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是新時代建設教育強國的綱領性文件。為深入學習貫徹規劃綱要精神，《江蘇教育研究》自本期起組織“學習貫徹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主題研究，圍繞規劃綱要確定的“六大特質”“八大體系”開展理論、政策和實踐研究，以推動規劃綱要落地見效，為加快建設教育強國貢獻力量。摘要：中國基礎教育強國建設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模式，目前對此還缺乏深刻的分析。除了要從宏觀上理解與把握中國基礎教育強國特色模式的本質屬性外，還需要深入分析基礎教育強國中國特色模式有待探索回答的若干重要問題及有待改革深化的若干關鍵領域，從普遍性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視野理解與推進中國基礎教育強國建設。關鍵詞：基礎教育強國；中國特色；感性教育；現代價值觀教育；教育改革建設教育強國，基點在基礎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基礎教育搞得越扎實，教育強國步伐就越穩、后勁就越足。基礎教育強國建設，關涉到三個基本的問題：一是何為基礎教育強國，或者說，我們要建成什么樣的基礎教育強國，以及基礎教育強國的主要標志是什么；二是中國基礎教育強國及其建設必然有別于西方國家，一定有特色模式，這個特色模式是否完全形成；三是這種特色模式可能面臨的關鍵問題。從現有的研究來看，我們對基礎教育強國的科學內涵分析得還不夠深入，對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特色模式及其面臨的若干關鍵問題還缺乏深刻的分析與透視。一、宏觀意義上的基礎教育強國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我們要建成的教育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理解教育強國必須深入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性。現有的關于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研究，基本上回答了教育強國的本質屬性問題。一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人民為中心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服務國家戰略，是中國式教育現代化與教育強國的基本邏輯[1]。這實際上也是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以及教育的政治性、人民性、戰略性三大屬性所做出的回答——一種政治學意義上的回答。按照這樣一種回答，我們可以建立起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基礎教育強國指標體系。量化指標我們不乏構建，甚至可以從世界基礎教育強國指標體系的觀照中予以構建。對于指標體系構建而言，更重要的應當是一種定性的構建，可能主要是一種文化精神的或思想的構建。從宏觀領域來看，基礎教育強國的主要內涵或標志，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精神，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完善的立德樹人機制，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等健全完善的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進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有力支撐國家戰略或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系統回答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教育的根本問題。具體來看，包括三個方面。（一）堅持立德樹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是中國式教育現代化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在“培養什么人”這個首要問題上的根本回答。這里面的要義在于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其標志就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以及“五育”并舉。基礎教育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教育強國，首要的標志就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培養能夠擔當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重任和民族復興偉業的時代新人。這是中國特色基礎教育強國區別于世界基礎教育強國的首要本質屬性所在，不能簡單地從一般意義上的綜合素養培養來看待人的全面發展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當然也重視人的發展問題，但資本邏輯主導的文化精神必然導致價值虛無及人的異化[2]。這正是中西方基礎教育強國在文化精神上的根本性區別所在。（二）建設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基礎教育發達國家當然重視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美、英、芬蘭等西方國家把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建設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從理念價值、供給機制、教育投入、監測評估等方面不斷健全公共教育服務制度[3]。這些政策舉措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中國式現代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邏輯，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邏輯為中心。相應地，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邏輯與追求，而且與全面發展的人的培養及服務國家戰略需要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基礎教育強國的根本性標志。構建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及基礎教育強國的重要體現。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建立起中國教育的自信。當前我國基礎教育普及水平躋身世界中上行列，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完善教育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加大教育投入、健全監測評估機制以及強化師資培養等，都有待盡快推進，以全面提升基本教育公共服務水平。（三）健全完善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包括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在內的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的健全完善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重要支撐，也是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特色所在。就是說，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建設對基礎教育強國而言具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關系到基礎教育強國的本質屬性與建設支撐，另一方面關系到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具體特色表現。以育人方式而言，一方面必然要強調素養導向的教學方式變革，強調智能時代的新型學習方式變革，在這一點上我們與世界基礎教育發達國家有一些共同的追求；但另一方面我們更強調思想政治育人，這既是中國特色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育人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育人方式的特色表現。在治理體系建設上，我們不但強調社會力量參與的多元治理，強化人工智能賦能的治理機制構建，更強調黨對教育治理體系的領導以及政府教育治理的主導作用與保障職責。辦學模式與保障機制也同樣具有適合國情的特色。總體來看，基礎教育強國有自己顯著的使命、標志及特色。按照《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的部署，基礎教育強國意味著在始終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下，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全面建成，基礎教育普及水平和質量穩居世界前列，人民對教育的滿意度顯著提升，培養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有力支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或者說，基礎教育強國為教育強國形成強大的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奠定堅實的基礎。強大的思政引領力居“六力”之首，有別于政治學意義上的其他五力，表明基礎教育強國首先是一種中國文化精神的構建。二、基礎教育強國建設需要深入回答的幾個問題基礎教育強國建設有一些更深入的問題需要做進一步的回答。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何為人的全面發展，或者說究竟如何理解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我們構建的核心素養體系，包括學科核心素養體系，以及教學改革行動，是否切實彰顯了人的全面發展的真正內涵或關切，仍然需要追問。回答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馬克思那里。馬克思在對資本的現代性批判中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就是說，馬克思的人的全面發展學說，是針對資本邏輯與私有制對人的全面異化而言的。這個問題關系到整個西方現代文明根本性病癥的分析與診斷，海德格爾和馬克思的分析值得關注。海德格爾認為，作為西方文明病癥的虛無主義的必然形成，就在于西方形而上學的根本錯誤，即把存在者當成存在，以范疇來闡釋存在者的存在，進而遺忘了存在本身或存在的意義[4]。所謂存在，必然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存在，是生活世界中的感性存在或實踐存在，而不是純粹意識的存在。在意識哲學那里，客觀對象被人的認識表象化，成為概念或范疇的存在。但其實，正是范疇前的生活世界才決定著意識主體所形成的客觀對象世界[5]。而生活世界正是一個感性活動的世界。在馬克思看來，唯有“在感性意識中，對象才存在于它與人的生存之間的原初關聯之中”，才是真實的存在，因此，人的對象性活動的感性意識才是人的存在方式[6]。而資本邏輯因為把勞動變為一種抽象的交易，抽離了人的感性意識活動，必然造成人的感性生命的抽象化和異化[6]。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比技術更為根本，唯有消滅私有制、資本邏輯及勞動異化，才能真正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邏輯，為教育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根本性保障。當然，海德格爾所擔憂的技術異化問題，現象學所顧慮的概念或邏輯對人的異化問題，以及工具理性對教育的異化問題，或者說，教育如何回歸以及在什么意義上回歸生活世界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完善的解決。這里面涉及幾個具體的問題。（一）如何準確定位感性教育與理性教育客觀世界對象化所造成的主客分立思維，或者說，把客觀世界概念化與邏輯化，確實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但是這種對所謂的絕對客觀知識的追求，如海德格爾所說，恰恰遺忘了存在本身。胡塞爾所講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并非指科學本身的衰落，而是指科學的興盛引發的生活危機。科學以其“客觀主義”、數字化的實證主義，研究所謂的純粹客觀事實，沒有回答甚至排斥人生的意義問題。回到生活世界是胡塞爾提出的克服科學危機的出路。教育同樣需要回歸生活世界，但是教育能否超越科學危機，恐怕非教育自身能夠獨立回答的問題。西方教育也不乏人文教育、藝術教育以及所謂的通識教育，但并沒有克服虛無主義的問題，這是因為主客對立思維必然無法兼容人生意義的終極關懷問題。當然，教育在這個問題上也負有自身的使命與職責。問題在于，教育在回歸生活世界時如何定位好理性教育與感性教育的關系。中國式教育現代化一方面必然要強化科學教育，強化科學實證思維，另一方面也必然要強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文藝術教育，強化對存在的感性領會的教育。這是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特色所在。但是，理性教育與感性教育兩方面的強化，是否意味著在科學教育強化的同時加強人文藝術教育？恐怕不是這么簡單。在此，必須準確理解感性教育，突出對真理的感性領悟。同時也需要準確把握人文藝術教育的本質，從素養或知識的教育本位走向對真理的感性審美的感性教育本位。為此，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化精神對人生意義終極關懷的感性特質，同時強化人文藝術感性教育和科學理性教育。從另一個方面看，這個問題也表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問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底色。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是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所在。我們要建成的基礎教育強國一定是傳統文化得到弘揚發展的教育強國。在建設科學教育強國的同時，如何通過傳統文化教育，發揚光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守我們的精神底色，是一個重大課題。傳統文化蘊含的感性審美與科學思維的協調本身并不應成為一個問題，但從腦科學來看，科學思維的訓練，比如數字符號加工推理等，顯著激活大腦頂葉區域，而注入感性的生活化教學則可以更多刺激大腦的額葉、顳葉[7]。這表明，強化科學理性教育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感性發展，反之亦然。這對傳統文化教育和科學教育都提出了新挑戰。（二）傳統價值如何融入現代價值的教育中國式現代化不以資本邏輯為中心，但如何利用資本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進而超越資本邏輯，仍然是無法回避并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傳統價值與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價值是否具有共生性？這是一個不容回避或需要探討的問題。有學者提出了“中國文化精神能否成功地容納并規約資本原則”這個深刻的問題，在他看來，“資本必定誕生于某些民族的感性意識的抽象化過程”，而中國文化精神傳統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必然要面對感性意識抽象化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對于中國文化精神來說確實存在自身的內在困難，但中國人對安身立命的根本追尋正是中國文化精神當代重建的希望[8]。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沒有完成獨立人格之啟蒙任務，如何發展出現代價值，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重建的任務。顯然，現代價值重建的任務并不能為教育所獨立完成，但現代價值教育的內容體系卻是確定的，問題在于，教育在中國現代價值重建的任務中究竟采取何種特色方式，在何種意義上是有效的，都有待實踐探索。這要求教育保持強大的價值引領力，共同完成價值重建的任務。但價值重建絕非一個簡單的終極價值的引領問題，而是涉及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的融合與包容并生長出新的價值體系的問題。（三）如何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還有一個基礎教育強國建設需要重點討論的問題是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問題。基礎教育要服務于國家戰略，除了保障基本教育公共服務供給外，還必須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培養人才，尤其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決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是教育強國的重要標志，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是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任務。就當前而言，基礎教育在人才培養上還存在一些問題，突出表現為功利化的應試教育導向及以知識教學與機械刷題為表征的教學模式問題，這也是工具理性對教育侵蝕的表現。必須加快基礎教育教學改革步伐，深入推進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價改革，深化“五育”并舉，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提供良好的土壤。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基礎教育還存在一定差距。我們必須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拔尖創新人才專門培養模式，這是基礎教育強國建設能否形成特色模式必須深入討論的一個問題。我們在討論基礎教育強國建設時，非常重視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這個戰略性問題，但對培養方式方法并沒有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索。有少數學者認為拔尖創新人才并不是培養出來的，或者說并不存在特定的培養模式；大多數學者對這個問題保持緘默。教育實踐不乏大中小學貫通式培養的探索，但早期發現機制、遴選機制及專門培養課程設置等方面的政策性問題，確實給實踐探索帶來一定的障礙。或許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難以找到確定性的模型，或者說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主要在于教育環境的培育，如此，如何構建良好的教育生態，培養學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與探求欲，強化學生的創新意志與內生動力，一體化造就拔尖創新人才，就至為重要。這是基礎教育強國的重要使命與標志，是教育強國建設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三、基礎教育強國建設需要深化改革的若干方面基礎教育強國建設是個系統工程，《決定》和《綱要》對此做出了整體規劃，主要包括完善立德樹人機制或塑造立德樹人新格局、建設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及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或辦強辦優基礎教育等若干方面。必須立足國情，深化教育改革。（一）加快完善立德樹人機制《決定》指出：“完善立德樹人機制，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健全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體系，提升教師教書育人能力，健全師德師風建設長效機制，深化教育評價改革。”首先需關注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問題，關鍵在于如何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但究竟要改革創新思政課的什么要素？是否是教學方式？要回答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對思想政治理論本身的考察。顯然，思想政治理論表現為一種理論邏輯形態，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高度抽象。就是說，理論是感性實踐和感性文化的抽象。因此，用思想政治理論鑄魂育人，不能簡單地把思想政治理論當作一種知識、概念或理論邏輯來教，首先必須重視前概念的、前邏輯的感性教育。思想政治理論究竟如何從歷史現實的感性經驗與領會中抽象出來的，是思政課教學必須時刻把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教育、藝術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相互融合，比如以人文藝術的感性教育方式，或者以藝術的形式，開展思政教育。但思政教育更大的難題，如前文所述，在于現代價值重建的教育使命。其次需關注的是健全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體系問題。落實“五育”并舉，必須全面落實國家課程方案，開齊開足開好“五育”課程。要糾正“五育”并舉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厚此薄彼的現象，有三個問題需要重視。第一，功利化教育是對全面發展培養體系的根本性破壞。不斷深化素養導向的教育改革，完善科學的評價體系，克服片面應試教育傾向，是基本的出路。第二，要重新審視德智體美勞諸育，準確定位其本質內涵，恢復“五育”各自的本質定位，提升其育人效果。德育效果不實，智育錯位，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存在短板，與我們對“五育”的內涵定位不準、認識不透徹以及教育教學方式不當密切相關。第三，要強化“五育”融合，充分實現最大化的綜合育人效果。推進“五育”融合，既要重視各育之間的內容貫通，又要重視各育教學方式之間的借鑒應用。與此相適應，要全面提升中小學教師立德樹人能力。重點是要培養教師在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型教學方式變革能力，引導教師真正關注學生綜合素養的培養，主動探索和推進教學改革；尤其是要以教育家精神培養教師的人格塑造能力與整體育人能力。培養教育家型教師是基礎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或保障，必須加快改革教師培養體系，主要是改革教師培養體系，解決教學改革實踐脫節的問題，突出教師教學改革能力的培養。必須看到，教師培養體系并非獨立的系統，而與教學、評價改革密切相關，需要作整體構建，全面提升教師培養對教學改革的支撐力和引領力。最后需要關注的是深化教育評價綜合改革問題。教育評價改革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不可完全按照某種既定的技術標準進行改革。五大系統教育評價中，學生學業評價最為關鍵，其包括評價內容變革與評價方式變革兩個方面，當前，可以重點推進的主要是前者。《綱要》特別提出要深化高考綜合改革，“構建引導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考試或考核內容體系，重點強化學生關鍵能力、學科素養和思維品質考查”。教學評必須一體化，但其真正的內涵在于教、學與評是一種相互引領與相互支撐的漸進性變革過程。評價可以適度先行，而教與學則須緊跟；反過來，教與學亦可先行，而評價則需要有力支撐。（二）加快構建具有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這個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密切相關，但最根本的是要落實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首先是要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城市化發展戰略的需要和趨勢，構建與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特別是要健全隨遷子女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并且要如《決定》所指出的，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與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等一并納入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范疇。同時，深入實施基礎教育擴優提質工程，探索逐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其次是健全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專門教育保障機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完善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機制。這個問題首先主要是一個經濟均衡發展及教育投入的問題，區域經濟發展對教育投入的增長及整個教育資源配置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當然，教育系統自身推進優質均衡發展同樣要強化。眼下必須加強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學校、群體差距。集團化辦學、人工智能賦能、城鄉一體化資源配置、對口教育幫扶等舉措需要深入推進，尤其是要強化人工智能及相應的教師資源的均衡配置。（三）加快建設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決定》指出：“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這四者當中，育人方式變革最為關鍵，其也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以及服務國家戰略的關鍵。首先，推進育人方式變革，必須基于“雙減”改變知識傳授模式，走向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全面發展導向的教育。推進育人方式變革應著重把握好兩個方向，一個是要遵循與回歸學科特點，推進相應的教學方式變革。當前的教學方式變革存在著以普遍的模式指導具體的實踐探索的問題。基礎教育學科課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類，即客觀知識類、人文教育類、藝術審美類、社會實踐類。人文藝術教育不是一種知識的教學，而主要是對存在或真理的感性領悟的教育。物理等客觀知識類學科課程，作為概念或邏輯的知識形態的存在，需要強化大概念教學、實驗操作與實踐教學，而不是從知識到知識、從抽象到抽象的教學。教學方式變革至少要分類推進。另一個是要適應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對人的核心素養培養提出了挑戰，而且正在對教育教學形態進行重要的塑造。這種塑造不是一個簡單的智能與教學的融合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人工智能對社會形態的塑造必將對現有教育形態的正當性提出挑戰。馬克思所講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在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