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用”字語義演變看漢語詞匯發展與文化內涵映射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目的漢語作為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續使用的語言之一，其詞匯系統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漢語詞匯不斷演變，而其中單個漢字的語義演變是詞匯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用”字作為漢語中一個常用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字，其語義演變歷程見證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文化的傳承與變遷以及人們認知的深化。從甲骨文時期的原始意義，到現代漢語中豐富多樣的義項，“用”字的語義演變貫穿了整個漢語發展的歷史長河。研究“用”字的語義演變，對于漢語詞匯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漢語詞匯語義演變的規律和機制。“用”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語義變化，反映了詞匯演變的一般趨勢，如詞義的擴大、縮小、轉移等。通過對“用”字語義演變的細致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漢語詞匯語義演變的共性和個性特點，為漢語詞匯學的理論研究提供豐富的實例和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用”字語義演變的研究能夠揭示漢語詞匯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語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詞匯的意義變化往往受到社會變革、文化發展、價值觀念轉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剖析“用”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語義內涵，可以使我們透過語言這扇窗戶，窺探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狀況，從而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和認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統地揭示“用”字的語義演變歷程，深入探討其演變規律與背后蘊含的文化內涵。具體而言，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文獻資料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將詳細勾勒“用”字從最初的甲骨文形態到現代常用義的發展軌跡，歸納其語義演變的類型和特點。同時，運用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影響“用”字語義演變的各種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素、語言內部因素、認知心理因素等，從而揭示語義演變與社會文化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此外，本研究還期望通過對“用”字語義演變的研究，為漢語詞匯教學、古籍整理與翻譯以及漢語史研究等領域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促進相關領域的發展和進步。1.2研究意義對“用”字語義演變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深化漢語詞匯理論認知，推動語言教學與文化傳承等領域的發展。在理論層面，“用”字語義演變研究為漢語詞匯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有助于完善漢語詞匯語義演變的理論體系。通過分析“用”字在漫長歷史時期的語義變化，我們可以總結出漢語詞匯語義演變的普遍規律和特殊現象。例如，從“用”字的語義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詞義的擴大、縮小和轉移等常見演變類型的具體表現。其本義與祭祀殺牲相關，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擴大到表示各種事物的使用、施行等更廣泛的意義范疇，這是詞義擴大的典型例子；而在某些特定語境中，“用”字的含義又可能縮小到某一具體行為或領域，體現了詞義縮小的現象。此外，“用”字語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轉移，也反映了語言與社會文化的緊密聯系，為語義演變的認知語言學研究提供了生動案例。在實踐層面，“用”字語義演變研究對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承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語言教學方面，無論是漢語作為母語的教學還是對外漢語教學，了解“用”字的語義演變過程，能夠幫助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和運用這個常用字。教師可以通過講解“用”字的歷史語義和現代語義的聯系與區別，使學生更深入地掌握其豐富的義項和用法，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和靈活性。同時，這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對漢語語言文化的興趣，增強他們對語言歷史演變的認知和理解能力。從文化傳承角度來看，“用”字語義演變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是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通過研究“用”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語義內涵，我們可以了解到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狀況。例如，“用”字與祭祀殺牲的關聯，反映了古代宗教祭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當時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這種對歷史文化信息的挖掘和傳承，有助于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此外，“用”字語義演變研究還對古籍整理與翻譯、漢語史研究等領域具有重要價值。在古籍整理過程中，準確理解“用”字在古代文獻中的語義，是正確解讀古籍內容、還原歷史文化原貌的關鍵。對于翻譯工作者來說，掌握“用”字的語義演變知識，能夠更好地將古代文獻翻譯成現代語言，實現古今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在漢語史研究中，“用”字作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常用字，其語義演變研究為構建完整的漢語歷史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依據，有助于深入探討漢語的發展演變規律和特點。1.3研究方法為全面、深入地探究“用”字的語義演變，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揭示其演變規律和文化內涵。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方法之一。漢語歷史悠久，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這些文獻是研究“用”字語義演變的寶貴資源。通過廣泛查閱古代典籍，如《詩經》《論語》《孟子》《史記》《說文解字》等，以及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其中出現的“用”字進行細致梳理和分析。在查閱古代典籍時，依據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分類整理，從先秦時期的經典文獻，到秦漢、唐宋、元明清等各個時期的代表性著作，全面搜集“用”字的用例。同時，參考現代學者對這些文獻的注釋、解讀以及相關的研究論文，以準確理解“用”字在不同語境中的含義和用法。例如，在研究《論語》中“用”字的語義時，參考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結合其對字詞的注釋和對句子的翻譯，深入分析“用”字在儒家經典語境下的語義特點和文化內涵。通過對大量文獻資料的整理和歸納，總結出“用”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語義分布情況，為后續的分析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歷史比較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用”字的語義演變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用”字語義的比較，能夠清晰地展現其演變的軌跡和趨勢。從甲骨文時期“用”字的原始意義開始，與金文、篆文、隸書、楷書等不同字體階段的“用”字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例如，甲骨文的“用”字字形與祭祀殺牲相關，通過與金文、篆文中“用”字字形和語義的比較，觀察其在字形演變過程中語義的傳承與變化。在語義方面，對比不同歷史時期“用”字的義項，分析哪些義項是從早期繼承而來，哪些義項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產生的新義。如在先秦時期，“用”字除了表示使用、施行等基本意義外，還與祭祀、戰爭等活動密切相關；到了秦漢以后，隨著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變遷，“用”字在一些新的領域和語境中產生了新的語義。通過這種歷史比較，深入探討“用”字語義演變的規律，如詞義的擴大、縮小、轉移等現象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以及這些演變與社會文化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二、“用”字的初始語義及早期用法2.1“用”字的字形分析與初始語義推斷漢字的起源與發展與其字形密切相關，通過對“用”字甲骨文等古文字形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窺探其初始語義的奧秘。“用”字的甲骨文形態多樣，主要呈現為一個類似桶狀的結構，如圖1所示：[此處插入“用”字甲骨文圖片]圖1：“用”字甲骨文從這些字形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外部輪廓線條流暢，內部中空，整體形狀與古代的桶類器具極為相似。在古代社會，桶類器具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廣泛應用于儲存、運輸等領域。基于對甲骨文“用”字字形的觀察，眾多學者對其初始語義進行了深入探討。部分學者認為，“用”字最初與祭祀活動緊密相關，是殺人牲法的通稱。在甲骨文中，有大量關于“用”字用于祭祀的記載，如“貞五百仆勿用”“夕用甗小臣三十”等卜辭。這些卜辭表明，在當時的祭祀儀式中，“用”字被用來表示將奴隸或俘虜作為祭品獻給神靈或祖先。從字形角度來看，“用”字的桶狀結構可能象征著一種容器，用于盛放祭祀所用的犧牲。這種解釋與古代祭祀文化中對犧牲的重視和使用方式相契合。另一些學者則主張“用”字的本義為使用、采用，其字形所代表的桶類器具正是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對象。在古代社會，桶類器具的使用頻率極高，人們用桶來打水、盛放糧食、運輸物品等。因此，“用”字的字形以桶為原型，寓意著對器具的使用。從語言發展的角度來看，“用”字的使用義是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語義，其他義項都是在這一基礎上逐漸引申而來的。綜合以上兩種觀點，我們可以發現，“用”字的初始語義既與祭祀殺牲相關，又與器具的使用有著緊密聯系。這兩種語義并非相互孤立，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在古代社會，祭祀活動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祭祀所用的器具也需要被使用和操作。因此，“用”字的初始語義可能同時涵蓋了這兩個方面，它既表示對祭祀犧牲的使用，也表示對日常器具的使用。隨著時間的推移，“用”字的語義逐漸發生演變。在商周時期的金文中，“用”字的字形雖然基本延續了甲骨文的形態，但在用法上有所擴展。除了用于祭祀和表示使用器具外，“用”字還開始被用于表示任用、施行等意義。例如，在《毛公鼎》中，有“用天辟我家”的記載，這里的“用”字表示任用，體現了當時政治制度中對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在《大盂鼎》中，“用厥邵皇天”的“用”字則表示施行，強調了對上天旨意的執行。從甲骨文到金文，“用”字的語義演變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發展和變化。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逐漸發生改變，對語言的表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字的語義擴展正是這種變化的體現，它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詞匯系統，也為后世語義的進一步演變奠定了基礎。2.2先秦時期“用”字的常見用法及典型例句分析先秦時期，“用”字在文獻中頻繁出現，用法豐富多樣，反映了當時語言表達的豐富性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在這一時期的經典文獻，如《論語》《左傳》《孟子》等中，“用”字的語義和語法功能呈現出多種形態。在《論語》中，“用”字常表示使用、采用之意。例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此句中，“用”表示任用，即被任用就施展抱負，不被任用就隱藏起來。這里的“用”體現了孔子對于出仕和歸隱的態度，反映了當時士人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追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此句中的“用”表示施行、運用，強調禮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和運用，以達到和諧的目的。這句話體現了儒家對于禮的重視，以及禮在調節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左傳》中，“用”字的用法更為廣泛。除了表示使用、施行等常見意義外，還與祭祀、戰爭等活動密切相關。例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左傳?成公十三年》）這里的“用”表示祭祀殺牲，體現了祭祀活動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地位。在古代社會，祭祀是人們與神靈溝通的重要方式，通過祭祀殺牲來祈求神靈的庇佑和賜福。“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le="">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后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畜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于《比》卦，故曰比。比，吉也。原其本而筮之，《易》曰：“《屯》利建侯。”。’”（《左傳?閔公元年》）此句中的“用”表示使用、運用，指運用《易經》進行占卜。在古代，占卜是人們預測未來、決策行事的重要依據，通過對卦象的解讀來獲取神靈的啟示。“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shou="">公之業！”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這里的“用”表示因此、所以，展喜以先王之命和齊國先君的霸業為依據，說明魯國不應受到齊國的侵犯，從而使齊國退兵。“用”字在這里起到了連接因果關系的作用，體現了語言表達的邏輯性。在《孟子》中，“用”字也有多種用法。例如，“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也不然：師命亂民，不足以為法于后世，是故得乎丘民shou="">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離婁上》）此句中的“用”表示使用、運用，強調了規矩、六律、仁政等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用”字在這里體現了孟子對于治理國家的思考，以及對先王之道的推崇。“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于孔子者也，況于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孟子?離婁上》）這里的“用”表示任用，指出冉求作為季氏的家臣，不能改變季氏的德行，反而增加賦稅，因此被孔子所摒棄。“用”字在此處反映了孟子對于臣子的要求，以及對不仁之政的批判。三、“用”字語義在秦漢至唐宋時期的演變3.1秦漢時期“用”字語義的拓展與新用法出現秦漢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政治制度的變革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用”字的語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新的用法不斷涌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軍事領域，“用”字與戰爭、軍事行動的聯系更為緊密，其語義內涵也更加豐富。秦朝統一六國的過程中，軍事行動頻繁，“用”字常被用于描述軍隊的調動、武器的使用以及戰略戰術的實施。例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吏，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通之。孝平時，征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shou="">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印，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有得古文經傳者，其文與《蒼頡》大篆不同，而與揚雄《訓纂篇》相似。初，有李斯者，為秦丞相，罷六國文字，獨尊秦文，以為正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古文由此絕矣。其后，諸侯并起，分shou="">裂為七國，文字異形，語言異聲。秦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吏，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通之。孝平時，征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印，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有得古文經傳者，其文與《蒼頡》大篆不同，而與揚雄《訓纂篇》相似。”（《說文解字?敘》）此句中，“用”表示使用、運用，指使用武力進行統一戰爭。在漢朝與匈奴的長期戰爭中，“用”字也常被用于描述軍事戰略和戰術的運用。如“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后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余人，號十萬。于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地，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余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史記?匈奴列傳》）這里的“用”體現了漢朝在軍事行動中對戰略戰術的運用，以及根據戰爭形勢做出的決策。在政治領域，“用”字的語義與國家治理、官員任用等方面密切相關。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用”字常被用于描述皇帝對權力的行使和對官員的任用。例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記?秦始皇本紀》）此句中，“用”表示使用、行使，指皇帝使用權力處理國家事務。漢朝繼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有所發展，“用”字在政治語境中的用法更加豐富。在官員選拔和任用方面，“用”字常表示選拔、任用的意思。如“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漢書?董仲舒傳》）這里的“用”體現了漢武帝通過選拔賢良文學之士來充實官僚隊伍，加強國家治理。此外，“用”字還可以表示采用、施行某種政策或制度。例如，“于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此句中的“用”表示采用，指天子沒有采用賈誼的建議。在經濟領域，隨著秦漢時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用”字在經濟活動中的語義也得到了拓展。在農業生產中，“用”字常表示使用農具、耕種土地等意思。例如，“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聵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蕓或芓，黍稷儗儗。’蕓，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漢書?食貨志上》）這里的“用”表示使用，指使用耦犁等農具進行農業生產。在手工業和商業活動中，“用”字也有廣泛的應用。如“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史記?平準書》）此句中的“用”表示費用、開支，指國家通過改革貨幣制度來滿足財政開支的需要。除了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語義拓展外，秦漢時期“用”字還出現了一些新的介詞用法。其中，表示憑借、依據的用法較為常見。例如，“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過秦論》）這里的“以”（與“用”在語義上有相通之處）表示憑借，指秦國憑借著狹小的土地，發展成為擁有萬輛兵車的強國。又如，“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于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史記?平準書》）此句中的“以”表示依據，指根據官吏的俸祿和官府的費用來向百姓征收賦稅。此外，“用”字還出現了表示原因的用法。如“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這里的“以”表示因為，指屈原創作《離騷》是因為心中的怨恨。秦漢時期“用”字語義的拓展與新用法的出現，是當時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人們的語言表達需求日益豐富，“用”字作為一個常用字，其語義和用法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反映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為后世“用”字語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3.2唐宋時期“用”字語義演變的特點與文化影響唐宋時期，中國文化迎來了全面繁榮的黃金時代，詩詞、散文等文學形式蓬勃發展，學術思想領域儒釋道三家相互交融、不斷創新。在這樣豐富多元、充滿活力的文化環境中，“用”字的語義演變呈現出鮮明的特點，同時也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文化風貌，受到文化繁榮的多方面影響。這一時期“用”字語義更加豐富靈活，在詩詞中，“用”字的語義常常與情感、意境緊密相連，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在李白的《將進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用”字在這里表達了人才的價值和作用，體現了詩人對自我才能的高度自信以及對人生價值的積極追求。這種語義的運用，不僅僅是簡單的表述使用或任用，更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情感內涵，將詩人豪放不羈的個性和壯志豪情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杜甫的《蜀相》中，“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用”字雖未直接出現，但“三顧頻煩”這一典故，深刻體現了劉備對諸葛亮的重用，“用”的語義蘊含其中，展現了賢君對人才的重視以及人才對國家的重要作用，表達了詩人對諸葛亮的敬仰和對其壯志未酬的惋惜之情。在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中“用”字的語義也極為豐富。韓愈在《師說》中提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里的“用”字雖未直接出現，但從“師道”這一行為中，可以理解為對知識、道理的運用和傳承，體現了“用”字在知識傳播和教育領域的語義延伸。柳宗元的《捕蛇者說》中，“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用”字以“為”的形式體現，表達了作者寫作本文的目的，即希望統治者能夠了解民間疾苦，采取相應的政策，這里的“用”字與政治治理和社會關懷緊密相關。唐宋時期文化的繁榮對“用”字語義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化的繁榮促進了思想的活躍和交流，儒釋道三家思想的交融使得“用”字的語義在不同思想領域得到了拓展。在儒家思想中，“用”字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緊密相連，強調個人才能的發揮和對社會的貢獻。如在《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這里的“用”字體現了對道德、知識的運用，以達到個人修養和社會治理的目的。在道家思想中，“用”字則與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理念相關，強調事物的自然作用和價值。如《老子》中，“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里的“用”字體現了道家對事物本質和自然作用的深刻理解。佛教思想的傳入和發展，也為“用”字的語義帶來了新的內涵，如在佛教經典中，“用”字常常與修行、覺悟等概念相關，體現了對佛法的運用和實踐。詩詞、散文等文學形式的繁榮為“用”字語義的演變提供了豐富的語境和表達方式。在唐宋詩詞中，詩人常常運用比喻、象征等修辭手法，賦予“用”字更加豐富的語義內涵。在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用”字雖未直接出現，但“乘風歸去”“起舞弄清影”等詞句，通過對動作和情境的描寫，表達了詩人對自由、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用”字的語義蘊含其中，展現了文學作品中豐富的情感和意境。在散文創作中，作家們通過對社會現象、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議論，拓展了“用”字的語義范圍。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這里的“用”字以“寓”的形式體現，表達了作者將情感和志趣寄托于山水和飲酒之中，展現了文學作品中對生活情趣和人生態度的表達。唐宋時期文化的繁榮還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為“用”字語義的演變提供了現實基礎。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以及對外交流的增多，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用”字的語義也隨之不斷豐富和發展。在科技領域，“用”字與發明創造、技術應用相關，體現了人們對科技成果的運用和推廣。在對外交流中，“用”字與文化傳播、交流合作相關，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借鑒和融合。四、“用”字語義在元明清時期的發展與固定4.1元明清時期“用”字在口語與書面語中的用法差異與融合元明清時期，白話文興起，極大地改變了漢語的語言生態，“用”字在口語和書面語中的用法呈現出顯著的差異，同時也在相互影響中逐漸融合，展現出獨特的語言發展態勢。在口語中，“用”字的用法更加貼近日常生活，簡潔明了，富有生活氣息。以元雜劇為例，關漢卿的《竇娥冤》中“竇娥道：‘婆婆，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肚兒湯里，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占我為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法場典刑。婆婆，此后遇著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漿水飯，瀽半碗兒與我吃；燒不了的紙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這里的“用”字雖未直接出現，但“藥死”這一表述體現了“用毒藥致人死亡”的含義，在口語中以一種簡潔的方式表達了行為與目的，通俗易懂。在明清小說中，這種貼近生活的口語用法更為常見。《水滸傳》中“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沖撞了嫂子，休怪！’”“用”字雖未直接出現，但“拿住”“下手”等表述間接體現了使用某種手段或力量達成目的，符合口語簡潔、直接的特點。在書面語中，“用”字仍然保留了傳統文言文的用法，語義較為豐富、典雅，注重表達的準確性和規范性。在歷史文獻中，“用”字常與政治、軍事、文化等重要事務相關聯。《明史?太祖本紀》中“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杰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后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鳳都，正后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于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余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此處的“用此”表示“因此”，用于闡述因果關系，體現了書面語中“用”字用法的嚴謹性和邏輯性。在文人的詩詞、散文創作中，“用”字也被廣泛運用，以表達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情感。如蘇軾在《赤壁賦》中“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這里的“用”字表達了對自然之物的使用、享用，展現了書面語中“用”字語義的豐富內涵和文學性。元明清時期，口語和書面語并非完全孤立，“用”字在兩者之間呈現出相互影響與融合的趨勢。隨著白話文的逐漸普及，一些口語中“用”字的新用法開始滲透到書面語中，為書面語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些明清小說中，雖然整體語言風格偏向白話文，但也會出現一些帶有書面語色彩的“用”字用法。《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杰并起。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這里的“用武之國”既具有書面語的典雅，又融合了口語中簡潔、易懂的表達習慣，體現了“用”字用法在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融合。與此同時，書面語中“用”字的一些傳統用法也對口語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一些正式的口語表達場合，人們會借鑒書面語中“用”字的用法，以增強表達的準確性和規范性。在明清時期的官場上，官員們在正式的對話和報告中，會使用一些類似于書面語的“用”字用法。如在官員向皇帝匯報工作時，可能會說“臣等用盡全力，以圖解決民生之困”，這里的“用盡全力”雖然是口語表達，但“用”字的用法借鑒了書面語中表示使用、運用的含義，使表達更加莊重、規范。元明清時期“用”字在口語和書面語中的用法差異與融合，是漢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這種差異與融合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語言生活的多樣性，也體現了語言在不同語境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它豐富了“用”字的語義內涵和用法，為現代漢語中“用”字的用法奠定了基礎，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4.2這一時期“用”字語義固定化的表現及原因元明清時期，“用”字部分語義逐漸固定下來，這一現象在詞匯使用和語言表達中有著明顯的表現，背后也蘊含著多種因素。從表現來看，在日常用語和書面表達中，“用”字的一些義項使用頻率較高且意義相對穩定。在表示“使用”這一基本義上，“用”字的用法已基本固定。如《紅樓夢》中“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么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舍不得你妹妹，無法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姑母之孝；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便自己夸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著，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里，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寧。’賈母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并一個丫頭照管，余者在外間上用飯。”這里“余者在外間上用飯”的“用”就是典型的“使用”義，用于描述吃飯這一行為，與現代漢語中“用”表示“使用”的基本義一致，且這種用法在元明清時期的文獻中廣泛出現，具有穩定性。在表示“憑借、依靠”的語義上，“用”字也逐漸固定下來。在《三國演義》“吾料諸將之中，非關羽不可當此任。關某雖不才，愿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此人來降。”此句中，雖未直接出現“用”字，但“憑”字與“用”在表示憑借這一語義上有相通之處，體現了通過某種方式或手段達成目的。這種語義在元明清時期的文學作品和日常交流中頻繁使用，成為一種固定的表達形式。“用”字語義固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相對穩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元明清時期，盡管存在朝代更迭和社會動蕩，但整體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變化相對緩慢。這種穩定的社會環境為語言的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基礎，使得“用”字的語義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逐漸固定下來。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交流方式和表達習慣也相對固定，對于常用字詞的語義理解和使用也趨于一致。語言規范化的推動也起到了關鍵作用。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官方和文人階層對語言規范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在元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官方編纂的字典、辭書和語法著作，這些工具書對字詞的語義和用法進行了規范和整理。例如《康熙字典》的編纂，對“用”字的各種義項進行了系統梳理和解釋，使得人們在使用“用”字時有了明確的標準和依據。這種語言規范化的工作促進了“用”字語義的固定化，減少了語義的隨意變化和歧義。口語與書面語的相互影響與融合也對“用”字語義固定化產生了作用。如前文所述，元明清時期口語和書面語的交流日益頻繁，口語中簡潔、直接的表達方式逐漸滲透到書面語中，而書面語的規范性也對口語產生了影響。在這種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用”字的語義在口語和書面語中逐漸趨于一致，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用法。在明清小說中，既保留了書面語中“用”字的一些傳統用法，又融入了口語中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使得“用”字的語義更加穩定和規范。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連續性也是“用”字語義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元明清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得到了傳承和發展，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在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些文化思想中的語言表達方式和用詞習慣對“用”字的語義產生了深遠影響。儒家強調學以致用，“用”字在儒家經典中常表示對知識、道德的運用，這種用法在元明清時期的文化傳承中得以延續，使得“用”字在表示“運用”這一語義上更加固定。道家思想中對自然作用和價值的理解，也為“用”字的語義增添了豐富內涵，并且在文化傳承中保持了相對穩定。五、“用”字語義演變與漢語詞匯發展規律5.1語義演變對詞匯量擴充的作用“用”字的語義演變是漢語詞匯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它通過引申、派生等方式，如同細胞分裂般不斷繁衍出新的詞匯，極大地擴充了漢語詞匯量，豐富了漢語的表達體系。從引申角度來看，“用”字的本義與祭祀殺牲相關，這是其最原始的語義核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知的深化，“用”字的語義從這一核心逐漸向外延伸。在先秦時期，“用”字就已經引申出了使用、施行、任用等多種意義。如前文所述，在《論語》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用”表示任用；“禮之用，和為貴”的“用”表示施行。這些引申義的出現，使得“用”字的語義范疇得到了極大的拓展。這種引申現象并非孤立存在，它為漢語詞匯量的擴充提供了一種重要途徑。當“用”字產生了新的引申義后，以“用”為核心的詞語組合也隨之增多。例如，由“使用”義引申出“用品”“用具”等詞匯，“用品”指各種供使用的物品，“用具”則強調專門用于某種用途的器具。這些詞語的出現，不僅豐富了人們對日常生活物品的描述，也反映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日益豐富和多樣化。從“施行”義引申出“用法”“用例”等詞匯，“用法”指使用的方法和規則，“用例”則是使用的實例。這些詞匯在學術、法律、教育等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滿足了人們在不同領域對精確表達的需求。派生也是“用”字語義演變擴充詞匯量的重要方式。隨著“用”字語義的不斷發展，它作為一個構詞成分，與其他語素組合，派生出了大量的新詞匯。在古代漢語中，“用”與“心”組合成“用心”，表示集中注意力、專心。《論語?陽貨》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這里的“用心”體現了對精神層面專注行為的描述。在現代漢語中，“用”的派生能力更加顯著。例如，“作用”一詞，既可以表示對事物產生影響的活動，如“外界因素對植物的生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表示對事物產生的影響、效果，如“這種藥物對治療感冒有明顯作用”。“作用”這個詞的產生，是“用”字語義派生的結果，它豐富了漢語對事物相互關系和影響的表達。又如“利用”，表示使事物或人發揮效能，如“我們應該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設法為己所用的意思，如“他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成功創辦了企業”。“利用”一詞的出現，拓展了“用”字在實際應用和操作層面的語義表達，為人們描述各種資源的運用和人際關系的處理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詞匯選擇。此外，“用”字語義演變還通過隱喻、轉喻等認知機制，間接促進了詞匯量的擴充。隱喻是基于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將一個概念域的意義映射到另一個概念域。例如，“用”字的基本義是使用具體的物品，通過隱喻，其語義被映射到抽象的概念領域。在“用智慧解決問題”中，“用”的對象從具體的物品轉變為抽象的智慧，這一隱喻過程使得“用”字的語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這種語義拓展為相關詞匯的產生提供了基礎，如“用腦”“用力”等詞匯，它們都是在“用”字語義隱喻擴展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轉喻則是基于事物之間的鄰近關系，用一個事物來指代另一個相關事物。在一些語境中，“用”字可以通過轉喻來指代與使用相關的行為或結果。比如，“這筆生意很有用”，這里的“用”實際上是轉喻了通過這筆生意所獲得的利益或價值。這種轉喻現象也為詞匯的創新和擴充提供了契機，促使了一些新的表達方式和詞匯的出現。5.2語義演變與詞匯系統性的關系“用”字語義演變與漢語詞匯系統性緊密相連，它是詞匯系統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詞匯系統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與其他相關詞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推動著漢語詞匯系統的發展與完善。從語義場理論來看，“用”字處于一個復雜的語義場中，與眾多相關詞匯存在著語義關聯。在表示“使用”這一核心語義上，“用”與“使”“行”“施”等詞匯構成近義詞語義場。“使”同樣表達運用、讓某人或某物發揮作用的意思，如“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與“用”在語義上相近，但在使用語境和語義側重點上存在差異。“行”和“施”也與“用”有語義交叉，“行”強調行為的實施和執行，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述而》），在某些語境中也可表示使用、運用的意思；“施”則更側重于給予、施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但在一些情況下也可表示使用、施行。這些詞匯在語義場中相互關聯，共同豐富了漢語對于“使用”這一概念的表達。隨著“用”字語義的演變，其在語義場中的地位和與其他詞匯的關系也發生著變化。當“用”字引申出“任用”義后，它與“任”“舉”“拔”等詞匯構成了一個新的語義場，這些詞匯都與人才的選拔和任用相關。“任”表示委派、使用人才，“舉”表示推薦、選拔人才，“拔”表示提拔人才。它們與“用”在“任用”這一語義上相互關聯，同時又各自具有獨特的語義特點，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語義系統。“用”字語義演變還對詞匯系統的結構和層次產生影響。在詞匯系統中，“用”字作為一個常用字，其語義演變帶動了一系列相關詞匯的發展和變化。以“用”為核心，形成了許多復合詞和派生詞，這些詞匯在詞匯系統中構成了不同的層次。“用品”“用具”“用途”等復合詞，它們以“用”為中心語素，與其他語素組合，表達了與“使用”相關的具體事物或概念。這些復合詞在詞匯系統中處于較低的層次，是對“用”字基本語義的具體細化和擴展。而“作用”“利用”“運用”等詞匯，雖然也與“用”的語義相關，但它們的語義更加抽象和概括，在詞匯系統中處于相對較高的層次。這些詞匯的產生和發展，使得漢語詞匯系統的結構更加豐富和復雜，層次更加分明。此外，“用”字語義演變與詞匯系統的發展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一方面，詞匯系統的整體發展趨勢會影響“用”字語義的演變方向。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知的深化，漢語詞匯系統不斷豐富和完善，新的概念和事物不斷涌現，這促使“用”字的語義不斷擴展和演變，以適應表達的需要。另一方面，“用”字語義的演變也會反作用于詞匯系統，推動詞匯系統的發展。當“用”字產生新的語義后，會引發一系列相關詞匯的產生和變化，從而豐富了詞匯系統的內容。“用”字在唐宋時期與詩詞、散文等文學形式相結合，產生了許多富有文化內涵的語義用法，這些用法不僅豐富了“用”字自身的語義體系，也為漢語詞匯系統增添了新的元素，如“用典”這一文學術語的產生，就是“用”字語義在文學領域的延伸，它豐富了漢語在文學表達方面的詞匯。六、“用”字語義演變背后的文化內涵6.1社會制度變遷在“用”字語義演變中的體現社會制度的變遷猶如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用”字語義演變的軌跡，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而微妙的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在古代社會，用人制度對“用”字表示任用義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周時期，實行世卿世祿制，貴族世襲官職，“用”字在這一時期與官員任用的聯系相對較少。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變革，官僚制度逐漸興起，各國開始廣泛選拔人才，“用”字表示任用的語義逐漸凸顯。在《論語》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里的“用”明確表示任用，體現了當時士大夫對出仕機會的關注和對自身才能施展的期待。這種語義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用人制度的變革，即從世卿世祿制向官僚制度的轉變，使得有才能的人有機會通過被任用參與國家治理。秦漢時期，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進一步強化了“用”字在官員任用方面的語義。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官僚體系，皇帝擁有絕對的用人權力。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這里的“用”雖然未直接出現，但體現了皇帝對權力的行使和對官員的任用。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并在用人方面進一步發展，實行察舉制、征辟制等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漢書?董仲舒傳》中，“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這里的“用”表示選拔、任用，反映了漢朝通過察舉制選拔人才充實官僚隊伍的用人制度。科舉制度的出現，對“用”字語義演變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影響。科舉制度始于隋唐，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為廣大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機會。在科舉制度下，“用”字與人才選拔、任用的聯系更加緊密。如“金榜題名時，大用之期至”，這里的“用”表示被選拔任用，體現了科舉制度下士人對通過考試獲得官職的渴望。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得“用”字在表示任用義時，更加強調通過公平競爭獲得任用的含義。除了用人制度，經濟制度的變遷也在“用”字語義演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古代農業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用”字與土地的使用、耕種密切相關。在《漢書?食貨志上》中，“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聵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蕓或芓，黍稷儗儗。’蕓，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這里的“用”表示使用，指使用耦犁等農具進行農業生產，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中對生產工具的使用和對土地的耕種方式。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用”字在經濟領域的語義逐漸擴展到商業活動和貨幣使用方面。在明清時期，商業繁榮，“用”字常被用于表示商業交易中的費用、開支以及貨幣的使用。在《紅樓夢》中，“賈璉道：‘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鳳姐啐道：‘你倒是想錢呢。你就沒本事得錢，也得用本事省錢。’”這里的“用”表示使用，指使用本事省錢，體現了商業活動中對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同時，“用銀若干”“用鈔若干”等表述也反映了當時貨幣在商業交易中的使用。社會制度的變遷還影響了“用”字在其他方面的語義演變。在法律制度方面，“用刑”“用法”等表述體現了法律的實施和運用。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公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這里的“用刑”“用法”表示使用刑罰、實施法律，反映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和統治方式。在軍事制度方面，“用兵”“用武”等表述體現了軍事行動和戰略戰術的運用。在《孫子兵法》中，“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這里的“用兵”表示指揮軍隊、運用軍事力量，反映了古代軍事制度下對軍事行動的重視和對戰略戰術的研究。6.2文化觀念轉變對“用”字語義的塑造文化觀念猶如無形的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深刻地塑造著“用”字的語義，使其語義演變成為文化傳承與變遷的生動寫照。傳統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用”字在儒家經典中常與“禮”緊密相連，體現了儒家對禮儀制度的重視和對和諧社會的追求。“禮之用，和為貴”，此句出自《論語?學而》，深刻體現了儒家文化觀念對“用”字語義的影響。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禮”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準則。“禮之用”強調的是“禮”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和運用，通過“禮”的施行來達到“和”的目的，即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里的“用”字，不僅僅是簡單的使用、施行之意，更蘊含著儒家對道德、倫理、社會秩序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它體現了儒家認為只有通過對“禮”的正確運用，才能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化解矛盾沖突，使社會達到和諧有序的狀態。這種文化觀念的影響使得“用”字在表示施行、運用義時，具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取向。道家文化以“道”為核心，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其文化觀念也在“用”字語義演變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道家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和本質，世間萬物皆應遵循“道”的規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德經》）這里雖未直接出現“用”字，但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觀念卻與“用”字語義有著潛在的聯系。在道家文化中，“用”字有時表示事物自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