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的基本含義一般而言，信用（Credit）一詞，包含三層含義：

其一，信用作為一種基本道德準則，是指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應當誠實無欺，遵守諾言的行為準則。“無信不立”是我國傳統道德的核心，一個人失去信用就意味著與之交往的相對人將面臨不可預測的道德風險。

其二，信用作為經濟活動的基本要求，是指一種建立在授信人對受信人償付承諾的信任的基礎上，使后者無須付現金即可獲取商品、服務或貨幣的能力。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大部分交易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因此，信用是現代市場交易的一個必須具備的要素。

其三，信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即依法可以實現的利益期待，當事人違反誠信義務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現實生活中，合同債權、擔保、保險、票據等均以信用為基礎，同時，誠信也是民商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從市場經濟角度看，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生命和靈魂，西方人將誠信看作“最好的競爭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誠信為本是市場經濟基本準則。

誠信，重于黃金的可貴品質“信”之德的要義是真實無欺瞞、信守不違約、踐行履承諾、重視信聲譽。

信既是社會合作、發展的道德基礎，也是個人修身、幸福生活的道德基礎。

“信”之德的要義是真實無欺瞞、信守不違約、踐行履承諾、重視信聲譽。信既是社會合作、發展的道德基礎，也是個人修身、幸福生活的道德基礎。

中國古人一直以道德為約束，秉持信的價值觀念，影響當代，感召后人。

春秋時期，孔子提出了“信”的理論，希望通過“信”來維持過渡時期的社會秩序。孔子認為“信”應該成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因而提出“信”是立國之本的觀點。

在社會生活中，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人如果不講信用，就無法在社會立足，可以說誠信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道德要求。子張問孔子如何處世時，孔子告訴他：“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孔子認為，言而有信，得到別人的信任，即使在異族部落也能暢通無阻。言而無信，就是在自己的家鄉本土，也難以通行！在孔子看來，“信”是立身處世的前提，是人行事通達的根本。

從個人品德看，孔子認為“信”是做人必備的品格，是安身立命的基礎。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中庸》也說：“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孔子把“信”看作是做人最基本、最底線的道德人格。孔子還進一步指出：“能行五行者（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矣。”孔子把“信”作為實現“仁”的一個條件。可見孔子把“信”看作是達到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徑和基本準則之一。

孔子之后，作為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的孟子，也對“信”展開了富有見識的解讀和論述。孟子之“信”是人自然的美德，是人際交往的重要法則。孟子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認為“信”是一種自然的美德，這種人自身天然的德行，是個體為人處世的根本。

孟子為了規范人們在社會中的基本的倫理規范提出了著名的“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孟子并不僅僅把“信”看作是朋友之間交往的基本道德準則，擴而充之，把“信”看作是社會交往中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

在孟子這里，他首次把“誠”與“信”相結合，他說“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雖然當時“誠信”意思還非誠實守信之意，但孟子的對“誠”“信”的組合，為后世誠信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基礎。

荀子作為先秦儒家在戰國后期的一位集大成者，將法、墨等各家的“信”思想納入儒家思想的體系之中，論述了非常豐富的關于“信”的倫理思想。

作為修身的重要內容，“忠信端憨”同樣是荀子所倡導的，他認為信“是仁人之質也”。荀子把“忠信”視為“三德”之一，作為做人的根本。信“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只有講信用，人才算是取得了做人的資格，否則便成了“禽獸”。荀子認為不講信用的人是“奸人之雄”，把那些“口言善，身行惡”的人斥之為“國妖”。這些言論充分反映了荀子對不守信用之人的深惡痛絕。“宜于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荀子認為信是行事通達的憑證，自身擁有“信”才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在社會立足。這也表明了荀子的觀點：信守諾言，才具備做人的資格，然后才能遍行天下。

到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首次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指出：“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礎之上增加了“信”，至此“五常”觀念正式提出，也成為最基本的社會行為規范，這是“信”第一次取得了與仁、義、禮、智平等、平行的地位。

古人還對“信”作了精辟的界定：“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信”就是信守承諾，誠實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鼎盛時期，唐初的治國共識是：“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德行禮儀、誠實信用乃是國家執政的大綱。

唐中宗、唐睿宗時期的大臣蕭至忠，曾經與朋友約好某日于街中某處相會。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來，家人都勸他不要赴約了，但是，蕭至忠認為：“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堅持赴約。在約定地點，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長時間，雪下了一尺多厚，那個朋友才來。后來，蕭至忠官至宰相，“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

到了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作為人們的行為準則。甚至出現了誠信狀元王拱辰。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到京城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被定為狀元。然而王拱辰卻認為，考試題目剛好做過，被選上狀元是僥幸，不想為了當狀元而敗壞自己的誠信。宋仁宗聽后，特別賞識王拱辰的誠實，認為誠信比才華更重要，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于是把狀元又給了王拱辰。在此后的五十五年中，王拱辰以自己誠信正直的品格和驚人的才華，得到百姓和官員們的尊敬。

明清晉商以誠信為經營理念和修身準則，成為自己的無形資產，整個晉商團體代代恪守誠信的生意準則,經商長久取勝，雄踞商界達五個多世紀。梁啟超就曾用“晉商篤守信用”來高度贊揚晉商的誠信之道。

不論是清末民初，康梁等維新派以“孝、悌、忠、信”新“四德”，還是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蔡元培等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新“八德”，都把“信”作為德之重要一項，在治家之道、興業之道、治國之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誠信作為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被寫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決不能隨意改變約定，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同時強調要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這些都體現了對誠信、信用的重視。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加速期，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整體性躍遷明顯，不僅引起了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變化，而且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