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談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的互動發展內容摘要：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是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兩個重要方面，這些都與解決“三農”問題有關。長期以來，推進城鎮化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互動發展機制得不到確立，呈現出諸多此消彼長的不協調態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造成城鎮化發展滯后的同時，又將體制性原因和現實的種種矛盾疊加在一起，導致新農村建設與推進城鎮化相悖而行。理順這些關系對于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具有重要的意義。關鍵詞：建設新農村城鎮化理論依據互動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確定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這是從我國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和“三農”問題實際出發，實現統籌城鄉發展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具體化方案。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做出了更加細化的界定。從我國的國情和農村發展情況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不是要否定我國的城鎮化道路。而推進城鎮化，即使我國的城鎮化程度達到60%，仍然會有五六億人滯留農村，所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必須大力發展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它們都與解決“三農”問題有關。對此，積極探索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實現現代化的雙重驅動，這會對我國欠發達地區城鄉社會經濟擺脫“二元”結構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發展的理論依據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低水平的產物，又是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城鄉協調發展是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根本途徑。城鎮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以受其影響的廣大農村地區作為腹地而存在，發揮擴散效應與回流效應，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不存在戰略重疊和現實矛盾。目前，有關城鄉聯系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較多，這為我國確立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戰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格局提供了理論依據。（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理論推進城鎮化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載體。一方面，有利于人口及經濟活動由農村向城鎮集聚；另一方面，伴隨著小城鎮基礎設施的完善，投資需求隨之增長，直接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由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這是必然發生的共生現象。圍繞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發展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劉易斯模型認為，在二元經濟中，傳統農業部門最大的特點就是剩余勞動力的存在。由于工農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有一種向工業部門流動的趨勢。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流動的趨勢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剩余產品的增加為前提的，彌補了劉易斯模型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托達羅系統發展了這一論斷，建立了一個解釋發展中國家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模型，該模型認為剩余勞動力的區域轉移是理性的經濟行為，遷移決策取決于城鄉之間預期工資差異。可見，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化農業就必須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這種轉移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鄉之間工資預期的差異，這是政府主導、農民自覺、市場自發三方博弈的結果。結合我國具體現實，在城市“異質性結構”存在的前提下，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適量的小城鎮就地轉移，實現離土不離鄉。（二）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非均衡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的存在，在市場力量的引導下，經濟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傾向于某些區域，然后通過不同渠道發揮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在實現增長極對外圍產品的需求和技術創新的擴散的同時，實現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從外圍向核心區的流動。這些理論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強調通過資源要素從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來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帶有明顯“城市偏向”傾向和城市中心色彩。實現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一方面需要選擇適合經濟增長的核心區域，通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推動城鎮化，加快要素資源的合理整合，實現經濟的非均衡增長；另一方面需要克服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的誤區，統籌城鄉發展，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長期以來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戰略選擇和城鄉發展政策供給不對等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利普頓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的實質就在于城市集團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通過“城市偏向”政策使社會資源不合理的流入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區，最終損害農村地區的發展。（三）城鄉聯系模式選擇理論關于城鄉聯系模式的選擇，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拉尼斯和費景漢早就提出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經典模式，即城市-工業導向模式，這一聯系互動模式主要通過城市中現代工業不斷吸納農村中剩余勞動力來實現。在這里主要結合契合我國現實的“城市-城鎮-農村”聯系模式進行分析，盡管其表現形式多樣，有的強調農村城鎮的發展，有的強調城鄉協調發展，有的強調城市的均衡布局，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強調廣大農村地區小城鎮的發展，以城鎮為中介，實現城鄉聯系。因為小城鎮作為農村經濟、文化中心，通過其輻射作用，可以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自然延伸。另外，小城鎮作為農村的區域中心，具有很強的集聚擴散效應，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將各種生產要素聚集起來，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村現代化，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弗里德曼認為，集中發展中心城鎮，一方面可以分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規劃與權力機構，另一方面又可以為農村居民提供一個有利于其自身發展的場所，極大地降低農民的交易費用；費孝通認為，鄉鎮企業和農村小城鎮建設對于打破城市和鄉村封閉隔絕的狀態，實現城鄉要素在產業上的協調發展，形成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網絡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中存在的不協調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將存在聯系的兩個經濟區域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在造成城鎮化發展滯后的同時，又將現實經濟發展中的種種矛盾疊加在一起，導致建設新農村與發展小城鎮在契合和互動中存在諸多不協調。主要體現在：（一）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不協調隨著農村地區非農化浪潮的興起，農村地區相當數量的勞動力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基本上脫離了農業。但是，由于這種轉移沒有納入正式渠道，是一種暫時性的轉移，戶口常住地依舊在原籍，于是便出現了一個既非農民，又非城市居民的“兩棲性”游離階層。這種離農人口的“兩棲性”和不穩定性決定了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就會出現逆向轉移。這一階層的出現對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發展鄉鎮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弊端。“兩棲”人口因為其對土地的復雜感情，一方面不愿意放棄土地，而將其視為一種職業保障或發生不測風云時的退守陣地；另一方面在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利益反差極大的條件下，他們又不愿意在農業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依舊實行粗放經營。“兩棲”人口對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懷有不穩定心理，沒有長期規劃，也不愿意進行大規模投資，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再生產投入上舉棋不定，不利于農村分工分業和城鎮建設的發展。他們雖然增加了許多收入，但不愿意把這些收入用于生產性投資，而是將錢用于生活消費上，這種狀況不利于經濟發展。不少“兩棲”人口在農村和城鎮占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設施，從宏觀上、微觀上都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同時他們卻并不因為擁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得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和消費效用。（二）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的不協調大力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村城鎮化作為建設新農村的必然選擇，其本來要旨在于在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或農村轉變為城鎮的過程中，實現生產方式和文化觀念向城鎮現代化水平轉變。可是，在小城鎮建設中，由于選擇的偏差、定位的誤區以及農民的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