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代持作為一種資本與權利的安排方式，深刻反映了民商法律的交織特性。它不僅涉及名義股東、實際出資人及公司之間的內部關系，還牽涉名義股東、公司與外部第三人之間的外部法律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雖然對股權代持協議的有效性問題有所闡述，但是在協議無效情形下的具體處理規定仍顯不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修訂的背景下，為更好地維護商事交易的秩序與安全，亟須針對股權代持協議無效后所面臨的挑戰，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一、股權代持協議無效處理方式與司法困境（一）股權代持協議無效后的處理方式（2022）滬民終790號自然人A委托B公司代持D公司股份，并簽訂協議。D公司股票新三板掛牌后，B公司未披露代持情況并出售股份。A在B公司破產時起訴，要求確認股權、變更登記及賠償。2022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代持協議違反證券監管規定，損害公共利益，判定無效。因股票價值大幅升值，無法恢復原狀。綜合股份背景、資金來源、收益貢獻及風險承擔，A主張獲得B公司處置股份后的價款，并自愿支付5%的溢價，符合誰投資、誰收益及收益與風險一致的公平誠信原則。據此，法院判決B公司應返還A相應款項。（2021）蘇01民終9144號苗某與吳某簽訂股權代持協議，苗某將擁有的A股份公司64620份股權登記在吳某名下，代持期限為39個月。因A股份公司得知代持情況后延長解禁期限，故雙方協議未能履行。解禁后，雙方協商無果，苗某起訴要求確認協議無效并歸還80萬元投資款及利息。2021年，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上市公司股權清晰是證券市場基本規范，代持行為違反證券監管規定，因此協議無效。但是，吳某取得的是苗某投資轉化的股份，并非現金80萬元，因此苗某無權要求返還購股款。對于投資損益，依據雙方貢獻和過錯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四條雖然規定了股權代持協議無效的情形，但合同無效后股權及相關事宜的處理辦法仍有待進一步明確。鑒于股權的特殊性，直接套用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五十八條的處理模式可能并不適用。因此，無效后股權歸屬及損益分配問題亟須深入探討。第一，股權歸屬與股款返還基于商事外觀主義的原則，司法實踐中對于被判決無效的股權，通常傾向于將股權的所有權歸屬于名義股東，以維護商事活動的穩定性。同時，出于對公司利益的考慮，對股權代持協議效力的否定性評價不應自動延伸至名義股東與公司之間的所有行為。尤其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投資者的信賴利益建立在商事外觀之上，全面否定易引發商事活動動蕩，損害投資者權益，因此處理時應更加謹慎。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關于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的詳細規定，還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均體現了證券市場對商事外觀原則的嚴格要求，確保市場透明度和投資者權益。因此，實踐中將股權歸屬于名義股東的做法，符合商事一般規則。同時，名義股東應按照原《合同法》的規定，將實際出資人的投資款項及其所產生的利息等歸還給實際出資人。然而，名義股東與隱名股東因代持協議有相同的利益立場，歸還股款可能導致非法給付，助長不法行為。即使此處理方式得到認可，又因股款已投入公司成為公司資本，此情況下仍會面臨對公司相關利益的權衡。此外，實際出資人在協議無效前已實際承擔了投資成本，包括投資金額及目標公司的管理風險。相比之下，名義股東在協議執行過程中通常只需履行一些程序性義務。若目標公司市場價值上升，則名義股東可能在不付出額外成本的情況下獲得股權收益；反之，若目標公司市場價值下降，則名義股東僅需承擔其出資范圍內的損失，且這部分損失通常不會直接由名義股東承擔。因此，為了公平分配合同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法律必須對投資風險與責任進行細致考量，確保利益衡量的公正性。第二，損益分配。在司法實踐中，損益分配尚未形成統一的裁判標準，但已逐步趨向于比例分擔原則。這一轉變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對原《合同法》的深入解讀與創新應用。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返還不當得利的后果，要從兩方面考慮。第一，應考慮股權增值與原始投資本金之間的實質性聯系，若增值部分顯著超過本金，則應視為不當得利。第二，盡管原《合同法》第五十八條未直接提及不當得利，但在具體案件中，不當得利爭議仍具有適用空間。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及案件具體情況，確立了按照40%的“增值+本金+分紅”比例返還不當得利的裁判標準。這一做法實質上將不當得利與締約過失責任相結合，在雙方均存在違法行為的情況下，采取了一種更為公平合理的比例分擔處理原則。（二）股權代持協議無效處理的司法困境股權返還難題。在股權代持協議被認定無效的情況下，實際股權的返還面臨諸多障礙，且折價賠償的標準缺乏明確指引，這為股權歸屬的判定帶來了挑戰。股權作為一種兼具身份性和財產性特征的復合權利，其轉移不僅涉及公司及第三方的利益，還受到市場波動的直接影響，其價值隨公司市值的變化而波動。名義股東與公司之間的行為并不因協議無效而失效，這進一步增加了股權歸屬判定的復雜性。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規定了合同無效后的折價處理方式，但由于股權價值的波動性與代持協議無效時實際出資人無法直接返還股權的現實情況，故折價補償成為必要選擇。然而，折價補償制度在學術界和實踐中存在主觀說與客觀說的分歧。主觀說主張以當事人之間的約定，即實際出資人支付的投資款作為折價補償的計算基礎；當下的主流觀點——客觀說則堅持從客觀市場價值出發進行計算，理由是合同無效具有溯及力，自始無效，當事人約定的條款也因此失去效力。由于缺乏統一的折算標準，所以裁判結果往往存在顯著的差異。收益分配路徑不明確。由于難以準確評估雙方當事人的貢獻大小，收益的劃分主要依賴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導致損益分配的標準充滿模糊性。當前，法院主要依據公平原則在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力求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但是，這一原則過于宏觀，缺乏操作指引，導致裁判標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操作性不足的問題。法官的個人經驗也會對裁判結果產生影響，難以形成真正公平的裁決。《民法典》合同編對無效法律行為的損失分擔作出了規定，但對無效法律行為產生的收益分配并未作出規定。代持協議的效力并不影響公司運營所產生的收益的有效性。因此，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按照普通合同的方式要求名義股東返還全部收益，但這可能加重名義股東的負擔；二是認定收益全部歸名義股東所有，但這與“誰投資、誰收益”的理念相悖。直接沒收股權增值權利會導致公司損失，也不符合民事責任的基本理念。因此，法院需要尋找更具標準性、操作性，并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裁決路徑，以實現更為合理且具有說服力的裁決。二、股權代持協議無效時的權利歸屬問題（一）明確無效股權代持協議的股權損益分配方式在股權代持協議中，一方出名一方出錢，雙方作用大小難以量化。因此，股權利益分配應遵循比例原則。比例原則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旨在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在股權代持協議無效的情境下，私人利益表現為代持雙方基于契約自由的意愿，而公共利益則涉及更廣泛的層面。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個子原則。其適當性要求措施有助于實現目標，即合目的性；其必要性強調選擇對當事人損害最小的方式；其均衡性要求公權力行使在合理限度內，確保損害不超過所得利益。應用于《公司法》，首先評估名義股東在股權代持關系中的實際作用。對于未實質參與公司管理的名義股東，簡單分配股權顯失公平。此時，允許雙方協商處分股權，包括轉讓、回購或拍賣吸引第三方入股。法院將結合雙方貢獻和過錯，重新分配股權受讓金，實現司法公正與行政監管目標的統一。在這一過程中，可邀請被代持主體的監管機構提供法律意見，以作為法院裁決的重要參考。（二）完善折價補償規制股權價值隨市場波動。在股權增值時，應適用公平原則，遵循折價補償方法。第一，關注實際出資人投資款本金及應計利息的返還。盡管法律對實繳資本要求放寬，但投資款仍是確立股東身份及參與收益分配的核心前提，同時隱含投資者對股權價值波動風險的承擔。因此，實際出資人的收益應與其資金投入量及風險成正比。第二，分析雙方在公司經營中的行為及其對股權增值的貢獻。第三，考慮過錯程度。股權代持協議失效，雖未直接造成當事人財產損失，但協議違法性本身構成過錯基礎。第四，參考代持協議中的利益分配條款，但不作為決定性法律依據。這并非否定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在協議無效狀態下，原約定失去直接適用基礎。最終確定利益分配方案時，應綜合考量上述因素，確保分配結果的公平、合理與合法性。結語在探討股權代持現象時，其與現代商法體系中的權利外觀主義及公司登記公示公信原則之間的潛在沖突不容忽視。然而，鑒于私法自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