領域概念的一些變化，以及在當代，新技術和公共領域是如何為知識分子的重新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公共領域與知識分子民主涉及到在政府事務中權力與公眾參與的一種分離。在啟蒙運動和18世紀民主革命時期，公共領域出現在那些個體能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和爭辯的地方（哈貝馬斯，1989）。公共領域也是對國家和現存社會的批判能夠流通的地方。18世紀民主公共領域的機構和空間包括報紙，雜志，非國家擁有和控制的出版社，人們閱讀報紙和進行辯論的咖啡館，觀念和批判得以產生的文學沙龍，以及進行公眾演說和辯論的公共集會等等。當然，由階級路線和完全不同的階級派別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分化產生了不同的政黨、組織、公共空間和意識形態，每一不同的階級都吸引著詞語和寫作方面的專家，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被壓迫群體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反叛的知識分子，從工人階級組織的代表，到像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國女權主義者，著有女權辯護等，譯注）一樣為女權而斗爭的女性，再到因膚色、種族和性別而被壓迫的群體的領導者，等等。這些反叛的知識分子攻擊壓迫，推動尋求壓迫根源的行動，將思想與行動，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因此，在19世紀，工人階級在工會、政黨小組、聚會場所、沙龍以及工人階級文化機構中發展了自己的對立的公共領域。隨著歐美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替代性的出版物，激進的文化組織，以及罷工、靜坐示威和政治叛亂也作為一種對立的公共領域而出現。同時，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被分化為具有相反社會職能的對立群體。傳統的批判知識分子以托瑪斯佩恩（ThomasPaine，17371809，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著有人的權利、理性時代等，譯注）、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來的海涅、馬克思、雨果、德雷福斯、杜波伊斯、薩特和馬爾庫塞為代表對不公正和壓迫進行大膽的批判，并為公正、平等和其他的啟蒙運動價值觀以及諸如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等不凡的目標而斗爭。實際上，啟蒙運動作為設定知識分子重要社會職能的一種話語和運動，本身就代表了批判知識分子一個最為成功的結果。而保守的知識分子對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行攻擊，并生產出使任何可以想象的壓迫合法化的話語從階級到種族、性別、和種族統治。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依靠智力勞動，因此，知識分子被更快地整合進現存社會之中，發揮著重要的社會職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此丟掉了在現代社會前期為他們所鐘愛的批判-對立的身份（貝斯特和凱爾納，1997）。隨著理論上的后現代轉向（貝斯特和凱爾納，1997），對現代批判知識分子理想的批評也開始出現，啟蒙運動和薩特模式的對自由做出承諾的介入的知識分子遭到反對。米歇爾福科抱怨說，薩特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他們為諸如真理、自由等普遍價值而斗爭，并承擔為整個人類說話的任務（1977）。為反對這種被提升在他看來是被夸大的概念，福科提出了“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intellectual)的概念，“特殊知識分子”從特殊的問題介入被壓迫者一方，他不宣稱為被壓迫者代言，而是以特殊問題和辯論方面的知識分子的身份進行介入。福科的特殊知識分子概念伴隨著后現代政治中向新社會運動的轉向，其中也隱含著他們能夠代替國家和政黨作為當代政治支點的愿望。對于像拉康和默菲（1985）一樣的作家來說，權力散布于各處，而不僅僅是在諸如勞動場所、國家或父權制社會等宏觀機構中才能發現2。在一些后現代理論家福科、拉康、羅蒂、利奧塔和默菲等等看來，隨著特殊知識分子介入大學、監獄、醫院、性別或少數種族這樣的被壓迫群體領域，追逐國家或資本這樣大機構的宏觀政治將會被微觀政治所取代。全球的和國家的政治理論被拋棄，轉而傾向于更具地方性的微觀政治學，知識分子的話語和職能被看作比現代理論和政治更加特殊、短暫、和溫和，對地方斗爭來說它比關于解放和社會變革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更為重要。然而，宏觀政治理論與微觀政治理論之間的區別是成問題的，正如絕對主義者簡單地認為不是現代主義就是后現代主義一樣（貝斯特和凱爾納，1991，1997）。這一點從1989年蘇聯模式共產主義崩潰事件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公眾對壓迫的國家共產主義權力的反抗將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結合起來。斗爭從工會、大學、教堂和小團體等地方和特殊場所，擴展到要求民主改革的群眾游行，甚至是像羅馬尼亞所發生的那種傳統的以推翻現存秩序為目標的群眾暴動。在這些斗爭中，知識分子扮演了多種角色，運用了多種話語從地方的和特殊的到國家的和普遍的。盡管后現代理論包含著對于某些傳統的現代知識分子幻想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批判，但它的某些版本在拋棄批判知識分子傳統角色方面走得太遠。換言之，批判和現代知識分子概念的某些方面仍然有用。實際上，為了形成一個批判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概念（normativeconcept），我將拋棄特殊/普遍知識分子的二分法。公共知識分子從這個概念來講像薩特的介入的知識分子那樣介入公共領域，反對謊言、壓迫和不公，并為權利、自由、民主而斗爭。但是，按照我的界定，一個民主的知識分子并不為他者言說，并不廢除或壟斷言說真理的職能，而是簡單地介入討論和爭辯，維護特殊的觀念、價值觀或者可能是特殊或普遍的標準或原則。但是，如果價值和話語是普遍的如人權，他們也是語境的、臨時的、標準的、一般的，而不是永遠有效。實際上，權利是社會斗爭的產物，因此它也是社會構建的，而不是像傳統的天賦人權理論所表述的那樣是固有的或自然而然的實體。但是權利可以被普遍化、被擴大，也能采用普遍的形式例如一則聯合國憲章堅持認為某些權利對一切個體都是有效的至少在這個世界上當前是如此。因此，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宣稱他們不僅僅是為自己言說（正如在某些更為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概念中那樣），而是要求本身就是社會斗爭產物的價值和標準，它們被看作是社會中的合理存在，對它們的廢止和剝奪被看作壓迫，這種社會制度就要被推翻。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通過運用現存的規范價值作為標準對它們在現存社會中的廢除進行批判，法蘭克福學派就是運用啟蒙運動的標準對它們被法西斯主義的侵害和壓迫進行批判。（凱爾納，1989）當今，一個人不需要普遍知識分子的所有理論以維持一個公共或民主知識分子的概念。知識分子應該占領比宗派利益更高的陣地一個尋求公共利益和合理存在的陣地。但是知識分子不應該放棄為全人類說話的權利，并且應該意識到他們是站在具有批偏見和局限的立場進行言說。另外，知識分子應該學會走出他們特殊的職權框架，尋求更為普遍的立足點，并能夠站在他者的立場上，重視更為邊緣的和受壓迫的群體，向他們學習并支持他們的斗爭。為了做到經常性的自我批評，增強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及自我表現的能力成為民主知識分子職責的一部分。新技術，新公共領域和新知識分子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現在這樣一個勞動分工和新技術爆炸的時代里，每個人都正在成為知識分子，被迫去獲得實踐的文字技巧和運用新技術以在學校獲得成功的能力，都要在勞動系統中表現良好，要進入被當今時代所發展了的文化形式。正如葛蘭西早就說過的（1977），從能夠學習和運用語言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都能夠吸收和創造文化，并獲得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文化和團體中言說和參與的知識技巧。在一個信息和智力勞動越來越成為經濟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時代里，知識分子和智力勞動的概念正迅速向社會整體擴展，正在為批判知識分子創造新的概念和挑戰。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表明，盡管批判的和民主的知識分子應該在今天承擔新的職能和行動，但傳統的對立知識分子的洞見仍然與之息息相關，因此，我主張新的構建應該建立在過去模式的基礎之上，而不應該像一些后現代理論那樣簡單地將之拋棄。我力圖闡明，今天對于知識分子和公共領域的重新思考需要對知識分子與技術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需要結合新的計算機和媒介技術的變遷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重新思考。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傳統知識分子和技術之間并無重要的聯系。可以肯定的是，知識分子（特別是像萊昂納多達芬奇、伽利略、或達爾文等科學學者）發展了技術，像英國神圣學派整體對技術都十分關注，并且他們往往自己本身就是發明家。雖然據我所知對于打印機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并無專門研究，但一些知識分子使用印刷機，并且他們自己也是打字員，20世紀的許多（即使不是全部）知識分子都可能用過打印機。然而，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必是運用任何特殊技術的專家，因此在知識分子和技術之間沒有密切的聯系。然而我將提出，在當代高科技社會中，公共領域的重要擴張和重新界定正在出現，這些主要與媒介和計算機技術相聯系的發展要求對批判的或介入的知識分子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和擴大，同時也要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重新界定。在20世紀早期，約翰杜威曾經設想要創辦能夠發表“思想新聞”的報紙，用來為普通公眾提供科學、技術和知識世界的最新觀念，它同時也能推進民主。另外，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和瓦爾特本雅明（1969）也看到了電影、無線廣播等新技術的革命潛能，要求知識分子掌握這些新的生產力，來對自己進行“再職能化”（refunction），并將這些新技術轉化為使社會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工具。薩特也致力于無線廣播和電視的研究，他堅持認為“介入的作家必須進入電影和無線廣播藝術的接力之中。”（1974）以前，無線廣播、電視以及其他的電子通訊媒介在國家控制系統和私人公司中都對批判和反對的聲音封閉。公眾有能力夠買的低功率電視、社區臨時無線廣播以及因特網和計算機使這些技術對介入開放，并被批判-對立的知識分子加以利用3。無線廣播、電視、和其他的電子通訊模式創造了新的爭辯、討論和信息的公共領域，因此，那些要介入公眾，并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干預的知識分子應該利用這些新的通訊技術，發展新的技術政治。接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