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大眾文化的隱形政治學(下)對現實的“修辭”1997年夏，襲擊北京的百年未遇的酷暑，最初以持續攝氏40度以上的高溫，似乎使消費景觀頗為熱烈：各類品牌的空調機銷售一空；但繼而是不堪重負的城市供電系統頻頻斷電；顯露而出的，并非“后現代”的逍遙愜意，相反是一份第三世界的生存處境。更為有趣的，“國際接軌”的“廣場”上出現了異樣風景：每晚“七點一過”，商場內便水泄不通，附近居民“穿著拖鞋、睡衣，搖著扇子，拿著板凳”，“一家子一家子”地來到商場。來者不僅并非奢華的購物者，甚至不是來“逛商場”；他們僅僅是來“分享”商場內充足的冷氣那無疑是消費不起空調的下層市民。事實上，如果說消費主義成了九十年代中國最有力的書寫之手；那么也正是消費的可能與方式清晰地劃定了不同階級、階層的活動空間。比“廣場”更為普遍而火爆的，是建筑在居民區之內的“倉儲式商店”和形形色色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如果說在發達國家，所謂“倉儲式商店”原本與郊區別墅、高速公路、私人轎車相伴生；那么，在這里，它卻是廉價便民商店的代名詞。于是，提著沉重的購物袋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車的購物者便成為中國都市人流中的別一點綴。而盡管人人皆知所謂“小商品批發市場”是種種假冒乃至偽劣產品的集散地，但它極為低廉的價格仍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人群。在“正常”情況下，市內“倉儲式商店”與小商品批發市場的消費者并不光顧“廣場”一類的“購物天堂”，至少絕非那里的常客。只是不期而至的酷暑顛覆了這井然有序的社會層次。不僅如此。伴隨著“大、中型企業的轉軌”，企業破產、兼并及其它重大經濟問題使得失業、下崗人數持續增長，而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確乎使部分失業、下崗工人面臨著生存困境；而在社會主義“單位制”（生老病死有依靠，而絕無失業之虞）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確乎完全缺乏應對類似變遷的心理機制。于是，這龐大的、并且在繼續增長著的無業大軍，不僅成為九十年代中國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在多方面成了難于徹底消除的隱患。猶如被撕裂的迷人景象，這一嚴酷的社會事實開始不“和諧”地出現在豪華生活、優雅趣味所充滿的大眾傳媒之上。在不無“憂慮”的“中國大學生高消費”的討論之畔，是關于呼吁救助衣食不全的高校“特困生”的報道；在關于“富裕的生活環境下長大的亞洲新一代”（他們青春期反抗的語言是：“他們老以為我還是吃麥當勞的年齡！我已經該吃必勝客了！”）的寫真近旁，是“希望工程”失學兒童令人心碎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版面，平行的位置，刊載著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都市居民消費信心在上升和再就業為何這樣難來自北京市下崗女工的調查報告（8）。然而，這凸現而出的階級事實，并未真正使中國知識界動容。迄今為止，除極少數人文、社會學者之外，中國知識界始終鮮有人真正面對現實發言。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誤區，不如說它確乎出自某種拒絕反思、“告別革命”的立場選擇。如果說，八十年代對類似現實的修辭，即改革的“陣痛”、歷史的“代價”與進步的“過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闡釋/遮蔽這突出的社會困境；那么，九十年代新的修辭方式則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開始頻頻出現在傳媒之上的、關于失業/下崗工人的報導、討論，連篇累牘地將再就業的困境解釋為失業者自身的“觀念轉變”問題、“素質”問題、“缺乏專業技能”問題。類似討論，全然無視原有體制的問題（首先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席），無視很多勞動者作為社會主人公朝向經濟與文化的社會底層的墜落，無視在失業/再就業過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齡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許可以說，正是類似討論實踐著意識形態合法化的過程，它不僅潛在地將失業工人指認為“公平競爭”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將他們無法成功地再就業的事實，不作具體分析地完全歸之于他們自身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失業/下崗工人確實在城市內部為迅速進入的跨國資本和中國的“新富群”提供了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那么他們可能面臨的低廉工資、高強度勞動，及權益與福利難獲保障的現實也正在遭到很多知識精英的忽視。更為荒誕的是，普通工人，一經下崗并“轉變觀念”，便抓住了“機遇”，陡然“勞動”致富在眾多這些夸張的故事里，失業/下崗竟然成了天賜良機。如果說，類似“修辭”尚不能完全成功地遮蔽社會現實；那么，迅速改觀了的電視劇與部分文學作品的趨向“現實主義騎馬歸來”，則是作為另一種相對有效的社會“修辭”方式。1995年底，似乎是一個不期然的轉變，在電視連續劇的舞臺上，白領、商戰故事的狂潮悄然隱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情節劇，而且是頗具中國通俗文化傳統的“苦情戲”。換言之，是窮人的故事取代了新富的傳奇；已在八十年代退出了時代底景的大雜院、新工房（老式公寓樓）再度出場，替換了“廣場”風景。其中收視率最高，并且再度成為街談巷議之資的，是兩部家庭苦情戲咱爸咱媽（1996年）和兒女情長（1997年）。不約而同地，兩部電視連續劇都以老工人的父親突然患不治之癥病倒，他們原來服務的工廠無力提供醫療所必需的費用為核心情節，結構起一幕溫馨苦澀的父/母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多子女家庭情節劇。在底層家庭或醫院病床的場景中，不再為無所不包的社會主義體制所庇護的底層生活場景顯影而出：這里有老人，尤其是工人的境遇問題、高昂的醫療費用問題、下崗女工問題、公開或隱晦的階級歧視問題然而，這與其說是現實主義的觸摸，不如說是情節劇式的遮蔽。因為，在這兩部連續劇中，尖銳的現實以及下層社會的苦難，被轉移為傳統中國的血緣親情、家庭倫理命題；原國營大中型企業工人所面臨的生存問題不再呈現為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相反成了一個特殊的“機遇”，用以展現“血比水濃”的親情；成了驗證和復活中國傳統孝悌之道的極好舞臺。于是，中國式的三代、四代同“堂”的血緣（而非核心）家庭再度浮現，充當著涉渡“苦海”的一葉小舟。其中更為有趣的是兒女情長。該電視連續劇的核心情節，是嚴重腦溢血的父親和身患癌癥的母親，頑強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為了保持人口數，以便在城市改建、舊房搬遷的機會中，為孩子們贏得更多的住房。于是，下層社會的獲救愿望仍有待于“現代化”的全面實現。但如果說，底層老人的舐犢之情，終于使孩子們贏得了寬敞的新居；那么真正使這個家庭面臨的復雜困境獲得解決、將這個家庭救離苦海的，卻是出自一位新富的“善行”：這位“大款”愛上了家中身為單親母親的長女。在歷經商海沉浮、人情冷暖、兩性游戲之后，“大款”懂得了自己所需要的是一個善良、樸素、年齡相仿、宜家宜室的女人；于是，他昔日的學校“同桌”、今日的中年下崗女工幸運“入選”。“大款”小小的慷慨相助，便使這個家庭的問題煙消云散：開出租車的幼子得以另結良緣；次子慘淡經營的小小書攤有了資金保障；工廠下崗的長女和幼子的新婦地位低微的街道清掃女工成了豪華街道上的花店女主人。以另一角度觸動并消解這一現實的，是被稱之為“文學的現實主義沖擊波”的系列小說的出現。以劉醒龍的中篇小說分享艱難為開端，以談歌的大廠、關仁山的大雪無鄉、何申的年前年后、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為代表。正是這類作品，為正統宣傳與大眾文化的再度攜手，提供了一種新的空間。所謂“現實主義”之說，顯然得自于這些小說大膽觸及了此前完全無名、不予揭示的“社會陰暗面”：國營大中型企業的舉步艱難，工人面臨的生存困境，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農民遭到的層層勒索。然而，頗為有趣的是，類似小說同時確乎是社會主義工農兵文藝的再現，只不過是經過了商業化的改寫。在這些作品里，苦難的主題是直接而具體的；但拯救的給出則含混和曖昧得多。社會結構分化的現實轉化為“好人”和“壞人”的修辭方式，其中階級字樣只由兩種類型人物“特權”地使用：其一，是最終會在故事的結局中被指認為“經濟犯罪分子”，并終被繩之以法的“壞人”；因此他口中赤裸的資本主義“宣言”與洋洋自得的階級壓迫性的語詞，便無疑是一種謬誤；其二，則是一些王朔或準王朔式的角色，他們把政治性的“套話”移置在不恰當的語境之中，于是關于“資本家”、“剝削”、“老板”、“窮工人”、“受苦人”、“資本家的走狗”等，竟然成了毫無意義的玩笑和套話。在這里，王朔式的語言風格，有效地顛覆了這些話語自身所攜帶的顛覆性，重要的社會現實在凸現中被重新遮蔽，使其仍為一個未獲命名的現實。類似小說中的第一主角通常并非社會苦難的直接背負者：普通的工人或農民；而大多是中層或基層干部、行政或企業的管理者：廠長、市長、鄉長、車間主任。于是，這個橋梁式的人物便連接起社會的不同層面：政府、新富階級、跨國資本之代理與下層民眾。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她似乎是苦難的承擔者，也應該是拯救的給出者；但事實上，在小說情境中，他/她更像無助的替罪羊與無奈、無辜的幫兇者。他/她無疑充滿良知，深切地同情著下層民眾的苦難，但只能因此而倍受折磨、無能為力，甚至“不得已”加入壓榨者的行列，至少是默認或首肯他們的行為。但就閱讀、接受而言，顯然是這些主角，而并非真正無助的工人、農民，獲得了讀者的滿腔同情。我們在對他/她的認同與同情間，認可了現實的殘忍與無奈，認可了這不盡如人意的一切畢竟是我們唯一“合法”的現實。文學并不等于社會學，有偏見或缺陷的作品也有藝術上的高下優劣之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作品中的意識形態無須解讀與清理。九十年代，大眾文化無疑成了中國文化舞臺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華的表象下，是遠為深刻的隱形書寫。在似乎相互對抗的意識形態話語的并置與合謀之中，在種種非/超意識形態的表述之中，大眾文化的政治學有效地完成著新的意識形態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新的合法化過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在很多人那里，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遺產或被廢棄，或被應用于相反的目的。我們正經歷一個社會批判立場缺席的年代。注釋：（1）參見筆者的救贖與消費：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一，鐘山1995年3期。英譯文見Positions,1996年春季號。（2）這幅廣告的有趣形式顯然引起了王朔一族的興趣，于是，它成了王朔自編自導的電影爸爸（改編自王朔的長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一個場景中始終如一的背景。這無疑是一種王朔式的調侃。廣告于1997年10月被更換，“軒尼詩XO的兩幅依舊，公益廣告的一幅換成了毛澤東語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3）美F.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當代電影1989年6期。（4）參見全國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資產新聞報，1997年2月28日，總第76期，三版。（5）此為1995年九鼎軒文化策劃公司為北京法政實業總公司（司法部下屬公司）所做的房地產廣告用語。（6）筆者所謂的“王朔一族”，指九十年代圍繞在王朔周圍，并逐漸成為大眾傳媒制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