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對當代世界的影響〔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世紀7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學派向凱恩斯主義發起了挑戰。這個學派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以至要想了解當今世界的壟斷資本、南北關系以及全球化，都不能不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作深入的研究。

一、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根本內容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開展起來的一個西方經濟學流派，它在50—60年代以后有較大開展，70年代又有了更為迅速的開展。新自由主義開展到今天，不僅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學說，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學說，而且形成了擁有人力資本論、公共造反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主權經濟學等〕、供給學派、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曾稱為理性預期學派〕等在內的龐大陣營。新自由主義學派中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人力資本論的西奧多·舒爾茨、公共造反學派的詹姆斯·布坎南、產權經濟學的羅納德·科斯、理性預期學派的羅伯特·盧卡斯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產生后一度遭到冷遇，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卷土重來，其聲勢之大，影響之廣，為過去所鮮見。

按年代順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中，影響較大的分別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以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學說中的新制度學派，在西方學術界影響并不很大，但卻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哈耶克的根本理論觀點：哈耶克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該學派認為，經濟生活中的主體由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構成，正是這樣的個人對商品和勞務的主觀評價導致社會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經濟到達最大化。哈耶克對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深信不疑，對任何與經濟自由不相符合的學說，予以堅決抨擊。哈耶克認為，自由是一個最高的政治目標，是追求文明社會的崇高目標和私人生活平安的保證。按照自由主義原那么，應盡量運用自發力，而盡量少用強制力量處理事物。他強調，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個人的“積極性〞只有在私有制的根底上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如果對私有財產進行限制和管理，用國家干預代替市場作用，其結果不僅是效率的損失、個人“積極性〞的受挫、資源配置的失調，而且最后會走向“極權主義統治〞，走向對個人的“奴役〞。

哈耶克把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歸結為極權主義。他認為，社會主義只是烏托邦，如果拋棄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傳統，背離以市場經濟原那么為根底的自由選擇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和納粹主義“走著同一條道路〞，都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有自動調節的功能，如果國家不進行干預，銀行自動調節信用，生產過?，F象就會逐漸消失，經濟就會復蘇，反之，不但蕭條會持續下去，而且“自由〞和“平等〞也會統統喪失，因此國家的反危機措施有弊無益。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中，最根本、最重要的理論，就是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影響資源配置理論。

哈耶克認為，在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借助于價格和工資的自由運動，每個人按自己的收入進行選擇，社會資源就能被安排到消費者最需要的部門中去，各個部門可以自行建立協調的供求關系，從而實現高度而穩定的就業水平。所以，他認為競爭性的私有制社會提供了個人自由的根本保證。關于“公平〞或“平等〞問題，哈耶克認為，如果采用行政的、組織的手段強求“平等〞，實行收入均等化，就是對市場秩序本身的破壞，不僅不會公平，而且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只有個人的行動才可能是公正的。哈耶克的代表作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坦言：“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書中表露了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仇視。

其實，哈耶克的理論并沒有提出什么新東西。以構成哈耶克“理想社會〞框架的“自由〞、“法治〞、“財產私有〞三條原那么為例，他對自由放任的理解，沒有超過亞當·斯密；對“法治〞的論述，沒有突破德國的康德、斯泰因“法治主義〞的理論框架；至于“財產私有〞的原那么就更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后一直尊奉的信條。哈耶克只不過是為適應壟斷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需要，而把這些資產階級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最根本的和核心的內容揉合在一起。哈耶克采取簡單而機械的類比方法，無理地硬把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混在一起，提出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其理由是三者都以經濟方案為特征，而一切方案又必然以集權主義為根底。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充分說明他的理論并不像他自己標榜的那樣“客觀〞。像哈耶克這樣把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全面否認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竭力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即使在資產階級學者中，也是“保守的〞和“極右翼〞的。因而他的理論在西方學術界和大學講壇上并沒有成為主流。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貨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初在美國興起的一個資產階級保守主義經濟學派。這個學派的領袖人物弗里德曼對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爆發之后，主張政府干預、反對自由放任的凱恩斯學說迅速風行西方經濟學界，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并沒有銷聲匿跡。弗里德曼舉起貨幣主義的旗幟，繼續維護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篤信最為理想的經濟制度應遵循自由市場的古老法那么，因而成為經濟學中自由放任思想不遺余力的鼓吹者和保衛者。

貨幣主義的根本觀點是：〔1〕貨幣供給量對名義收入變動起決定作用。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是物價變動和經濟波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活動發生波動的主要原因在于貨幣供給變動的不穩定性，因而，嚴格控制貨幣供給量是實現穩定的經濟增長的關鍵。貨幣供給量是政府能夠控制的假設干變量中的最符合理想的一個變量，只要政府根據經濟增長率適度增加貨幣供給量，就可以保持物價穩定和“自然失業率〞，經濟就趨于均衡?！?〕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是通過價格機制而發生作用的。價格機制通過市場自發地起作用，最終總能使經濟恢復均衡，因此，政府采取經濟穩定政策是不必要的，只會造成不穩定。〔3〕私人經濟具有內在穩定性。也就是說，私人經濟具有自動穩定和消除經濟波動的能力。當私人經濟處于穩定狀態時，貨幣需求與貨幣供給應當是根本平衡的。只有當政府反復無常地變動貨幣增長率，不斷打破貨幣供求的平衡時，才會破壞經濟的穩定而導致經濟動亂。因此，要嚴格控制貨幣供給的增長?！?〕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也就是說，當貨幣供給量明顯增長，其增長速度超過社會產品產量的增長速度時，通貨膨脹就會發生。對一個政府來說，如果支出是用印制紙幣和擴張信用〔擴大銀行信貸〕的方法實施，就必然使貨幣增長率超過社會產品產量增長率，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最重要，貨幣的推動力是說明產量、就業和物價變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貨膨脹純粹是貨幣現象，因此，制止通貨膨脹的惟一有效方法是限制貨幣數量的增長率。弗里德曼不像哈耶克那樣否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但他只把國家干預重點放在穩定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政策上。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道路應轉變方向，政府只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消除干預人們自由的過多的國家政策。他強調，由于政府的行為支配著經濟周期中貨幣存量的變動，因而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增長都可以而且應當惟一地通過政府對貨幣供給的管理來加以調節。

由上可知，弗里德曼建立現代貨幣理論的根本動機，是出于對“凱恩斯革命〞由來已久的不滿，出于對任何破壞自由市場機制的政府干預的反對。他對古老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信仰從不改變，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僅能給人類帶來無限積累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它為人類自由提供了前提，保證人們充分展示個人能力的時機。他的經濟理論和主張都是以此為出發點，而以對付通貨膨脹、反對政府干預為宗旨的。由于貨幣主義理論是以堅信私人經濟內在穩定性為前提的，因而它鼓吹的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自然首先是維護私人壟斷集團的利益的。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那些全面、徹底推行貨幣主義政策的，往往是右翼政府或被抨擊者所說的“富人的政府〞。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界又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學派開展起來，并引起了一場所謂“理性預期革命〞，它就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試圖徹底摧毀凱恩斯主義，結束凱恩斯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進行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理性預期〞概念假定經濟當事人是有理性的，他們以充分的信息為根據，對未來的經濟形勢進行理性預期。盡管各經濟當事人由于種種原因，所獲得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但是，經濟當事人不管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在同樣的信息背景下預期未來，所以得出的預期結果是趨向一致的，而且與理論上的分析幾乎沒有差異。經濟當事人對任何錯誤會及時發現和調整，使預期與實際情況相吻合。在這方面國家并不會比經濟當事人做得更好。經濟生活中是理性的經濟當事人通過理性預期決策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理性在發揮作用。偶然的、一時的因素盡管會發生影響，但非常有限，如果夸大這種作用而借此進行國家干預，就是無視經濟當事人的理性，無視經濟當事人可以利用充分的信息來控制自身的經濟行為。這樣，新古典宏觀經濟得出了古典式的結論：國家不會比個人或企業做得更好，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仍然是經濟開展的最好機制。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和工資具有充分的靈活性或伸縮性，可以不斷自動調節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這樣，通過價格和工資的不斷調整，把過剩的產品、勞動處理掉，保持市場出清。這一假設意味著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都不存在超額供給，不存在非自愿失業的可能性，失業都是自愿的，所以，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市場能自動到達供求均衡，到達產量和就業的最優狀態。就是說，現實經濟生活中有一個由具有靈活性的價格機制調節的自然率，不管現實經濟中實際增長率如何偏離，自然率總會把經濟拉回到它附近。既然自由市場制度可以通過具有靈活性的價格機制自動地把經濟調節到它的自然率水平，那么，國家干預又有什么必要呢？同時，由于具有共同的信息環境，政府知道的經濟當事人也知道，而且經濟當事人對于自己的生產經營比政府知道得更多，相比之下，政府在預期方面并不比經濟當事人具有什么優勢。既然如此，國家干預經濟又有什么依據呢？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經濟當事人是理性預期人，如果政府政策是有規那么的、穩定的，便自然會在經濟當事人的預期之中；如果政府政策是無規那么的、隨機的，那就會給經濟當事人的預期帶來錯覺，給整個宏觀經濟造成混亂。但即使如此，無規那么的、隨機的政府政策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平均說來理性人頭腦中的模型是正確的，只要政府不是瘋子，其行為總要有些依據，經濟當事人就會摸清它的行為規律。這一假設暗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只有具有欺騙性才會有效，而理性的經濟當事人不會長期上當受騙，所以，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也就是說，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樣干預經濟的政策，經濟當事人總能預期到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從而采取相應的對策，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使之歸于無效。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主張“不變的規那么〞，認為不能預測的相機抉擇是一種“干擾〞因素，會使人產生錯誤的決策，引起浪費，因此必須堅決消除，實行一種使經濟當事人能預期的穩定不變的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只要廠商和工人對現行的價格總水平具有完全的信息，經濟周期便可以消除。經濟周期的原因必須從價格的波動和貨幣總量的波動中去找。價格波動有兩種情況：一般物價波動和相對價格波動。一般物價波動為通貨膨脹所致，從根本上說，是貨幣發行過多的國家貨幣政策所致。相對價格波動即原有的一些產品價格比例關系，因生產及消費等方面的復雜原因而引起的變化。貨幣供給的增加導致的是一般物價水平上漲，而不是相對價格水平上漲，所以對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而只有相對價格水平的上漲，才會給廠商帶來更高的利潤，從而刺激投資和就業的增加。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性的影響，經濟當事人可能錯把一般物價波動當作相對價格波動，導致決策錯誤。所以，如果政府在人們沒有預期的情況下突然增加貨幣供給量，就有可能使廠商誤以為有些是相對價格水平的上升，從而增加投資和對工人的雇傭，但過一段時期后，便會發現原來的預期是錯誤的，于是減少投資，解雇工人，使經濟由“繁榮〞進入“衰退〞。由此得出結論，國家為調節經濟采取的貨幣政策是不必要的。

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工資上漲與失業率關系的，它證實穩定物價與充分就業之間存在矛盾，政府必須在失業和物價上漲之間做出選擇。它通俗地反映了凱恩斯主義調節需求的根本要求，自1958年以來就是經濟學界與政府部門的一個非常有用的政策分析工具。但根據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分析，物價上漲是可以被工人預期的，再加之貨幣是“中性〞的，所以貨幣對產量和就業不管何時都不會發生影響，于是，菲利普曲線表示的關系就成了被疑心的對象。綜合上述種種觀點，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繼斯密之后再次提出了一個十分鋒利的問題：國家是否具有比經濟當事人做出更好的經濟決策的優勢？這就使人們開始從政府政策本身是可以被預期的這一認識出發，對政府政策的效力產生了疑心。

二、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最深刻的經濟危機，美國工業生產銳減了一半左右，倒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物——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了。

凱恩斯對薩伊的“供給會給自己創造需求〞的定律進行了全面批評，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缺乏。他提出，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需求決定供給、產量和就業水平，只要有需求，就能把所需要的商品生產出來。但資本主義經濟中常常會出現有效需求缺乏，而生產和消費的這種矛盾不能完全靠市場機制調節來解決，必須借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和增加總需求。因此，他主張拋棄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由國家采取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人為地刺激總需求，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凱恩斯主義自大危機后很快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制訂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直到60年代末，它對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縮短危機持續時間和推動經濟開展等方面，確實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由于政府長期持續地、力度愈來愈大地推行擴大財政支出、加速貨幣增長的擴張政策，卻使得通貨膨脹愈來愈嚴重。從60年代開始，凱恩斯主義調節經濟的效果變得越來越小。本來，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有一種反比關系，二者是彼消此長的；失業多一點，通貨膨脹就可以少一點；通貨膨脹多一點，失業就可以少一點。但是，1974~1975年美國經濟危機期間，聯邦預算赤字到達戰后最高水平，通貨膨脹不斷上升，工業生產卻出現下降，失業率到達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這種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經濟停滯與高失業同時并存的“滯脹〞現象，從而使凱恩斯經濟學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

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引發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懷古情緒。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者抓住時機，使其理論得以迅速傳播。同時壟斷資本集團也需要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者以新的理論和政策擺脫危機，緩解資本主義根本矛盾。于是，現代貨幣主義以1973~1975年的“滯脹〞式經濟危機這一絕好時機為轉折點，由小變大，由弱轉強，并借英國保守黨撒切爾首相和美國共和黨里根總統的上臺而登上了“政府經濟學〞的寶座。這樣，新自由主義的思潮開始興起了。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還與新自由主義學者在理論界多年的不停拓展有一定關系。當經濟學者紛紛皈依凱恩斯主義之時，美國仍然有一批學者不斷運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開拓經濟學的研究新領域，力圖證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普遍適應性。在多年的研究中，他們不斷尋找凱恩斯主義的弱點，發起一次次挑戰，逐漸積累了自己的力量。到70年代初，以芝加哥大學為中心形成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體系，除了貨幣主義學派之外，還包括公共造反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人力資本論、產權經濟學等學說體系。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新武裝〞起了很大作用。從根本上說，這就是對“經濟人〞假定的重新解釋，即經濟活動中的人，是“會計算、有創造性并能獲取最大利益的人〞，也就是“有理性〞的人。根據經濟人定義，新自由主義者用它來觀察驗證經濟及種種非經濟的人類活動和社會現象。認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不僅對經濟活動起作用，而且對人類的其他一些活動同樣起作用。政府并不是凌駕于自由的個人之上的“主人〞。除了公民們意見一致的目標和理想外，國家不應有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公民的自由，國家是各自由人的共同意志的表達。這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更廣闊的領域恢復了古典經濟學的舊傳統，使新古典經濟學在新的條件下起死復生。

三、新自由主義對當代世界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以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上臺為標志，新自由主義登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舞臺。新自由主義為世界經濟制定的方案有三個根本方面：第一，壓低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控制財政預算赤字；第二，國家完全取消貿易壁壘，向跨國資本開放經濟，實行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對經濟實行私有化和非調控化，同時使市場作用絕對化，國家職能最小化。不同國家將這三個根本方面分別加以具體實施。在興旺國家，新自由主義具體實施的政策主要包括：緊縮貨幣供給，壓低工資，抑制通貨膨脹；解除政府部門對私人企業的管制，減稅刺激投資，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和打擊工會。在開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推行的政策主要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領域，新自由主義最主要的主張就是全球化，概括地說就是解除對國際商品貿易、效勞和資本流動的一切障礙，實現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不管它是長期還是短期，幾乎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甚至蕭條，只有美國似乎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政策后，經濟有了相當開展。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后，實際也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門債務膨脹、經濟帳戶赤字不斷擴大等隱患。

如果對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從20世紀60年代末直到1995年以來，美國實質經濟一直呈現持續滑坡的趨勢。

戰后美國經濟〔非農業企業部門〕的增長

〔年平均增長率%〕

年份產出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1948~19664.23.12.1

1966~19734.02.51.4

1973~19793.11.10.4

1979~19902.71.00.0

1990~19983.01.40.5

資料來源：1999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美國勞工統計局〕

上表顯示，在最近一次經濟周期中〔1990~1998年〕產出、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只比前兩次經濟周期〔1973~1979、1979~1990〕略快而已，遠遜于戰后“黃金時期〞〔1948~1966〕的增長速度。美國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為什么在60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呢？主要是因為60年代后期，美國改變了重視工業生產和社會根底部門的政策，轉而實行新自由主義和“后工業社會〞政策，各種金融投機和泡沫經濟迅速出現并膨脹，導致從70年代初實質經濟開始萎縮。

我們僅以股市為例，看看泡沫經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1945年到60年代初期，是美國戰后重建和繁榮開展時期。一般而言，這段時期美國政府不鼓勵投機，而是鼓勵在根底設施、工業和農業領域進行投資。金融體系有真實的實物經濟做強大后盾，金融利潤主要產生于實物的制造和貿易。60年代中期，鼓勵投資于生產部門和新技術的各項政策雖被逐步廢除，但這時大多數美國人仍認為，如果不許政府干預和調節經濟，而只準許“市場力量〞遵循貨幣收益最大化原那么活動，工業經濟就將不可防止走向崩潰。為了保持一個現代工業經濟，政府必須把握投資的生產性導向，限制“市場力量〞以犧牲公共長遠利益為代價的短期利益行為。

從60年代后期特別是里根上臺以來，美國開始通過犧牲越來越多的實質經濟來“喂飽〞經濟泡沫，并為泡沫的成長去除各種壁壘，使得世界貨幣和金融體系逐漸和實質經濟隔斷了。這樣，即使統計過程完全真實，GNP和GDP與實質經濟也關系不大了。

本來，金融利潤的真正來源是實質經濟，金融體系本身并不產生利潤，它只能將實質經濟的財富據為己有，所以，流入金融泡沫的錢都是從實質經濟中汲取的。但要維持金融泡沫繁榮，就要加快虛擬資本的積累程度，就需要中央銀行提供大量的根底貨幣來支撐金融投機，否那么泡沫就可能整體破滅。由于只有生產部門等實質經濟創造真實價值，中央銀行不斷發行貨幣注入金融投機泡沫，就相當于對實質經濟“征稅〞。中央銀行注入金融投機的泡沫的貨幣越多，實質經濟承當的各種“稅負〞就越重。這實際上是一個從實質經濟掠奪營養維持泡沫成長的過程。所以，金融體系不斷產生高額利潤率的同時，美國實質經濟卻在萎縮，這就可能導致實質經濟和金融體系走向崩潰。

但是，美國經濟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出現崩潰的跡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80年代以來日益擴大的經常帳戶赤字。經常帳戶主要包括貿易往來〔商品進出口〕和要素報酬往來〔匯回本國的海外投資利潤、利息〕。國際收支帳戶除經常帳戶外還有資本帳戶，資本帳戶主要反映國際間資本流動，包括直接投資、政府和私人借款、證券投資。一般說來，經常帳戶與資本帳戶應當平衡。如果經常帳戶順差，就是資本帳戶逆差即資本輸出大于資本輸入，而經常帳戶逆差就是資本帳戶順差，即資本輸入大于資本輸出。

美國常年有經常帳戶赤字，相當于美國每年向世界其他國家借債，也等于一個世界性的政府每年實行全球赤字開支，這種做法局部抵銷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總需求趨于萎縮的趨勢，穩定了世界經濟，使其不會很快垮掉。

美國每年出現經常帳戶赤字，意味著每年有大量美元流向全世界。如果世界各國不用這些美元購置美國的商品和效勞，或者美國沒有能力把這些美元吸引回國的話，那么各國就會在外匯市場上拋售美元，導致美元貶值，并引起美國國內嚴重通貨膨脹，甚至最后把美國經濟拖垮。這種情況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是因為通過經常帳戶赤字流向世界各國的美元，為不斷高漲的美國股市所吸引，又被世界各國投回美國股市和其他資本市場。而且，這些流回的美元又促使美國股市的進一步高漲。這在外表上形成了一種順暢的循環，實際上一旦美國股市難以為繼，這個循環就會受阻。顯而易見的一點是，要支持股市不斷高漲，必須不斷有新的貨幣投入股市，這樣，股市長期地、持續地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上漲，實際就意味著貨幣供給增長速度不斷地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在這種情況下，最后很難防止實際部門發生通貨膨脹。這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美國政府只能緊縮貨幣供給，提高利率，而這又會導致股市下跌和崩潰。美國股市一旦崩潰，必須引發資本外逃，美國及各國紛紛拋售美元，把投資轉向以其他貨幣為計量單位的資產。這樣美國政府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因為為了緩解股市崩潰后的危機，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和貨幣供給，但為了維護美元幣值，抑制通貨膨脹，又必須緊縮政府開支和減少貨幣供給。這使美國政府處境十分為難。

更深層次的問題，一旦美國經濟不再能起支撐世界經濟總需求的作用，世界資本主義總需求不斷萎縮的趨勢就會外表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就難以維持下去了。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說：“現行的世界金融體系對整個世界的現存經濟是一種危險。〞

一方面是物質生產的大幅度萎縮，另一方面是虛擬經濟的惡性膨脹，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給美國帶來的惡果。

〔二〕對其他西方興旺國家經濟的影響

戰后至70年代，由于冷戰的需要，美國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采取了支持西方各國開展的寬松態度，較少干預各國的經濟主權和經濟決策。日本為保護民族工業和推動新興產業的開展曾長期推行政府干預政策，美國當時也沒有逼迫它立即取消政府干預和全面推行自由化。70年代，美國經濟已大量地依賴日本和德國工業提供所需產品，日本大量工業企業在美國投資設廠，并準備將其工業生產向開展中國家轉移。恰恰在這里，英美兩國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共同領導下，開始“世界保守革命〞，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英美兩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達成了以恢復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放棄政府干預和推行私有化為主線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向世界各國推銷“華盛頓共識〞，成了西方提供新貸款的先決條件。日本、德國等西方興旺國家重視工業生產、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開始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英美集團不斷要求日本嚴格遵從所謂“自由市場〞的游戲規那么，制定日本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方案，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進程。為了阻止日本向開展中國家進行工業投資，美國不惜采用政治手段相威脅，迫使日本政府取消對金融市場的管制，放任數千億美元注入美國金融市場泡沫。80年代中期，美國提高了美元對日元的比價，不僅使落后國家更難以購置日本工業設備，而且確保了日本能夠購置大量美國國債，不斷向美國巨大的金融泡沫注入資本。隨著日本取消了向世界其他地方工業投資工程，日本銀行將大量資金投向國內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投資重點開始從生產和工業領域轉移出去。1965年，日本150家最大銀行的貸款中，僅有6%投向了金融、保險、房地產和效勞行業等非生產領域。到1985年，貸款投向的比重那么完全顛倒過來，至1990年生產領域貸款所占比重下降為25%，而非生產領域的貸款比重那么上升37%，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今，導致了房地產泡沫，銀行壞帳劇增。盡管日本銀行已進行了屢次大規模的沖銷壞帳，但壞帳數量仍在繼續增長。因為只有生產性貸款才能真正支持企業正常運轉，挽救壞帳損失，銀行體系不能增加生產性貸款，就不能阻止壞帳增長。這種情況的發生，完全是美英強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場管制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使金融泡沫在全世界迅速膨脹起來。到80年代初，歐洲重視工業的潮流已被嚴重地削弱。在英美金融資本集團的壓力下，德國銀行放棄了銀行體系以工業為導向的傳統。德國工業界不得不放棄傳統的以長期工業和基建工程促進經濟開展的做法，轉而擁護“自由貿易〞的政策。

對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西方政治家和戰略家深諳其弊端，但他們以新自由主義旗幟，以貨幣、資本和商品市場的自由化及對國有工業和根底設施的迅速私有化，不斷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結果，使大多數政府控制其國內經濟、金融活動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全球經濟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規模擴展開來。

〔三〕對開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

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的全球化使自由化、私有化近年來席卷開展中國家，大大削弱了這些國家政府控制國內經濟和金融活動的能力，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不斷弱化。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全球化的美好樂曲中，開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別是工業開展的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從而為實現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略企圖鋪平道路。

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在開展中國家鼓吹“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散布說管得最少，或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用新自由主義理論影響和收買知識分子，使他們確信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自由化、私有化。美國壟斷金融資本集團始終認為，開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不利于培育投機暴利的金融市場，不利于維護美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支配地位。因此，盡管美國在50年代的“大政府〞時代，經濟波動大大減少，實現了低失業和企業低破產率，但他們仍不顧這一事實，編造國家干預有害無益的謊話，誘導開展中國家放棄國家干預特別是重視國有化、工業化、社會根底建設的政策。為了阻礙開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美國政府不斷利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實力迫使開展中國家減少貿易壁壘，開放本國市場，使得這些國家很難約束跨國公司和國際機構的活動，國家的產業政策難以實施，民族經濟的自我開展、自我保護能力削弱，國家經濟平安面臨新的挑戰。

回憶世界經濟的開展史，不難發現，美國、德國和日本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曾長期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高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的開展，同時堅決反對英國提出的“自由貿易主義〞和自由貿易政策。而且，成為強國后的國家總是企圖把這一政策強加在別國身上，而自己從不實行。事實一再說明“自由市場福音〞只是對落后國家的說教，美國堅持的原那么是：美國不接受強制性的仲裁，是否屬于美國內政的標準由美國自己決定，美國有隨意違背國際法的特權。美國總是以不給予美元貸款相威脅，強迫開展中國家推行自由化經濟改革，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迫于這種壓力，普通推行了自由化改革，削減政府開支和社會根底投資，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及金融和貿易的自由化，從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大量民族私有企業被跨國公司收購，結果非國有化實際上變成了外國化，拉美國家80年代因此普遍陷入“停滯〞，走過“失去的十年〞。

當代國際金融市場資本流量大，流動速度快，投機性強，特別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和開展，轉瞬之間可調動億萬資金，金融風險大大增強。在興旺國家內對多事衍生工具的交易有一套系統完善的風險監管體系和方法，但國際金融市場對各種投資基金，在國際金融衍生市場、開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炒作卻無人監管。所以開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上的風險要遠遠大于興旺國家，必須增強自我保護能力。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誘使東南亞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取消政府對外國資本流動的政策管制，導致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比例下降，外債結構嚴重失衡。這時，外國投機資本乘機大量涌入，推動泡沫經濟，形成房地產和證券市場的投機熱潮，獲利后大舉撤資，造成貨幣金融市場暴跌，再趁火打劫全面廉價收購當地資產。這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趁向泰國提供貸款之際，要求泰國進一步推行自由化和國際化，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場并容許無限制的投機活動，使西方國家更有利地全面廉價控制了泰國經濟。顯而易見，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管制過多，而恰恰是政府放松了管制，過快地開放了金融和資本市場。正如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在沒有相應加強金融監管〔而即使在興旺國家，金融監管也有很大難度〕的情況下，過快開放金融市場是十分危險的。

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大大帶動了西方價值觀的輸出和傳播。美國憑借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輸出好萊塢的電影電視文化及美國價值觀，對許多國家的傳統文化和青年產生了巨大影響。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所說，使“人們都變得十分貪婪，一切朝錢看〞，“松懈〞了使社會得以存在的“群體忠誠感〞。

20世紀80~90年代，南北差距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推行而不斷拉大，同時，大多數經濟開展最成功的國家實際并未遵循“華盛頓共識〞“推薦〞使用的戰略，而是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這使開展中國家開始認識到：自由市場理論不僅是具有辯護色彩的“庸俗理論〞，而且是具有強烈的進攻色彩的理論，是為壟斷資本牟取暴利的戰略工具。

90年代初，蘇聯劇變，西方國家以推動改革為幌子，用提供貸款為誘餌，誘使這些國家采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推行破壞性的休克療法，結果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物價飛漲，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災難，導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崩潰。

特別應當提出的是，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學界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西方興旺國家竭力向我國推銷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許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在我國經濟學界都有所表現，而這其中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影響最大，可以說，近十多年來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在美國或其它西方國家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像“迷魂藥〞一樣韁住了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使他們誤認為所有權或所有制的改革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開展的唯一決定因素，迷信“產權神話〞，陷入“一賣就靈〞，“一私就靈〞，“一股就靈〞的誤區，而將國企改革引入“國退民進〞、一賣了之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