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2）五道光初年以后的霍亂與江南我們前面提到，真性霍亂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傳到過中國，但卻未能生根、蔓延。不過這一次顯然沒有這般幸運。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傳后，這一冷面殺手就在世界各地開始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肆虐。包括江南在內中國也概莫能外。根據已有的研究，世界醫史學界一般認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亂大流行，其中伍連德認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而中國的上官悟塵則列舉了6次，前4次與伍相同，后兩次為：18831896，1902。2很明顯，上官實際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為第5次，真正的區別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沒有注意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的情況，而上官對清末以后的情況沒有顧及。不過就我們搜集的有關清代江南的資料看，霍亂的流行與上述流行時間雖有相合之處，但似乎更為密集。除嘉道之際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統三年（1911）的75年中，整個地區有23年有霍亂流行記錄，涉及范圍較廣或比較嚴重的就達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在浙東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豐元年（1851）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區流行；咸豐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伴隨著戰亂，出現了全區域性的大流行；光緒三年（1877）至八年（1882）在上海、蘇州和寧波等地有小范圍的流行；光緒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又一次出現全區域性的大流行，特別是浙東，為害尤烈；光緒十六年（1890）至十七年（1991）在蘇南出現較大范圍的流行；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蘇州、松江和寧波府出現疫情；光緒二十五年（1899），杭州城有霍亂流行；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蘇州、松江、嘉興、紹興等地有較為嚴重的霍亂流行，而且與疫喉痧相伴隨；光緒三十三年（1908年）在上海、南京和寧波等地流行霍亂。其中有三大特別嚴重的流行高潮：咸同之際（18611864）、光緒中期（18851895）和光緒二十八年3。而且進入民國后，這一流行趨勢亦為停止，根據蘇州市區的比較確切的統計，民國期間，蘇州市共爆發有明確疫病名稱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為霍亂，另有兩次包括霍亂4。這些無疑表明，霍亂不僅在此后的江南頻繁流行，而且還在眾多的傳染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這種情形出現，首先應該跟江南稠密的人口有關。江南地區人口之繁密，無疑為全國之冠，據統計，嘉慶二十五年該地區人口每平方公里多達596人，大約是全國平均密度86人7倍5。而人口密度，在外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一定的限度內，乃是影響瘟疫分布最為關鍵的因素6。其次也與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有關生活習俗密切相關。霍亂等腸道傳染病大都爆發流行于夏秋濕熱季節，主要通過食物、水和接觸傳染，江南溫暖濕潤的氣候，密布的水網，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養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習慣，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我們知道，江南以“水鄉澤國”著稱于世，河網湖蕩星羅棋布，對于江南民眾來說，水不僅賜予了他們豐富的物產，還極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實在無異于衣食父母。不過水也像一把雙刃劍，在給人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災難。密布而四通八達的水網既給予了人們出行的便利，也為疫病傳播提供了方便。這種方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霍亂弧菌在水中極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的35倍7。豐富的水源自然就為病菌提供了優越生存環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為病原的四處流傳提供了可能。另外，更為重要的是，江南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生活習慣，更有利于霍亂等病菌的傳播。這些生活習慣包括廁所簡陋、在河水中洗涮馬桶甚至傾倒糞便和以河水為生活用水等。這方面的情況，雖然當時的記載較少，不過從當今江南農村的狀況和此前的一些記載中不難看出一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出身廣東張國高來到江南的城鄉后，便對這里有利于疫病傳播的環境頗感驚詫，其中對這里廁所之簡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我到鄉間，生活上感覺最不習慣的要算大便這件事了！無論鄉間或鎮上，可以說沒有一處的廁所不是很簡陋與齷齪的，破蓬爛席就當墻圍繞，一個不大的糞缸不是滿滿的，便是屎尿蕩漾，坐在裝在糞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兩條濕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時候，總得要提心吊膽！晴天的時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覺難堪！8對此，從蘇州人流傳已久的“五步一池（糞池），十步一樓（廁所人稱一步樓）”9的說法中也能看出一二。而且這些廁所不少就建在河邊，“由于平時不斷的滲漏，已將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漲升，滿缸的糞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10。人的糞便一直中國農業生產的重要的肥料來源，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隨著農業和桑、棉等經濟作物種植業的擴展，對肥料的需求急劇增長，糞的身價也日趨高漲，甚至出現了“糞便即金錢”的說法11。所以，農民肯定不會輕易將糞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糞便也都有專人收集并運到鄉下出售。在清代，這已成了專門的產業壅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蘇州一份肥壅業商人的稟呈透露，壅業商人各有專門劃定的收集糞便的地段，這些“祖遺糞段，世代相傳，自國初迄今，相安無異”12。說明這種狀況清初已然。嘉慶時，昭文的吳熊光在與皇上談話時也說：“（蘇州）城中河道逼仄，糞船擁擠，何足言風景？”13這里所說的糞船，顯然就是壅業商人的運糞船。糞船在河中來回穿梭，船身搖晃，自然難保糞便不潑漏河中。而且，在河中洗涮馬桶，也是江南普遍的行為。根據筆者的生活經歷，這樣的情形，至今在江南農村，仍還不時可以見到。張國高在文中也指責說：“倒了糞桶，在河中沖刷，只曉得要洗凈馬桶的污穢，卻不顧這些污穢已污染了大眾用作飲料的水源。”14這樣，一方面是糞便等污染物不時流入河中，另一方面，人們以這同一河流的水為生活用水，不僅汲取飲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戲15。霍亂等病菌無疑主要通過糞便派出體外，而江南的河水，經常地會受到糞便的污染，這些被污染的水源同時由是江南人的生活用水，在這種情況下，霍亂一旦出現，便在江南迅速反復流行也就不足為怪了。所以，在現代編輯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會談到這一點。比如，紹興江河密布，湖泊眾多，解放前，水鄉農民習慣飲用河水、天落水，山區、半山區飲用溪水、塘水，且人觸畜混用，易受人畜糞便和各種地表廢棄物污染，飲水不潔，常引起腸道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傳播流行16。（民國時，無錫）城區無完整的下水系統，污水塘、臭水溝較為多見。病媒昆蟲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飲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個碼頭，一些烈性傳染病經常大流行17。此外，隨著十八世紀以來的人口的急劇膨脹，嘉道以后，江南環境不斷惡化可能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雖然僅就地形地貌來說，清代江南似乎沒特別明顯的變化，不過從總體環境來說，清代可能是歷代中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1、巨大的人口壓力所導致的對山林的濫墾；2、在人口密集之地過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業、工業廢物對環境的污染。由過度開墾而造成對環境破壞，目前已引起學術界較多的關注，對于江南及周邊地區，更是有不少成果論及棚民對當地山丘地的開墾及其后果。這些研究認為，從清代中期以后，不斷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廣等地的農民進入浙東西和皖南的山丘地，開山墾種靛青、苞谷等作物，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18。當時的一些文獻紛紛指出：“近今棚民開墾山場，多致浮土下瀉，塞港填溪，尤為水利農田之大害。”19“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畢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20顯然，當時對山林的濫墾已造成當地自然環境的惡化，至于說這種變化與霍亂是否存在直接關聯，雖然現有的資料還難以給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