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高三語文閱讀與寫作素材系列（第2期）走近大師胡適在風雨飄搖的北大胡適在舊北大執教二十年有余，無論在蔡元培長校期間的“新政”，還是蔣夢麟長校期間的“中興”，胡適的影響重大。胡適本人長校的舊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歷史上最為艱難困窘、風雨飄搖的三年。隨著舊北大走完歷史，以蔡元培、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教育哲學也在中國大陸壽終正寢，中國的教育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一我們知道，從1917年1月蔡元培當北大校長起，或者確切地說從1917年9月胡適進北大當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現代化改革正式揭開序幕。在抗戰爆發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規模發展很快，盡管中間風云變幻、波折屢生，又經歷了北伐的動蕩。1930年底胡適重返北大后開始的所謂“中興”階段，北大的教育學術更趨活躍，基本上奠定起一個現代化國家大學的規模。“七·七”事變后，北大內遷，在昆明與清華、南開組建西南聯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復員，遷回北平。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組建西南聯大的三校各自復員后，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可以繼任舊職，唯北大校長之職必須重新推舉。蔣介石想讓胡適或傅斯年擔任，因胡適人在美國，蔣就讓教育部長朱家驊先征詢傅斯年的意見。傅斯年8月17日上書蔣介石，力薦胡適：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幾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今如以為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仰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為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為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得者也。適之先生之見解，容與政府未能盡同，然其愛國之勇氣，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觀感，并世希遇……蓋適之先生之擁護統一，反對封建，縱與政府議論參差，然在緊要關頭，必有助于國家也。今后平、津仍為學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區，而情形比前更復雜。有適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胡適任北大校長消息一公布，北大內外著名學者教授歡欣鼓舞，確是一片歡騰。湯用彤、周鯁生、段錫朋、周炳琳、傅鷹、鄭天挺、江澤涵、丁聲樹、賀麟、吳景超等紛紛致電致函，表示內心的歡欣。如賀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長北大消息傳出后，眾望所歸，群情歡悅，不僅為北大之復興慶幸，且為整個中國教育學術之光明進步慶幸。”(9月21日)老北大教授中多有人致賀的同時直接向胡適積極提建議，出主意，如饒毓泰，還舉薦一批理科尖子人才，請胡適考慮聘為教授。又如羅常培也一面舉薦文科人才，一面建議胡適：“回國后，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應把北大恢復到蔡先生的自由主義色彩”，更希望胡適自己保持“超然自由、無為無不為的精神。”——可見胡適接任北大確是眾望所歸，眾情所仰。胡適與北大的歷史淵源決定了他與北大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胡適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兩段生涯，為提高北大教育與學術研究殫精竭慮，作出過杰出的貢獻。——胡適進北大伊始便有意識想把北大建成大學概念與管理觀念均第一流的現代化大學。他積極提倡北大用全力攻鉆高等學問與高等學術，鼓吹“提高”與“創造”，他甚至幾次設計讓北大辦成一個純粹的研究院，如1924年他曾與李四光認真籌畫過一個《北京大學大學院規章草案》，擬議了“大學院”即研究院建制的全部大綱細則。后來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從組織體制到學術方向也正是出自于胡適的精心籌劃與設計。——現在胡適可以全面規劃他的發展北大和中國高等教育的宏偉藍圖了。胡適1946年7月5日回國抵上海，7月29日到北平。8月4日北大校友會在蔡元培紀念館開會歡迎胡適。16日胡適主持召開北大校務行政第一次會議，重點研究北大院系調整及新建制和重要干部設置以及各系科教員的聘任，增加了一批新教員，壯大了北大的教師陣容。9月20日他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長舉辦茶話會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長。同時聘任湯用彤為文學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長，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后是賀麟)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組建了復員后的北大領導班子。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曾認真籌劃過三件事。一、在1946年12月的國民大會制憲會議上與朱經農等204人聯合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章》的提案和與18位教育界國大代表聯合提出的《請政府注意教育問題》的提案。并著重指出“教育是立國之本，亦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礎。當今憲法正在制訂之時，政府即將還政于民，尤賴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條供政府參考的具體建議。二、1947年夏，胡適專門寫信給白崇禧與陳誠，提議在北京大學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學家，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應用，并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將來國家大用。他已親自聯系了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九人，這九人“皆已允來北大”。這項建議最后成為一張廢紙，他只是為中國的現代核物理起步超前地描畫過一幅夢想的藍圖而已。三、1947年8月下旬，胡適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關會議時面見蔣介石，正式提出了他的“十年高等教育發展計劃”，一個月后胡適又根據這個“發展計劃”撰成專文《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公諸于世。這份《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的核心意見有兩條：第一條是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與科研學術的中心。第二條核心意見是，“大學的觀念應該革新與修正，今后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這兩條都是針對了北大的實際，也包含了對北大方向的規范。五所成績最好的大學，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二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還歷史地肩負著思想哲學導師、政治輿論導向的時代重荷。就在他接受北大校長任命時，政治界、知識界對他抱有較高的期望，如張其昀致信中即說到“先生允任北大校長職，不勝歡忭。三十年來北大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為中外所公認。今后在先生領導之下，確立學院自由的尊嚴，料想異卉爭妍，爛漫向榮，其盛況定屬空前。……領導群倫，以踏上民治的正軌，那更望有學府的山斗來持全國的議壇，想海內人士均有此期待。先生此日可謂握政學之樞紐”。1947年春，胡適在北平邀集北大、清華、南開等校教授們組織了一個“獨立時論社”，鼓勵社員對當時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分頭寫文章，抒發己見，以期形成一種積極有益于時世的獨立輿論，團結起一批所謂不倚傍于國共兩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強大的理性道義力量，從政治文化到社會科學各方面促成國家的民主與進步。先后參加該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張佛泉、陳序經、吳景超、陳雪屏、蕭公權、陳岱孫等四十余人，繼而出版《獨立時論》叢書第一集，收文章四十余篇，胡適親為之序。胡適辦的這個《獨立時論》在當時頗有點像儲安平辦的《觀察》，《觀察》也是打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組織六十余位國內教授、學者、專家們自由撰稿，發抒國事觀察后的獨立見解，政治上則標榜不依附國共兩黨。儲安平創辦《觀察》時曾于1947年1月21日寫信邀聘胡適為《觀察》撰稿人，信中說“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并使揚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這也正是胡適辦《獨立時論》的“獨立”立場了。身為北大校長，胡適在把自己精力與理想移向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同時，也努力以自己的道義立場與知識良心為國家民族出點微薄之力。那時候，北平的學生運動也開始漸漸高漲，風起云涌。到1948年春夏之交，更是聲勢浩大，一浪勝過一浪。當中又夾了好幾樁軍警當局抓學生案子的法律處理問題。胡適身處北大校長的位置，處境極感困窘，心里也慚無自由。面對政府的黑暗，局勢的兇險，胡適也對國民黨政權感到失望，故對學生運動他沒有公開反對或正面抵阻，他只是認為青年學生的“政治化運動未免過早”。5月5日胡適在南京接見《申報》記者時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發表他語重心長的談話，他熱情肯定“五四”是“一個新思潮新文化運動”，只是后來政治性過早加強了，總覺有些遺憾。他說：“二十九年以來，我個人始終覺得政治的基礎應該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礎之上。”從新思潮時代出來的人應該繼續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胡適始終不肯在政治上否定學生運動，他只希望學生把運動的方向堅定地放在思想文化上。他認為只有思想文化的問題弄清楚了，中國的問題，青年的問題，新思潮向前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胡適認為，要克盡自己的職責，還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經過一番沉靜的思考，他終于公開亮出了“自由主義”的大旗。1948年8月初胡適發表《自由主義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廣播電臺做了《自由主義》的長篇廣播，強調了兩百年來世界范圍里的自由主義演進史的兩大貢獻：一，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認為堅持這兩條可以漸漸革除“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的政治格局，使國家的民主政治與法治實踐漸漸上軌道。胡適總結“自由主義”的四層意義：“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顯然胡適關于“自由主義”的闡釋與宣揚目光放在中國的現實政治格局上。他勸導國民黨要容忍反對黨，要尊重反對黨的政見與信仰；他也勸共產黨放棄武裝斗爭暴力革命的手段，與國民黨攜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漸進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國幾千年傳統的“東風西風式”的政治舊格局，努力開創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氣象。此后他在南京講《自由與進步》(9月27日)、在武昌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5日)、在杭州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20日)、在臺灣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傳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與思想立場，幻想化解國共兩黨的殊死斗爭，在中國建立起他夢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體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時，胡適所有公開的著作、文章、講演、廣播中都沒有直接批評共產黨，但也沒有直接批評國民黨。此時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涼，但他的言論還是十分謹慎，頗費推敲的。——他的“自由主義”政治設計固然不可能為中國共產黨接受，更不可能被國民黨所接受。他在中國當時“東風西風式”的現實政治斗爭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轉圜之地的。他的自由主義政治設計不僅影響不了正在作殊死搏斗的國共兩黨，事實上也影響不了感染了中國現代特定的政治熱力與磁力而處于興奮激昂狀態中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三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時，還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往往令他困惑與不安的問題，那就是蔣介石政府總是念念不忘要將胡適本人拉入政府，為他的政府“做面子”。由于胡適在國內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與威信，更由于他在美英等所謂盟國政界與輿論界的巨大聲望與影響力，抗戰之后，蔣介石似乎一刻也未停止過對胡適的勸誘，而胡適幾乎每次都需費盡口舌婉言拒絕，這樣的拉扯實際上一直延續到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最后崩潰。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適，報告蔣介石上個月中邀談內容，目的便是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氏深知胡適信守的出處立場，自己也很不愿胡適“下海”參加政府，他在信中也含勸阻之意：“我們是要奮斗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胡適2月6日回傅信，開頭即稱：“我因為很愿意幫國家的忙，很愿意幫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接著胡適明確表態：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國外、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雖然在一個短時期也許有做面子的作用，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如果毛澤東執政，或是郭沫若當國，我們當然都在被“取銷”的單子上。因為我們不愿見毛澤東或郭沫若當國，我們愿意受政府的命令辦我們認為應該辦的事。這個時代，我們做我們的事就是為國家、為政府樹立一點力量。為這件事，蔣介石卻不依不饒，又是親自致信，又是約談吃飯，前后來回拉扯了好幾回合。胡適惟一有效手段即以北大為擋箭牌，“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長，使學校有點成效，然后放手。此時放手，實無以對北大同人，也對不住自己”“北大此時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決不許適離開，道義上適亦不愿離開北大。”后來也正是由于湯用彤、饒毓泰、鄭天挺等聯名陳情，聲言“適之先生萬不能中途離校”，朱家驊也以“維系北方教育大局”為由，親向蔣氏極力陳辭，才迫使蔣退步，但心中仍“殊為耿耿”。12月中旬蔣氏又提出要胡適再次去美國當大使，又拉外交部長王世杰做說客。胡適又極言拒辭，耗盡心力，甚至引發了嚴重心絞痛，“心臟亮出紅燈”。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致信王世杰陳情，醫生也出來警告力阻，才使北大保住了他們“心理上的長城”(他們陳情信中說“北方普遍心理，實隱倚之為長城”)。然而最為嚴重也最具誘惑力的則是，蔣介石先后認真提出的兩個更眩目的政治職務：“總統”和“行政院長”。應該說這前后兩次為胡適的政治安排確是蔣介石經深思熟慮后正式提出的，不是敷衍，更不是為宣傳的目的，而是一種策略上的鄭重選擇。1948年11月下旬，隨著翁文灝內閣的垮臺，蔣介石提出請胡適出來收拾殘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請胡適來南京組閣，所謂臨危受命，勸他挑起行政院長的重擔。11月22日陶希圣飛到北平，趕到東廠胡同找到胡適，纏磨了兩天，胡適堅決不肯答應去南京組閣，只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總統蔣先生站在一起。”——這時候，胡適還正忙著《水經注》版本展覽和籌備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的各項工作。隨著國民黨軍事形勢一瀉千里，北平已經開始陷入中國共產黨軍事包圍。二十天后的12月15日他不得不坐上了撤離北平的專機，逃往南京。12月13日胡適撰寫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14日給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學會籌備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他在致辭中說：“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里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面子再在這里說話。”他痛感自己“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夠完全渡過這一難關。”說話間情緒悲愴，感慨涌起，一時泣不成聲，會場一片凄然。這天正是他57周歲生日，他與北大從此斷絕關系。恰巧也正是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個“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頗有氣氛。出版了“紀念特刊”，舉行了各種學術講演與多種展覽。其中關于北大校史展覽的第三部分，還陳列有胡適的日記、《嘗試集》初稿，初期白話詩稿印本，魏建功文錢玄同書的“胡適之壽酒米糧庫平話”長幅，以及胡適1937年9月9日給北大同人的那封別具一格的告別信等。1948年陽歷除夕，胡適與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凄然相對作新亭之泣，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擬古》第九：“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北大復員，傅斯年、胡適接辦正好“三年”，“三年望當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樹，有所創獲，有所成就時，“忽值山河改”，現實的山河改色，“事業”付諸東流。“枝條”、“柯葉”、“根株”經此大“摧折”，種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滄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種桑”選錯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還有什么可以后悔的?1949年4月6日胡適離開大陸，自上海坐海輪赴美。5月北京大學改組，成立了新的領導班子：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以湯用彤兼主席，許德珩、錢端升、曾昭掄、袁翰青、向達、聞家駟為常委；曾昭掄兼教務長，秘書長為鄭天挺。——北京大學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人物鏈接】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骍，后改名適，字適之。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安徽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幼年就讀于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于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新詩。"五四運動"后，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態度。于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2年返臺，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在臺北病逝。胡適一生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時代楷模黑暗中的一束光——記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總工程師肖文儒夢境中，常常是火光滔天，他，獨自一人，穿梭火海邊緣。38年來，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總工程師肖文儒參與過多次重特大災難事故營救：每一場災難，都是瞬息萬變的戰場；每一次救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右眼角的傷疤，是燒糊的拉鏈蹭到臉上留下的；變形的關節，是長期冷熱交替埋下的病根……而他，早已習慣，在辦公室備好一只行李箱，隨時準備，救人于危難。肖文儒在辦公室備好一只行李箱，隨時準備出發。“我不能離開”700多起災難事故救援，成功解救被困群眾1000多人——肖文儒的手機里，存著許多他參與過的救援現場照片和視頻。他能準確說出每一次事故的時間和搶救人數。“這些不是照片、數字，都是一條條人命、一個個家庭啊！”“人命關天”這四個字，早在30多年前，就烙印在肖文儒心中。1985年冬天，山西省原大同礦務局雁崖礦井下中央變電站突發著火事故。當23歲的肖文儒和同事們成功帶著被困人員升井，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撲通”一聲，跪了下去：“謝謝你們，救了我的孩子！”老人這一跪，重重地壓在了他的心上，也永遠地趕走了曾經的猶豫。應急救援工作太苦、太難、太危險了！20世紀八十年代，應急救援人員很多時候是在“賭命”。戴上呼吸器，披著澆透了涼水的草袋子，應急救援隊員要在井下災區接近人體極限的高溫中工作；濃煙翻騰，他們只能閉著眼睛打密閉墻，一旦走錯方向，或撞落呼吸器鼻夾，后果不堪設想……一次救援，肖文儒親眼目睹隊友倒在井下。“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這工作咱別干了啊？”肖文儒的腦海中，自己母親流著淚的苦苦哀求，和被救者母親含著淚的重重一跪，最終重疊成一個聲音：“我不能離開。”2010年，肖文儒在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現場指揮救援。選擇了應急救援，就選擇了與“死神”較量。記不清多少次，肖文儒和隊友命懸一線。“隊長，水花打起火花了！”一次，某煤礦井下盲巷積存的幾十噸煤粉發生自燃，形成隨時噴發的“火山口”，高壓水槍沖起煤塵，火光瞬間迸發四射。“趴倒！”電光火石間，肖文儒想到了“二次爆炸”，不假思索地喊出命令。話音剛落沒幾秒，爆炸聲響徹巷道，火舌瞬間吞噬了作業空間。趴在地上的肖文儒迅速擎起水槍對準火點，一秒、兩秒……氧氣越來越稀薄，一分鐘、兩分鐘……視線越來越模糊……幸好，火勢被及時撲滅。“如果當時晚趴下幾秒，或者沒有堅持繼續滅火，可能我們就犧牲了。”肖文儒說。井下二次爆炸，是礦難救援中最大的風險點。而這樣的生死關，肖文儒硬闖了4次。從煤礦瓦斯爆炸到透水事故，從隧道坍塌到山體垮塌，肖文儒總是向險而奔、逆向而行。“生命至上，只有掌握第一手情況，救援行動才能更有效。”多少年來，只要到了事故現場，肖文儒就要背著呼吸器下井勘察；他曾整晚站在井口附近指揮救援，直到天亮才發現自己被滿地炸藥、雷管“包圍”；在瓦斯濃度高達4%以上的現場，他曾兩次爬下巷道查看，力排眾議調整救援方案。“向前一點、再向前走一點。”挺進生命禁區的每一次，肖文儒都會押上“所有的砝碼”。因為他相信，在漫無邊際的黑暗深處，還有人等著他帶去一束光。“不惜一切代價”肖文儒至今難以釋懷，多年前大同某煤礦發生火災事故，一開始還可以通過電話聯系上井下被困人員，但由于當時技術手段落后，被困人員最終全部遇難。“當時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人救出來。”他說。今年1月，山東棲霞笏山金礦發生“1·10”重大爆炸事故，被困人員位于井下約600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較為罕見。由于地質情況復雜，不僅鉆孔工作難度極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形成“前有圍堵后有追兵”之勢。4個鉆孔“多管齊下”，相繼遇到問題。肖文儒當機立斷：提前增調國家礦山應急救援大地特勘隊帶一臺高性能鉆機前來增援！這時，救援希望最大的3號鉆在鉆至井下521米處時，距井底目標偏移已達7.4米。一子落而滿盤活，新增救援團隊及時對發生偏移的3號鉆孔進行糾偏透巷。僅用4天，這條“生命通道”提前打通！一刻不停，在部署打通4號鉆孔中，肖文儒建議“先堵水再透巷”，確保了這條生命維護和監測通道始終暢通。后來證明，這個方案讓轉至4號鉆孔下方的被困人員生存環境大大改善，贏得了寶貴的搶救時間。最終，11名被困人員獲救，這次事故救援也被業內譽為“教科書式的經典案例”。臨場應變、力挽狂瀾，靠的是廢寢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達旦的實戰訓練。38年來，肖文儒不管崗位、身份如何變化，他一直沖鋒在救援最前線，成長為我國礦山救援的權威專家。“加強瓦斯實時監測！”2017年秋，遼寧阜新萬達煤礦發生透水事故。肖文儒在井下現場連續工作11個小時，當作業現場瓦斯濃度達到3.5%并繼續上升時，他立刻組織調整通風系統，將作業現場瓦斯濃度控制在安全范圍，最終，83名被困礦工全部獲救。2017年秋，在遼寧阜新萬達煤礦透水事故現場，肖文儒第二次入井。舉棋若定，落子無悔，在一次次的生死淬煉和刀鋒行走中，肖文儒成了全國應急救援系統的“老兵”。從推廣正壓氧氣呼吸器、高壓排水軟管等裝備的廣泛應用，到加快救援應急通信、礦用石膏等技術的高速發展；從組織起草礦山救護規程和救援條例，到“傳幫帶”各類現場處置和技術裝備的經驗……肖文儒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倡導“科學精神和熱血擔當缺一不可”。他的手機上，存滿了全國礦山救援大隊大隊長和總工的電話號碼，一有機會，他就深入基層救援單位，推廣礦山救援的新知識新辦法，服務于城市救援與綜合救援。“運用新方法新技術，老肖為應急救援加上了多重保險。”應急管理部礦山救援中心綜合處二級調研員、副處長歐陽奇說：“他不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燈。”“一切都值了”2021年初春，某煤礦透水事故發生的第二天，肖文儒就星夜馳援，抵達現場。春寒料峭，救援隊住的是帳篷，吃的是盒飯，每天工作到凌晨。59歲的肖文儒直到35天后才撤離，刷新了他自己最長的現場工作記錄。可是，他的心臟已經放了3個支架了，還患有腰椎間盤突出、高血壓、關節炎……對于這個每年最多出差200多天，經常持續工作幾十個小時的人來說，這些好像都不值得一提。有一次，做完心臟手術不久，肖文儒又沖到一線。在電視上看到他憔悴疲憊的面孔，姐姐第一時間撥通了他的電話，近乎咆哮地問：“你不要命啦？！”他卻很平靜地回答：“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人能救出來，一切都值了。”在工作中他雷厲風行，在生活中卻平淡如水。他不允許家人因為私事麻煩組織，也不讓家人經營與他工作有交集的業務。一次，一位同學托肖文儒幫兒子找工作，他一口回絕：“對不起，我沒有那個能力。”當年的很多救援隊友已改行換業，有的發了大財，勸他也“下海”，但老肖始終堅持:“其他行業有很多人干，但礦山救援需要我這30多年的實戰經驗，我這工作有價值。”今年7月，河南發生特大暴雨災害，肖文儒帶領14支專業救援隊趕赴新鄉開展搶險救援。12天沒日沒夜，他們吃苦受累，立下汗馬功勞。但救援結束后，肖文儒第一時間帶著隊伍悄悄撤離。把職務看“淡”、把事情做“精”、把人寫“大”——這是肖文儒的老同事、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資產財務部二級巡視員孫國建對他的評價。經歷生死、見多離合，肖文儒的確把很多東西看得很淡，但對師生情誼卻格外珍惜。38年間，肖文儒把40多本厚厚的救援筆記中的心得經驗，傾囊傳給了一批“好苗子”。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指揮協調部三級主任科員喬天楷記得，2019年自己從部隊轉業來的時候，還是煤礦救援的“門外漢”，肖老師帶頭領著他們下井，逼著他們學習。徒弟們救援有功，他比誰都興奮。還有一份情，他埋在了心底。那是對家人的愧疚之情。肖文儒的兒子上小學時，曾把對爸爸的思念凝于筆端——“我很少能看到我的爸爸，因為每天早晨我還沒起床，爸爸已經離開了家；我晚上都睡著了，爸爸都還沒回來。”肖文儒的母親生前也曾對他抱怨：“我遇到困難、想找人幫忙的時候，都想不起來你。”說到這些，這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鐵漢紅了眼眶。家人閑坐、燈火可親，誰人不想？但作為一名應急救援工作者，只要呼救聲起，就應生死以赴。2019年10月1日，肖文儒作為應急管理系統的群眾代表參加70周年國慶活動，登上了“眾志成城”方陣彩車。“對黨忠誠、紀律嚴明、赴湯蹈火、竭誠為民”——應急救援人的訓詞，肖文儒用畢生踐行。他說：“在‘全災種、大應急’要求面前，我們要從‘救’向‘防’轉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邁。”肖文儒仍然時刻準備著，奔赴下一個戰場……【人物鏈接】肖文儒，漢族，1962年8月出生，山西朔州人，1983年11月參加工作，中共黨員，大學學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現任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總工程師。曾在大同礦務局工作，2004年3月之后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礦山救援中心、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指揮中心工作，2014年9月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礦山救援指揮中心總工程師，2019年9月任應急管理部礦山救援中心總工程師、一級巡視員，2021年3月至今任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總工程師。肖文儒從事礦山安全生產和應急救援工作38年，從普通礦山救護隊員成長為杰出的礦山救援指揮專家。2021年11月3日，中宣部授予肖文儒"時代楷模"稱號。散文含咀文化苦旅余秋雨1.陽關雪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官之顯赫，在官而不在文，他們作為文人的一面，在官場也是無足觀的。但是事情又很怪異，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桿竹管筆偶爾涂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漶。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江船上仰望過白帝城，頂著濃冽的秋霜登臨過黃鶴樓，還在一個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圍，人頭濟濟，差不多絕大多數人的心頭，都回蕩著那幾首不必引述的詩。人們來尋景，更來尋詩。這些詩，他們在孩提時代就能背誦。孩子們的想象，誠懇而逼真。因此，這些城，這些樓，這些寺，早在心頭自行搭建。待到年長，當他們剛剛意識到有足夠腳力的時候，也就給自己負上了一筆沉重的宿債，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為童年，為歷史，為許多無法言傳的原因。有時候，這種焦渴，簡直就像對失落的故鄉的尋找，對離散的親人的查訪。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他們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著什么法術呢？今天，我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出發前曾在下榻的縣城向老者打聽，回答是：“路又遠，也沒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頭看天，又說：“這雪一時下不停，別去受這個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鉆進雪里。一走出小小的縣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沒有，連一個皺折也找不到。在別地趕路，總要每一段為自己找一個目標，盯著一棵樹，趕過去，然后再盯著一塊石頭，趕過去。在這里，睜疼了眼也看不見一個目標，哪怕是一片枯葉，一個黑點。于是，只好抬起頭來看天。從未見過這樣完整的天，一點也沒有被吞食，邊沿全是挺展展的，緊扎扎地把大地罩了個嚴實。有這樣的地，天才叫天。有這樣的天，地才叫地。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風也停了，陽光很好。沒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這樣快，才片刻，地上已見斑斑沙底，卻不見濕痕。天邊漸漸飄出幾縷煙跡，并不動，卻在加深，疑惑半晌，才發現，那是剛剛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種令人驚駭的鋪陳，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那全是遠年的墳堆。這里離縣城已經很遠，不大會成為城里人的喪葬之地。這些墳堆被風雪所蝕，因年歲而坍，枯瘦蕭條，顯然從未有人祭掃。它們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這里是古戰場。我在望不到邊際的墳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現出艾略特的《荒原》。這里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中原慈母的白發，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故鄉柳蔭下的訣別，將軍圓睜的怒目，獵獵于朔風中的軍旗。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去。我相信，死者臨亡時都是面向朔北敵陣的；我相信，他們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過頭來，給熟悉的土地投注一個目光。于是，他們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沒有換來史官們的半行墨跡？史官們把卷帙一片片翻過，于是，這塊土地也有了一層層的沉埋。堆積如山的二十五史，寫在這個荒原上的篇頁還算是比較光彩的，因為這兒畢竟是歷代王國的邊遠地帶，長久擔負著保衛華夏疆域的使命。所以，這些沙堆還站立得較為自在，這些篇頁也還能嘩嘩作響。就像干寒單調的土地一樣，出現在西北邊陲的歷史命題也比較單純。在中原內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復、花草掩蔭，歲月的迷宮會讓最清醒的頭腦脹得發昏，晨鐘暮鼓的音響總是那樣的詭秘和乖戾。那兒，沒有這么大大咧咧鋪張開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發悶，無數不知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憤懊喪地深潛地底。不像這兒，能夠袒露出一帙風干的青史，讓我用20世紀的腳步去匆匆撫摩。遠處已有樹影。急步趕去，樹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個坡，猛一抬頭，看見不遠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樹愈來愈多，開始有房舍出現。這是對的，重要關隘所在，屯扎兵馬之地，不能沒有這一些。轉幾個彎，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處尋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陽關古址”四字。這是一個俯瞰四野的制高點。西北風浩蕩萬里，直撲而來，踉蹌幾步，方才站住。腳是站住了，卻分明聽到自己牙齒打戰的聲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凍紅了的。呵一口熱氣到手掌，捂住雙耳用力蹦跳幾下，才定下心來睜眼。這兒的雪沒有化，當然不會化。所謂古址，已經沒有什么故跡，只有近處的烽火臺還在，這就是剛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見一層層泥沙，一層層葦草，葦草飄揚出來，在千年之后的寒風中抖動。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積著雪，層層疊疊，直伸天際。任何站立在這兒的人，都會感覺到自己是站在大海邊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凍浪。王維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對于這么一個陽關，他的筆底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而只是纏綿淡雅地寫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點好的行囊，微笑著舉起了酒壺。再來一杯吧，陽關之外，就找不到可以這樣對飲暢談的老朋友了。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卻，一飲而盡的。這便是唐人風范。他們多半不會灑淚悲嘆，執袂勸阻。他們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告別是經常的，步履是放達的。這種風范，在李白、高適、岑參那里，煥發得越加豪邁。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識認，形體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靜，神采那么自信。在歐洲看蒙娜麗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這種恬然的自信只屬于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魘中蘇醒、對前途挺有把握的藝術家們。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會更沉著、更安詳。在歐洲，這些藝術家們翻天覆地地鬧騰了好一陣子，固執地要把微笑輸送進歷史的魂魄。誰都能計算，他們的事情發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卻沒有把它的屬于藝術家的自信延續久遠。陽關的風雪，竟愈見凄迷。王維詩畫皆稱一絕，萊辛等西方哲人反復討論過的詩與畫的界線，在他是可以隨腳出入的。但是，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允許他們以卑怯侍從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點娛樂。歷史老人凜然肅然，扭過頭去，顫巍巍地重又邁向三皇五帝的宗譜。這里，不需要藝術鬧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對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畫風隨之黯然。陽關，再也難于享用溫醇的詩句。西出陽關的文人還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謫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這么多嘆息的吹拂，陽關坍弛了，坍弛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終成廢墟，終成荒原。身后，沙墳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誰也不能想象，這兒，一千多年之前，曾經驗證過人生的壯美，藝術情懷的弘廣。這兒應該有幾聲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極美，與自然渾和，奪人心魄。可惜它們后來都成了兵士們心頭的哀音。既然一個民族都不忍聽聞，它們也就消失在朔風之中。回去罷，時間已經不早。怕還要下雪。2.都江堰（節選）一匹秦始皇時代的駿馬，沒有成為泥土間的化石，沒有成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還躑躅在家園四周的高坡上，守護著每一個清晨和夜晚，警惕著每一個盛暑和嚴冬，這樣的奇事你相信嗎?這是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