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草堂，杜甫的詩樂園成都是西南地區的中心，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大都會——長安、洛陽、揚州、益州(成都)，排序第四。特別是北部中國遭到安史叛軍的破壞，兩京陷入蕭條凄涼，而成都乃“天府之國”，太平安定，很多避難的人也都來到這里。奔波了一年，經河南、陜西、甘肅、四川，行程三千里，終于到了一個富庶、溫暖、和平、幽美的環境，可以歇歇腳，也可以省省心了。多年愁云不開的臉上也露出了笑容。他詩情大發，為草堂，為江村，為成都寫了很多詩。杜甫草堂(資料圖)杜甫一生漂泊，家居地十余處，多數身陷窮困無一語及之，少數寫了也語焉不詳，究其原因當然是時間短、興致差。唯有成都草堂，杜甫前、后兩次住了近四年的時間，是最長的一次，也是心情好、詩興濃的一次。一安家之初，杜甫投入極大的熱情，爭取朋友的多方贊助，還寫了一些詩向人家要桃栽、緣李、黃梅等果樹，還要速生的木和長青的松樹栽子，還有亭亭的.綿竹，他要把茅草房周圍建成一個小小的花園、果園、植物園。浣花村是個大花園，春天來了，到處是花的海洋，花的世界，杜甫徜徉其中，陶醉了，寫下活潑輕快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杜甫的詠花詩多寫在成都，絕非偶然。浣花村是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杜甫的草堂“舍南舍北皆春水”，幽靜的環境使杜甫享受到多年沒享受的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際”(《杜詩詳注》引葛立方語)，不能說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是富裕的，因為有貴賓來草堂做客也是“百年粗腐儒餐”。至于家里人，“恒饑稚子色凄涼”，在“厚祿故人書斷絕”的時候是難免的。但杜甫一家在成都的生活較之以前任何時候都是安定的、平靜的。他的目光注意到這個幽靜的環境，他的詩筆為我們描繪了充滿生機的大自然。你看此時的杜甫，對花鳥與蟲魚都極有興趣。“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對沉浮”，“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江上燕子故來頻”，“沙上鳧雛傍母眠”，“囀枝黃鳥近，泛渚白輕”，“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芹泥隨燕嘴，蕊粉上蜂須”，“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如聞百鳥爭鳴，似聽萬物合唱。“風含翠娟娟凈，雨邑紅冉冉香”，“楊柳枝枝弱，枇對對香。鸕西日照，曬翅滿漁梁”，“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白花詹外朵，青柳前”，“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如看楊柳依依，似賞百花爭艷，美不勝收。詩人對成都的雨，特別是夜雨也常感興趣，《》就是在草堂寫的詠雨名篇。此外，“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村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蜀天常夜雨，江已朝晴”，“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等，當然還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有情有義，活靈活現。二杜甫在成都欣賞自然美的同時，對藝術美也有了更大的興趣，開始用詩的形式(具體說是用絕句的形式)發表自己對藝術的理解，對前代詩人的評價，創作了產生巨大影響的《戲為六絕句》，贊揚初唐四杰“不廢江河萬古流”，主張“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表明了自己“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的追求。杜甫對繪畫藝術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題壁上韋偃畫馬歌》《戲為韋偃雙松圖歌》《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都寫于成都，是杜甫最有名的題畫詩。有人說杜甫是題畫詩的首創者并不確切，但從以上詩作來看說杜甫是題畫詩的第一大家，人們是公認的。山水畫“咫尺應須論萬里”;駿馬圖要畫肉更要畫骨，尤重傳神，使畫馬如“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什么畫都需要“意匠慘淡經營中”……都是極富啟發的精彩高論。難怪杜詩中詩情與畫意相融。杜甫在成都西郊還深深體會到了人情美。成都草堂的鄰居在詩中表現得最多。雖然江村很小，鄰居很少，“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但走進杜甫詩中的就有“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的北鄰，一位退職的縣令，還有南鄰朱山人，還有“賣文為活”的“南鄰愛酒伴”斯融。除了這些落魄的讀書人，杜甫的鄰居還有黃四娘;她“家花滿溪，千朵萬朵壓枝低”，還有沒說出姓名的鄰叟，那位在社日“邀我嘗春酒”的田父等普普通通的人。杜甫既與讀書人有共同語言，也“未覺村野丑”，“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人既相親，物亦相近，杜甫真融進了當地居民之中。“久客惜人情”，這是杜甫的肺腑之言。三當然，杜甫并不僅僅與近鄰和睦相處，與普通人交往，他還有遠親老友在成都和成都附近，或來草堂探望，或邀杜甫出游，或贈詩唱和往還，在物質上、精神上對“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杜甫都有一些實際的幫助。首先應提到的是老朋友高適，當時先后任彭州、蜀州刺史，距杜甫所在的成都皆百里左右。杜甫剛到成都就接高適贈詩，并酬和一首“逐聯分答，句句相應”。后來杜甫有饑寒時寫詩給高適，“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可見兩人“交情老更親”，也可知高適對杜甫曾有過資助。還有一位嚴武，也算老朋友，其父嚴挺之即與杜甫友善，所以杜甫與嚴武應是忘年交。嚴武當時先后兩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以父一輩、子一輩與杜甫的交情，對杜甫幫助更大。嚴武身為成都地區軍政最高長官，能文能武，既有權勢為杜甫解困，又有興趣與杜甫唱和。或“無戎小隊出郊”，“竹里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嚴武自攜酒到草堂歡飲;或請杜甫到公館赴宴，“興與煙會，清樽幸不空”;或請杜甫觀畫圖，或送杜甫青城山道士乳酒……來往密切。嚴武第一次鎮蜀僅半年多時間，寶應元年(762)七月代宗即位后詔其返京為玄宗、肅宗修造山陵。杜甫送他赴京離成都，徐知道乘機叛亂，于是杜甫在川北流浪21個月。其間曾拜訪陳子昂故居，描畫了川北的山山水水，也曾因《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而歡喜若狂，熱淚滿裳，還計劃“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陽向洛陽”。可是廣德二年(764)初嚴武又受命再鎮蜀，杜甫歡欣鼓舞，“殊方又喜故人來”，三月即返回成都了，繼續在草堂居住。嚴武這次堅持請杜甫到他幕府工作，盛情難卻，已辭官為民五年的杜甫在這年六月接受了劍南節度使署中參謀一職。嚴武同時還為他表請了檢校工部員外郎的虛銜，這就是人們也稱杜甫為杜工部，他的集子為《杜工部集》的由來，而實際上杜甫只是檢校官即名義上的官。惜杜甫年老體衰，對幕府工作興趣不大，可能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