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研究概說摘要有關江南市鎮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會經濟史關注的熱點，而從城鄉關系的角度透視江南地方社會的討論則顯得比較薄弱。本文回顧了以往大陸、港臺和海外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主要脈絡和學術取向，并對城鄉界線及其運作機制等前沿問題作了必要的思考。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蛘邚娬{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太平天國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劉錚云則從另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海縣。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上海)(中國學術)2001年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李國祁：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文化學術論文集刊)第27集，1981年。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同時期，王家范陳忠平、范金民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劉錚云：義莊與城鎮一一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頁。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軍：明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陳忠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查)(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s8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頁。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看法，與陳學文類似：在市鎮中發生的各種現象滲透到鄉村，使農村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進而為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經營方式的變化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于市鎮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紳士和商賈以及從農村中分化出的游手無賴等過剩人口涌人了新興市鎮內，江南市鎮就是在吸收鄉村勞動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參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成人文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987年第1期。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單強：(江南區域市場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國燦：(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龍登高：(江南市場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顒拥目臻g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