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空間溢出與擠出效應的深度剖析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積極響應，涵蓋亞洲、歐洲、非洲等多個地區，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作為該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2021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從126.3億美元上升到241.5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比重從11.7%上升到13.5%，沿線國家日益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活動愈發頻繁，投資規模持續擴大，投資領域不斷拓展。中國企業通過在沿線國家投資設廠、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參與資源開發等活動，不僅為自身拓展了海外市場和資源渠道，也為當地經濟發展、就業創造和基礎設施改善做出了積極貢獻。然而，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區位選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策。不同的區位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市場規模、政策環境、基礎設施條件等，這些因素都會對投資的收益和風險產生影響。因此，深入研究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從理論意義來看，有助于豐富和完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雖然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行為進行了一定的解釋，但在分析“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獨特性，研究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區位選擇，能夠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注入新的內容，拓展理論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揭示在復雜國際環境下企業投資區位決策的內在機制和影響因素。而且可以深化對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在國際投資領域作用機制的理解。空間溢出效應是指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對其相鄰地區產生的積極影響，如技術擴散、知識傳播、產業關聯等；擠出效應則是指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對其他地區相關經濟活動產生的負面抑制作用。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探究這兩種效應的存在及作用機制，有助于從空間經濟學的角度，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國際投資活動在區域間的相互影響，為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投資合作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理論指導。就實踐意義而言，能夠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決策參考。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有意愿和能力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然而，由于對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了解不夠深入，許多企業在區位選擇上存在盲目性，導致投資效益不佳甚至投資失敗。通過研究投資區位選擇中的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分析沿線國家的各種投資影響因素，企業可以更加科學地評估不同區位的投資潛力和風險，從而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資決策，提高投資成功率和回報率，降低投資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并且能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政府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來引導企業的投資行為，促進投資合作的健康發展。了解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情況以及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作用，有助于政府精準施策，優化投資布局，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政策協調與合作，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取得更大成效，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目標。1.2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過程中，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確保研究的科學性和全面性。文獻研究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等方面的文獻資料，對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了解前人在該領域的研究現狀、研究方法和主要結論，明確已有研究的貢獻與不足，從而為本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研究思路，避免重復研究，并找準研究的切入點和創新點。實證分析法是核心研究方法。收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相關數據，包括投資規模、投資行業、投資區位等方面的數據，以及沿線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指標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構建合適的實證模型，如空間杜賓模型（SDM）等，來檢驗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存在性及影響程度。通過對數據的量化分析，揭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內在規律和影響因素，使研究結論更具說服力和可靠性。案例分析法作為補充，選取典型的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案例，深入分析這些企業在區位選擇過程中的決策依據、考慮因素以及投資后的實際效果。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剖析，從微觀層面進一步驗證實證分析的結果，豐富研究內容，為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區位選擇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實踐參考。比較分析法也將被運用到研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投資環境、投資潛力以及中國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進行比較分析。找出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差異和特點，分析這些差異對中國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為中國企業在不同情況下做出合理的投資決策提供依據。本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一定的創新點。在研究視角上，將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同時納入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框架。以往研究大多側重于單一效應的分析，或者未充分考慮空間因素對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本研究從空間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全面分析兩種效應在投資區位選擇中的作用機制和相互關系，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行為。在數據運用上，力求全面和新穎。不僅收集傳統的經濟數據，還將納入更多反映沿線國家特色的指標數據，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文化差異程度、政策協同度等。同時，充分利用最新的統計數據和研究成果，以反映“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的新變化和新趨勢，使研究結論更貼合實際情況，具有更強的時效性和指導意義。在研究內容上，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深入探討理論機制的基礎上，緊密結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和企業投資策略。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參考，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提高投資效益，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高質量發展，這也是本研究區別于其他理論研究的重要創新之處。二、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2.1相關概念界定2.1.1“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中國于2013年提出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合作倡議。其核心內涵是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與沿線國家開展經濟合作，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為指引，通過加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即“五通”），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合作。在發展歷程方面，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空間布局等內容。此后，“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截至2024年，已有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合作范圍涵蓋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開發、貿易投資、人文交流等多個領域。“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多維度的戰略目標。在經濟層面，旨在促進沿線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拓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市場空間，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互利共贏。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加強了貿易往來，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東盟最大貿易伙伴，雙方在電子、機械、農產品等領域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在政治層面，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通過高層互訪、政策溝通等方式，增進各國之間的理解與信任，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在文化層面，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推動民心相通，為經濟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如舉辦文化年、藝術展覽、學術研討會等，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共生和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它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和更多的投資機會，降低了投資風險。沿線國家大多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對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制造業升級等領域有著巨大的需求，我國企業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這些領域進行投資，實現互利共贏。倡議促進了政策溝通和協調，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政策環境。各國政府通過簽署合作協議、制定優惠政策等方式，為企業投資提供保障和支持。此外，“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改善了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投資的便利性和回報率。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加強了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我國企業在巴基斯坦的投資提供了更好的條件。2.1.2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是指投資者將資金直接投入到被投資對象中，擁有對投資對象的經營控制權和管理權，以獲取長期經濟利益的投資行為。與間接投資不同，直接投資的投資者直接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企業的決策、運營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直接投資的形式豐富多樣，其中綠地投資是指投資者在東道國新建企業或項目，從無到有地進行投資建設，這種方式能夠使投資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戰略規劃和經營理念進行企業布局和發展，擁有較高的控制權，但也面臨著較大的投資風險和建設周期長等問題。例如，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建設的許多工業園區，通過綠地投資，引入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了當地產業的發展和就業。跨國并購則是投資者通過購買東道國現有企業的股權或資產，從而獲得對企業的控制權，這種方式可以快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利用被并購企業的品牌、技術、銷售渠道等資源，實現協同效應，但也可能面臨文化整合、法律糾紛等挑戰。聯想集團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提升了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直接投資具有鮮明的特點。投資者對投資對象具有直接的控制權和經營權，能夠直接參與企業的日常經營決策，如生產計劃、市場營銷、人員管理等，從而更好地實現自身的投資目標和戰略規劃。直接投資通常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且投資期限較長，這是因為投資者需要在東道國進行廠房建設、設備購置、人員培訓等一系列活動，形成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收回投資成本并獲取收益需要較長的時間。投資收益來源多元化，不僅包括企業的利潤分紅，還包括資產增值、品牌價值提升等。直接投資也伴隨著較高的風險，如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文化風險等，投資者需要充分評估和應對這些風險。與間接投資相比，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在多個方面存在差異。從控制權角度來看，直接投資的投資者對被投資企業擁有直接控制權，可以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間接投資的投資者主要通過購買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進行投資，一般不直接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經營決策，對企業的控制權較弱。在資金門檻方面，直接投資通常需要較大的資金量，用于企業的建設、運營和發展；間接投資的資金門檻相對較低，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資金狀況和投資目標，選擇不同金額的金融工具進行投資。風險和收益方面，直接投資由于投資者深度參與企業經營，面臨的風險較高，但潛在的回報也可能更高；間接投資的風險相對分散，收益相對較為穩定，但一般低于直接投資的潛在收益。2.1.3區位選擇區位選擇是指經濟主體在進行投資、生產、經營等活動時，對地理位置的選擇過程。在直接投資中，區位選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策環節，它直接影響著投資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合理的區位選擇可以使企業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市場優勢、政策優勢等，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市場競爭力，從而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反之，不合理的區位選擇則可能導致企業面臨高昂的成本、市場需求不足、政策限制等問題，增加投資風險，降低投資收益。影響區位選擇的因素眾多，可分為自然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政策因素等。自然因素包含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稟賦等。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如交通樞紐、沿海地區等，便于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能夠降低物流成本；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對于資源依賴型企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企業可以就地取材，降低原材料采購成本，保障原材料的穩定供應。中東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吸引了眾多石油企業在此進行投資開發。經濟因素涵蓋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勞動力成本和基礎設施等。市場規模大的地區，消費需求旺盛，企業可以更容易地銷售產品和服務，實現規模經濟；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往往具有完善的產業體系、先進的技術和高素質的勞動力，有利于企業開展高端產業和創新活動；合理的產業結構能夠形成產業集聚效應，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可以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完善的基礎設施，如交通、通信、能源等，能夠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便利，降低運營成本。社會因素包含人口素質、文化傳統、社會穩定等。人口素質高的地區，能夠為企業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和創新人才，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相似的地區，有利于企業開展市場營銷活動，減少文化沖突；社會穩定的地區，能夠為企業提供安全的生產經營環境，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政策因素包含稅收政策、投資優惠政策、貿易政策等。稅收政策直接影響企業的成本和利潤，稅收優惠政策可以降低企業的稅負，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投資優惠政策，如土地優惠、財政補貼等，能夠吸引企業投資；貿易政策，如關稅政策、貿易壁壘等，影響企業的進出口成本和市場準入，對企業的國際市場拓展具有重要影響。2.1.4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空間溢出效應是指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對其相鄰地區產生的積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通過技術擴散、知識傳播、產業關聯等途徑實現。在直接投資中，空間溢出效應表現為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活動，不僅促進了東道國當地經濟的發展，還對周邊地區產生了積極的輻射帶動作用。跨國企業在東道國設立研發中心，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將先進的技術和研發經驗傳播給當地企業和科研機構，提升了當地的技術創新能力；跨國企業與當地供應商建立合作關系，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產業集聚效應，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空間溢出效應的產生機制包括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示范效應是指跨國企業的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經營模式，為當地企業提供了學習和模仿的榜樣，促使當地企業改進自身的生產和管理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競爭效應是指跨國企業的進入加劇了當地市場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產品競爭力，以在市場中立足。產業關聯效應是指跨國企業的投資活動帶動了上下游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促進了產業的協同發展和區域經濟的增長。例如，蘋果公司在我國設立生產基地，不僅帶動了當地電子零部件供應商的發展，還促進了物流、售后服務等相關產業的繁榮。擠出效應是指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對其他地區相關經濟活動產生的負面抑制作用。在直接投資中，擠出效應可能表現為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導致當地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部分企業因無法與之抗衡而被擠出市場；或者跨國企業在東道國大量吸引資金、人才等資源，使得當地企業的發展受到限制。當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建設大型工廠時，可能會吸引大量的資金和勞動力，導致當地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人才短缺，從而影響其發展。擠出效應的產生機制主要包括資源競爭和市場競爭。資源競爭是指跨國企業在東道國與當地企業爭奪有限的資源，如資金、土地、勞動力等，導致當地企業資源短缺，發展受限。市場競爭是指跨國企業憑借其強大的品牌優勢、技術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在東道國市場上與當地企業展開激烈競爭，壓縮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甚至將其擠出市場。例如，一些大型跨國零售企業進入我國市場后，憑借其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強大的采購能力，對當地小型零售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部分小型零售企業因無法承受競爭壓力而倒閉。2.2理論基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和決策的重要理論體系，對于理解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以下將介紹幾種主要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并分析它們對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適用性。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海默（Stephen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提出，后經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等人進一步完善。該理論認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是為了利用自身所擁有的壟斷優勢，這些優勢主要包括技術優勢、規模經濟優勢、資金優勢、管理優勢、品牌優勢等。在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企業憑借這些壟斷優勢可以在國外市場獲得更高的利潤。技術優勢使企業能夠生產出具有獨特性能和高質量的產品，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則有助于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強市場競爭力。對于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壟斷優勢理論具有一定的適用性。我國一些大型企業在技術、資金和管理等方面具備一定的壟斷優勢。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我國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能夠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擔大型工程項目，如中國建筑、中國交建等企業在鐵路、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顯著的技術和管理優勢。在通信技術領域，華為、中興等企業擁有先進的5G技術，通過在沿線國家投資建設通信網絡，能夠將自身的技術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這些企業憑借其壟斷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中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然而，壟斷優勢理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從企業自身優勢出發，忽略了東道國的區位因素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市場環境、政策法規、文化差異等因素對企業投資的制約。而且該理論難以解釋一些不具備明顯壟斷優勢的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內部化理論是由英國學者巴克利（PeterJ.Buckley）和卡森（MarkC.Casson）于1976年在《跨國公司的未來》一書中提出，后來加拿大學者拉格曼（AllanM.Rugman）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內部化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會將中間產品市場內部化，以避免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所帶來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包括市場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知識產權保護困難等問題。企業通過將交易活動在內部進行，即建立跨國公司，實現對生產、銷售、研發等環節的統一控制，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企業在進行技術研發時，為了保護其技術秘密和知識產權，避免技術在外部市場交易中被泄露，會選擇在內部進行技術轉移和應用，通過在海外設立子公司，將研發成果直接應用于當地生產，從而實現技術的內部化。在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內部化理論有其應用價值。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著沿線國家市場環境復雜、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通過內部化，企業可以更好地控制生產和銷售環節，降低交易風險。我國一些制造業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設廠，將原材料采購、生產加工、產品銷售等環節整合在企業內部，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減少了與外部市場的交易頻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海外投資的企業還可以通過內部化實現知識和技術的共享與傳播，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內部化理論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過于強調企業的內部組織和管理，忽視了外部市場的積極作用，沒有充分考慮到企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面臨的文化、制度等差異對內部化成本的影響。而且該理論無法解釋企業為什么會選擇在特定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而不是在其他地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OIL理論，是由英國學者鄧寧（JohnH.Dunning）于1977年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一文中提出的。該理論綜合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和區位優勢理論，認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需要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OwnershipAdvantage）、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Advantage）和區位優勢（LocationAdvantage），即所謂的“OIL”優勢。所有權優勢是指企業擁有的無形資產、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等優勢，使其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企業競爭；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通過將中間產品市場內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的能力；區位優勢是指東道國所具有的自然資源、勞動力成本、市場規模、政策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優勢，這些優勢吸引企業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我國企業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時，充分考慮了自身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以及沿線國家的區位優勢。我國一些技術密集型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創新能力，具備所有權優勢；通過在沿線國家投資設廠，將生產環節內部化，利用當地的資源和市場，實現內部化優勢；沿線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優惠的政策等區位優勢，吸引了我國企業的投資。在能源領域，我國企業憑借自身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能源資源豐富國家進行投資，開發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滿足我國的能源需求；同時，利用當地的政策優惠和市場潛力，實現企業的發展壯大。然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也并非完美無缺。它是一種靜態的理論，沒有考慮到企業的動態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而且該理論在實際應用中，對于各種優勢的量化和評估存在一定的困難，給企業的投資決策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三、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現狀分析3.1投資規模與趨勢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呈現出顯著的變化態勢。從總體規模來看，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取得了長足發展。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3-2023年期間，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從126.3億美元攀升至[X]億美元（假設2023年數據），投資存量從2013年的3242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X]億美元（假設2023年數據），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從年度變化趨勢分析，投資規模并非直線上升，而是存在一定的波動。在2013-2016年間，投資流量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這主要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推動，沿線國家與我國的政策溝通不斷加強，為投資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各國政府積極簽署合作協議，簡化投資審批流程，降低投資壁壘，吸引了我國企業加大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力度。同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推進，也為投資提供了更多的機遇。例如，中老鐵路的建設，不僅加強了中國與老撾之間的交通聯系，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投資，如鐵路沿線的物流、商貿、旅游等領域。然而，在2017-2018年，投資流量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部分沿線國家的政治局勢不穩定，以及我國國內政策的調整，對企業對外投資進行了更加規范和嚴格的管理，導致企業對外投資更加謹慎。一些國家加強了對外資的審查，提高了投資門檻，使得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我國政府加強了對非理性對外投資的監管，引導企業更加理性地進行投資決策，注重投資的質量和效益。2019-2023年，投資規模又逐步回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不斷深化，投資領域不斷拓展，新興產業投資增長迅速。在數字經濟領域，我國企業加大了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建設數據中心、5G網絡等基礎設施，推動了當地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在綠色能源領域的投資也不斷增加，投資建設太陽能、風能發電項目，助力沿線國家實現能源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在疫情期間，“一帶一路”合作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我國與沿線國家攜手抗疫，加強了醫療衛生領域的合作，也為投資合作帶來了新的機遇。3.2投資行業分布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涵蓋多個重要領域，且各行業投資占比及變化呈現出一定的特點和趨勢，這背后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制造業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之一。近年來，投資占比保持在一定水平且有波動變化。在早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服裝等行業的投資占比較大，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沿線國家經濟的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投資逐漸增加，如電子信息、機械制造、汽車制造等行業。在電子信息領域，我國一些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建設電子元件生產廠、組裝廠等，利用當地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拓展市場份額。這一行業分布特點主要受到沿線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市場規模和產業配套能力等因素影響。沿線國家大多勞動力資源豐富且成本相對較低，對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具有較大吸引力；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國家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增加，同時產業配套能力也在逐步提升，為相關制造業投資提供了良好條件。能源行業也是我國投資的重點領域。“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如中東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中亞地區的油氣資源等。我國對這些國家能源行業的投資占比較高，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發、運輸和加工等環節。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在沿線國家參與了眾多能源項目，通過投資合作，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滿足我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能源行業投資占比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對能源的需求量巨大，而沿線國家的能源資源與我國形成了良好的互補關系。且能源行業投資具有戰略意義，能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增強我國在國際能源市場的話語權。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關鍵行業。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我國在沿線國家投資建設了大量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項目，如中老鐵路、匈塞鐵路、瓜達爾港等。這些項目的投資不僅促進了當地基礎設施的改善，也為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合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占比高，一方面是因為沿線國家大多基礎設施薄弱，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擁有先進的技術、豐富的經驗和強大的施工能力，具備開展大規模投資建設的優勢。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能夠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服務業在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也占據一定比例，且投資領域不斷拓展，包括金融服務、物流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旅游服務等。在金融服務方面，我國的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在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為當地企業和項目提供金融支持；物流服務領域，我國企業投資建設物流園區、港口等設施，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信息技術服務領域，我國的互聯網企業在沿線國家開展業務，推動當地數字經濟的發展；旅游服務領域，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旅游業的發展，我國企業對旅游景區開發、酒店建設等方面的投資也在增加。服務業投資占比的變化受到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需求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沿線國家經濟的發展，對金融、物流、信息技術等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為我國服務業企業提供了投資機會；同時，一些國家出臺的優惠政策也吸引了我國企業的投資。3.3投資區位分布3.3.1區域分布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呈現出不均衡的特點，不同區域吸引投資的規模和占比存在顯著差異。東南亞地區是我國投資的重點區域之一，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資。商務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直接投資流量占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的[X]%（假設具體占比數據）。該地區地理位置優越，處于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十字路口”，交通便利，便于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東南亞地區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勞動力資源豐富且成本相對較低，為勞動密集型和市場尋求型投資提供了良好條件。中國在越南的電子制造業投資，利用當地的勞動力優勢和市場潛力，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東南亞國家與我國文化相近，在歷史上就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這也降低了我國企業投資的文化風險，便于企業在當地開展經營活動。中亞地區在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中也占據重要地位。該地區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如石油、天然氣等，與我國的能源需求形成互補。我國對中亞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領域，通過投資能源開發、運輸等項目，保障我國的能源供應安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在能源領域的合作，中哈原油管道的建設，為我國輸送了大量的石油資源。中亞地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加強與中亞地區的投資合作，有助于推動我國與歐洲的貿易往來，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西亞地區也是我國投資的重要區域。該地區同樣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區。我國對西亞地區的投資在能源領域占比較大，同時也涉及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等領域。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企業參與了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家的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升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水平。西亞地區處于亞、非、歐三大洲的結合部，地理位置重要，市場輻射范圍廣，我國企業通過在該地區投資，可以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歐洲地區吸引我國直接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大，主要集中在中東歐國家。中東歐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參與者，與我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領域廣泛，包括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領域。在制造業方面，我國企業在匈牙利、波蘭等國家投資建設汽車零部件生產廠、電子設備制造廠等，利用當地的產業基礎和技術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東歐國家地處歐洲心臟地帶，是連接歐盟市場的重要門戶，我國企業通過在該地區投資，可以更好地進入歐盟市場，享受歐盟的市場優勢和政策優惠。南亞地區吸引我國直接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小，但近年來投資增長較快。該地區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但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我國對南亞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制造業等領域。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參與了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投資建設了瓜達爾港、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互聯互通。在能源領域，我國與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在能源開發、電力建設等方面開展合作，滿足當地的能源需求。在制造業方面，我國企業在印度、孟加拉國等國家投資建設紡織廠、服裝廠等，利用當地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優勢，推動當地制造業的發展。總體來看，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地理位置、資源稟賦、市場規模、政策環境、文化差異等。在未來的投資中，我國應根據不同區域的特點和優勢，合理優化投資布局，進一步提升投資效益，實現與沿線國家的互利共贏發展。3.3.2國家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我國對部分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大，這些國家成為我國投資的重點對象，它們在投資規模和特點上各有不同，背后的投資原因也較為復雜。新加坡是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重要投資目的地之一。我國對新加坡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大，投資領域廣泛，涵蓋金融、信息技術、房地產、貿易等多個領域。在金融領域，我國的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新加坡設立分支機構，開展金融業務，加強了雙方的金融合作；在信息技術領域，我國的互聯網企業與新加坡的科技企業開展合作，共同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投資新加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位于馬六甲海峽咽喉地帶，是東南亞的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便于我國企業拓展東南亞及國際市場。新加坡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優質的基礎設施，為企業投資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其金融市場發達，金融體系完善，有利于我國金融企業開展國際化業務，提升國際競爭力。印度尼西亞也是我國投資較多的國家。我國對印尼的投資規模持續增長，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在制造業方面，我國企業在印尼投資建設了大量的工廠，涵蓋紡織、電子、機械等行業，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降低生產成本，拓展市場份額；在能源領域，我國與印尼在石油、天然氣等方面開展合作，共同開發能源資源；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參與了印尼的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投資印尼的原因主要是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龐大的市場規模，印尼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為資源開發型投資提供了機會；其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對各類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旺盛。印尼政府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為我國企業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馬來西亞同樣吸引了我國大量的直接投資。我國對馬來西亞的投資規模較大，投資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房地產等。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參與了馬來西亞的東海岸鐵路等項目建設，加強了馬來西亞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在制造業方面，我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了汽車制造、電子電器等工廠，利用當地的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實現產業升級和發展；在房地產領域，我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開發房地產項目，滿足當地的住房需求。我國投資馬來西亞的原因包括其與我國的友好關系，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交流密切，為投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馬來西亞地理位置優越，位于東南亞中心地帶，交通便利，市場輻射范圍廣；其產業基礎較好，在電子、汽車等領域具有一定的優勢，便于我國企業開展產業合作。除了上述國家，我國對越南、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哈薩克斯坦等國家也有較多的直接投資。對這些國家投資的規模和特點各不相同，但總體上都與這些國家的資源稟賦、市場規模、政策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對越南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利用其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對泰國的投資涵蓋旅游、農業、制造業等領域，泰國的旅游資源豐富，農業發達，為投資提供了機會；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投資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領域，阿聯酋的能源資源豐富，金融市場活躍；對哈薩克斯坦的投資主要在能源領域，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儲量豐富。我國選擇這些國家作為重點投資對象，是綜合考慮了多種因素，旨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拓展市場空間、促進產業升級等目標，通過投資合作，實現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四、空間溢出與擠出效應的理論分析4.1空間溢出效應分析4.1.1技術溢出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能夠通過多種途徑促進技術傳播和轉移，對東道國和我國企業均產生重要影響。在技術傳播和轉移方面，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設立研發中心、生產基地等，直接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工藝流程和管理經驗引入當地。我國的通信企業在東南亞國家投資建設5G網絡，不僅帶去了先進的通信設備和技術，還培養了當地的技術人才，推動了當地通信技術的升級。這種技術轉移還可以通過產業關聯實現，我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相關的技術也隨之擴散到這些產業中。我國企業在中亞國家投資建設石油煉化項目，會帶動當地石油開采、運輸以及化工產品生產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將石油煉化技術、設備維護技術等傳播到這些產業，提升整個產業鏈的技術水平。對東道國而言，技術溢出帶來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有助于提升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通過學習和吸收我國企業的先進技術，東道國企業可以改進自身的生產工藝，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增強市場競爭力。我國在埃塞俄比亞投資建設的紡織廠，引入了先進的紡織設備和生產技術，當地企業通過學習和模仿，提高了自身的紡織技術水平，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得到提升。技術溢出還能夠促進東道國的產業升級，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先進技術的引入可以催生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我國在中東歐國家投資的新能源汽車項目，帶動了當地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當地汽車產業的轉型升級。對我國企業來說，技術溢出也具有重要意義。在與東道國企業的技術交流和合作中，我國企業可以獲取當地的市場信息、技術需求等，進一步優化自身的技術研發方向，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過程中，了解到當地對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的特殊需求，通過與當地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研發出更適合當地環境和市場需求的光伏發電技術，提升了企業的技術競爭力。技術溢出有助于我國企業在當地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增強與東道國的合作關系，為企業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4.1.2產業關聯溢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能夠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形成產業集群，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投資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以我國在東南亞地區投資的電子制造業為例，我國電子企業在當地投資建廠后，需要大量的電子零部件供應商。這就吸引了國內和當地的電子零部件生產企業在周邊投資設廠，形成了完整的電子產業鏈。上游企業為電子制造企業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下游企業則負責產品的銷售和售后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不僅促進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了當地經濟的增長。我國在中亞地區投資的能源項目，帶動了能源開采、運輸、加工等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當地能源產業的一體化發展。產業集群的形成能夠產生集聚效應，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產業集群內的企業可以共享基礎設施、勞動力資源和市場信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更加頻繁，有利于技術創新和知識傳播，促進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我國在泰國投資建設的汽車產業集群，吸引了眾多汽車整車生產企業和零部件供應商集聚。這些企業在集群內相互協作，共同研發新技術、新產品，不僅提高了泰國汽車產業的整體競爭力，還帶動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如物流、金融、汽車維修等，促進了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業關聯溢出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還體現在促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方面。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產業結構上具有一定的互補性，通過直接投資形成的產業關聯，能夠實現區域內產業的協同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國在中東歐國家投資的機械制造業，與當地的鋼鐵、化工等產業形成了良好的產業關聯。我國企業利用當地的鋼鐵、化工產品作為原材料，生產出機械設備后，又為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發展等提供支持，實現了雙方產業的協同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繁榮。4.1.3示范與競爭溢出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經營模式對東道國企業產生了示范作用，同時競爭也促使東道國企業提升自身競爭力，這對當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設廠時，引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經營模式，為東道國企業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榜樣。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我國企業采用科學的績效考核制度、員工培訓體系和激勵機制，提高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東道國企業可以學習這些管理方法，優化自身的人力資源管理。在市場營銷方面，我國企業利用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分析等手段，精準定位市場需求，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這也為東道國企業提供了新的營銷思路。我國的電商企業在東南亞國家投資，其先進的電商運營模式，包括線上銷售平臺的搭建、物流配送體系的優化、客戶服務的完善等，為當地企業提供了示范，促進了當地電商產業的發展。我國企業的進入加劇了當地市場的競爭，迫使東道國企業提升自身競爭力。在市場競爭壓力下，東道國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優化產品結構，降低生產成本。我國的家電企業在中東地區投資后，與當地家電企業展開競爭。當地家電企業為了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加大了對新產品的研發投入，提高了產品的智能化水平和節能環保性能，同時優化了生產流程，降低了生產成本，提升了自身的市場競爭力。示范與競爭溢出效應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了東道國企業的發展和當地經濟的進步。示范效應為東道國企業提供了發展的方向和模式，競爭效應則為東道國企業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在這種雙重作用下，東道國企業不斷提升自身實力，推動了當地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發展。在非洲地區，我國的建筑企業憑借先進的管理經驗和高效的施工技術，在當地建筑市場占據了一定份額。當地建筑企業在我國企業的示范和競爭壓力下，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引進先進的施工設備和技術，提高了施工質量和效率，促進了當地建筑產業的發展。4.2擠出效應分析4.2.1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的產生與多種因素相關，對東道國經濟發展也會帶來多方面的影響。從資源競爭角度來看，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可能會與東道國國內企業爭奪有限的資源。在資金方面，我國企業憑借自身的資金實力和融資渠道優勢，在東道國市場上獲取大量資金。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參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時，能夠獲得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和東道國政府的資金支持，這可能導致東道國國內企業融資難度加大，資金成本上升，從而限制了其投資能力。在土地資源方面，我國企業在投資建廠、開發房地產等項目時，需要大量的土地，這可能會使東道國國內土地價格上漲，增加國內企業的投資成本，一些小型企業可能因無法承受高昂的土地成本而放棄投資計劃。在市場競爭方面，我國企業的進入加劇了東道國市場的競爭。我國企業在技術、管理、品牌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能夠生產出質量高、價格合理的產品，在東道國市場上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我國的家電企業在東南亞國家投資生產的家電產品，憑借先進的技術和較低的價格，受到當地消費者的青睞，這對當地的家電企業造成了較大的競爭壓力。一些東道國國內企業由于技術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無法與我國企業競爭，市場份額不斷縮小，利潤空間被壓縮，從而不得不減少投資，甚至退出市場。擠出效應產生的條件較為復雜。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競爭程度是重要因素，如果東道國市場規模較小，市場競爭激烈，我國企業的進入更容易對國內企業產生擠出效應。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沿線國家，市場規模有限，我國企業的投資可能會迅速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導致國內企業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東道國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也至關重要，如果國內企業技術水平低、管理落后、創新能力不足，就難以在與我國企業的競爭中獲勝，更容易被擠出市場。而且東道國的政策環境也會影響擠出效應的產生，如果東道國政府對國內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或者對外資企業給予過多的優惠政策，也會加劇擠出效應對國內企業的影響。擠出效應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既有負面影響，也有一定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可能導致東道國國內企業投資減少，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就業機會減少。一些國內企業因被擠出市場而倒閉，會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影響社會穩定。擠出效應還可能使東道國經濟對外國投資的依賴程度增加，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和穩定性受到影響。擠出效應也可能帶來一些正面影響，如通過市場競爭，促使東道國國內企業提升自身競爭力，加大研發投入，改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以適應市場競爭。擠出效應還可能促進東道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淘汰一些落后產能，推動產業升級。4.2.2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其背后的原因也較為復雜。在市場份額爭奪方面，我國企業憑借自身的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中與其他國家企業展開競爭，爭奪市場份額，從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我國企業在技術、成本、施工效率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質量完成項目，這使得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招標中往往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中國交建在參與中東歐國家的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招標時，憑借先進的筑路技術和豐富的工程經驗，成功中標多個項目，而一些歐美國家的建筑企業則因成本較高、工期較長等原因未能中標，導致這些國家在該領域的投資機會減少。在資源獲取方面，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在能源資源領域的投資，可能會使其他國家獲取資源的難度增加，從而對其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我國企業通過投資與這些國家開展能源合作，獲取穩定的能源供應。中石油在中亞國家投資建設石油管道和煉油廠，確保了我國的石油進口渠道。這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在獲取這些能源資源時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一些國家因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供應，不得不減少在相關領域的投資。擠出效應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是重要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企業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積累了強大的優勢，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國家企業展開有力競爭。我國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力支持，為企業投資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進一步增強了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也會影響擠出效應的產生。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各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和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我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更容易凸顯，從而對其他國家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利益，設置貿易壁壘和投資限制，也會加劇國際投資競爭，使得我國企業在與其他國家企業競爭時面臨更多困難和挑戰，但同時也可能促使我國企業更加努力地提升競爭力，從而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對其他國家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五、基于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5.1研究假設提出基于前文對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理論分析，結合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提出以下關于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研究假設：假設1：技術溢出與區位選擇：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能夠通過技術溢出提升東道國的技術水平，進而吸引更多投資。東道國技術水平與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呈正相關關系。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設立研發中心，帶來先進技術，東道國企業通過學習模仿提升自身技術能力，這種技術提升會吸引我國企業進一步擴大投資，如我國在東南亞國家投資電子產業，促進當地電子技術發展，吸引更多相關投資。假設2：產業關聯溢出與區位選擇：我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所產生的產業關聯溢出，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并形成產業集群，對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東道國產業集群發展水平與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呈正相關關系。我國在中東歐國家投資汽車產業，帶動當地零部件生產、物流等相關產業發展，形成產業集群，吸引我國汽車企業及相關配套企業進一步投資。假設3：示范與競爭溢出與區位選擇：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帶來的示范與競爭溢出效應，促使東道國企業提升競爭力，這對我國投資區位選擇產生影響。東道國企業競爭力提升程度與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呈正相關關系。我國家電企業在非洲投資，其先進的管理和生產模式為當地企業提供示范，競爭壓力促使當地企業提升競爭力，我國企業基于此會增加在當地的投資。假設4：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與區位選擇：我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可能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對我國投資區位選擇存在影響。當擠出效應較小時，我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規模可能較大；當擠出效應較大時，我國企業可能會重新評估投資區位，投資規模可能減小。在一些經濟規模較小、國內企業競爭力較弱的沿線國家，如果擠出效應過大，我國企業可能會減少投資。假設5：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與區位選擇：我國在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可能對其他國家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影響我國投資區位選擇。在一些資源豐富或市場潛力大的沿線國家，如果我國投資對其他國家投資擠出效應明顯，我國企業會繼續加大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以鞏固市場份額和獲取資源。假設6：市場規模與區位選擇：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影響我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市場規模越大，越能吸引我國企業投資。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更多的消費需求，我國企業為了拓展市場，獲取更多利潤，會傾向于在市場規模大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印度作為人口眾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規模龐大，吸引了我國眾多企業在信息技術、家電等領域投資。假設7：資源稟賦與區位選擇：東道國豐富的資源稟賦對我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資源尋求型投資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重要動機之一。我國作為資源消費大國，對能源、礦產等資源需求旺盛，沿線國家如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中亞地區的天然氣資源等，吸引我國企業進行投資開發，以保障資源供應。假設8：政策環境與區位選擇：東道國良好的政策環境，包括稅收優惠、投資便利化政策等，能夠降低我國企業投資成本和風險，吸引我國企業投資。一些沿線國家為吸引外資，出臺了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政策，我國企業在進行區位選擇時，會優先考慮政策環境優越的國家。新加坡政府提供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優惠政策，吸引了我國眾多企業在金融、科技等領域投資。5.2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在本研究中，為了深入探究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影響因素，選取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變量。被解釋變量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OFDI），采用我國對沿線各國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單位：億美元）來衡量，該數據能夠直觀反映我國在各國的直接投資力度，體現投資的活躍程度和規模大小，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核心解釋變量涵蓋技術溢出、產業關聯溢出、示范與競爭溢出、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這幾個方面。技術溢出（TS）用東道國研發投入強度來衡量，即東道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該指標能反映東道國從我國投資中獲取技術溢出的能力和潛力，研發投入強度越高，越有可能吸收和利用我國企業帶來的先進技術，數據取自世界銀行數據庫。產業關聯溢出（IS）通過東道國產業集聚指數來體現，采用區位熵法計算，公式為：LQ_{ij}=\frac{e_{ij}/e_{i}}{E_{j}/E}，其中LQ_{ij}表示i地區j產業的區位熵，e_{ij}表示i地區j產業的就業人數，e_{i}表示i地區的總就業人數，E_{j}表示全國j產業的就業人數，E表示全國總就業人數。區位熵值越大，表明該地區該產業的集聚程度越高，產業關聯溢出效應越明顯，數據來源于各國統計部門及相關行業報告。示范與競爭溢出（DS）以東道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越高，說明我國企業的投資在示范與競爭方面對東道國企業的促進作用越強，促使東道國企業提升競爭力，數據通過對東道國企業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CDI）采用我國直接投資占東道國國內總投資的比重來衡量，比重越大，可能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越明顯，數據來自東道國的投資統計數據。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COFDI）用我國直接投資與其他國家對東道國直接投資之和的比值來衡量，該比值越大，表明我國投資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效應可能越強，數據來源于各國的投資統計數據及相關國際組織報告。控制變量選取市場規模（MS），用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單位：億美元）來衡量，GDP反映了東道國的經濟總量和市場容量，市場規模越大，對我國企業的吸引力可能越大，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資源稟賦（RE）以東道國主要資源的產量或儲量來衡量，如石油儲量、鐵礦石產量等，對于資源尋求型投資，東道國豐富的資源稟賦具有重要吸引力，數據取自各國資源部門報告及國際資源統計機構數據。政策環境（PE）采用東道國的營商環境指數來衡量，該指數綜合反映了東道國在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證、獲得電力、登記財產、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等方面的政策和效率，營商環境指數越高，表明政策環境越好，越有利于我國企業投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基礎設施水平（IL）用東道國的基礎設施質量綜合評分來衡量，包括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評分越高，基礎設施水平越高，為投資提供更好的硬件條件，數據來源于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為了全面分析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空間溢出和擠出效應的影響因素，構建空間杜賓模型（SDM）。該模型不僅能考慮變量的直接效應，還能分析變量對相鄰地區的間接效應，即空間溢出效應，符合本研究的需求。模型設定如下：OFDI_{it}=\rho\sum_{j=1}^{N}w_{ij}OFDI_{jt}+\beta_{1}TS_{it}+\beta_{2}IS_{it}+\beta_{3}DS_{it}+\beta_{4}CDI_{it}+\beta_{5}COFDI_{it}+\sum_{k=1}^{n}\gamma_{k}CV_{kit}+\sum_{j=1}^{N}\sum_{k=1}^{n}\theta_{kj}w_{ij}CV_{kit}+\mu_{i}+\lambda_{t}+\varepsilon_{it}其中，i和j表示不同的國家，t表示時間；OFDI_{it}表示我國在t時期對i國的直接投資規模；\rho為空間自回歸系數，衡量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若\rho顯著為正，表明我國對一國的直接投資會促進對相鄰國家的直接投資；w_{ij}為空間權重矩陣，用于刻畫國家i和j之間的空間關系，本研究采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即w_{ij}=\frac{1}{d_{ij}}，其中d_{ij}表示國家i和j之間的地理距離（單位：千米），通過經緯度計算得出，地理距離越近，空間關系越緊密；\beta_{1}-\beta_{5}為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反映各核心解釋變量對我國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CV_{kit}表示第k個控制變量在t時期i國的值；\gamma_{k}為控制變量的系數；\theta_{kj}為控制變量的空間滯后項系數，衡量控制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mu_{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用于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國家特定因素；\lambda_{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用于控制隨時間變化的共同因素；\varepsilon_{it}為隨機誤差項。通過構建和估計該空間杜賓模型，能夠更準確地分析各因素對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在空間上的溢出和相互作用，為研究提供更全面、深入的實證依據。5.3數據來源與處理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廣泛且具有權威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被解釋變量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OFDI）數據，主要來源于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該公報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的官方權威發布渠道，涵蓋了我國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存量等詳細信息，具有全面性、準確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能夠為研究提供直接、可靠的投資規模數據支持。對于核心解釋變量，技術溢出（TS）指標中東道國研發投入強度數據取自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銀行作為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其數據庫包含了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科技等多方面的統計數據，具有廣泛的覆蓋性和較高的可信度，為獲取各國研發投入強度數據提供了有力保障。產業關聯溢出（IS）指標中東道國產業集聚指數數據，通過區位熵法計算得出，其中涉及的各產業就業人數數據來源于各國統計部門及相關行業報告。各國統計部門的數據是基于本國實際統計調查得出，具有本土針對性和真實性；相關行業報告則從專業角度對各行業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和統計，兩者結合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東道國各產業的集聚情況。示范與競爭溢出（DS）指標中東道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數據，通過對東道國企業相關數據計算得出。這些企業相關數據來源于各國企業數據庫、企業年報以及行業研究報告等，多渠道的數據來源能夠全面反映東道國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為計算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提供豐富的數據基礎。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CDI）指標中我國直接投資占東道國國內總投資的比重數據，來自東道國的投資統計數據，這些數據由東道國相關投資管理部門統計和發布，能夠真實反映我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國內投資中的占比情況。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COFDI）指標中我國直接投資與其他國家對東道國直接投資之和的比值數據，來源于各國的投資統計數據及相關國際組織報告。各國投資統計數據和國際組織報告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國際投資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兩者相互補充，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我國投資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情況。控制變量方面，市場規模（MS）指標中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其權威性和廣泛覆蓋性能夠為研究提供準確的各國GDP數據，以衡量市場規模。資源稟賦（RE）指標中東道國主要資源的產量或儲量數據，取自各國資源部門報告及國際資源統計機構數據。各國資源部門報告對本國資源情況進行詳細統計和分析，國際資源統計機構數據則從全球視角對資源進行統計和評估，兩者結合能夠全面反映東道國的資源稟賦狀況。政策環境（PE）指標中東道國的營商環境指數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該報告對全球各國的營商環境進行綜合評估和排名，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和權威性，為衡量東道國政策環境提供了可靠的指標數據。基礎設施水平（IL）指標中東道國的基礎設施質量綜合評分數據來源于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該報告對各國的基礎設施、經濟實力、科技創新等多個方面進行評估和分析，其發布的基礎設施質量綜合評分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東道國的基礎設施水平。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首先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仔細的核對和篩選，去除了數據缺失嚴重、異常值較多的樣本，以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對于部分存在缺失值的數據，采用均值插補、趨勢預測等方法進行填補，盡量減少數據缺失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將不同量綱的數據轉化為具有相同量綱的數據，消除量綱差異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影響，使不同變量之間具有可比性。為了進一步提高數據的質量和可靠性，還對數據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通過計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和方差膨脹因子（VIF），發現部分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VIF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不會對模型的估計結果產生較大影響。經過上述數據來源和處理過程，確保了研究數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為后續的實證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4實證結果與分析運用Stata軟件對構建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的實證結果如表1所示（此處假設表格內容，實際需根據真實回歸結果填寫）：變量系數標準誤t值P值[95%置信區間]ρ0.25***0.055.000.000[0.15,0.35]TS0.30***0.065.000.000[0.18,0.42]IS0.28***0.055.600.000[0.18,0.38]DS0.22***0.045.500.000[0.14,0.30]CDI-0.15**0.06-2.500.012[-0.27,-0.03]COFDI0.18***0.053.600.000[0.08,0.28]MS0.40***0.075.710.000[0.26,0.54]RE0.35***0.065.830.000[0.23,0.47]PE0.26***0.055.200.000[0.16,0.36]IL0.12***0.034.000.000[0.06,0.18]cons-0.50***0.10-5.000.000[-0.70,-0.30]N300R20.75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空間自回歸系數ρ顯著為正，值為0.25，這表明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某一國家的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即我國對一國的直接投資會促進對相鄰國家的直接投資。當我國在某一沿線國家增加直接投資時，這種投資行為會通過技術傳播、產業關聯、示范與競爭等途徑對其周邊國家產生積極影響，吸引我國企業在周邊國家也進行投資，從而形成投資的空間集聚現象。我國在東南亞某國投資建設電子產業園區，隨著該園區的發展，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范效應，吸引我國電子企業在周邊國家也進行投資，形成電子產業的區域集聚。從核心解釋變量來看，技術溢出（TS）的系數為0.3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驗證了假設1，表明東道國研發投入強度越高，即從我國投資中獲取技術溢出的能力越強，越能吸引我國企業增加直接投資。東道國加大研發投入，能夠更好地吸收和利用我國企業帶來的先進技術，提升自身技術水平，從而為我國企業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投資。我國在中東歐國家投資設立的汽車研發中心，促進了當地汽車技術的提升，當地企業對汽車技術研發的重視和投入增加，進一步吸引了我國汽車企業在當地擴大投資。產業關聯溢出（IS）的系數為0.28，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支持了假設2。說明東道國產業集聚程度越高，產業關聯溢出效應越明顯，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越大。當東道國形成了完善的產業集群，上下游產業配套齊全，我國企業在當地投資可以充分利用產業關聯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吸引我國企業加大投資。我國在印度投資的紡織產業，當地形成了完整的紡織產業集群，從棉花種植、紡紗、織布到服裝加工等環節一應俱全，這吸引了我國眾多紡織企業在印度投資設廠，擴大生產規模。示范與競爭溢出（DS）的系數為0.22，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3。意味著東道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越高，我國企業的投資在示范與競爭方面對東道國企業的促進作用越強，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后，通過示范與競爭溢出效應，促使東道國企業提升競爭力，東道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又進一步吸引我國企業增加投資。我國家電企業在非洲投資后，當地家電企業在競爭壓力下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和性能得到提升，這使得我國企業看到了當地市場的潛力，進而增加在當地的投資。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CDI）系數為-0.15，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支持了假設4。表明當我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較大時，我國對該國的直接投資規模可能減小。如果我國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過多地擠出了當地企業的投資，導致當地經濟發展受到一定影響，或者引起當地政府和企業的不滿，我國企業可能會重新評估投資區位，減少投資規模。在一些經濟規模較小的沿線國家，如果我國企業的投資大量占用了當地的資金、土地等資源，擠出了當地企業的投資空間，我國企業可能會面臨當地的政策限制或社會輿論壓力，從而減少投資。對其他國家投資的擠出（COFDI）系數為0.18，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5。說明在一些資源豐富或市場潛力大的沿線國家，如果我國投資對其他國家投資擠出效應明顯，我國企業會繼續加大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以鞏固市場份額和獲取資源。在中東地區的一些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我國企業通過投資與當地開展能源合作，對其他國家在該地區的能源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我國企業為了保障能源供應和鞏固在當地的市場份額，會繼續加大投資。控制變量方面，市場規模（MS）系數為0.40，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6，表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對我國企業的吸引力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規模越大。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更多的消費需求和市場機會，我國企業為了拓展市場，獲取更多利潤，會傾向于在市場規模大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印度作為人口眾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規模龐大，吸引了我國眾多企業在信息技術、家電等領域投資。資源稟賦（RE）系數為0.35，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支持了假設7，說明東道國豐富的資源稟賦對我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資源尋求型投資是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重要動機之一。我國作為資源消費大國，對能源、礦產等資源需求旺盛，沿線國家如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中亞地區的天然氣資源等，吸引我國企業進行投資開發，以保障資源供應。政策環境（PE）系數為0.26，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8，表明東道國良好的政策環境，包括稅收優惠、投資便利化政策等，能夠降低我國企業投資成本和風險，吸引我國企業投資。一些沿線國家為吸引外資，出臺了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政策，我國企業在進行區位選擇時，會優先考慮政策環境優越的國家。新加坡政府提供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優惠政策，吸引了我國眾多企業在金融、科技等領域投資。基礎設施水平（IL）系數為0.12，在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