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鄉鎮集體企業制度變革的研究綜述摘要：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鄉鎮集體企業的制度類型雖然長期處于非主流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制度狀態，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這引起了眾多學者的熱烈討論與分析。文章嘗試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疏理，從競爭的角度理解鄉鎮企業早期的制度成功及之后制度變革及效果的本質原因。文章分析表明，企業制度是否有效取決于其與競爭環境的匹配度。關鍵詞：鄉鎮集體企業；制度變革；競爭規則一、引言適者生存是基本的競爭法則，不論在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競爭無處不在，這一點在中國鄉鎮企業近3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對于鄉鎮企業的興衰變革，學者們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很少從基本的競爭規則角度進行分析。“由缺乏而引起的競爭，跟任何運動游戲一樣，是要有游戲規則的（張五常，2002）”。例如，在田徑比賽中，參賽者首先要滿足參賽者的資格并遵守項目的進行規則，然后才是速度快的取勝。所以，任何企業要想在競爭中取勝，首先要適應相應的競爭規則（體現為各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規定），例如，企業可選擇的產權制度類型影響著其進入某一市場的資格，產品和要素市場的不同配置規則（如按供求關系調節的價格配置與按行政權力配置的不同規則）也將影響企業的制度選擇。因此，本文嘗試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疏理，從競爭規則的角度理解鄉鎮企業早期的制度成功及之后制度變革及效果的本質原因。二、鄉鎮集體企業早期的制度績效分析中國早期的集體鄉鎮企業所有權只是名義上歸集體所有，即所在社區的成員共同所有，沒有具體到人，社區成員不能直接分享企業的利潤；企業的控制權由當地政府的負責人掌握，由他們任命企業的管理者，甚至直接參與企業的決策。因此，這種集體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相對比較模糊，但卻取得了不低于私營企業的績效。對此，學者們給出了諸多解釋，但通過下面的分析我們將發現其制度類型適應環境中的競爭規則是其成功的深層原因。（一）“灰市場”的解釋李稻葵（1995）認為：在以行政力量的作用為基礎的“灰市場”盛行的條件下，企業如果能使政府的主管部門成為自己的合伙人之一，企業便會獲得許多好處。當企業碰到麻煩時，當企業需要尋求資金，尋找緊缺原材料，需要像計劃車皮這種指令性計劃指標時，政府作為合伙人的“投資收益率”是很高的。于是“模糊產權成為一種企業家自愿選擇的，相對有效率的，從而具有進步意義的制度安排（李稻葵，1995）”。由此可見，是特定的要素市場競爭規則決定了企業的制度選擇。ChangC.andY.J.Wang（1994）也提出，控制權給政府是因為普通的居民不能提供擔保和獲得資源的使用權，而這正是集體鄉鎮企業成功的關鍵。（二）內生產權所有制理論的解釋田國強（1996）的分析模型假定“所有制的安排是內生的，經濟自主化及市場體系完善的不同程度將決定所有制最優安排的不同選擇”，認為：如果經濟自由和市場體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則國有制是最佳安排；反之則是民有企業最有效；若經濟環境的規范程度居中，則集體企業最有效。這將取決于企業經營者的管理能力和處理好政府關系能力的相對優勢比較。在非規范經濟環境下，由于許多生產活動和交易的達成是人為的，獲得某種稀有資源是需要關系的，政府關系能力對于成功的生產就顯得非常重要（田國強，1996），在此情況下，不太明晰的集體產權安排也許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這體現了資源獲取的競爭規則是否擁有“關系”的重要性及其對企業制度選擇的影響。（三）社區與政府的交易分析陳劍波（1995）認為，中國集體鄉鎮企業的產權邊界“是在與社區、政府的交易之中而劃定的，企業經營所必需的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都需要由社區政府來提供，政府則參與企業凈剩余的分割，同時分割企業的決策空間，在這筆對等的交易中，要素的獲得方式成為產權邊界確定的先決條件。”因為，這樣的制度安排大大節約了企業直接參與不完善市場交易的費用，減少了許多創辦和經營的困難，并可以獲得許多非貨幣化資本與制度性貨幣市場上的低價資本。（四）多維分析汪前元（2002）從鄉鎮企業產生及發展的歷史背景入手，多角度的探討了鄉鎮企業誕生前的環境特征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形成及績效的影響。他首先考察了鄉鎮企業獨特的社區性格，即“鄉鎮企業與其所在社區呈現一種水乳交融、魚水情深的膠著狀態，”二者的互相依賴使鄉鎮企業得到了社區的資源支持；其次鄉鎮企業經營者又“紅”又“專”的“能人”特質使其具有“較大的以集體目標為取向的意識形態擁有量”，因此，雖然沒有明晰的產權激勵，經營者仍表現出了較高的積極性，遺憾的是這種意識形態隨后發生了一些變化；再次家族文化的凝聚力對鄉鎮企業組織結構的穩定性等方面也產生了影響。汪前元（2002）的研究體現了宏觀制度環境，包括意識形態特征對企業經營制度及績效的影響。三、鄉鎮集體企業改制原因與績效的分析中國鄉鎮企業的改制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首先進行的是轉換經營機制改革，主要表現在企業經營管理者由當地政府直接任命、工資固定，發展到定額承包，再到利潤分成等方面；其次是產權的改革，下文中的“改制”主要指后者，即“一個集體資產有償轉讓給私人的過程（張軍、馮曲，2000）”。（一）委托-代理關系解釋蔡防（1995）的研究認為：首先，從社區政府與企業經理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角度來看，隨著集體鄉鎮企業的日益壯大，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日益嚴重；其次，就經理的激勵問題而言，改革初期在“企業經理人員可供選擇的同類職位機會并不多的情況下，一定的工資（獎金）水平和在社區內的社會地位，便足以誘使其不愿失去現有的職位”，但是，隨著“農村其他所有制形式企業的大量出現，稀缺的農村企業經理人員有了越來越多的潛在就職機會，他們對鄉鎮集體企業的依附性也就不存在了（蔡防，1995）”，這體現出經理市場競爭的變化增強了制度變革的動力。（二）基于市場發育與交易維度的四維解釋周露陽（1999）以交易費用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交易頻率和協作能力四個維度，按照市場發育的不同階段，重點考察了政府在鄉鎮企業參與競爭中的作用大小對企業制度安排中政府內化程度的影響。在中國這樣一個買方市場尚未成熟的環境里，對于不同的企業，政府的完全外化并不一定就能最有效的節約交易費用。即使在市場成熟階段，對于不同的國度與不同的行業，在不同的時間與條件下，政府不同程度的內化反而更能節約交易費用（周露陽，1999），體現了競爭環境的差異對政府參與深度的選擇影響。（三）要素和產品的物理屬性影響潘必勝（2002）從要素和產品的物理屬性出發分析了蘇南的制度選擇：首先，界定和實施產權的成本與制度有關，而從長遠看，主要與要素的物理性質有關，若要素在物理上易于分解和測定，又便于占有和保存，則可能產生清晰度較高的產權安排，反之將產生較為模糊的產權安排。其次，若資產專用性程度高，則傾向于選擇長期交易契約甚至企業契約。由于鄉鎮企業初期所需土地等要素的界定與分解受到制度環境的制約，其資產專用性很高，因此蘇南選擇了有政府參與的企業契約，即模糊的集體產權制度。此外，從交易效率來看，鄉鎮企業的總交易效率由市場交易效率和非市場交易效率構成，在中國市場化水平從30%大幅度提高到60%的過程中，要素的分解限制及資產的專用性都有所降低，但蘇南只有限地利用了市場化的成果，仍致力于效率日益下降的非市場交易方式，導致蘇南鄉鎮企業的總交易效率呈現下降趨勢，產生了改革的需要。這體現出非市場化和市場化兩種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