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妻書》兼具文學藝術之美與情感之真，歷經百余年仍被后世廣泛傳頌與珍視，其持久的魅力得益于其獨特的篇性特質。從交際語境寫作理論的理論框架出發，揭秘《與妻書》“四位一體”（即“與妻”“與己”“與世”“與敵”）的篇性特征，為語文教師提供一種更深入、新穎的文本闡釋視角。關鍵詞交際語境寫作《與妻書》篇性《與妻書》字字泣血，筆墨含情，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情書”，一百多年來讓人們傾情誦讀，繾綣不已。試問，它何以具備跨越時空的巨大魅力，打動心有戚戚的“后之覽者”，并且成為海峽兩岸中學語文課本的課文篇目？除了“鶼鰈情深”之外，它還隱藏著怎樣的動人密碼？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開掘《與妻書》獨特的篇性特質。筆者試從交際語境寫作的視角來解讀文本，從“四位一體”的角度來揭秘“這一篇”的獨特魅力。西南大學榮維東教授在《交際語境寫作》一書中指出，交際語境寫作即為達成特定交際目的、針對某個話題，面向明確或潛在的讀者進行的意義建構和書面交流[1]。他強調在撰寫過程中，必須具備對作者身份、讀者群體、討論主題、寫作目的以及文本體裁的深刻認識。隸屬于“實用性閱讀與交流”學習任務群的《與妻書》就帶有應用性質，是作者林覺民在特定語境下的創作。從寫作心理的發生機制角度審視，作者所欲表達的內容及其表達方式，不僅受到其主觀意愿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內心所設想的受眾的影響，此即為作者的“讀者意識”。在寫作過程中，作者的“讀者意識”扮演著監督與調控的角色。在創作前，作者會進行一系列自我反思：目標受眾是誰？他們具備哪些知識背景？需要向他們傳達哪些信息？此類自我質詢將對作者的寫作活動產生重要的調控效應。雖然榮維東教授提出的交際語境寫作理論根植于寫作學領域，但該理論同樣適用于閱讀教學領域。筆者認為，在解讀《與妻書》時，抓住“讀者”這一要素，便可以舉重若輕，窺覬全貌，直抵語篇的“此中真意”。在交際語境理論中，“讀者”被分為“他人讀者”“作者讀者”“文化讀者”“理想讀者”四大類。[2]“他人讀者”是寫作真正重要的讀者群體，又可以分為明確的個體讀者、明確的群體讀者、不明確的他人讀者；“作者讀者”指的是語篇是作者寫給自己看的；“文化讀者”指的是讀者不屬于具體的讀者群體，他們屬于某個時代或者言語社團，有時候表現為一種時代的傾向性、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或者大多數人的價值需求；“理想讀者”指的是作者在寫作時所擬想的具有相應的語境知識和閱讀能力，能夠準確理解并識別作者意圖的那些閱讀對象。需要注意的是，這四種類型時常交叉融合，以《與妻書》為例，作為丈夫的林覺民，深刻表達了對妻子陳意映的依依不舍和反復的安慰；作為獨立個體的林覺民，詳盡闡述了自己義無反顧、主動赴死的動機和深遠意義；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他以身先士卒的就義行為試圖激發“同志者”堅定的戰斗意志和喚醒國民沉睡的意識；作為民主革命的戰士，林覺民表達了對敵人的強烈控訴和鄙視。簡言之，設定讀者不同，寫作目的隨之變化，語言表達亦有不同。因而，《與妻書》的恒久魅力其實來源于它“四位一體”，熔“情、義、理、憤”于一爐的篇性特質。接下來，筆者擬立足寫作學角度，結合“交際語境寫作”的基本觀點，研探交際語境下《與妻書》“動人”的堂奧，以就教于方家。一、與妻書：我贈紅珠如贈心，但愿君心似我心交際語境理論強調寫作要有明確的讀者意識，讀者不僅僅是文章的被動接受者，更是與作者一起進行交流的積極對話者、意義建構者、文章合作者。《與妻書》首先是一封“情書”，陳意映就是這封情書確定的“他人讀者”，寫作目的是向妻子剖白心跡，使其“察吾衷”。一方面，這封書信確有不事雕琢、縱情表達的一面。林覺民在信中毫不掩飾對妻子的款款深情，他直白地稱呼妻子為“卿卿”，還毫不隱諱地向妻子多番表白：“吾至愛汝”“吾真真不能忘汝也”。這在先前的士人文字中是極為罕見的。這封書信甚至見證了林覺民信仰立場的轉換。“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汝不必以無侶悲。”林覺民想象自己離開人世后以魂靈的形式與妻子相依相伴。一個極其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一個無神論者，為了安撫妻子的哀痛，竟甘愿做一回唯心主義者！初讀覺得浪漫至極，再讀卻覺悲從中來，若不是現實中無路可走，又何至于此？若不是深愛意映卿卿，又何至于此？未知苦處，不信神佛啊！另一方面，這封書信也有俠骨柔腸、隱晦達意的一面。文中多有矛盾之處，細細品咂，便會發現這些矛盾之處恰恰是《與妻書》的動人之處。一般來說，情書往往以情動人，邏輯相對簡單。林覺民為了確保陳意映能夠清晰明確地接收他的“情意”，本應采用直截了當、直抒胸臆的語言表達方式，但他卻向妻子交代了一個十分復雜的邏輯鏈。林覺民在信中一邊反復敘說“吾至愛汝”，一邊又決意“不顧汝”“舍汝而死”。為何“至愛汝”就能“使吾勇于就死”呢？這難道不矛盾嗎？以常理推之，相愛之人自然希望長相廝守、白頭偕老。林覺民向愛妻交代了這樣的一個邏輯鏈：我至愛你，所以我將此愛推及天下眾人，堅定為人民、為國家“勇于赴死”的革命信念與決心；犧牲你我福利，暫且陰陽相隔，只為“為天下人謀永福”，幫助天下之人能夠愛其所愛。此為勸慰，更是告白，若非深愛，絕不至此！此外，書信末尾還有這樣一處矛盾：“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陳意映并非大字不識之庸常女子，她自幼受庭訓，耽詩書，好吟詠，曾著有《紅樓夢》人物詩一卷，在當地亦是有名的女才子，不太可能需要家中諸母指教才能看懂此文，為何林覺民此處要作這樣看似多余的交代？只因陳意映曾說：“望今后有遠行，必以告妾，妾愿隨君行。”表達出明確、強烈的想要追隨林覺民的決心。林覺民擔心陳意映接受不了他的死訊，故特地作此交代，可見他對陳意映牽掛之深、不舍之深、愛護之深。不管是大旨談情，還是隱晦達意，都是林覺民對妻子陳意映濃郁纏綿的愛意。《與妻書》作為一封情書，情意綿長，不事營構，傾吐了林覺民對陳意映纏綿悱惻的真愛和明明相愛卻要分離的矛盾痛苦。至此，《與妻書》已然完成了對目標讀者的“展示”。二、與己書：道阻且長意篤定，我以我血薦軒轅如果說《與妻書》的寫作目的是向妻子解釋自己拋下一切、英勇就義的選擇，那么其實文本的第一、二段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林覺民在第五段中又再一次不厭其煩地解釋了“率性就死不顧汝”的做法，使得文章語脈由回憶夫妻恩愛的纏綿悱惻再度轉向了揮灑革命之情的激越悲壯，這是兒女情與英雄氣的交織映現，更是交際語境寫作視域下的作者身份轉變的體現。基于交際語境的視角，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身份、功能、地位都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即他成為一個寫作的監控者、反饋者、反觀者。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妻書》還是一封“與己書”。林覺民既是作者，也是“作者讀者”和“第一讀者”。他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與自己展開了一場誠懇的深度對話，呈現了慷慨就義之前的真實心理活動。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妻書》是他在赴死就義之際的自訴之語、剖白之語，意在做好直面死亡的心理建設，確證慷慨赴死的意義和價值。正是由于特定讀者、寫作目的等語境因素，以及自己身份的多重性，林覺民才構建了這樣獨特的語篇結構。觀照文本，第五段的言語形式特點頗為鮮明，以問句居多：“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愿離而離者，不可計數，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以上的“靈魂之問”，既是對妻子發出的，也是對自己發出的，而所有的問題也都指向了唯一的答案——率性就死。在1072字的書信中，他不厭其煩地向妻子交代“率性就死不顧汝”的緣由，也在一遍遍向自己確證舍生取義、舍家為國、舍情重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完成慷慨赴死之際的心理調適。為什么要與自己對話呢？作為獨立的生命個體，面臨生與死、家與國、情與義的兩難抉擇時，皆會陷入矛盾與掙扎之中，即便是英雄也難以避免。而從“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便可窺見彼時中國社會之慘狀，民眾在封建帝制的壓迫下遭受著深重的苦難，人人自危。追逐利益、避免傷害是人的天性，但林覺民反其道而行之，主動涉險，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主動赴死、殺身成仁。他慷慨陳詞：“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而后仗劍而起，登高一呼，欲以己之肉身，喚天下覺醒之心。林覺民深知此行勝算渺茫，在進入廣州的班輪上，他曾對鄭烈說：“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為救國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鐘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為我墜淚，況人乎。……故謂吾輩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絕不信也。”他也早已預見黃花崗起義的悲慘結局，曾向戰友坦言：“吾輩此舉，事必敗，身必死。”且在《稟父親》一書中發出“父親大人，兒死矣”的讖語。林覺民明知起義必然失敗，但還是義無反顧，英勇就死。其原因何在？只為能夠感動同胞，使他們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人非草木，情搖本心。告別摯愛，直面死亡。《與妻書》作為一封“與己書”，蕩氣回腸，慷慨悲壯，浸透了英雄血淚，注滿了報國赤誠，凡人英雄在行至末路的心跡剖白，已然超越了兒女之情的博愛與正義，既讓人斷腸落淚，又令人震撼感奮。至此，《與妻書》已然完成了對第一讀者的“呈現”。三、與世書：堅定革命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林覺民將這封書信交于友人代為轉寄，《與妻書》便由純粹的私人化表達轉向了公共表達。民主革命的同道中人、敵方陣營張牙舞爪之人、渾渾噩噩的普通大眾、蠅營狗茍的一眾庸人等“當世之人”，都成了《與妻書》的讀者。1959年，林覺民之子林仲新將珍藏多年的《與妻書》捐獻給了福建博物館，“后之覽者”得以瞻仰舊跡。如是觀之，《與妻書》亦是一封“與世書”。這封氣壯山河、光照千秋的絕筆信，是林覺民對自己信仰的錚錚誓言，亦是對后來者的殷殷期許。彼時中國社會局勢動蕩，波詭云譎，志士仁人普遍對民主革命缺乏信心，士氣低沉，而普通大眾則處于一種混沌未覺的蒙昧狀態。對于他們來說，《與妻書》的出現既是一副清涼散、醒心劑，用以澡雪精神、提振人心，又是療疾祛病的“心靈善藥”，提供著精神導引、心靈撫慰。首先，林覺民勇于就死，是相信革命事業后繼有人。他在《與妻書》中篤定地說道：“吾今死無余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那些志同道合的有為之士若目睹此信，定會繼承覺民遺志，堅定信念，前赴后繼。如此看來，信中那句看似對妻子的勸解——“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又何嘗不是對同志者的勉勵與鼓舞？其次，他以身殉國，是為了徹底喚醒社會庸眾，激發市民的革命斗志。林覺民對中國局勢洞若觀火：“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孟子有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在這樣的至暗時刻，唯有以死作氣、以命醒民，民主革命才有勝利的希望。于是林覺民舍生取義，在黃花崗起義的洪流中留下了最后的身影。在他救國而死之后，“身殉者踵接”，他成功地用自己滾燙的鮮血和震撼人心的《與妻書》激勵了民主志士的革命斗志，喚醒了愚昧麻木的民眾。孫中山先生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也充分肯定了此次起義的價值：“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最后，林覺民舍己為國的不朽之舉成了永懷先烈、訓育后進的生動教材。今日的我們，正從這封特殊的書信中汲取著非凡力量。作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之覽者”，我們很難感同身受林覺民的種種糾結、矛盾、痛苦，但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其人生抉擇屢次與內心情感背道而馳，絕非缺乏對家園親情的眷顧，而是因為其熾熱的情感早已超越鄉土，升華為對家國的深厚情懷。這些飽含情感的文字，承載了他對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深切憂慮，對民主革命事業的不懈追求，以及對愛妻愛子的深情眷戀，讓后人深刻地體悟到：“精神有所歸依，生命才有意義，家國情懷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與妻書》作為一封“與世書”，赤子情懷，淋漓畢現，猶如一座燈塔，永遠照耀人們奮勇前行。它激勵著當世之人：應將宏偉理想與個人志向、民族情感與生命追求緊密結合，持續培養對民眾的深厚情感，不斷思考國家振興的策略，始終銘記民族復興的使命，如此方能勾勒出壯麗的人生軌跡，實現非凡的價值。四、與敵書：屢遭重創魂魄在，中流自有擎天柱林覺民或許未曾預料到其絕筆信件會公之于眾，但可以確信的是，《與妻書》不僅表達了對封建主義支持者、告密者及卑微小人的批判，亦可視為一封具有針對性的“敵對信函”。從這一視角審視，《與妻書》實則蘊含了對敵人的明確指涉，是一封“與敵書”。黃花崗起義失敗后，林覺民不幸受傷并被俘，兩廣總督張鳴歧與水師提督李準親自對林覺民進行了審訊。面對審訊，林覺民毫無懼色，他深刻分析了國際形勢，激昂地表達了自己對于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堅定信念：“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國家安強，則死也瞑目。”此番言論在庭上引起了巨大反響，李準甚至動了惻隱之心，覺得可以留下林覺民為清廷所用。而張鳴歧則認為林覺民如果留給了革命黨，實為后患。最終，林覺民在廣州天字碼頭被槍決。[3]一封俠骨柔腸的《與妻書》昭示了革命志士的剛強意志和革命隊伍的持續壯大：覺民雖死，卻還會有千千萬萬如他一般的民主革命戰士前赴后繼，毀家紓難、為國捐軀！從這一視角審視，“吾今死無余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似乎也在表達著對敵人的警示與輕蔑，拷打著敵人的良知。《與妻書》作為一封“與敵書”，其深邃的情感內涵與崇高的道德情操相互映襯，賦予了它政論性的色彩和戰斗性的特質，不僅為志士仁人增添了光彩，更對宵小之輩發起了猛烈的抨擊。五、結語閱讀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