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是教育實踐活動的指引與反映，新時代高校思政課建設創新需要從教育政策中汲取動力。隨著“大思政課”理念的提出，實踐教學的育人價值與地位日益得到提升，已成為高校思政課的必要組成部分。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與“工具—主題”分析框架，運用N-Vivo質性分析軟件對2005年以來黨和國家政策文件中有關實踐教學的內容進行梳理，對政策文本的外部特征與內容主題開展綜合分析，總結政策趨勢特征，厘清未來路向，為新時代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關鍵詞］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文本；內容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除政策名稱和直接引語外，均簡稱“思政課”）教師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高度重視思政課的實踐性，把思政小課堂同社會大課堂結合起來，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教育引導學生把人生抱負落實到腳踏實地的實際行動中來”［1］。200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實踐教學”概念，詳細闡發其實施要求，要求各高校加強組織管理、完善實踐教學規范。實踐教學從原本的“建議實施”開始轉為“規范化實施”，其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快速發展，成為高校思政課必不可少的課程組成部分和教學環節。此后黨和國家相繼出臺一系列關于高校思政課建設的政策文件，對實踐教學的管理制度、學時學分、工作體系、實施方式等諸多方面不斷加強規范和指引，并將“大思政課”作為高校思政課改革創新的目標指向，令實踐教學的創新成為高校思政課改革創新的重要著力點。從當前研究來看，學界已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理念內涵、實施方式、教學模式等開展了較為廣泛的探討，但從政策分析視角開展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關于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政策規定數量并不少，只是大多散見于關于高校思政課建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個政策文本之中，缺少系統的、集成化的研究。這些政策是一定時期內政府意圖的可視化表現，也是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現狀的反映與未來的指引，具有相當的權威性與強制性。因此，文章借助N-Vivo質性研究工具，梳理2005年至今黨和國家關于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政策規定，對其進行政策外部屬性與文本內容的綜合分析，探究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核心內容與發展趨勢，以期為推進新時代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提供借鑒。一、研究設計主要采用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選取國家部門的官方政策文件作為樣本，遵循“基本特征—內容特征—工具特征”的分析邏輯，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文本展開研究。（一）研究方法與思路研究主要采用計量分析和文本內容分析的方法。文獻計量分析旨在對2005年以來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政策的文本形式、發文時間與數量、政策主體、政策類型、政策工具等進行統計分析，從政策角度反映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發展的大致歷程。文本內容分析主要借助N-Vivo質性分析軟件，將政策文本匯總、梳理、分類、編碼后進行質性解讀，呈現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文件的核心主題。在計量分析與內容分析的基礎上，構建教育政策工具與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主題要素的二維分析框架，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不同主題要素的受重視程度進行量化分析，并進一步剖析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文本的主要內容與特征趨勢。（二）文本選擇從政策文本的權威性來看，本研究所選取的政策文件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宣傳部等國家部門，文本內容大部分來源于202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重要文獻選編》，少部分來源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門的官方網站。從政策文本的全面性來看，政策文件是以“實踐教學”“社會實踐”“實踐研修”等為關鍵詞進行組合搜索而獲得，包含工作方案、建設標準、規定、通知、意見等多種類型，覆蓋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各個方面，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從政策文本的直接相關性來看，研究對初步檢索得到的文件進行了多輪遴選，篩除一些工作性通知與無關文件，如“骨干教師社會實踐研修通知”等，以確保政策文本與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內容、主體、制度、路徑等方面內容具有直接相關性。依據上述原則性要求，研究最終獲取22份關于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主要政策文件（如表1所示）。二、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政策文本分析為明晰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相關政策文件的基本情況，對所選取政策樣本的基本形式、發文時間與數量、內容文本、政策工具使用情況等展開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分析。（一）政策文本形式分析如表2所示，在政策文本中，以“意見”“標準”形式出現的政策文件居多，占總數的50%以上。“意見”雖不像法規一樣具有強制執行力，但指導性相對較強，內容通常較為靈活寬泛，能夠為下級部門與各高校開展實踐教學提供原則性與方向性的引導。如2012年教育部等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就在宏觀層面上對實踐育人理念、實踐教學方法、實踐教學管理規定等作出指導。“標準”主要包括《普通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標準（2019年、2023年本）》和《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標準》（2011年、2015年、2017年、2021年本）。這些文件對思政課實踐教學作出了規范性、量化性、統一性和普適性的要求，有助于統一和規范實踐教學的建設，保障教學公平與一致性。例如規定馬院需統籌各門課程的實踐教學，將實踐教學納入教學計劃等，其要求隨著實踐教學建設的動態發展也不斷更新。此外，“通知”“方案”“規定”“要求”等其他多種類型的政策也有出現，可見實踐教學已成為高校思政課有關政策文件中的一項重要主題。（二）政策年度與數量分析統計發現，2005—2014年的十年間，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共有5項，而在2015—2023年間，相關政策文件就達到了17項。年均發文數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說明國家對高校思政課及其實踐教學的重視程度在不斷提升。且2015年正值“05方案”強調實踐教學以來的十年之際，是一個關鍵節點，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要求“要建設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高校思政課”［2］。同年，教育部更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標準，并實施《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體系創新計劃》，將“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注重發揮實踐環節的育人功能，創新推動學生實踐教學和教師實踐研修”作為實施這一計劃的基本原則。自此，關于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文件數量迎來了重要增長期，2017年、2019年、2020年的發文數量均達到了3篇。2019年，學校思政課教師座談會對新時代思政課建設的地位與意義予以高度肯定，對加強思政課的實踐性、推動“思政小課堂與社會大課堂相結合”作出指導。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強調與現實相結合的“大思政課”理念。在中央部署下，國家各部門相繼在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推進“大思政課”建設等方面大量頒布了有關政策文件。（三）政策文本的內容編碼如表3所示，研究采用開放式編碼的方式，通過N-Vivo工具將22份政策文件中涉及實踐教學的內容進行梳理和編碼，共建立99個參考點。在初步編碼的基礎上，采用軸心編碼的形式對上述參考點進行歸納整合，建立“教學目標”等21項三級節點和9項二級節點，并進一步歸納整合，采用選擇性編碼的形式對二級節點進行更高層次的聯結歸類，形成“理念深化”等4個一級節點。（四）政策文本的“工具—主題”分析政策文本編碼所形成的4個一級節點也可稱為政策主題，說明政策文件主要圍繞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指導理念、工作體系、運行實施、教師素養展開。基于政策主題，可進一步進行政策工具分析。政策工具是政府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與途徑［3］。當前國內關于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大多采取以下幾種分類方法：一是麥克唐奈和艾爾摩爾（Mcdonnellamp;Elmore）的分類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命令性工具、激勵性工具、能力建設工具、系統變革工具、勸告告知工具［4］；二是豪利特和拉美什（Howlettamp;Ramesh）的分類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強制性工具［5］；三是施耐德和英格拉姆（Schneideramp;Ingram）的分類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權威工具、激勵工具、能力建設工具、象征和勸告工具、學習工具［6］。基于本文政策樣本的具體內容和教育政策研究的特點，借鑒黃忠敬［7］所采取的教育政策分類理論，將2005年以來我國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政策文件所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劃分為權威工具、激勵性工具、能力建設工具、系統變革工具、勸告/誘導工具（如表4所示）。將政策主題與政策工具分析相結合，可進行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的“工具—主題”分析。計量發現，圍繞“理念深化”主題，主要使用的是權威工具，頻次為14，其次是系統變革工具，頻次為5，二者分別約占比63.63%和22.72%。這兩種工具的使用旨在以“大思政課”理念為指導，推動構建政府、社會、學校協同聯動的實踐教學育人共同體，以及推動思政課實踐教學與其他育人活動的銜接與融合。在“工作體系”主題中，主要使用的是能力建設工具，頻次為17，約占比37.84%，側重于提高思政課實踐教學主管部門及其他相關職能部門的實踐育人能力、協調溝通能力；其次是權威工具，頻次為9，約占比23.08%；激勵工具、系統變革工具、勸告工具則使用較少。“運行實施”主題中，使用最多的是權威工具，頻次為16，約占比33.33%，主要目的在于完善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管理制度，并推動制度的落地實施；其次是系統變革工具，頻次為12，占比25%；勸告工具使用10次，占比20.83%，主要集中于建議各高校積極推進思政課實踐教學方法改革與形式創新；能力建設工具和激勵工具使用最少。圍繞“教師素養”主題，主要使用的是能力建設工具，頻次為12，約占比36.36%，旨在以多種途徑提升教師的社會實踐能力、實踐教學素養；其次是激勵工具，頻次為7，約占比21.21%，表明黨和國家注重運用多種方式調動高校思政課教師開展實踐教學的積極性、主動性；勸告工具、權威工具和系統變革工具分別約占比18.18%、15.15%、9.09%。將政策工具類型統計結果歸類可以發現，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中使用最頻繁的政策工具是權威工具、能力建設工具和系統變革工具。權威工具的使用頻次最高，共45次，達到總數的32.14%。能力建設工具的使用頻次為34，約占總數的24.29%。系統變革工具、勸告工具和激勵工具的使用頻次與占比則相對較少。同時從政策內容主題維度看，“運行實施”主題中使用政策工具最頻繁，其次是“工作體系”主題，“教師素養”和“理念深化”主題使用政策工具的頻率相對較低。三、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政策內容解析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相關政策主要圍繞“理念深化”“工作體系”“運行實施”“教師素養”四大主題展開，每一主題各有著鮮明的主旨內容、工作目標和具體措施，也反映出自2005年以來我國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與發展的演進歷程。（一）理念深化：加強目標引領與育人理念指導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實踐是人的本質和存在方式，也是人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的根本途徑。國家對思政課實踐教學予以重視和強調，正是因為它對于青年學子成人成才具有重要價值。思政課唯有切實開展實踐教學，才能貫徹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才能引導大學生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在有關政策文件中，對思政課實踐教學基本理念作出指導與規定的有13份、28個參考點，分別圍繞“目標引領”“指導原則”“構建‘大思政課’育人格局”展開。在目標引領方面，強調思政課實踐教學具有教學與育人的雙重目標。在教學上，推進深化教學改革，提升學生對思政課的參與度與獲得感［8］；在育人上，“教育引導廣大學生在實踐中感悟黨的創新理論的思想魅力和實踐偉力，增進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爭做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9］。在指導原則方面，“要切實改變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的觀念”［10］，一切活動都需“堅持理論教育與實踐養成相結合”［11］，“把思政小課堂與社會大課堂相結合，突出實踐教學，將生動鮮活的實踐引入課堂教學，將課堂設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一線，全面提升育人效果”［12］。在“大思政課”理念下，思政課實踐教學尤其強調向社會場域的拓展和多元主體的參與，以“調動一切育人主體、發掘一切育人資源、形成強大育人合力”［13］為善用“大思政課”之必需條件。新時代以來，許多文件都要求貫徹“大思政”理念，積極拓展思政課建設格局，將思政課實踐教學與其他社會實踐、育人工作相融合，“推動構建政府、社會、學校協同聯動的‘實踐育人共同體’”［14］。對思政課實踐教學地位、作用、基本原則、工作理念等的相關規定主要來源于黨中央領導人關于思政課建設的指導思想，同時也側重于引導高校思政工作者、思政課教師教育教學理念的深度革新，故較多使用權威工具與系統變革工具，彰顯了國家高位推動“大思政課”建設、推進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改革創新的定位。（二）工作體系：健全工作體系與完善制度保障工作體系的建立，是推進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有效運行的基礎保障。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的《全面推進“大思政課”建設的工作方案》，便專列一條，對如何構建思政課實踐教學工作體系作出闡釋，有助于切實加強實踐教學的實施效能。文本研究發現，關于工作體系的二級編碼中，涉及管理體系的政策文件有5份，共7個參考點，涉及保障體系的政策文件也是如此。在管理體系方面，一是在部門協同上，由2015年時要求“逐步形成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機構、宣傳部、教務處、學工部、團委等部門協調配合的實踐教學工作機制”［15］，到2022年時要求“高校要普遍建立黨委統一領導，馬克思主義學院積極協調，教務處、宣傳部、學工部、團委等職能部門密切配合的思政課實踐教學工作體系與保障體系”［16］，反映出新時代以來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工作體系建設的變化與成就。二是在激勵制度上，規定“將思政課教師、輔導員指導學生開展實踐活動及指導學生理論社團等納入教學工作量”［17］“建立和完善合理的考核激勵機制”［18］“拓展實踐平臺、完善支持機制”［19］等，從多方面對如何加強實踐教學的激勵機制建設作出指導。在保障體系方面，對實踐基地與平臺、安全保障、經費支持等方面的保障體系作出規定。要求既要“建好用好實踐教學基地”，更要“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機制”及“參照學生專業實訓（實習）標準設立思政課實踐教學專項經費”［20］。工作體系的建立與優化，直接意味著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效能的提升，旨在通過工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增強思政課教師、各校級職能部門以及社會單位育人能力，并為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建設提供長期保障。因此能力建設工具、權威工具、系統變革工具是這一主題有關政策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三）運行實施：推進課程與教學建設效能提升牛津大學教育學者赫伯特·馬什（HerbertW.Marsh）指出，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是一項復雜的活動，它應當包括教學清晰度、小組互動、有效的教學組織、教學熱情、交流反饋等多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21］。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最終的效能與結果如何，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輸入的各種資源投入、制度與體系規定能否經由實施過程的轉化進行高效的輸出。換言之，教學改革與課程建設的具體運行過程是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重要因素。文本研究發現，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運行實施的二級編碼包括教學實施與課程建設兩個二級節點。其中，涉及課程建設的文件有14份，共26個參考點；涉及教學實施的文件有8份，共15個參考點。二者相對其他二級編碼而言重要性尤為明顯，可見實踐教學的課程化建設、規范化運行以及有效化實施是政策文件中的突出主題。在教學實施方面，主要強調實踐教學方法、形式的改革與創新。教育部不僅持續組織開展了“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青年紅色筑夢之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學習領航計劃主題教育活動”，為思政課實踐教學提供了豐富的平臺，還要求“高校要緊扣思政課實踐教學目標和要求，利用志愿服務、理論宣講、社會調研等實踐活動，開展實踐教學”［22］，“實現教學方式方法多樣化、實踐教學規范化和教學手段現代化”［23］。在追求實踐教學內容豐富、形式靈活、技術更新的同時，也應注重方法的科學性，“堅決避免實踐教學娛樂化、形式化、表面化”［24］。在課程建設方面，則涉及多個三級節點。一是教學規范建設，要求“精心設計實踐教學大綱”［25］，將“實踐教學納入教學計劃”［26］；二是相關規定的落實情況，如高校思政治課建設標準、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標準中是否將落實實踐教學的學時學分作為考評的標準之一；三是成果產出，注重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成果的評估、總結、產出、推廣與宣傳，以“激發廣大學生自主學習、自主探究，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問題、研究問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27］；四是教學公平，規定“實踐教學覆蓋全體學生”［28］。在課程建設中，實踐教學的大綱、教學計劃、覆蓋范圍等許多工作皆具有明確的標準，是對各地方教育部門、各高校的規定與要求，故以權威工具為主；在教學實施中，對教學方式、教學技術等更新的要求則大量運用系統變革工具和勸告工具，體現了對各高校及教師加強和改進實踐教學的重視與引導。（四）教師素養：關注實踐教學素養與研修提升“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關鍵在教師，關鍵在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29］思政課教師要從鮮活的現實、生動的實踐中提煉教育規律、挖掘教學元素，并將之轉化為有效的實踐教學，不可不具備深厚的實踐教學素養，并在日常的學習與培訓中不斷更新自身的育人理念與能力結構，豐富自身的實踐經驗，開拓自身的社會視野，這樣才能結合社會現實，展開透徹的學理分析與實踐引領。文本研究發現，支撐“教師素養”主題的二級編碼有兩個：素養要求和培訓發展。其中，涉及素養要求的相關政策文本有3份，參考點有3個；涉及培訓發展的政策文本有8份，參考點有13個。這說明，思政課教師是否具備實施實踐教學的育人素養、如何通過在職培訓持續提升思政課教師的實踐育人能力，是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文件中的一項主要內容。在教師的實踐教學素養方面，2012年《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強調，“所有教師都負有實踐育人的重要責任，要主動聘用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人才”［30］，從教師資格準入的角度規定了教師應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除思政課教師以外，輔導員也是實踐教學的骨干力量，應“整合思政課教師和輔導員隊伍，共同參與組織指導思政課實踐教學”［31］。在對思政課教師的在職培訓方面，豐富思政課教師的社會實踐經驗、拓展思政課教師的社會視野、提升其實踐教學能力是重要主題。一是強調思政課教師進行實踐研修的重要性和目標。各高校應鼓勵教師增加實踐經歷，“積極組織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輔導員和團干部參加社會實踐、掛職鍛煉、學習考察等活動”［32］。通過“案例式社會實踐研學”“體驗式社會實踐研修”，“引導思政課教師堅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33］，“使教師進一步了解國情，了解世界，開闊視野，豐富教學素材”［34］。二是加強對思政課教師實踐研修的資源投入。教育部依托教育系統自身力量，組織社會各單位建設多批高校思政課教師實踐研修基地，并定期在全國范圍內遴選組織思政課骨干教師開展社會實踐研修。三是加強思政課教師實踐研修的標準化建設，如規定思政課教師實踐研修的相關經費標準、要求“每學年至少安排1/4的教師開展學術交流、實踐研修或學習考察”［35］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并通過多種方式激發教師隊伍的積極性。這一政策較多使用了能力建設工具與激勵工具。四、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的政策趨勢特征基于對政策文本的內容、主題、工具等的分析，可歸納出自2005年以來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相關政策的基本特征與變化趨勢。（一）政策主體特征：從以教育部為核心到多部門聯動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政策的制定主體共計20個，其中發文最多的是教育部，頻次為21次。其他相關機構主要有宣傳部、共青團中央、國務院、財政部等。自2020年以來，政策文件的發文主體呈現出以教育部為核心、多部門協同聯動的趨勢。如2020年教育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快構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的意見》，2022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技術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全面推進“大思政課”建設的工作方案》，2022年教育部辦公廳、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生態環境部辦公廳等八部門發布《關于公布“大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名單的通知》，等等。而在2019—2005年間，超過3個部門聯合發布的政策僅有教育部、財政部等七部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一項。可見，在“大思政課”理念的指導下，思政課建設日益體現出多部門協同合作、資源整合的趨勢。一方面，實踐教學的資源需求多元化，實踐基地、案例素材、資金保障等需要文旅部、財政部等職能部門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實踐教學的育人環節也需要共青團、宣傳部等其他育人主體相互銜接與配合，產生一致性和增值性的教育影響。多部門聯合發文的特點與趨勢適應于“大思政課”背景下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改革創新的需要，是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重要性和戰略性的高度認可。（二）政策內容特征：從一般到具體，從基礎到進階政策內容是反映政策理念與重點的關鍵，其變化集中體現出政策的施政邏輯與進程。在2005年以前，在與高校思政課有關的政策文件中，實踐教學大多作為建議開展的一種教學方式方法而存在。2005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發布，首次明確提出應重視和加強實踐教學、建立實踐教學保障機制、推動實踐教學與其他育人活動相結合、加強組織管理和規范化建設等要求后，才為實踐教學發展建立了基本的指導性框架。自此以后，各項政策文件不斷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建設各方面內容進行拓展和深化，實踐教學才逐漸成為高校思政課的必要部分和環節。政策內容的變化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施教主體拓展化和精準化。實踐教學政策從對學校與教師的整體要求，細化為對思政課教師、輔導員等各類教師以及宣傳部、教務處、校團委等學校各類部門的要求，并進一步拓展至社會各界。二是教學標準進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