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關老爺像及其藏蒙文刻文〔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容提要

關帝信仰的研究這些年流行，但非漢民族的情形比方蒙古的八旗的，漢文作者殆已將其遺忘。本稿對清代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海棠山西藏佛教摩崖造像群中三處關老爺〔looye,looyeburqan〕圖像及其西藏文蒙古文刻文，乃至同地歌頌關老爺的蒙古民歌作綜合的初步探討，旨趣是“東部蒙古的文化問題〞。以為本地關老爺信仰中固然有很多漢文化的因素，但用“漢化〞這個概念去解釋並不通，應從區域文化、文化接觸的立場，注重本地西藏佛教係蒙古人所信、其南鄰為漢文化地區這些事實。以為本地關老爺信仰，是漢人關帝信仰經由“在地化〞歷程而開展出來的“地方性文化〞。

關鍵詞：關老爺〔looyeburqan〕東部蒙古區域研究西藏佛教在地化

目次

1.引言

2.本課題的研究史

3.海棠山關老爺的圖像表現

4.騎馬老爺像周邊的藏蒙文刻文

5.信仰方面

6.結論

插圖目錄、引用書目、英文提要

圖版、繪圖〔另附〕

一、引言

整個而言，今天遼寧省北部，從法庫到凌源這東西一線，清代為藩部，是蒙古人遊牧地〔nutuγ〕，屬於東部蒙古的南緣，又是蒙古人中文化高度興旺的地區：無論薩滿文化〔Bgemrgül〕、漢〔Kitad〕文化、西藏〔Bod,Tangγud〕文化，三者都十分興盛。這中間的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清代屬于卓索圖盟〔Josotu-yiniγulγan〕土默特左翼旗〔Tümedjegünγarunqoiγu〕，因為那時藏傳佛教興盛、寺院眾多，不知何時以來被稱為“東藏〞——在東部的西藏；文化被歸納為“東藏文化〞——意謂是我國東部西藏式文化的中心。海棠山即在該縣境內。海棠山清代有喇嘛大寺普安寺〔büküamuγulangtusüm-e,俗稱altaniregetüaγoi,金案洞〕，[1]是本旗最大的寺院之一。[2]海棠山上有許多摩崖造像，這些石像是蒙古藏傳佛教的，約為清代中期之後〔十九世紀〕至民國年間鑿刻，石料屬砂石，較軟，所以像刻得深；圖像週邊，往往有藏、蒙、漢文字，有記事文、讃頌、真言、聯語等，對于理解東蒙古南部蒙漢邊緣地帶藏傳佛教歷史文化，資料上極其珍貴。

本稿研究海棠山摩崖刻石中關老爺的圖像資料，翻譯騎馬關老爺像上端及左右側的藏蒙文字，並試圖瞭解當時當地蒙古民眾對於關老爺的信仰情形及其性質。

關帝信仰的研究，近年一向流行，但是漢文作者持論行文，因為眼界的限制，絕大多數無視非漢民族譬如蒙古、西藏[3]及旗人[4]的情形，[5]本稿或算是小小的辯正，嘗試展現清代東部蒙古藏傳佛教中關羽信仰情形的片斷。

二、本課題的研究史

海棠山的關老爺摩崖石像共有三處。一處是騎馬像，兩處是關老爺、周倉、關平組成的姑稱之為“三尊像〞。這三處石刻並不捱近。山上原來另有老爺廟〔蒙古語looye-yinsüm-e〕，一九四七年之後毀壞。

對海棠山老爺像的報道與研究，起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九九四年李宇峰在他寫的海棠山摩崖造像條目中，特別注意到騎馬關老爺像：[6]

在東北側蒼翠松柏之中龕雕關公像，胯下赤兔馬，手提青龍偃月刀，神態剛毅自如，造型尤為逼真。

一九九五年呂振奎發表海棠山造像考察報告，但他只指出有兩處三尊像而未提到有騎馬像。[7]後來李翎的論文[8]附上了騎馬關老爺照片，[9]但行文中仍沒有言及。

一九九八年有多篇文章提及這些關老爺像。[10]就中羅顯明交代騎馬關老爺像及其前邊兩棵樹的來歷以及騎馬像的四週刻文，文字最多，雖涉傳說，仍值得稱引：[11]

關圣大帝云遊四方造像

?三國志?載：關羽敗走麥城中計被害之後，英魂不散，成天云遊四方，討頭還魂。相傳有一天關羽云遊到海棠山上空，正遇喇嘛匠人在山崖上鐫刻摩崖造像，匠人聽空中嗡嗡作響，抬頭望見天空白云上有一位騎著赤兔馬，手提青龍偃月刀，滿面紅光須髯飄逸，身穿戰袍的人。細看正是關圣大帝，匠人急忙稟報大喇嘛，大喇嘛與匠人跪下叩拜。活佛令匠人速繪下這一景觀。當匠人繪制完關圣大帝騎馬提刀云遊四方這一景觀後，一朵浮云飄過。關圣大帝卻不見了。活佛便叫匠人將?關羽云遊四方?畫像鐫刻在山崖上．並配鐫藏蒙文摩崖題記，橫條藏文譯漢文為“關老爺〞；對聯蒙文，上聯漢譯為“福如月宮香檀樹般蒼盛〞，下聯漢譯為“壽比瑤池如意寶般長久〞；龕內藏文漢譯為“班禪額爾德尼語讚官印〞。這龕造像真是遨游云霞降落於山中，雖未“放下屠刀〞但也“立地成佛〞。

當鐫刻的這尊造像竣工揭幕開光慶典後，又流傳出一曲傳說，關圣大帝這龕云遊四方造像。被跟隨的關平和周倉兩員大將發現，當然要站在關圣大帝兩旁守衛，保駕護航；可是關圣大帝造像已根據巖石條件按佛龕尺寸刻完，無有其二位大神的位置了。由於這兩位大神忠貞不二，護衛關圣大帝。就神化為兩棵青松立在關圣大帝造像之前，堅強的抵嚴寒戰風雪，抗烈暑遮雨淋，頑強的陪伴在關圣大帝造像之前。

這兒表達很生動。其蒙古文西藏文刻文的翻譯，別的學者沒提到；至于其譯文不夠準確，[12]那么在下文討論。

應該是早于上述各文，阜新市文史資料上刊登了海棠山造像黑白照片，裡面有兩幅關老爺的：一是騎馬像的遠景，一是三尊像之一。[13]

以上所舉各文，使我們注意到海棠山老爺像的存在，但除了羅顯明的，均是簡單了些，且都沒有作圖像描寫，不能算是專門研究。另外，他們都把老爺混淆於漢族的、漢文化地區的現象——從他們稱之為“關公〞、“關帝〞就可以看出來，而當時蒙古人是稱作looye,looyeburqan〔老爺，老爺佛〕的；[14]沒有覺察這些老爺像是出現在藏傳佛教摩崖像群之中，而且是蒙古人所信奉的，更沒有涉及當地蒙古民眾的信仰情形。

三、海棠山關老爺的圖像表現

以下先作圖像學的描述，體例是：〔a〕像名，〔b〕材質，〔c〕圖像學上的特徵。

圖1關老爺三尊像〔甲〕

〔a〕關老爺

〔b〕淺赭色砂石

〔c〕關老爺端坐於虎皮椅子上，腳踩在拖至地面的展開的虎皮上的兩只虎爪上面。右腿膝蓋以下露出袍外，右手捋自己五縷長髯中最右邊的那縷、手心朝前。左手置於左股。頭上有光環。戴帽、穿袍服，右肩有圖案。右脅侍周倉，右手持大刀；左脅侍關平，右手舉印於右肩以上，左手持劍，劍把朝上〔在頭左側〕，左腿前有一根棒子，似乎是令旗的把兒。上部左右分別有日、月，襯托以祥云。整個畫面在佛龕之中，龕頂端由三個上凸的弧形組成。

圖2關老爺三尊像〔乙〕

〔a〕關老爺

〔b〕淺赭色砂石

〔c〕關老爺端坐於虎皮椅子上，腳踩在拖至地面的攤開的虎皮的兩只虎爪上面。右腿膝蓋以下露出袍外，右手捋自己五縷長髯中最右邊的那縷、手心朝前。左手置于左股。頭上有光環。戴帽、穿袍服，右肩有圖案。右脅侍周倉，右手持大刀；左脅侍關平，右手舉印於右肩以上，左手持短刀，刀把朝上〔頭左側〕。三個人物在帳子之中，這是漢式的處理方法。

圖3，圖3a騎馬關老爺像

〔a〕騎馬老爺像

〔b〕淺赭砂石

〔c〕騎在馬上，右腳踩著馬鐙，馬立在機座上，頭朝右，面轉向我們、頭微左傾。關老爺戎裝，右手持大刀於右側，左手在胸前捋鬍子，共有五縷鬍子。馬回頭返顧。老爺頭部有光環，身前後有云彩，頭部前後方各有一圓形物，擁在云朵上，那是日〔後側〕、月〔前側〕圖案。身後側、馬臀上方是一個方形，內橫刻“有頭體〞藏文〔dbu-can〕陽文五行，整個像一枚印章〔圖3e〕，也確是一枚印章的一局部。這騎馬像，背景是云朵，處在凹進去的佛龕之中。佛龕之外，穹頂陽刻藏文一行，乃漢語「關老爺」音寫〔圖3b〕；龕外左右那么有一副陽文對聯，蒙古文、直行，每行聯語頂端裝飾有祥云、底端有雙層蓮花瓣作為底座〔圖3c，圖3d〕。這些文字在下面§4研究。

像前邊很近是兩棵高大松樹，使人無法正面拍攝關老爺的全貌〔看圖3a〕，為此手繪了一幅全景的圖〔圖3j〕。

像的左邊、聯語外稍下一點有佛龕，內有跏趺坐姿的觀自在菩薩像，單層蓮花座，上有月輪，全身華美裝飾〔圖3f，圖3〕。

關老爺右邊一塊石頭上刻彌勒菩薩立像，石面與關老爺所在石面垂直〔圖3參照〕。

從圖像學的立場來看，這些老爺像有幾點值得留意：關公、周倉、關平的“三尊像〞是漢文化地區常見的，[15]但海棠山這兩處也不一樣：圖1是佛龕樣式，這是佛教化的表徵，漢文化地區可能沒有；而圖2的坐在帳子中的，才是漢文化地區的常見樣式，[16]如今遼寧西部地區廟中新塑的關帝像還是如此。

圖1、圖3，在主尊上方兩側有日〔左〕、月〔右〕圖案，這樣的構圖在唐卡，尤其在清代北京雍和宮收藏的唐卡畫面上，畫得面積大，最顯眼；[17]在海棠山摩崖人物刻像的兩肩上方，也刻得很大，非常顯著〔圖4〕，同縣喇嘛廟德惠寺新繪羅漢〔“Hwa-shang〞〕圖像也是〔青海藏族藝人所繪〕；比擬毗鄰的彰武縣千佛山藏傳佛教摩崖像來，算是海棠山人物雕刻的一大特徵。

右手執青龍偃月刀、馬頭向右而轉向左前方，人物也是同樣的姿勢，背景是暴烈的卷云：這樣的關老爺騎馬像，就目前所見，那么為盟旗蒙古人和八旗人所創造[18]乃至獨有〔例如版畫“關帝圣君像〞，[19]千佛山摩崖石刻“騎馬關老爺像〞〕，因為這時關老爺是護法神或戰神(藏語dgralha)、武神——保佑打仗勝利的神。

而其佛龕上端和兩邊聯語的處理樣式：頂端一行橫幅，兩邊是對聯，又是典型漢文化的，但書寫的卻是藏蒙文字，不是漢文。聯語頂端裝飾以云朵圖案，下端承以雙層蓮花座〔圖3f〕，是鮮明的佛教樣式。可以比擬海棠山的一尊綠度母像，其兩邊的蒙古文或滿洲文對聯已字跡不清，但聯語上下端的云朵和蓮座那么更清晰，還可以遼寧省北票市〔清代土默特右旗境，在阜新西鄰〕惠寧寺〔廟宇建于乾隆年間〕銅鐘與鐵鐘上的圖案比擬，可見這樣的裝飾是佛教的和區域性的。

關於對聯，還可比擬彰武縣千佛山圣經寺[20]觀音洞門上的情形，它與海棠山地理毗鄰，而鑿刻年代稍遲〔1903-1912年間〕，也屬於藏傳佛教系統：

宣統元年甲戌月吉日立觀音洞

這是洞門上方文字，即橫幅〔扇面形〕。洞門兩邊刻一副對子，〔對於我們而言的〕右聯：

普陀山上慈悲主

左聯：

紫竹林中自在仙

橫幅和聯語都是漢文。宣統元年是己酉雞年，當西元一九○九年；甲戌月即農曆九月。原來洞內供奉的法像是：宗喀巴喇嘛像；文殊菩薩像等三尊像；印度(rgya-gar)銅像〔li-ma〕二尊。於此可領悟到本地區蒙古佛教中接納在地的漢文化的情形：顯示了足夠的漢蒙交接地帶的區域共同傳統〔areaco-tradition〕。[21]

四、騎馬老爺像週邊的藏蒙文刻文

騎馬像在佛龕之中，關老爺背後有五行藏文，龕外：左右有蒙古文對聯，上頭有藏文三個字，均是陽文。前引羅顯明先生的書中，已經收錄一種翻譯，其另一文也說：

橫聯藏文譯漢文為“關老爺〞，對聯為蒙文，右聯漢譯為“福如月宮香檀樹般蒼盛〞，左聯漢譯為“壽比瑤池如意寶般長久〞；龕室內鐫刻的藏文漢譯為“班禪額爾德尼語讚官印〞。[22]

雖然不夠準確，但指引了正確的思考方向，當然有重要的價值。下邊我們把石刻原文作拉丁字轉寫並翻譯出來。

4.1〕佛龕上方的西藏文刻文〔圖3b〕

||kwanloye||

關老爺

關老爺

字前後的兩條豎線是藏文表示文章開始、結尾的符號。跟下述對聯連起來看，那么這算是橫幅。

4.2〕佛龕兩側的蒙古文聯語

右聯〔圖3c〕：

ljeiqutuγsumiy-a[23]yinindamani[24]metüsaiqan

福壽月亮的如意寶珠就像美好

福壽就像月亮的如意寶貝那樣美好

左聯〔圖3d〕：

buyankeigsomaγanyinita[25]metüdelgeretügei

福祿,福澤細長的的悉多河就像愿其興盛,流行

福祿就好比細長的悉多河水那樣豐沛

對聯是漢文化地區的現象，蒙古地區的對聯是內地傳過去的。所以這幅對聯的讀法應該是漢文化的，也就是依照觀者的左右方位〔跟圖像本身相反〕，先讀對於觀者而言右邊的〔即圖像本身的左聯〕，後讀左邊的〔即圖像本身的右聯〕。即：

福分就好比細長的悉多河水那樣豐沛，

壽數就好似月亮的如意寶珠那樣美好。

這幅對聯堆砌藻飾詞，其修辭手法是藏語文學傳統的。唯不知其來源，按漢文有一幅常見的聯語：

福如東海長流水

壽比南山不老松

一九三○、四○年代日本人竊據華北時主持編寫?續修四庫提要?，其中?滿漢合璧對聯一卷舊抄本?的提要內寫道：

按前清旗籍士大夫丹楹補壁，或有以滿洲語製成聯語懸掛者，世傳習見，多作“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字樣。[26]

或許上述蒙古語對聯是從這類聯語化出來的：意旨由此而來，但修辭上那么遵循蒙古—西藏文學傳統。

4.3〕身後側的西藏文刻文〔圖3e〕

1bkavyis

敕命以

2bkurpavi[bavi]

供奉、承侍、尊重的

3panchen

班禪

4ertenivi

額爾德尼的

5thamga[ka][27]

印章

以敕奉上的班禪額爾德尼之印章

阿拉伯數字表示原文行次，勤璞加。我們這裡的翻譯跟羅顯明先生書中所譯明顯不同，另外作為漢語，“語讚〞這個詞也不通。

這幾行藏文刻在此處，意義為何呢？尚未能瞭解。按?西藏歷代藏印?收有三體文字的“敕封班臣額爾德尼之印〞，金質，如意鈕，見藏扎什倫布寺。這印章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頒賜給五世班禪喇嘛〔Blo-bzangYe-shes,1663-1737〕的，[28]印章中間滿洲文，右邊漢文，左邊西藏文。[29]騎馬關老爺像方形框內的藏文，正是這枚印章的藏文局部刻上去的，行次排列也一致。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刻這枚印章文字於關老爺像的這個位置？騎馬老爺像、主持刻像者跟班禪喇嘛有怎樣的關係？?普安寺?〔1997〕謂班禪喇嘛編寫過“γuwanboγda-yinmaγdaγal-unmon〞,即“『讃關帝』圣經〞。[30]但查閱五輩以下班禪喇嘛文集的細目，[31]未見有這類著述。

書雖一時無從查考，但可從另一方面確定關老爺跟班禪喇嘛的因緣。在章嘉假設白多吉〔Lcang-skyaRol-paviRdo-rje，1717-1786〕的傳記中，寫到他曾經受到一位紅臉大漢〔midmar-poshin-tuche-bazhig〕的幫助，這位紅臉大漢還告訴章嘉活佛，說自己一再受後藏〔gtsang〕一位老年高僧〔bla-chenskubgres-pa〕供應飲食，而此紅臉大漢就是關老爺〔bkwan-yun-chang,sprin-ringrgyal-po；bkwan-loo-ye〕，那位年高老僧即班禪喇嘛〔pan-chenrin-po-che〕。關老爺跟衛那么(beg-tse)護法“具同一心識〞〔dangthugs-rgyudgcig-pa〕，而衛那么姐妹〔beg-tselcam-sring〕是班禪喇嘛的護法神，故關云長就是班禪喇嘛依為〔nas…bsten-pa〕護法的衛那么姐妹的化身了。[32]換句話說，關云長是班禪喇嘛的護法。刻班禪印章於關老爺像旁邊，原因在此。而主持刻像的喇嘛，那么似乎跟班禪喇嘛有某種我們還不了解的關係。

末了，我愿意順便講一下上述班禪喇嘛三體印章上的一個有趣事實。三體印章印文分別列出在下邊：

滿洲文heseifungnehebanchen/erdeniidoron

敕命以授予封號的班禪額爾德尼的印章

〔敕封的班禪額爾德尼的印章〕

漢文敕封班臣額／爾德尼之印

西藏文bkavyis/bkur-pavi/panchen/er-te-nivi/tham-ga

〔以敕奉上的班禪額爾德尼的印章〕

這裏，滿洲文“heseifungnehe〞，與漢文“敕封〞意思一樣，意思即：皇帝頒詔書封賜臣僚爵號；帝王以土地、爵位、名號賜人。是上對下的關係。而西藏文印文相應的字眼“bkur-ba〞，意思是“供奉，承侍、尊重〞，那么是表示下對上關係的用語，正與滿漢文相左。

我們看據稱是乾隆皇帝給六世班禪喇嘛〔Blo-bzangDpal-ldanYe-shes,1738-1780〕的四體印章〔1780〕，[33]錄其藏、漢文印文如下〔斜線/仍是表示分行處〕：

漢文敕封班禪額／爾德呢之寶

西藏文bkavyis/bskur-bavi/panchen/er-te-nivi/phyag-rgya

這行藏文句子只有兩個字跟一七一三年的印文不同：其中phyag-rgya意思是印章，[34]而bskur-ba是skur-ba過去式，意思是寄發、傳遞；授予、交給。在這個印章中顯然應該作“授予〞來使用，那末bkavyisbskur-ba意思正是“敕封〞，跟印章上漢文印文相當。因此似乎可以認為，一七一三年印章上的bkur-ba是bskur-ba的誤書。

五、信仰方面

上面討究了海棠山普安寺關老爺刻像的大概情況，然而這些像不是擺設與點綴，它是敬奉的對象，那末當時此地一般民眾對關老爺是怎樣的情感？信仰狀況如何？這是我們渴望了解的。這方面恰巧資料罕見，目前只見阜新縣民間文學中有關於關老爺以及普安寺的頌歌，是瞭解此地往昔信仰情況的無比珍貴的資料！又因之僅見於內部出版物上，我們把抄錄下來。先看讃頌關老爺的：

關公頌

為遵佛教光明路

關圣大帝顯神靈

清掃愚頑除邪惡

正覺路上他導行

為剿姦妄眾賊盜

弟兄結義成盟胞

叩首北方拜昊帝

義氣參天相友好

同胞骨肉相離分

音信全無愁煞人

袁紹大敗曹操時

顏良文醜皆除盡

盟兄消息傳關中

言報流落云南境

斷棄漢壽亭侯職

攜帶皇嫂親遠征[35]

〔口述：包旺扎布。搜集整理：通樂歌〕

收在阜新縣蒙古族民歌的“讃頌類〞。由其第一節，關羽成了佛教的衛護者，以下各節那么敷衍關老爺其他義勇事跡，結果是關老爺成了漢文化中既有形象跟佛教護法神的混合。原書這首民歌下端印有附言，說：

早時，我省蒙古族民間有信奉〞關公〞的習俗，除各處廣建關帝廟外，每家佛龕中均供有“關公〞舉行祭祀活動，演唱?關公頌?是對關公的頌揚。

似可約略猜測當日此地蒙古人信奉的情景。鄰近土默特左旗的錫埒圖庫倫扎薩克喇嘛旗〔iregetüküriyen-üblam-aqoiγun〕也有讃頌關老爺的民歌，[36]值得將這一帶地方作通盤考究。

包括關老爺在內的，海棠山摩崖造像是此山的普安寺[37]喇嘛主持雕刻的。以下是收在該?資料本?同一類別的蒙古族民歌，深情虔誠地讃頌這座喇嘛大寺，讀了令人感動：[38]

普安寺葛根

達賴喇嘛賜給的

大清皇帝命名的

掛有四面綾羅傘[39]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gegen)[40]

在那松樹林蔭下

舉行八宿廟會的

擁有八位翁斯達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

在那南嶺頂峰上

用油製了巴靈麵的[41]

天天有早晚廟會的啊咳呢呀

普安寺上的葛根

喉聲悠揚的黃鶯

在村落上空爭鳴

福壽無邊的喇嘛教色奈都爾

凈水壺的圣水我們敬領

尾翎絢麗的黃鶯

在廟宇上空飛舞啼鳴

信奉虔誠的喇嘛您色奈都爾

灑了潔凈的圣水我們敬領

鑲蓋著藍瓦蓋的寺廟

華美堂皇紅光閃耀

超度了藍和紅色奈都爾

大慈大悲的喇嘛教[42]〔lam-a-yinain〕

鑲嵌著黃瓦的廟堂

美麗壯觀色彩清晰

擺脫了紅塵世界的色奈都爾

是多多施善的廟麥達爾〔maitreya-yinsüm-e〕[43]

〔口述：海寶。搜集整理：通樂歌〕

這首深情、優美的蒙古民歌顯示當日蒙古人對于普安寺喇嘛的深刻敬畏與依戀的情感！那已經超越自我而進入純潔的境界。

六、結論

就阜新海棠山三處關老爺摩崖像及其刻文，本稿由佛教圖像表現和民間文化、民間信仰以及非漢語語文學的立場加以討論，顯示這一帶蒙古人關老爺信仰有很多漢文化的因素，是強烈的藏、蒙、漢文化融合狀態。關老爺顯然是漢人信仰的，傳進本地區蒙古人這兒，蒙古人遂將其納入自己傾信的〔西藏〕佛教之中，以這樣的情形信仰之；關老爺的圖像表現，有的是漢文化地區的關公、周倉、關平三人在帳子下的像，又有把他們置于佛龕以內，配上日、月圖像，跟西藏佛教尊像一致起來；而騎馬像那么是漢人信仰中沒有的，並把它安在日、月雙星及護法神標誌物火焰的背景上，成了佛教暴躁的護法和西藏蒙古的戰神，這個戰神後側雕刻御賜班禪喇嘛的西藏文印文，又將之指向西藏上師那裡、指向老爺信仰跟清朝國家的關聯，但西藏地區佛教中並無此種老爺造像；頂上及兩邊雕刻藏文、蒙古文，形式屬漢文化的聯語，內容那么是西藏蒙古文學堆砌辭藻的風格；民歌反映的，是把關老爺看成佛教的一位護法，同時也接受漢文化的理解——關老爺是忠義之人。我們如何理解此地關老爺信仰的性質？

人們說這是“漢化〞的結果。甚至當地有人以為鐫刻關帝等圖像，是漢人道教或三教合一的表現。“漢化〞，意味著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漢文化的事物“進入〞蒙古文化中。在此地蒙古佛教關老爺信仰的場合，在帳子中的三尊像雖可這麼理解，但通盤地看，像騎馬像、佛龕式、作為西藏佛教的護法，這是即使東部蒙古地區漢人的關帝廟中也沒有的，無法從漢文化中接納。因此“漢化〞這個概念不具備解釋力。

在研究東部蒙古文化乃至“蒙古文化〞的時候，其南鄰為漢文化地區，這是一個重要事實：“漢化〞的解釋或許是由此而來的。但是，經由接觸或傳播，漢文化、西藏文化在這裡會合，所以“區域間相互作用〞——溝通與交流——這個因素要更加重要！正是後者導致許多變遷。

暫且地，我們想引入“地方性文化〞以及“在地化〞、“文化合成〞這幾個區域研究的概念說明之。所謂“地方性文化〞就是

在兩個或數個文化群之間的互動過程所建構出來的新的整體樣貌，既不同於母文化，也不同於所接觸的文化。我們不能以“漢化〞或“文化失落〞的角度視之，而應視之為文化自我定義與再生產或再創新的歷程。[44]

地方文化的形成或創新，機制是“在地化〞或“文化合成〞：

這些地區性差異的形成，是居處於同一人文生態區位內的不同社群，在互動過程中，透過“文化合成〞與“在地化〞的機制，形成具有特定時空意義的“地方文化〞。一方面這是地方文化自我定義與再定義的過程，另方面也是地方文化創新與繁衍的過程。[45]

海棠山乃至東部蒙古南緣地帶的關老爺信仰，或許就是漢文化中關老爺崇拜的在地化、文化合成的結果，跟漢文化既有的並不相同，在當地也是新的事象。

附記：2001年7月盛暑，在幫同校對?藏蒙漢大辭典?之馀，隨同援朝〔遼寧民族出版社蒙文編輯室主任〕、項福生〔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主任〕兩位先生前往阜新縣觀看海棠山摩崖造像。看得雖然不仔細，但還是看到了先前已經知道的關老爺騎馬像，感到非常親切。回縣裡復得結識羅顯明先生〔阜新縣建設局檔案室〕，他老研究多年，資料齊備，知識淵博，就煩請他惠賜海棠山全部關老爺圖像照片。2002年11月16日因為本校領導和阜新市領導的機緣，得再往海棠山，觀察和拍攝照片。如今我寫這篇小稿，感謝上述各位的幫助；還要感謝黃維忠先生〔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惠賜才讓論文複印本，董君寶厚〔遼寧省博物館〕撥冗繪圖。〔2003年1月12日，Mukden-de〕

插圖目錄

〔計11幅〕

圖1關老爺、周倉、關平三尊像。2002年11月16日拍攝。

圖2關老爺、周倉、關平三尊像。羅顯明先生近年拍攝惠賜。

圖3騎馬關老爺及其兩邊觀自在菩薩和無量壽菩薩。2002年11月16日拍攝。

圖3a騎馬關老爺及其像前的兩棵松樹。2002年11月16日拍攝。

圖3b藏文橫幅“關老爺〞三個字。2002年11月16日拍攝。

圖3c蒙古文對聯的左聯。羅顯明先生近年拍攝惠賜。

圖3d蒙古文對聯的右聯。羅顯明先生近年拍攝惠賜。

圖3e西藏文印章，橫書5行字，在關老爺身後。羅顯明先生近年拍攝惠賜。

圖3f觀自在菩薩，在騎馬關老爺一側。2002年11月16日攝。

圖3j騎馬關老爺〔即圖3的〕繪像。董寶厚繪制，2002年12月。

圖4無量壽如來。海棠山摩崖石刻。2002年11月16日拍攝。

*本稿屬于遼寧省教育廳資助研究工程“東部蒙古喇嘛教遺跡的調查研究〞〔2001.1-2002.12〕。

[1]1947年之後被毀壞，2002年冬大殿重建完工，不過尺寸比原來大，且重建後不是宗教活動場所，而是旅游設施。

[2]Altanγarudi,BooDe,Manduqu,Tuγtanbayar,Tangγalaγ,Mongγoljin-uainsurtaγun(Qailar:brMongγol-unsoyol-unkeblel-ünqoriy-a,1994on-u9sar-a-du),niγur189-190〔蒙古文〕。另有瑞應寺/gegensüm-e，德惠寺/erdemgligtüsüm-e〔1751年建〕等。

[3]才讓的研究是真正的進展。見其著，“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中國藏學?1996年第1期，頁80-87；?藏傳佛教信仰與民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1月〕，頁118-129。

[4]很早以前，李光濤討論過清人及蒙古人信仰關羽的情形。見其著，“清太宗與?三國演義?〞〔1948〕，載其著?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2月〕，頁451-456。旗人的情形，另看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頁45-46；?北京城區的滿族?〔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頁22-24。

[5]非漢民族及四裔的關帝信仰，有金榮華，“漢城關廟的傳說和特色〞，載氏著?民間故事論集?〔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6月〕，頁161-175；李福清也有討論，見其著，“關公傳說與關帝信仰〞〔1993〕，載李明濱編選，?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頁61-110；“關帝傳說與關帝信仰——關帝研究的新探索〞，?宗教哲學?〔臺北〕2.3〔1996年7月〕，頁147-151。李福清最後這篇文章的複印件是亡友王俊中先生生前2001年自臺北寄給我的，思之泫然。

[6]李宇峰，“海棠山摩崖造像〞，載遼寧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遼寧文物古跡大觀?〔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頁175。

[7]呂振奎，“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考察報告〞，?遼海文物學刊?20〔1995年11月20日〕，頁31；重刊于李品清、佟寶山主編，?阜新蒙古史研究?〔阜新縣：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頁137。品〔呂〕振奎，“海棠山摩崖造像調查始末〞，載劉國有主編，?懿州紀事?〔阜新文史資料第十四輯。政協阜新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社會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員會，1998〕，頁54。

[8]李翎，“海棠山摩崖造像與阜新地區清代密教特徵〞，?中國藏學?1999年2期〔1999年5月15日〕，頁43-55。

[9]在?中國藏學?1999年第2期封二，關老爺騎馬像照片，李翎題作“關公〞。

[10]提及者，有暴風雨主編，?蒙古貞史?〔阜新：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頁193；包曙光、羅顯明、李秀梅，“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的調查報告〞，李品清等主編?阜新蒙古史研究?，頁152。

[11]羅顯明、羅麗華，?海棠山?〔阜新縣，1998年〕，頁49。羅顯明、羅麗華，?中國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阜新縣，1998年〕，頁7，45參照。這兩種書承羅顯明先生惠賜(2001年7、8月)。

[12]根據羅顯明先生2001年8月19日函，藏文刻文是請北京學者、蒙古文刻文是請阜新縣本地學者翻譯的。

[13]徐翠華撰文、假設冬攝影，〈摩崖造像〉，載政協阜新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阜新文史?6〔阜新市，無出版年月〕，頁221，223。此書是阜新市政協徐翠華女士惠贈〔1999年春季大雪，阜新市〕。

[14]王樹村編?關公百圖?〔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6月〕圖15是一幅木刻紙馬，編者稱乃清代、河北靜海出品，上面刻“老爺〞二字。其文化意謂有待解釋。

[15]王樹村，?關公百圖?參照。

[16]比擬王樹村?關公百圖?圖3，4，17，26-28等。

[17]雍和宮唐喀瑰寶編委會，?雍和宮唐喀瑰寶〔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頁13〔大威德金剛〕、32〔光明天母〕、42〔無量壽如來〕、99〔關老爺〕。

[18]李勤璞，“『關帝圣君像』與旗人——‘白山弟子’補註〞〔2002年12月，未刊稿〕。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頁45-46參考。

[19]王樹村?關公百圖?圖2。繪於康熙六十年〔1721〕。

[20]清代千佛山一帶屬於科爾沁左翼前旗，在土默特左翼旗之東，兩旗之間隔著盛京皇家牧場蘇魯克〔sürüg，蒙古語“牧群〞〕。

[21]李勤璞，“千佛山壽寧寺研究〞，載寶音德力根、烏云畢力格、齊木德道爾吉主編，?明清檔案與蒙古史研究?2〔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參看。

[22]羅顯明、羅麗華，?中國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頁45。羅顯明、羅麗華，?海棠山?，頁49參看。

[23]來自梵文sōma。康熙五十九年北京朱砂刊本蒙古文?甘珠爾?彩色插圖中日月星辰諸神像的“月〞神圖邊上寫的即是這個字：〔滿洲文〕sumiya／〔蒙古文〕sumiy-a，見格·拉西色楞主編，?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頁306。

[24]梵語借詞，原文作cintamani，相當于西藏文yid-bzhinnor-bu,如意寶珠。彰武縣地名“前道木〞、山名“千德木〞據說都來自這個梵語詞。彰武縣人民政府，?彰武縣地名志?〔瀋陽，1985年12月〕，頁241，251。

[25]ita，＜Sitā，西藏又音譯作Si-ta，乃梵語，西藏所傳梵語原文作Sitrāh。悉多河，印度四大河流之一，玄奘?西域記?卷一作徙多河。

[26]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景印，1996年12月〕冊5，頁505。這條提要是卓越的學者、蒙古旗人奉寬先生〔漢姓鮑，字仲嚴，號遠鶴，1876-1943〕所撰。他曾效勞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等處，歷經世事變遷。近代中國學術一大特徵，就是蒙古學者的崛起，他們會多種語文，融通蒙藏滿漢文史，頭腦清晰敏銳，具有很好的國際視野，鮑仲嚴先生即其著例也。

[27]西藏文表達“印章〞這個意思的至少有兩個詞，一個是這裡出現的tham-ka，乃是借自蒙古語：tamaγ-a〔印章〕。另一個詞是phyag-rgya。藏傳佛教上，說法印、觸地印等的“印〞字，也是這後一個字。另看注釋34。

[28]?清實錄?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1713.2.24〕條：皇帝“諭理藩院：班禪胡土克圖，為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冊，封為班禪額爾德尼〞。見顧祖成等編，?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一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頁188-189。當時皇帝的諭旨〔“bkav〞〕藏文原件景印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編，?西藏歷史檔案薈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9月〕，作為第36件。

[29]歐朝貴、其美，?西藏歷代藏印?〔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頁75。甲央、王明星主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第四冊〔清朝時期〕〔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年〕，頁26-27參照。

[30]Namuγai,Altaniregetüaγoi(Tüngliyoo:brmongγol-unbaγaudkeüked-ünkeblel-ünqoriy-a,1997on-u12sar-a-du),niγur78,188。〔蒙古文〕

[31]民族圖書館編，?民族圖書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頁501-584。

[32]Thuvu-bkwanchos-kyini-ma〔1737-1802〕,Lcang-skyarol-pavirdo-rjevirnam-thar(Lan-chuvu:Kan-suvumi-rigsdpe-skrunkang,1989lovizla11par),shoggrangs206-207;234-235〔西藏文〕。才讓，“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頁81-83；?藏傳佛教信仰與民俗?，頁121-122參照。

[33]歐朝貴、其美，?西藏歷代藏印?，頁76。參看牙含章〔1916-1989〕，?班禪額爾德尼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頁122-123；王明星主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第四冊，頁36-38。

[34]Phyag-rgya這個字在印文的場合、當跟漢文對照時那么對譯漢文的“寶〞字，例如：看歐朝貴、其美，?西藏歷代藏印?，頁62；以及這兒的“敕封班禪額爾德呢之寶〞。

[35]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領導小組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資料本?〔二〕〔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機關印刷廠。無出版日期，而序于1986年8月〕，頁79。漢文翻譯的逼真程度，因無蒙古原文對照，我們無法討論。承鴨綠江流域研究專家陶勉老先生賜借這本珍貴的書〔瀋陽，2000年〕。

[36]Nainongγur,Trgenbayar,Küriy-earad-undaγuu-yintegübüri(Kkeqota:brmongγol-unarad-unkeblel-ünqoriy-a,1990on-u5sar-a-du),niγur834-840.〔蒙古文〕

[37]普安寺的歷史，賈如誼纂，?阜新縣志?〔奉天正文齋印刷局，1935〕卷二，地理、廟宇，葉29b-30a記：“普安寺一曰大喇嘛洞。在縣南四十五里海塘山左麓，章嘉活佛〔sprulsku〕前身〔係漢族人，詳〈仙釋〉目〕於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率其徒張、王、劉、楊、丁、郭等姓創立之，乾隆四十五年〔1780〕章嘉二世轉身(sprul-pavisku,化身、轉世)[建]切列拉省〔mtshan-nyidgrwa-tshang，法相學院〕一座〔譯義『講經殿』也〕。嘉慶元年〔1796〕章嘉四世轉身建太興倉一處、佛爺倉一處，道光三年〔1823〕建阿花拉省一座，五年建丁花拉省一座，是年蒙御賜該廟為‘普安寺’。二十八年〔1848〕蒙御賜匾額一方，號日〔曰〕‘莫理根刊布呼圖克圖’〔＜Mergenmkhan-poqutuγ-tu〕，遂成巨剎。該寺正殿按九九造成，壯麗宏廠，中懸御賜匾額，東、西為鐘鼓二樓，前有轉經臺〔Ma-nivkhor-lo〕，後殿即切列拉省，最後為龍王廟及避暑院，東即丁花拉省，里許外建白塔一座，高三丈馀，西即阿花拉省，西北為骨屍廟，阿花拉省之西為武圣廟(Looye-yinsüm-e,老爺殿)。山環殿繞，僧舍參差，北靠青山，南臨暖河，勝觀也。與瑞應寺〔Gegen-üsüm-e〕並為縣治二大建筑。寺中轉身喇嘛每世俱受皇帝褒獎，現為章嘉六世轉身，名曰勿力己倉，其徒扎薩克希拉布忠鼐、達喇嘛德及都、白音抱老戈等，協理廟務。早年僧徒達一千六百馀名，庚子〔光緒廿六年，1900〕大雨後遞次減少，現猶三百馀名云〞。按此地章嘉活佛乃本地張〔或章〕姓，不是作為清朝國師的同名活佛，參看Altanγarudi,BooDe,Manduqu,Tuγtanbayar,Tangγalaγ,Mongγoljin-uainsurtaγun,niγur191.

[38]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領導小組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資料本?〔二〕〔阜新鎮：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機關印刷廠〕，頁71。

[39]指喇嘛作為權力象徵而使用的傘蓋。

[40]普安寺葛根即普安寺活佛。

[41]參看榮蘇赫等主編，?蒙古族文學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三卷，頁525。巴靈，乃蒙古語baling音寫，是用麺做的麺人兒，惡鬼的替身。

[42]當時蒙古信徒不會稱其為“喇嘛教〞，而稱佛教。

[43]麥達爾，就是梵語Maitreya音譯,彌勒佛。藏語稱強巴佛〔byams-pa〕，屬於意譯。

[44]潘英海，“‘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載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這兒是引自因特網，://.tw/~pingpu/education/title.htm。

[45]潘英海，“‘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Thuvu-bkwanchos-kyini-ma,Lcang-skyarol-pavirdo-rjevirnam-thar,Lan-chuvu:Kan-suvumi-rigsdpe-skrunkang,1989.〔西藏文〕

賈如誼纂，?阜新縣志?，奉天：正文齋印刷局，1935。

格·拉西色楞主編，?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景印，2001。〔滿、蒙、藏、梵、漢文〕

近人論著

蒙古文：

Altanγarudi,BooDe,Manduqu,Tuγtanbayar,Tangγalaγ

1994Mongγoljin-uainsurtaγun,Qailar:brmongγol-unsoyol-unkeblel-ünqoriy-a.

Nainongγur,Trgenbayar

1990Küriy-earad-undaγuu-yintegübüri,Kkeqota:brmongγol-unarad-unkeblel-ünqoriy-a.

Namuγai

1997Altaniregetüaγoi,Tüngliyoo:brmongγol-unbaγaudkeüked-ünkeblel-ünqoriy-a.

漢文：

才讓

1996“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中國藏學?1。

1999?藏傳佛教信仰與民俗?，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樹村編

1996?關公百圖?，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牙含章

1987?班禪額爾德尼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1996?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景印。

包曙光、羅顯明、李秀梅

1998“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的調查報告〞，載李品清等主編?阜新蒙古史研究?，阜新縣：遼寧民族出版社。

甲央、王明星主編

2000?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第四冊〔清朝時期〕，北京：朝華出版社。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

1995?西藏歷史檔案薈萃?，北京：文物出版社。

民族圖書館編

1989?民族圖書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中〕?，北京：民族出版社。

呂振奎

1995“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考察報告〞，?遼海文物學刊?20。重刊于李品清等主編，?阜新蒙古史研究?，阜新縣：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

1998“海棠山摩崖造像調查始末〞，載劉國有主編，?懿州紀事?〔阜新文史資料第十四輯〕，政協阜新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社會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員會。

李光濤

1986“清太宗與?三國演義?〞〔1948〕，載氏著?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李宇峰

1994“海棠山摩崖造像〞，載遼寧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遼寧文物古跡大觀?，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李翎

1999“海棠山摩崖造像與阜新地區清代密教特徵〞，?中國藏學?2。

李福清

1996“關帝傳說與關帝信仰——關帝研究的新探索〞，?宗教哲學?〔臺北〕2.3。

2003“關公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