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政治倫理建設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趨勢正在縮小世界各國間的時空距離，出現了所謂“地球村”現象。2001年11月10日，中國“入世”成功，表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不可逆轉地融進世界體系之中。無疑，在“地球村”內，我們同別國可以開門相望，不僅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這樣就可以更多地獲得發展的機會和活力，給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帶來巨大的好處。但是，僅僅這樣看問題又是遠遠不夠的。在思想觀念上如何適應這種歷史性的變化，已經成為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要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結束閉關自守的舊時代、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當代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便蜂擁而至，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乃至主流意識形態發生著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在我們以往單一、僵化的思維活動中融進了不少新鮮活潑的東西，但其消極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領域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主義思潮的“趨同論”，不少中國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義”和“超民族主義”的觀點，相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對立將不復存在，各民族國家正在走向所謂共同的“信息社會”。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之后，這些影響再一次頑強地表現了出來，一些青年學者甚至在公開的論壇上宣稱，世界各國一切政治與文化的紛爭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國人正在成為“世界公民”。只要我們睜眼看看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就會發現，在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與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空前的危機和挑戰。因為，在“地球村”內，“大戶”與“小戶”、“窮戶”與“富戶”的差別依然存在，善良“人家”與霸道乃至惡霸“人家”的對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戶”為了要謀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設一個和平的“地球村”，同時也需要建設一個只屬于自己、足以抵抗、戰勝對手的“家庭”。這種同是“一村”人卻不是“一家”的情況，說明人類在“類”或“村”的意義上所需要和實現的聯系與溝通，只具有相對的價值，而差別與對立卻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概言之，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出現的“地球村”的真實情況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勢在發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趨勢在增強；一方面是存在機遇與機會，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險與危機；“全球化”與“民族化”，機遇、機會與危險、危機，既彼此對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適應。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并不是各國各民族的經濟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國獲取其自身經濟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經濟手段和方式的運行能否奏效，從根本上來說從來不在于經濟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豎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這就使得經濟全球化不會是各國社會經濟制度、社會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會是軍事或軍事聯盟的全球化，當然也不會是社會意識形式的全球化。為什么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會出現政治格局的多級、軍事格局的紛爭與對抗，會出現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分野、滲透和碰撞？原因就在這里。從人口因素來說，中國是一個“大戶人家”，但從經濟因素來說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從政治和軍事因素來說，中國又是一個愛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有志于在本世紀內加速發展以成為“經濟大戶”，而從中國的國情看要如此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地球村”內的種種跡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戶”、霸道惡霸、在“家政家風”上與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會高興的。他們在“地球村”內所干的那些政治顛覆、軍事擴張、文化滲透的事情，軍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針對誰的？因此，我們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我們需要在把握發展機遇的同時，認真思考和采用我們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無疑應當包括文化建設戰略。歷史證明，一國經濟落后會挨打，文化特別是政治倫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樣也會受欺侮。葛蘭西在總結殖民統治的經驗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搞文化霸權是一切殖民主義慣用的伎倆，在后殖民時代，推行文化霸權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資本帝國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如果領導權不首先是文化的、倫理的，從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經濟的。葛蘭西的這些見解，對于我們今天認識和把握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文化建設的戰略問題，是頗具啟發意義的。在國際舞臺上，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建設戰略體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倫理文化建設方面的戰略。在一個民族國家，政治倫理在其提倡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導的地位。因為，政治倫理總是與其特定的社會制度相聯系，以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為基本的對象和價值尺度，從根本上影響和鍛造著公民的心態，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層面上把個人的價值和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聯系起來。一般說來，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棄了政治倫理建設，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棄了道德價值體系的主導方向，結果會在根本上影響到社會制度的鞏固和建設，影響到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同理，一個公民如果不具備應有的政治倫理觀念，就等于沒有靈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國籍和民族之根，在倫理道德上就成了一個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來，世界各民族國家都十分重視政治倫理建設，把政治倫理建設放在全社會倫理建設的核心位置。政治倫理的價值觀念應是國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應是愛國精神和強國意識。在處理本國本民族與世界上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關系中，政治倫理重視國家觀念和民族精神，主張始終注意維護和發展本國本民族的正當利益；在處理國家和民族內部的利益關系上，政治倫理強調把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實行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價值原則，由此而產生兩種價值表現形式有別而本質內涵一致的政治倫理觀。一個愛國公民，應當同時具備這兩個方面的政治倫理觀念。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精神的民族，歷來重視以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建設，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政治倫理文化，涌現過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者。但是毋庸諱言，進入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新時期以來，一些公民的國家觀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的一些負面影響，這種不正常現象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以后又有所發展。其突出表現就是：在看待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問題上頭腦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給我們帶來的機遇，看不到在這一趨勢之下世界上還存在著亡我之心不死的敵對勢力，中華民族在建設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過程中還面臨著極為嚴重的挑戰，有些人甚至忘記了中華民族曾被掠奪被侵占的屈辱歷史。據媒體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將“昔日法租界的風光”和“大日本”的廣告懸掛在街道的顯眼處，招搖市民，招攬生意，而路人不以為然者并不在少數。在河南洛陽還發生過這樣的怪事：為了“換錢”，春節期間將白馬寺的鐘點提前一個小時，只打東京時間而不打北京時間。有人或許會說這些都是個別現象，但國人不禁要發問：是否應該在社會心理的層面上認真思考一下此等“個別現象”何以會發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現象雖然發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卻給青少年學生帶來了不良的影響。某大學在組織學生討論發生在白馬寺的怪事時，竟有不少同學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要講究經濟效益，不管是誰的錢都可以賺，能賺錢就是好事情，此舉“未嘗不可”！他們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來有些東西是絕對不能作廣告、絕對不能用來“換錢”的，這就是人格和國格。由于受各種原因的制約和影響，過去我們講愛國精神和強國意識，多局限于國家和民族內部的范圍，缺乏全球視野，極少思考把愛國與如何走出國門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謀取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時代課題聯系起來。改革開放特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變，但總的看還不能真正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第14條在說到“五愛”教育的時候始終圍繞愛國主義教育這個中心，指出愛國是每個公民應當承擔的法律義務和道德責任，強調要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于公民道德建設的全過程，闡明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愛國為榮，以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為恥，一切公民要把愛祖國落實在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愛社會主義的具體行動上，提倡學習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艱苦創業、勤奮工作，反對封建迷信、好逸惡勞，積極投身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政治倫理建設，在愛國主義教育這一點上，我們無疑要認真貫徹綱要的精神。有鑒于此，必須把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如何加強中國的政治倫理建設和豐富與發展愛國主義教育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