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問題：歷史考察與影響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目的甘寧青地區，涵蓋甘肅、寧夏、青海，地處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會處，是連接中原與西北邊疆的關鍵紐帶，自古以來便是多民族聚居融合之地，在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交流等方面占據著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深陷內憂外患的艱難處境。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妄圖吞并中國，大片國土淪陷，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國內局勢錯綜復雜，軍閥割據混戰，國民黨統治內部矛盾重重，政治腐敗現象叢生。在此背景下，甘寧青地區亦未能幸免，受到諸多因素的深刻影響，社會秩序動蕩不安，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兵差，作為一種特殊的賦稅形式，在這一時期的甘寧青地區肆意泛濫，其涵蓋兵力征發、力役征調、實物攤派以及貨幣征收等多個方面。當地百姓不僅要承受沉重的正常賦稅，還需應對名目繁多的兵差攤派，生活負擔極其沉重。例如，在兵力征發方面，軍閥為擴充勢力，頻繁強征壯丁，許多家庭因此失去主要勞動力，導致農業生產荒廢，家庭破碎；力役征調時，百姓被迫無償為軍隊修筑工事、運輸物資等，長時間的勞役使他們身心俱疲，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生活。而且，實物攤派要求百姓上交糧食、牲畜等生活必需品，使得本就貧困的家庭生活更加艱難，甚至面臨生存危機；貨幣征收則進一步加重了百姓的經濟負擔，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貨幣貶值，百姓辛苦積攢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這些兵差問題相互交織，猶如一張密不透風的大網，將甘寧青地區的百姓緊緊束縛，對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和深遠的影響。研究這一時期甘寧青地區的兵差問題，旨在深入剖析兵差的具體表現形式、征收特點以及背后的形成原因，揭示其對當地社會經濟、人口變動、鄉村發展等方面所產生的全方位影響，從而全面展現這一時期甘寧青地區社會的真實面貌，為研究中國近代區域社會經濟史提供豐富的素材和獨特的視角，同時也為當代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歷史借鑒，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內，關于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整體研究仍存在局限性。部分學者聚焦于兵差的某一特定方面展開研究。例如，有的學者深入探討了兵力征發的具體情況，通過對當時征兵政策、征兵數量以及征兵區域分布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軍閥割據時期兵力征發的隨意性和殘酷性，像在一些文獻中記載了地方軍閥為擴充勢力，不顧百姓死活，頻繁強征壯丁，許多家庭因此失去主要勞動力。還有學者著重研究力役征調，詳細闡述了百姓被迫承擔的各類勞役，如修筑工事、運輸物資等，這些勞役不僅耗費了百姓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另外，對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的研究，學者們也通過對相關檔案資料的挖掘，展現了百姓在這兩方面所承受的沉重負擔，實物攤派涉及糧食、牲畜等生活必需品的征收，貨幣征收則隨著戰爭和通貨膨脹不斷加重百姓的經濟壓力。在區域研究方面，針對甘寧青地區兵差問題的專門研究相對較少。大多數學者在研究近代甘寧青地區社會經濟時，雖有提及兵差現象，但只是作為其中一個部分簡單闡述，并未進行系統深入的剖析。例如，在一些研究甘寧青地區近代經濟發展的著作中，僅僅將兵差作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一筆帶過，沒有對兵差的具體內容、征收方式以及其對當地社會經濟的全方位影響進行深入探討。從研究視角來看，多數學者主要從歷史學角度，依據檔案資料、地方史志等進行研究，較少運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然而，兵差問題不僅是一個歷史現象，還涉及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兵差對當地的經濟結構、市場交易以及百姓的經濟收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從社會學角度看，兵差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人口流動以及社會關系。因此，單一的歷史學研究視角限制了對兵差問題全面深入的理解。在國外，由于文化、歷史背景的差異，對中國近代甘寧青地區兵差問題的研究相對匱乏。部分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時，雖涉及到中國近代的賦稅制度，但對甘寧青地區這種具有地域特色的兵差問題關注甚少。他們更多地是從宏觀層面研究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變革，對于像甘寧青兵差這樣具體的區域性問題缺乏深入探究。綜上所述，當前關于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問題的研究，在研究深度、廣度以及研究視角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本研究將致力于填補這些空白，通過廣泛收集資料，運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對甘寧青兵差問題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以期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問題。文獻研究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查閱各類檔案資料，如甘肅省檔案館、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青海省檔案館所藏的民國時期地方政府公文、財政收支記錄、軍事檔案等，這些檔案詳細記錄了兵差的征收標準、數量、用途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為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同時，深入研究民國時期的報刊雜志，如《甘肅民國日報》《寧夏民國日報》《青海民國日報》等，這些報刊中既有官方發布的關于兵差的政令、公告，也有民間對兵差問題的報道與評論，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兵差在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此外，參考地方史志，像《甘肅通志》《寧夏志》《青海志》等，這些史志對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記載，其中關于兵差的內容，有助于了解兵差在歷史長河中的演變以及與當地社會的緊密聯系。通過對這些豐富文獻資料的梳理與分析，為研究提供了堅實的資料支撐。案例分析法為研究注入了生動性與具體性。在甘寧青地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縣、鄉作為研究案例，如甘肅的皋蘭縣、寧夏的銀川縣、青海的西寧縣等。對這些地區兵差征收的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剖析，研究其在不同年份、不同季節兵差的種類、數量以及百姓的承受能力。通過對具體案例的研究，能夠更直觀地展現兵差問題在不同地域的表現差異以及對當地百姓生活造成的實際影響，使研究結論更具說服力。為了從多個角度深入理解兵差問題，本研究還采用多學科交叉研究法，綜合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從歷史學角度，梳理兵差在甘寧青地區的發展脈絡，探究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以及與當時政治、軍事局勢的關聯；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兵差對當地經濟結構、農業生產、商業貿易以及百姓經濟收入的影響，如兵差導致農業勞動力減少，進而影響農作物產量，以及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對農村經濟和市場流通的沖擊；借助社會學理論，探討兵差對當地社會結構、人口流動、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穩定的作用，例如大量壯丁被征導致家庭結構失衡，社會矛盾加劇等。本研究的創新之處體現在多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單一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兵差問題的局限，采用多學科交叉的視角，全面、系統地分析兵差問題，為該領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在資料挖掘方面，積極挖掘新的資料來源。除了傳統的檔案、史志資料外，還廣泛收集民間口述資料、家族族譜等。通過對當地老人的訪談，獲取了許多關于兵差的生動細節和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些口述資料從民間視角補充了官方資料的不足；家族族譜中也記載了家族成員在兵差重壓下的遭遇和變遷，為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在研究內容上，對甘寧青兵差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僅對兵差的基本情況，如兵力征發、力役征調、實物攤派、貨幣征收等進行了詳細闡述，還深入分析了兵差問題形成的原因，以及其對當地社會經濟、人口變動、鄉村發展等多方面產生的全方位影響，填補了該領域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的一些空白。二、二十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基本情況2.1兵力征發2.1.1征發方式與規模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甘寧青地區，兵力征發的方式復雜多樣，對當地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抓壯丁是最為常見且野蠻的征發方式之一。軍閥和地方政府為滿足兵力需求，常常采取強制手段，在鄉村集市、田間地頭，甚至百姓家中隨意抓捕青壯年男子。這些被抓的壯丁往往毫無準備，瞬間被剝奪了自由和正常生活的權利。據《甘肅民國日報》記載，在甘肅的一些偏遠鄉村，保甲長帶領著士兵，挨家挨戶搜尋壯丁，一旦發現符合條件的男子，便強行捆綁帶走。許多家庭因此失去了主要勞動力，導致農業生產無人照料，田園荒蕪，家庭陷入困境。而且，被抓壯丁在軍隊中常常遭受非人待遇，缺衣少食，還要承受繁重的軍事訓練和殘酷的戰爭威脅，生命安全毫無保障。招募在一定程度上看似較為溫和，但實際上也存在諸多問題。軍閥和政府往往以提供優厚待遇為誘餌，如承諾給予高額軍餉、良好的生活條件等，吸引百姓參軍。然而，這些承諾在實際中往往難以兌現。當百姓入伍后，才發現所謂的優厚待遇只是一紙空文，軍餉常常被克扣，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一些招募來的士兵甚至連基本的溫飽都無法解決，還要面臨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危險。而且，招募過程中也存在著欺騙和強迫的現象，一些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招募任務，不惜采用欺騙手段，誤導百姓參軍，或者對不愿意參軍的百姓進行威逼利誘。除了抓壯丁和招募，還有抽簽征兵的方式。按照一定的規則，將適齡男子的名字寫在簽上，通過抽簽來決定誰去當兵。這種方式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漏洞百出。有權有勢的人家往往可以通過賄賂官員等手段，使自己的子弟免于抽簽，而普通百姓則只能聽天由命。結果，真正被抽中的大多是貧苦家庭的子弟，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例如，在寧夏的某些地區，抽簽征兵時，富戶人家通過向保甲長行賄，將自己的名字從簽中剔除，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不得不承擔起當兵的重任。這一時期，甘寧青地區兵力征發的規模極其龐大。以甘肅為例，在抗戰期間，為了補充前線兵力，甘肅每年都要征發大量壯丁。據甘肅省檔案館資料顯示，1937-1945年期間，甘肅累計征發壯丁人數高達數十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兵力征發，對當地人口結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大量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伍，導致當地勞動力嚴重短缺，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農業生產受到極大影響。許多農田因缺乏勞動力而荒廢，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百姓生活陷入困境。而且，由于大量男性人口的減少，當地的性別比例失衡，婚姻市場也受到了沖擊，許多女性難以找到合適的配偶，家庭結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2.1.2典型案例分析以甘肅某縣為例，該縣在1940年接到上級政府下達的征兵任務后，地方官員立即展開了強制征兵行動。保甲長們為了完成任務，不擇手段。他們首先挨家挨戶地進行清查，將適齡男子的名單全部列出。然后，按照名單逐一抓捕。在抓捕過程中，許多百姓試圖反抗，但都遭到了保甲長和士兵的殘酷鎮壓。據當地一位老人回憶，當時有一位年輕男子為了躲避征兵，藏在了自家的地窖里。保甲長得知后，帶領士兵強行闖入他家，將地窖挖開，把他拖了出來。這位年輕男子的父母苦苦哀求，甚至愿意拿出家中僅有的積蓄來換取兒子的自由，但保甲長毫不理會，還是將他強行帶走。這種強制征兵行為引發了民眾的強烈反抗。一些百姓聯合起來，組成了反抗隊伍，與保甲長和士兵進行對抗。在該縣的一個村莊，村民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弟，手持農具，與前來征兵的保甲長和士兵展開了激烈的搏斗。雖然村民們最終寡不敵眾，但他們的反抗精神卻體現了百姓對強制征兵的不滿和憤怒。這次反抗事件導致了數名村民受傷，也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恐慌。政府隨后派出了更多的軍隊進行鎮壓，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對于那些被強制征兵的家庭來說，生活陷入了絕境。許多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經濟來源斷絕，生活陷入了貧困之中。一位被征壯丁的家屬哭訴道，兒子被抓走后，家里的農活無人干，田地都荒廢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無人照顧，生活十分艱難。而且，他們每天都在為兒子的安危擔憂，不知道兒子在軍隊里的情況如何，是否能夠平安歸來。這種精神上的折磨，讓這些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許多家庭因此而破裂，妻子改嫁，孩子流離失所，社會秩序遭到了嚴重的破壞。2.2力役征調2.2.1力役種類與用途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甘寧青地區，力役征調是百姓沉重負擔的重要組成部分。修路是當時最為常見的力役之一。隨著軍事行動和經濟發展的需求，軍閥和政府不斷征調百姓修筑公路、便道等交通設施。例如，為了滿足軍隊調動和物資運輸的需要，在甘肅，大量百姓被征調去修筑連接各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的公路。這些公路的修筑條件艱苦，百姓們缺乏必要的工具和防護設備，只能憑借簡單的農具和體力，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勞作。在山區，他們需要開山辟路，面對陡峭的山坡和堅硬的巖石，勞動強度極大；在沙漠地區，還要忍受風沙的侵襲，施工難度極高。而且，修路的工期往往十分緊迫，百姓們被迫長時間高強度勞作，許多人因此累倒病倒。筑城也是力役的重要內容。為了加強軍事防御，各地紛紛修筑城墻、堡壘等防御工事。在寧夏，百姓們被征發去加固和擴建銀川等城市的城墻。他們不僅要搬運沉重的磚石，還要參與城墻的修建工作，如砌墻、夯實基礎等。這些工作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百姓們的生活被完全打亂，無法正常從事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而且，由于筑城工作的危險性較高，時常發生事故，導致百姓傷亡。運輸力役同樣繁重。軍隊的物資補給，如糧食、彈藥、武器等，都需要百姓負責運輸。在沒有現代化運輸工具的情況下，百姓們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進行運輸。他們推著獨輪車、趕著馬車，長途跋涉，將物資運往指定地點。在運輸過程中，他們不僅要承受沉重的貨物壓力，還要面對道路崎嶇、天氣惡劣等困難。有時，為了按時完成運輸任務，他們不得不日夜兼程，忍饑挨餓。而且，運輸途中還可能遭遇土匪搶劫、敵軍襲擊等危險，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例如，在青海，百姓們常常被征調去為軍隊運輸物資，從偏遠的牧區將糧食和草料運往前線。路途遙遠，路況復雜，許多人在運輸途中因勞累過度、疾病或遭遇意外而喪生。這些力役在軍事后勤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軍事后勤方面，修路和運輸力役確保了軍隊的快速調動和物資的及時供應，為戰爭的進行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例如，在抗戰時期，甘寧青地區作為大后方，通過修筑公路和征調百姓運輸物資，將大量的戰略物資運往抗日前線，為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筑城則增強了城市和軍事據點的防御能力，保護了當地的安全。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修路等力役改善了當地的交通狀況，促進了地區間的經濟交流和發展。雖然這些力役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軍事和經濟的發展，但卻是以百姓的沉重負擔為代價的。2.2.2民眾負擔與應對力役征調給甘寧青地區的民眾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對他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干擾。在農業生產方面，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被征調去服力役，導致農田無人耕種，農作物無法按時播種、收割。許多家庭的土地因此荒蕪，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例如，在甘肅的一些農村地區，每到農忙時節，許多壯勞力卻被征去修路或運輸物資，使得家中的農活無人承擔，莊稼錯過了最佳的種植和收獲時機，導致糧食歉收，家庭面臨饑餓的威脅。而且，由于長期從事繁重的力役，百姓們的身體疲憊不堪，回到家中也無力再進行農業生產，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在家庭生活方面，力役征調使得家庭成員分離，家庭關系受到破壞。丈夫被征調去服力役，家中的妻子不僅要承擔起照顧老人和孩子的責任，還要獨自承擔起家庭的勞動，生活壓力巨大。而且，由于力役的危險性較高，家人時刻為服力役的親人擔憂，精神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例如，在寧夏的一個村莊，一位年輕人被征去筑城，他的妻子獨自在家照顧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還要耕種家中的土地。在筑城過程中，年輕人不幸受傷，妻子得知后心急如焚，但卻無法前去探望，只能在家中默默流淚，家庭生活陷入了絕望之中。面對沉重的力役負擔，民眾采取了各種應對方式。躲避是較為常見的一種方式。許多百姓為了逃避力役，選擇離家出走，躲進深山或偏遠地區。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家園和土地，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雖然躲避能夠暫時避免服力役，但卻失去了穩定的生活來源，生活更加艱難。而且，一旦被發現，還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例如，在青海的一些山區，有不少百姓為了躲避力役，逃進深山，以打獵、采集野果為生。但他們時常面臨著食物短缺、野獸襲擊等危險，生活十分困苦。消極怠工也是民眾的一種應對策略。在服力役時，百姓們故意放慢工作速度，減少工作量，以表達對力役的不滿。這種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自己的勞動強度，但也會導致工程進度緩慢，引起政府和軍隊的不滿。一旦被發現，百姓們就會遭到懲罰，如被打罵、克扣口糧等。例如，在甘肅的一次修路工程中，百姓們因為長期勞累和不滿，故意消極怠工，導致工程進度嚴重滯后。政府得知后，派士兵前來監督，對消極怠工的百姓進行了嚴厲的懲罰，使得百姓們敢怒而不敢言。這些應對方式雖然是民眾在無奈之下的選擇，但也反映了他們對力役的不滿和反抗。然而，這些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百姓與政府、軍隊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進一步加劇了甘寧青地區的社會動蕩。2.3實物攤派2.3.1攤派物品與標準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甘寧青地區，實物攤派是兵差的重要形式，百姓需繳納的物品種類繁多。糧食是最主要的攤派物品之一，包括小麥、青稞、玉米等。在甘肅的廣大農村地區，小麥作為當地的主要糧食作物，被大量攤派。據甘肅省檔案館資料記載，1938年，某縣按照土地面積攤派小麥，每畝土地需繳納小麥5-10斤不等。對于一些貧困家庭來說，這些糧食幾乎是他們一年的口糧，繳納之后，家庭面臨著嚴重的饑餓威脅。而且，隨著戰爭的持續和軍隊需求的增加，糧食攤派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牲畜同樣是攤派的重點，牛、馬、羊等大牲畜和豬、雞等小牲畜都在攤派之列。在青海的牧區，牧民們飼養的牛羊是他們的主要財產和生活來源。然而，軍閥和政府卻頻繁向他們攤派牛羊。例如，1942年，青海某地要求每戶牧民攤派羊5-10只，牛1-2頭。這些牲畜被征調后，牧民們的生產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生產資料，經濟陷入困境。而且，由于牲畜的養殖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成本，攤派牲畜使得牧民們的經濟恢復變得異常困難。衣物也是實物攤派的常見物品，棉衣、棉被、鞋襪等都成為百姓必須上交的物資。在寧夏，冬季寒冷，百姓們自己都缺衣少被，但仍要按照政府的要求繳納衣物。1940年，寧夏某縣規定，每5戶人家需繳納棉衣10件、棉被5床。百姓們為了完成攤派任務，不得不節衣縮食，甚至變賣家中的其他物品來購買衣物上交。這不僅加重了百姓的經濟負擔，也使得他們的生活條件更加惡劣。實物攤派的標準主要依據土地面積和家庭人口來制定。在土地面積方面，土地越多，需繳納的實物就越多。如前文提到的甘肅某縣按照每畝土地繳納一定數量的小麥，這種方式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卻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土地多的農戶往往是富戶，他們有能力承擔更多的攤派，而土地少的貧苦農民卻難以承受。而且，一些地方官員在丈量土地時，故意虛報面積，使得農民的攤派負擔進一步加重。按照家庭人口攤派實物時，人口多的家庭負擔相對較重。在青海的一些地區，規定每人每年需繳納青稞3-5斤。對于人口眾多的貧困家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為了繳納這些實物，他們不得不減少自己的口糧，甚至借貸來完成任務。而且，在統計人口時，也存在著官員虛報、漏報的情況，導致一些家庭的攤派不合理，進一步加劇了百姓的生活困境。2.3.2對經濟的影響實物攤派給甘寧青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阻礙，使農民生活陷入貧困的深淵。大量糧食被攤派后，農民的口糧嚴重不足，許多家庭不得不靠野菜、樹皮等充饑。在甘肅的一些貧困山區，百姓們在繳納完糧食攤派后，常常面臨著青黃不接的困境，饑餓和營養不良導致疾病頻發，人口死亡率上升。而且，由于缺乏足夠的糧食作為種子，農業生產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農作物產量逐年下降，形成了惡性循環。牲畜的攤派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牛、馬等大牲畜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動力，它們被大量征調后，農民們在耕種、收割等農活中缺乏必要的勞動力，只能依靠人力，勞動強度大大增加，效率卻大幅降低。例如，在寧夏的一些農村，原本依靠牛馬耕地，一天可以完成數畝地的耕種，而牲畜被攤派后，農民們只能用鋤頭一點點地翻地，一天下來只能耕種半畝地左右。這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的進度，也導致了農作物的產量下降。而且，牲畜的減少還影響了農村的運輸業和副業，許多農民無法再從事運輸和養殖等副業，經濟收入大幅減少。為了完成衣物攤派任務，農民們不得不花費大量的資金購買布料和制作衣物，這使得他們原本就緊張的資金更加短缺。在購買布料時，由于市場需求增加，布料價格上漲，農民們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而且，制作衣物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農業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許多農民為了籌集資金，不得不借貸，導致債務纏身，生活更加艱難。而且，實物攤派使得農村市場上的物資供應減少，物價飛漲，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生活困境。實物攤派嚴重破壞了甘寧青地區的經濟結構，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農業生產受到重創，農村經濟陷入困境，農民的購買力下降，使得商業貿易也受到了抑制。而且，由于經濟的衰退，政府的稅收減少，無法進行有效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的貧困和落后。2.4貨幣征收2.4.1征收名目與額度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甘寧青地區，貨幣征收的名目繁多，百姓苦不堪言。田賦附加稅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征收名目。地方政府以各種名義對田賦進行附加征收，如教育附加、建設附加、軍事附加等。據《甘肅通志》記載，在甘肅的一些縣份，田賦附加稅的稅率甚至超過了田賦本身。1935年，某縣的田賦為每畝1元，而田賦附加稅卻高達每畝1.5元。這些附加稅的征收，使得農民的土地負擔急劇加重，許多農民因無法承受而被迫放棄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軍餉攤派也是貨幣征收的重要內容。為了維持軍隊的開支，軍閥和政府將軍餉攤派到百姓身上。在寧夏，軍餉攤派按家庭人口計算，每人每年需繳納軍餉3-5元不等。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許多家庭為了繳納軍餉，不得不節衣縮食，甚至借貸度日。而且，軍餉攤派的數額還會隨著軍隊規模的擴大和戰爭的爆發而不斷增加，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還有各種雜稅，如契稅、牙稅、屠宰稅等，也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在青海，契稅的征收標準為房屋買賣價格的5%-10%。對于一些貧困家庭來說，購買房屋本就十分困難，再加上高額的契稅，更是雪上加霜。牙稅則是對牙行（中介機構）征收的稅，這使得商品交易的成本增加，物價上漲，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屠宰稅按牲畜屠宰數量征收，每頭豬需繳納屠宰稅0.5-1元，每頭牛需繳納1-2元。這對于以畜牧業為主的甘寧青地區來說，無疑是增加了百姓的生活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貨幣征收的額度不斷攀升。在抗戰時期，由于戰爭的需要，政府加大了對百姓的貨幣征收力度。田賦附加稅、軍餉攤派等的數額都有了大幅提高。例如，在甘肅，1937年抗戰爆發后，田賦附加稅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50%，軍餉攤派也增加了30%-50%。而且，政府還不斷新增各種名目的稅收，如戰時消費稅、救國公債等。這些稅收的增加，使得百姓的經濟負擔達到了極限，生活陷入了極度貧困之中。2.4.2貨幣貶值與應對這一時期，貨幣貶值現象嚴重，進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由于戰爭的破壞和政府的濫發貨幣，甘寧青地區的物價飛漲，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大幅下降。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1元錢可以購買5斤面粉，而到了40年代后期，1元錢只能購買半斤面粉。貨幣貶值使得百姓辛苦積攢的財富迅速縮水，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例如，一些百姓原本將積蓄存入銀行，希望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息，以維持生活。但隨著貨幣貶值，銀行存款的實際價值不斷降低，甚至連本金都難以保住。許多百姓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生活陷入了困境。面對貨幣貶值和貨幣征收的雙重壓力，百姓采取了多種應對策略。以物易物重新成為一種常見的交易方式。由于貨幣的價值不穩定，百姓們更愿意用實物進行交換。在農村地區，農民們用自己生產的糧食、牲畜等換取生活用品，如鹽、布等。在城市中，人們也開始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交易。例如，用一件舊衣服換取幾斤大米。這種交易方式雖然原始，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囤積物資也是百姓的一種應對方式。為了應對物價飛漲，百姓們紛紛囤積生活必需品，如糧食、煤炭等。他們擔心物價繼續上漲，導致生活無法維持。在甘肅的一些城市，百姓們大量囤積糧食，使得市場上的糧食供應緊張，價格進一步上漲。而且，囤積物資也需要一定的資金和儲存空間，對于貧困百姓來說，這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些應對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的經濟壓力，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和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變得更加封閉和落后。囤積物資則導致市場供應失衡，物價進一步上漲，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而且，這些應對策略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貨幣貶值和貨幣征收帶來的問題，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三、二十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問題形成原因3.1軍閥割據的局勢3.1.1軍閥勢力分布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處于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主要軍閥勢力包括馬步芳的“青馬”、馬鴻逵與馬鴻賓的“寧馬”。馬步芳勢力以青海為核心，牢牢掌控著青海全省，在甘肅的部分地區，如河西走廊一帶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通過家族統治的方式，任用親信，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統治體系。在政治上，他操縱青海省政府，任免官員，將權力集中在自己家族手中。例如，他的叔父馬麟曾擔任青海省主席，后來馬步芳又取而代之。在軍事上，他擁有一支裝備相對精良、訓練有素的馬家軍，軍隊數量眾多，成為他維持統治的重要支柱。這支軍隊不僅在青海地區橫行霸道，還時常參與到甘肅等地的軍事行動中，對當地的政治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馬鴻逵勢力在寧夏占據主導地位，全面控制著寧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他以寧夏省政府為依托，實行獨裁統治，打壓異己，將寧夏視為自己的私人領地。在經濟方面，他通過控制寧夏的主要產業，如農業、商業等，大肆斂財。例如，他壟斷了寧夏的皮毛貿易，利用政府權力禁止私人經營，從中獲取巨額利潤。在軍事上，他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軍隊紀律松弛，時常擾民。而且，他與其他軍閥之間相互勾結又相互爭斗，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馬鴻賓則在甘肅部分地區擁有一定勢力，他的勢力范圍相對較小，但在當地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在政治上與其他軍閥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同時也試圖維護自己的獨立性。在軍事上，他擁有一支規模較小的軍隊，但戰斗力較強，在一些軍事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軍閥在各自的控制區域內，實行封建割據統治，對地方百姓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隨意征收各種賦稅，包括前文提到的兵差，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而且，軍閥之間為了爭奪地盤和資源，時常發生沖突和戰爭，導致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經濟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在軍閥混戰的地區，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許多人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3.1.2軍閥混戰與兵差需求軍閥之間的混戰是導致甘寧青地區兵差問題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馬仲英與馬步芳的爭斗為例，二者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馬仲英年少氣盛，野心勃勃，試圖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而馬步芳則視青海等地為自己的禁臠，對馬仲英的崛起深感威脅。為了爭奪對甘肅、青海部分地區的控制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在這場爭斗中，馬仲英與馬步芳都需要大量的兵力來支持自己的軍事行動。為了擴充兵力，他們不斷加大對百姓的征兵力度。抓壯丁、招募等手段被頻繁使用，許多無辜百姓被強行拉去當兵。在甘肅的一些地區，馬仲英的部隊四處抓捕壯丁，導致當地青壯年男子大量減少。而馬步芳也不甘示弱，在青海和甘肅部分地區大肆征兵，許多家庭因此失去了頂梁柱。這些被征入伍的百姓，不僅要承受戰爭的危險，還要忍受軍隊中的惡劣待遇。除了兵力需求，軍閥混戰還導致了對物資的巨大需求。戰爭需要大量的物資支持，包括糧食、武器、彈藥、衣物等。為了滿足這些物資需求，軍閥們對百姓進行了殘酷的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在馬仲英與馬步芳爭斗的地區，百姓們被要求上交大量的糧食和牲畜。如在甘肅的某縣，百姓們需要將自己辛苦種植的糧食和飼養的牲畜無償交給軍隊。許多家庭因此陷入了饑餓和貧困之中。而且，軍閥們還征收大量的貨幣，用于購買武器和物資。各種名目的稅收不斷增加，百姓們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兵差的規模不斷擴大。百姓們不僅要承受沉重的兵力征發、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還要承擔力役征調的負擔。他們被征調去修筑工事、運輸物資等，長時間的勞役使他們身心俱疲。在戰爭前線，百姓們被迫為軍隊修筑防御工事，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強度，許多人累倒病倒。在物資運輸方面，百姓們需要長途跋涉，將物資運往戰場，生活苦不堪言。軍閥混戰使得甘寧青地區的兵差問題愈演愈烈，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3.2兵役制度施行不暢3.2.1制度缺陷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施行的兵役制度存在諸多嚴重缺陷，使得富家子弟能夠輕易逃避兵役，而窮人家的子弟卻被迫充數，導致兵差的負擔極不公平地落在了貧苦百姓身上。在當時的兵役制度中，雖然規定了適齡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但卻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執行機制，存在許多漏洞，為富家子弟逃避兵役提供了可乘之機。按照規定，富家子弟可以通過繳納高額的“免役金”來逃避兵役。這一規定看似公平，給了人們選擇的權利，但實際上卻加重了社會的不公平。對于富裕家庭來說，繳納免役金只是一筆微不足道的開支，他們可以輕松地通過這種方式讓自己的子弟免于服兵役。而對于貧困家庭來說，免役金卻是一筆天文數字，他們根本無力承擔。例如，在甘肅的一些地區，免役金的數額高達幾百元甚至上千元，這對于年收入僅有幾十元的貧困家庭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負擔。這就導致了富家子弟能夠逍遙法外，而窮人家的子弟卻只能被迫去當兵。一些富家子弟還通過與地方官員勾結，篡改戶籍信息，將自己的年齡改小或改大，以逃避兵役。在寧夏的某縣，有一戶富戶，通過賄賂當地的戶籍官員，將自己兒子的年齡改小了3歲，從而逃避了當年的兵役。而這些官員為了謀取私利，不惜違反規定，為富家子弟大開方便之門。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兵役制度的公平性，也使得兵源質量受到了嚴重影響。因為富家子弟往往養尊處優，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軍事素質，他們逃避兵役后，被征入伍的大多是貧困家庭的子弟，這些子弟雖然吃苦耐勞，但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在軍隊中的戰斗力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相比之下，窮人家的子弟卻沒有任何逃避兵役的途徑，只能被迫充數。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繳納免役金，也沒有關系和能力篡改戶籍信息。一旦被征兵，他們就必須離開家鄉，離開親人，去服兵役。許多貧困家庭因此失去了主要勞動力，生活陷入了困境。在青海的一個農村家庭，家中唯一的男丁被征入伍后，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無人照顧，農田也無人耕種，生活變得十分艱難。而且，這些窮人家的子弟在軍隊中往往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他們的生活條件艱苦，訓練強度大，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這種不公平的兵役制度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加劇。窮人家對富家子弟逃避兵役的行為感到極度不滿，他們認為這種制度是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而富家子弟的逃避兵役行為也使得軍隊的戰斗力受到了影響，因為真正有能力和意愿當兵的人被排除在外，而被迫入伍的窮人家子弟卻可能缺乏戰斗的熱情和動力。這種矛盾的積累，使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甘寧青地區的社會動蕩。3.2.2執行偏差基層官員在征兵過程中的舞弊行為是導致兵差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寧夏的某縣，保甲長在征兵時，公然收受富家子弟的賄賂，放走他們，而將貧困家庭的子弟強行征入伍。據當地百姓回憶，有一位富戶為了讓自己的兒子逃避兵役，給保甲長送去了大量的財物，包括金銀首飾和糧食等。保甲長在收受賄賂后，便將該富戶的兒子從征兵名單中刪除，而將同村一位貧困家庭的子弟列入名單。這位貧困家庭的子弟原本不符合征兵條件，但卻因為保甲長的舞弊行為，被迫去當兵。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兵役制度的初衷，也嚴重損害了百姓的利益，導致了社會的不公平和不穩定。超額征兵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地方官員為了顯示自己的政績，往往會超額完成征兵任務。他們不顧百姓的承受能力，強行征調大量壯丁。在甘肅的一些地區，地方官員為了向上級展示自己的征兵成果，將征兵指標層層加碼。原本一個村莊只需征兵5人，結果卻被要求征兵10人甚至更多。為了完成任務，保甲長們只能四處抓人，許多無辜百姓被強行拉去當兵。這種超額征兵的行為，使得百姓對兵役制度產生了恐懼和反感，他們紛紛逃避征兵，導致了兵源的不穩定。而且，超額征兵也使得軍隊的管理和訓練難度加大，因為大量不符合條件的壯丁被征入伍，他們缺乏軍事素質和紀律意識，給軍隊的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些舞弊行為導致了兵差的混亂。一方面，真正有能力和意愿當兵的人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被排除在外，而被迫入伍的人卻可能缺乏戰斗的熱情和能力，這嚴重影響了軍隊的戰斗力。另一方面，百姓對兵役制度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他們對政府和軍隊的信任度降低，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在一些地區，百姓為了逃避征兵，甚至采取了自殘等極端手段。這種情況不僅破壞了社會的穩定，也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3.3保甲組織的腐化3.3.1保甲組織職能與運作保甲組織作為基層行政機構，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甘寧青兵差征發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按照相關規定，保甲組織負責征兵工作，要準確統計轄區內適齡男子的人數，并按照上級下達的征兵指標，挑選合適的人員應征入伍。在實物攤派方面，保甲組織需根據每戶家庭的實際情況，合理分配攤派任務，確保各類實物能夠按時足額征收。在力役征調時，保甲組織要組織和安排百姓參與各種勞役，如修路、筑城、運輸等。在理想狀態下，保甲組織應公正、公平地執行各項任務。在征兵過程中，嚴格按照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篩選，確保應征人員符合要求，并且避免出現徇私舞弊的現象。在實物攤派時，根據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實際生產能力，合理確定攤派數量，做到公平合理。在力役征調中，合理安排百姓的工作任務和時間，確保勞役的分配均衡，不影響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而且，保甲組織還應及時向上級反映百姓的實際困難和訴求，起到溝通政府與百姓的橋梁作用。以征兵為例，保甲長應首先對轄區內適齡男子進行詳細登記，了解他們的年齡、身體狀況、家庭情況等信息。然后，根據征兵指標，按照一定的標準，如年齡大小、身體強弱等，確定應征人員名單。在確定名單后，保甲長應通知應征人員及其家屬，說明征兵的相關事宜，并做好思想工作。在實物攤派方面，保甲長要對每戶家庭的財產、收入等情況進行調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攤派的物品和數量。在分配攤派任務時，要做到公平公正，避免出現不合理的情況。在力役征調中，保甲長要根據百姓的身體狀況和技能特長，合理安排工作任務。對于身體強壯的百姓，安排他們從事重體力勞動，如修路、筑城等；對于有運輸經驗的百姓，安排他們負責物資運輸。而且，要合理安排工作時間，避免百姓過度勞累。3.3.2腐化表現與后果然而，在實際運作中，保甲組織卻出現了嚴重的腐化現象。保甲長貪污、勒索百姓的情況屢見不鮮。在征兵過程中，他們公然收受富家子弟的賄賂，放走他們，而將貧困家庭的子弟強行征入伍。如前文提到的寧夏某縣保甲長收受富戶賄賂，放走其子弟，卻將貧困家庭子弟列入征兵名單的案例。在實物攤派中，保甲長常常虛報攤派數額，將多余的部分中飽私囊。在甘肅的一些地區，保甲長將上級規定的每戶攤派糧食5斤，虛報為8斤，多出來的3斤就被他們私自占有。而且，他們還會以各種名義向百姓索要財物，如在征收實物時，向百姓收取所謂的“手續費”“運輸費”等。在力役征調中，保甲長也存在著嚴重的腐敗行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隨意安排力役任務，讓與自己關系密切的百姓逃避力役，而將繁重的力役任務強加給普通百姓。在寧夏的某縣，保甲長將輕松的運輸任務安排給自己的親戚，而讓其他百姓去從事危險的筑城工作。而且，他們還會克扣力役百姓的口糧和報酬，導致百姓生活困苦。這些腐化行為對百姓和社會秩序產生了嚴重的危害。對于百姓來說，他們承受了沉重的兵差負擔，生活陷入了困境。原本就貧困的家庭因為保甲長的貪污勒索，變得更加貧困。被強行征入伍的貧困子弟，在軍隊中遭受苦難，家庭也失去了主要勞動力。在實物攤派和力役征調中，百姓不僅要承受繁重的任務，還要遭受保甲長的剝削，生活苦不堪言。而且，保甲組織的腐化行為導致了社會的不公平，加劇了社會矛盾。百姓對保甲長的腐敗行為感到憤怒和不滿，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在一些地區，百姓甚至發動了反抗保甲組織的斗爭，如前文提到的甘肅某縣百姓反抗強制征兵的事件。這些斗爭雖然是百姓對腐敗現象的一種反抗，但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3.4自治財政入不敷出3.4.1財政收入來源與困境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田賦和商業稅。田賦作為傳統的財政收入來源，在當地財政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由于戰爭的破壞和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農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導致田賦收入銳減。在甘肅的一些地區，戰爭導致大量農田荒廢，農民流離失所，無法正常繳納田賦。據《甘肅通志》記載，1939年，甘肅某縣因遭受旱災和戰亂，農田受災面積達到了全縣耕地面積的60%以上，許多農民顆粒無收，田賦征收困難重重。而且，為了逃避戰亂和繁重的賦稅，許多農民紛紛逃離家鄉，使得田賦的征收對象減少，進一步影響了田賦收入。商業稅也是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甘寧青地區地處西北內陸，商業發展相對滯后，商業稅的征收規模有限。而且，戰爭和社會動蕩使得商業活動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許多商家紛紛倒閉，市場交易冷清，商業稅收入大幅下降。在寧夏，由于軍閥混戰和土匪橫行，商業運輸受阻，商家的貨物無法正常流通，許多商家被迫停業。據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資料顯示，1940年，寧夏的商業稅收入比1930年減少了50%以上。而且，為了應對戰爭和維持統治，軍閥和政府不斷增加商業稅的稅率，這進一步加重了商家的負擔，使得商業活動更加蕭條。除了田賦和商業稅，地方政府還通過其他一些方式獲取財政收入，如契稅、牙稅、屠宰稅等雜稅。但這些雜稅的征收額度相對較小，難以彌補財政缺口。而且，在征收過程中，由于基層官員的腐敗和舞弊行為，許多稅收被中飽私囊，實際進入財政的收入大打折扣。例如，在青海的一些地區，契稅征收時，官員故意抬高房價評估，以增加契稅收入，但實際征收的稅款卻有很大一部分被官員私吞。3.4.2兵差補充財政的惡性循環財政困境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賴兵差來補充財政。在寧夏，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地方政府加大了對百姓的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力度。1941年，寧夏某縣將每戶的糧食攤派量提高了50%，貨幣征收額度也增加了30%以上。這些兵差的征收，使得百姓的生活負擔急劇加重。然而，兵差的征收又進一步破壞了經濟。大量的實物攤派導致農民手中的物資匱乏，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和生活。貨幣征收使得百姓手中的資金減少，購買力下降，市場需求萎縮，商業活動受到抑制。而且，兵差的征發還導致了勞動力的流失，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受到影響。在甘肅的一些農村地區，大量壯勞力被征去服力役，農田無人耕種，手工業作坊也因缺乏勞動力而倒閉。這使得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財政收入進一步減少。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再次加大兵差的征收力度，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不斷加劇，使得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困苦，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在一些地區，百姓甚至發動了反抗兵差征收的斗爭，如前文提到的甘肅某縣百姓反抗強制征兵和實物攤派的事件。這些斗爭雖然是百姓對沉重兵差負擔的一種反抗，但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使得甘寧青地區的社會經濟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四、二十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兵差對社會經濟的影響4.1對人口的影響4.1.1人口傷亡與逃亡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兵差問題對人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導致大量人口傷亡和逃亡。在兵力征發過程中，百姓被強制入伍，面臨著殘酷的戰爭環境，生命安全受到極大威脅。據《甘肅通志》記載，在甘肅的一些地區，被征入伍的壯丁在戰爭中傷亡慘重。在1938年的一次戰斗中，某縣征發的500名壯丁，戰后幸存者不足100人，傷亡率高達80%。這些壯丁大多是家中的頂梁柱，他們的傷亡使得許多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生活陷入困境。而且，戰爭還導致了大量無辜百姓的傷亡。在軍閥混戰和日軍轟炸的地區，百姓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許多人在戰火中喪生。除了戰爭傷亡，繁重的力役征調也使得百姓的生命受到威脅。百姓們被征調去修筑工事、運輸物資等，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勞累過度、疾病或意外事故而死亡。在寧夏的一次修路工程中，由于工作條件艱苦，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許多百姓在施工過程中受傷甚至死亡。據當地縣志記載，這次修路工程中有近百名百姓因事故喪生，數百人受傷。為了躲避兵差，大量百姓選擇逃亡。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家園和土地，背井離鄉，前往偏遠地區或其他省份。在甘肅的一些農村地區，許多家庭為了逃避抓壯丁和實物攤派，舉家逃亡。據統計，在1940年，甘肅某縣因逃避兵差而逃亡的人口達到了全縣總人口的10%以上。這些逃亡的百姓在逃亡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如饑餓、疾病、土匪搶劫等，許多人在逃亡途中喪生。而且，逃亡人口的增加也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一些原本人口密集的地區變得人煙稀少，而一些偏遠地區則涌入了大量的逃亡人口，導致這些地區的人口壓力增大，社會秩序混亂。4.1.2人口結構變化兵差導致的人口傷亡和逃亡，對甘寧青地區的人口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引發了一系列不利于家庭和社會發展的變化。大量青壯年人口被征入伍或因躲避兵差而逃亡，使得當地青壯年人口數量銳減。在青海的一些牧區，原本以畜牧業為主的家庭，由于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伍或逃亡，導致畜牧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許多牛羊無人放牧，牲畜數量減少，家庭經濟收入大幅下降。而且，由于青壯年人口的減少，家庭中的勞動力不足，老人和孩子的生活無人照顧，家庭的養老和育兒功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性別比例失衡也是一個突出問題。在兵力征發中，主要征調的是男性青壯年，這使得當地的男性人口數量大幅減少，性別比例失調。以寧夏的某縣為例，在1942年，該縣的男女比例達到了1:1.5，女性人口明顯多于男性。這種性別比例失衡導致了婚姻市場的混亂，許多女性難以找到合適的配偶，家庭組建困難。而且，由于男性勞動力的減少，一些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勞動力短缺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和家庭經濟的發展。在農村地區，農業生產主要依靠勞動力，而兵差導致的勞動力短缺使得農田無人耕種，農作物產量下降。在甘肅的一些地區，由于大量壯勞力被征入伍或逃亡，許多農田荒廢，糧食產量大幅減少。據當地農業部門統計，1940年，甘肅某縣的糧食產量比1930年減少了30%以上。而且，勞動力短缺也影響了家庭副業的發展，許多家庭無法開展手工業、養殖等副業，經濟收入減少，生活更加貧困。這些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甘寧青地區的家庭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長期的不利影響。家庭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社會的勞動力資源減少，經濟發展受到阻礙，社會矛盾加劇，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4.2對鄉村經濟的影響4.2.1農業生產破壞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兵差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大量勞動力因兵差而流失，使得農業生產難以為繼。在兵力征發過程中，無數青壯年被強行抓走，導致農村勞動力銳減。據甘肅省檔案館資料記載，在甘肅的一些縣份，由于征兵，農村勞動力減少了30%-50%。這些被征入伍的青壯年大多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他們的離去使得家庭失去了頂梁柱，農田無人耕種。而且，力役征調也占用了大量勞動力。百姓們被征調去修路、筑城、運輸物資等，長時間無法從事農業生產。在寧夏的一些地區，每年農忙時節，許多壯勞力卻被征去服力役，導致農作物無法按時播種和收割，糧食產量大幅下降。耕畜被征也是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的重要原因。牛、馬等耕畜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它們的被征調使得農業生產效率大幅降低。在青海的一些牧區，牧民們飼養的牛馬被大量征調，導致農田無法正常耕種。據當地牧民回憶，原本依靠牛馬耕地，一天可以完成數畝地的勞作，而牛馬被征調后，只能依靠人力，勞動強度大大增加，效率卻大幅降低，一天下來只能耕種半畝地左右。而且，由于耕畜的減少，一些需要耕畜參與的農業活動，如運輸肥料、拉運農產品等也無法正常進行，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生產。土地荒蕪現象日益嚴重。由于勞動力和耕畜的缺乏，許多農田無人打理，逐漸荒蕪。在甘寧青地區的許多農村，隨處可見雜草叢生的農田。據統計，在20世紀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荒地面積比30年代增加了20%-30%。土地的荒蕪不僅導致糧食產量下降，還使得農村經濟陷入困境。農民們失去了土地的產出，生活變得更加貧困，許多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外出謀生。而且，土地的荒蕪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加劇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得農業生產規模不斷縮小，產量急劇下降。原本肥沃的農田變得貧瘠，糧食產量大幅減少，無法滿足當地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據相關資料顯示，20世紀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糧食產量比30年代減少了30%-50%。農業生產的破壞，不僅影響了百姓的生活，也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影響。4.2.2農村經濟衰退農產品市場的萎縮是農村經濟衰退的重要表現之一。由于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糧食產量大幅下降，農民手中可供出售的農產品數量銳減。在甘肅的一些農村地區，原本熱鬧的農產品集市變得冷冷清清，農民們無法將自己的農產品賣出去，導致收入減少。而且，兵差導致的百姓貧困，使得他們的購買力下降，對農產品的需求也隨之減少。在寧夏的一些縣城，原本暢銷的糧食、蔬菜等農產品，因為百姓購買力不足，出現了滯銷的情況，許多農產品只能爛在地里。農民收入的減少是農村經濟衰退的核心問題。除了農產品銷售收入減少外，農民還面臨著兵差的沉重負擔。實物攤派和貨幣征收使得農民的經濟壓力巨大，他們不得不將自己辛苦積攢的財富用于繳納兵差。在青海的一些地區，農民們需要繳納大量的糧食、牲畜和貨幣，許多家庭因此陷入了貧困之中。據當地農民反映，他們一年的收入幾乎都用于繳納兵差，生活十分艱難。而且，由于農村經濟的衰退，農民們難以找到其他的收入來源，生活陷入了困境。農村借貸困難也加劇了農村經濟的衰退。在兵差的重壓下，農民們的信用度下降，金融機構和富戶們不愿意向他們提供貸款。在甘寧青地區的許多農村，農民們即使有生產需求，也難以借到錢。這使得他們無法購買種子、肥料等生產資料，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生產。而且，借貸困難也使得農民們在遇到生活困難時，無法得到及時的幫助，生活更加艱難。例如，在甘肅的一些地區，農民們因為無法借到錢，無法修繕房屋，導致房屋在風雨中倒塌，生活陷入了絕境。農村經濟的衰退，使得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無法得到改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難以發展。農村的貧困和落后，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穩定。農民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許多人被迫離開家鄉，尋找新的生活出路。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農村的發展，也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4.3對其他社會問題的影響4.3.1社會矛盾激化兵差的沉重負擔使得甘寧青地區的民眾與政府、軍閥、保甲組織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百姓們對政府和軍閥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最終引發了一系列的反抗事件。在甘肅的一些地區，農民們不堪忍受繁重的兵差，紛紛發動起義。1935年，甘肅某縣的農民因不滿政府的強制征兵和實物攤派，組織起來，手持農具，向當地政府發起了反抗。他們沖進縣政府，要求政府減輕兵差負擔，釋放被抓的壯丁。雖然這次起義最終被政府鎮壓，但卻反映了百姓對兵差的強烈不滿?？共疃窢幵诟蕦幥嗟貐^屢見不鮮。百姓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兵差的抗議，如集體罷耕、罷市等。在寧夏的一個村莊，百姓們為了反抗實物攤派，集體罷耕，拒絕繳納糧食。他們聚集在村口，高呼口號，要求政府取消不合理的攤派。政府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但百姓們毫不畏懼，與軍隊進行了激烈的對抗。這些抗差斗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百姓的訴求，但也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混亂，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除了直接的反抗，百姓們還通過各種方式對保甲組織進行抵制。他們拒絕配合保甲長的工作，對保甲長的命令陽奉陰違。在青海的一些地區，百姓們為了逃避力役征調，故意破壞自己的勞動工具，或者裝病逃避。他們對保甲長的貪污勒索行為深惡痛絕，一旦有機會，就會對保甲長進行報復。這些抵制行為使得保甲組織的工作難以開展，進一步加劇了政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的激化對甘寧青地區的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政府為了維護統治，不得不派出大量的軍隊進行鎮壓，這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使得社會的動蕩不安加劇。而且，社會矛盾的激化還導致了社會信任的缺失，百姓對政府和保甲組織失去了信任，社會的凝聚力下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經濟衰退，民生困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4.3.2社會秩序混亂兵差的泛濫導致了甘寧青地區土匪滋生，社會治安惡化，民眾生活安全感降低。由于兵差的沉重負擔，許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為了生存，一些人被迫落草為寇，成為土匪。在甘肅的一些山區，由于土地貧瘠，百姓生活困苦，再加上兵差的壓迫，許多人選擇上山為匪。他們在山區搶劫過往行人，襲擊村莊，給當地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土匪活動的猖獗使得社會治安急劇惡化。百姓們不敢輕易出門，商店不敢正常營業，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在寧夏的一些地區，土匪經常在夜間襲擊村莊，搶走百姓的財物，甚至殺害百姓。據當地縣志記載，1940年，寧夏某縣發生了多起土匪搶劫事件，許多百姓的房屋被燒毀，財物被搶光，人員傷亡慘重。而且，土匪還與軍閥、保甲組織相互勾結，形成了一股惡勢力，更加難以對付。一些保甲長為了謀取私利，與土匪勾結，為土匪提供保護和情報，使得土匪更加肆無忌憚。民眾生活的安全感因此大幅降低。百姓們生活在恐懼之中，時刻擔心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為了保護自己，許多百姓不得不組織起來，成立自衛隊。但這些自衛隊的裝備和訓練都很差，難以與土匪抗衡。在青海的一些農村，百姓們雖然成立了自衛隊，但在土匪的襲擊下，往往不堪一擊。而且，自衛隊的存在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為自衛隊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和爭斗。社會秩序的混亂對甘寧青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產生了嚴重的阻礙。商業活動受到抑制，交通受阻，經濟發展陷入困境。而且，社會秩序的混亂也使得政府的管理難度加大，無法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百姓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對未來失去了信心，社會的發展陷入了惡性循環。五、結論與啟示5.1研究總結20世紀30-40年代，甘寧青地區的兵差問題呈現出極為復雜且嚴峻的態勢。在兵力征發方面，抓壯丁、招募、抽簽征兵等方式并行，導致大量青壯年男子被迫入伍，家庭失去主要勞動力，人口結構失衡，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在甘肅某縣，1940年的強制征兵行動使得許多家庭支離破碎，大量農田荒廢。力役征調涵蓋修路、筑城、運輸等多種類型，百姓被迫無償為軍隊和政府提供勞役，嚴重干擾了正常的生產生活。如寧夏的百姓在修路和筑城過程中，不僅承受著繁重的勞動，還面臨著生命危險。實物攤派涉及糧食、牲畜、衣物等眾多物品，征收標準依據土地面積和家庭人口制定，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甘肅某縣按土地面積攤派小麥，使得貧困家庭的口糧嚴重不足。貨幣征收名目繁多，田賦附加稅、軍餉攤派、各種雜稅層出不窮，且額度不斷攀升，貨幣貶值現象嚴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甘肅，1937年抗戰爆發后，田賦附加稅和軍餉攤派大幅增加，百姓的經濟壓力達到極限。這一時期甘寧青兵差問題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軍閥割據的局勢是重要原因之一，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等軍閥在各自控制區域內實行封建割據統治，為擴充勢力和滿足戰爭需求，不斷加大兵差征發力度。馬仲英與馬步芳的爭斗導致大量兵力征發和物資攤派，百姓苦不堪言。兵役制度施行不暢，富家子弟通過繳納免役金、篡改戶籍信息等手段逃避兵役，而窮人家子弟卻被迫充數，基層官員在征兵過程中的舞弊行為和超額征兵現象，進一步加劇了兵差的混亂。在寧夏某縣，保甲長收受富家子弟賄賂，放走他們，卻將貧困家庭子弟強行征入伍。保甲組織的腐化也是關鍵因素，保甲長貪污、勒索百姓，在征兵、實物攤派和力役征調中徇私舞弊，嚴重損害了百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