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社區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摘要本文以“美麗園事件”為個案，著眼于沖突解決與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分析社區治理的管理組織和治理結構，以及各種基本的制度構建和社區治理之間的關系，探討物業公司、業主和業主委員會、政府行政及司法力量在社區自主治理的信號捕捉、利益平衡、合約實施、集體選擇等環節中的優勢和劣勢。針對美麗園案例反映出的社區治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著重從信號捕捉、社區民主、糾紛解決和監督制裁等方面提出制度建設的努力方向。關鍵詞自主治理；美麗園事件；制度基礎社區自治是否能夠保持持續發展？對此人們并不樂觀，因為公共選擇的邏輯是，個人理性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最終走向共同的悲劇。不過，有很多學者，如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發現，只要有適當的制度基礎，自主治理是可能的。那么，怎樣才能讓社區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呢？我們認為社區治理制度基礎建設非常重要。在本文中，我們試圖通過分析北京美麗園社區治理中發生的一系列糾紛及解決過程，探索如何構建社區治理的制度基礎，從而尋找可持續的社區治理和發展之道。一、背景及案例解析隨著1978年發起的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城市社區的產權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住房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財產轉變為私有財產。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業主逐步自發結合起來形成自治組織，業主組織成了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在民間自發力量推動下，政府順應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踐需求，出臺相應的制度規則，初步奠定了城市社區的治理結構。但是這些僅僅為社區自主治理搭建了一個基礎性的結構。社區內部各方利益如何平衡？尤其是在社區內部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產生了沖突和矛盾時，如何處理？相應的糾紛和沖突處理機制還不是很完善，在沖突的解決過程中如何處理個體的偏好和集體的選擇，還沒有很好的制度規范。正是這些制度設置的不足和基本制度的不成熟，為社區的自主治理埋下了隱患。美麗園事件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這一案例對初步形成的社區自主治理制度規范提出了新的挑戰。該事件的發展過程可以簡要地歸結為四個階段，具體如下：第一階段：物業費用糾紛，業主贏得訴訟2005年3月業委會起訴鴻銘物業，要求擠掉物業費“水分”，將多收的物業費退還業主。2005年9月海淀法院駁回業委會訴訟。2005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支持了業委會的訴求，將小區2.72元每平方米每月的物業費判至1.58元，美麗園業委會成為北京首個打贏物業費官司的業委會。第二階段：利益難以平衡，物業撤離，小區陷入危機2006年5月鴻銘物業向一中院申訴，一中院裁定再審。2006年8月11日一中院維持終審判決。2006年9月1日鴻銘物業突然撤離，美麗園停水停電。第三階段：政府介入，強制物業返回，小區進入過渡時期2006年9月1日，物業突然撤離，海淀區小區辦等部門緊急到小區處理，當天下午恢復水電供應。2006年9月7日副市長吉林表示，絕對不允許斷水斷電斷電梯等情況發生，對一些物業公司斷電斷水的惡劣行為將予以嚴懲。2006年9月9日海淀區小區辦要求鴻銘物業9月11日前恢復服務，同時要求業委會45天內開業主大會。2006年9月14日部分業主提出罷免業委會提案，業委會收下提案。2006年10月9日美麗園臨時業主大會召開，罷免業委會全體委員成為議題之一。第四階段：啟動民主程序，重聘物業，小區糾紛結束2006年10月28日臨時業主大會結束，業委會全體委員未被罷免，同時啟動招投標程序。2006年11月8日業委會發出物業招標公告。2006年12月2日至8日6家投標公司中3家入圍，小區召開業主大會決定中標物業。最后，南京新鴻運中標。2006年12月10日新物業進駐小區，鴻銘物業撤離。在社區治理的實踐中，如何形成民意表達機制，將居民及業主分散的利益聚合起來，形成集體選擇？如何在業主組織和業主之間形成信號的捕捉和反饋？如何在社區內部實現業主組織和物業服務公司之間的利益平衡？政府、法院等外在的組織應當在社區治理的合約實施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政府、法院等外在的組織應當在社區治理的危機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都是美麗園事件向我們提出的挑戰。美麗園社區物業服務收費事件中涉及到的利益相關方主要有：物業公司、物業管理協會、業主委員會、業主、法院、政府。如下圖所示：具體來看，社區內部的治理結構包括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是在業主和業主委員會之間形成一層委托-代理關系。就其本質來講，就是要將業主分散的利益通過集體選擇的過程聚合為集中的利益，由業主委員會集中表達和實施；這個過程要求廣大業主和業主委員會之間建立需求信息/信號的表達和捕捉機制，并形成信息反饋和監督機制。其二是業主、業主委員會與物業服務公司之間圍繞著物業服務形成需求與供給關系。但是，從目前的社區服務的制度安排來看，在物業服務的生產者和需求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長線的責任機制，所謂的長線責任機制就是說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的責任關系比較遠，兩者之間很難有有效的交流、溝通以及協調機制，他們被物業公司和保安服務公司隔離開來，這樣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就形成了長線責任機制，供給者的供給很難反映需求者的需求。與此相反，所謂的短線責任機制則是形成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的直接面對面的交流和溝通，供給者需要反映需求者的偏好，需求者往往會對供給者有一定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長線責任機制使得兩者之間很難進行有效的交流、溝通和協調，需求者往往很難對供給者有一定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此外，社區是社會的一部分，存在于社會既有的制度安排之中。除了上面描述的社區內部治理結構之外，社會中其它的組織作為一種外在的制度設置也會對社區治理發生影響。具體到本案例中，這些外在性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法院、政府、行業協會和專家學者。在美麗園社區的物業服務和收費標準的糾紛案例中，這些外在的制度設置包括作為社區治理的制度供給者的政府，包括對社區治理中的糾紛及合約爭議進行裁判和處理的司法機構，也包括作為對社區治理中的利益格局發生影響的行業協會及專家學者。在本案例中，北京市物業管理協會和相關的專家學者在物業公司向一中院提交再審申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