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馬斯·休斯等人在1587年創作的悲劇《亞瑟的厄運》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亞瑟王文學的代表作，并于1588年獻演給伊麗莎白一世。戲劇誕生于格雷律師學院，以塞涅卡悲劇《提厄斯忒斯》為主要框架，并借鑒了拉丁史詩《內戰紀》，素材主要來自《不列顛諸王史》，在細節處理上參考了《亞瑟王之死》。該悲劇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在歌頌女王統治的前提下流露出政治焦慮，呈現出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時代特征。關鍵詞：亞瑟王伊麗莎白一世瑪麗一世塞涅卡亞瑟王文學是西方文學經典之一，為歐洲各國各時期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也不例外。在14至15世紀，亞瑟王文學經歷了匯總，以英國作家托馬斯·馬洛禮（ThomasMalory）的作品為巔峰。在此之后，隨著騎士階層的沒落，總體上亞瑟王文學的熱度相對消退，直到維多利亞時期才重回巔峰。即便如此，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亞瑟王文學依舊留下了相關文本，也成為都鐸神話構建的一部分，具有濃重的民族色彩和時代特征。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英國文藝復興運動走向高潮，該時期的亞瑟王文學代表作有英國詩人埃德蒙·斯賓塞（EdmundSpenser）的長詩《仙后》（TheFaerieQueene）和亞瑟王戲劇等。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仙后》的研究已經相對完善，而其他作品則有較大探索空間，本文選擇托馬斯·休斯（ThomasHughes）等人創作的戲劇《亞瑟的厄運》（TheMisfortunesofArthur，簡稱《厄運》）為研究對象，對16世紀英國亞瑟王文學展開探討。從戲劇題材來看，《厄運》是英國戲劇史上第一部以亞瑟王傳說為題材的歷史劇。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期間，英國進入黃金時代，民族身份的構建需求激起了對英格蘭歷史的回顧，復雜的政治現實也推動創作者以戲劇借古諷今，歷史劇從而得到蓬勃發展。《高布達克》（Gorboduc）被認為是英格蘭的第一部悲劇，之后有《厄運》以及更著名的《李爾王》《辛白林》等。這些歷史劇以古不列顛歷史為素材，多講述皇室內部矛盾引發的紛亂與戰爭。權力、陰謀與欲望是這些作品的共同元素。這些作品通過對王權與統治的探討，表達了對穩定統治秩序的政治訴求。本文從《厄運》入手，探討該戲劇如何運用民族語言將古典文學和不列顛本土素材相結合，以及創作者如何借用亞瑟王傳說表達政治傾向與現實指涉，創作出英格蘭民族的亞瑟王戲劇。一、《亞瑟的厄運》的創作與演出：律師學院中誕生的悲劇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的學校最先接觸到歐洲大陸的人文主義思潮。為推進拉丁語教育，校方采用了一批古典文學作為教學內容，意大利喜劇作家普勞圖斯（Plautus）和古羅馬喜劇作家泰倫提烏斯（PubliusTerentiusAfer）的戲劇成為學生們學習甚至演出的對象，由此催生了最早的一批英語喜劇。而在大學和與大學對等的律師學院里，悲劇似乎更符合人們的口味。［1］律師學院是英國法律史上的獨特存在。13世紀中后期，伴隨著英國最早的法律人共同體的出現，律師會館誕生了。其英文名為“InnsofCourt”，是“theInnsoftheMenofCourt”的簡稱，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最初是指在王室法庭從事律師職業的人所居住的客棧。［2］任何想成為出庭律師的英國人，都需要在一家律師學院中接受學徒式教育，并獲得會館授予的律師執業許可。14世紀的倫敦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律師學院，即林肯律師學院、中殿律師學院、內殿律師學院與格雷律師學院。律師學院在英國戲劇的早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學院有舉行節慶典禮的娛樂傳統，每逢重大節日，如萬圣節、圣誕節，各學院通常舉辦假面舞會、音樂會或戲劇表演。［3］這種演出有時也用來招待朝廷的官員，甚至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4］這些戲劇被統稱為律師學院悲劇，首部作品是在1561年內殿律師學院上演的《高布達克》，唯一一部以亞瑟王文學為素材的作品就是《厄運》。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期間，女王成了格雷律師學院的贊助人，這使格雷律師學院聲名鵲起，迎來了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女王曾宣稱，她很感激格雷律師學院，因為會館總是為她研究準備一些活動。［5］托馬斯·休斯等八位紳士于1587年完成了五幕無韻體悲劇《厄運》的寫作，于1588年2月28日在格林威治宮獻演給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寫作分工如下：尼古拉斯·特羅特（NicholasTrotte）寫作序言；弗蘭西斯·弗勞爾（FrancisFlower）負責第一幕和第二幕的旁白；威廉·富爾貝克（WilliamFulbecke）寫作了兩段演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克里斯托弗·耶爾弗頓（ChristopherYelverton）、約翰·蘭卡斯特（JohnLancaster）和弗勞爾負責監督默劇的演出；蘭卡斯特和約翰·彭魯多克（JohnPenruddocke）導演了戲劇的宮廷演出。這些紳士與政治階層密切相關，一些人甚至與權力中心掛鉤。耶爾弗頓和培根在1588年之前都曾在議會任職，并且都有著杰出的法律—政治生涯。特羅特和彭魯多克在不同時期都是議會議員。［6］戲劇以亞瑟王統治末期為背景，始于亞瑟回國處理兒子莫德雷德發起的叛亂，以及他和王后桂妮維亞的通奸丑聞。劇本核心是亞瑟王的猶豫態度：他被多次勸說拋棄私人情感并履行君主職責；莫德雷德也被勸說與父親和解。但莫德雷德一意孤行，亞瑟迫不得已發起決戰的命令。父子在戰場上重傷彼此，莫德雷德當場死亡，亞瑟陷入彌留之際，國家彌漫著悲傷與迷茫。二、《亞瑟的厄運》的素材來源：古典文化與英國本土素材的結合以《厄運》為代表的律師學院悲劇是古典文化與英國本土文學素材結合的產物。這些從事法律與政治職業的紳士們接受了人文主義教育，運用民族語言把拉丁文悲劇搬上舞臺，試圖對古典形象或古不列顛人物進行新的闡釋。美國文藝復興文學研究者威拉德·法納姆（WillardFarnham）指出，對于戲劇演出而言，律師學院里紳士們的表演過于矯揉造作，也很平淡乏味。但與此同時，他們用英語這種“俗語”進行創作。當他們用英語呈現羅馬哲學家呂齊烏斯·安涅·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eca）時——盡管不是進行通俗的闡釋——他們還是設法讓塞涅卡以本土方式進行言說和思考。他們確實有資格被視為推動了伊麗莎白時期悲劇的發展。［7］此外，律師學院悲劇成了古典文化和更通俗的職業劇作家之間的橋梁，影響了莎士比亞等同時代人對古典文化的理解和吸收。（一）古典文化素材：塞涅卡悲劇與盧坎的拉丁史詩塞涅卡對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戲劇發展有著無可替代的影響。羅馬的兩種悲劇形式“涼鞋劇”和“紫袍劇”［8］，即以希臘內容為素材的拉丁語悲劇，其中只有十部（有一種說法是九部）作品完整流傳下來，皆出自塞涅卡之手，《提厄斯忒斯》（Thyestes，簡稱《提》）是其中之一。該劇約有1112行詩，共五幕，與塞涅卡的大多數戲劇一樣，可能是根據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版本改編的。在1560年時任牛津萬靈學院院士的賈斯伯·海伍德（JasperHeywood）出版了《提》的英語譯本，塞涅卡悲劇的英譯合集則在1581年出版，對英國早期戲劇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提》取材自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詛咒，即代際循環的血親仇殺、亂倫與相食。戲劇始于祖先坦塔羅斯（Tantalus）鬼魂的詛咒，詳細展示了發生在孫輩間的血腥矛盾。提厄斯忒斯與兄長阿特柔斯的妻子私通，并試圖奪取其王位。阿特柔斯發現這些事情后殺害了提厄斯忒斯的孩子，將其做成菜肴并宴請提厄斯忒斯以示和解，后者由此犯下了食子之罪。《厄運》的框架完全取自《提》，即鬼魂的言說構成了戲劇的開篇和結尾，講述了被罪惡腐化的國王家族在仇殺與亂倫中走向滅亡的故事。戲劇的三個主題：因罪惡受到懲罰的國王家族；在主要人物和明智下屬之間進行的有關好行為和壞行為的討論；對命運、死亡等命題的探討都是典型的塞涅卡式命題。［9］塞涅卡的其他劇作也被應用到《厄運》中。莫德雷德和臣下在第二幕中的討論源自《奧克塔維亞》和《特洛伊婦女》中類似的辯論片段。桂妮維亞和莫德雷德是國王家族中的通奸者，其定位源自《阿伽門農》中的克呂泰墨斯特拉與埃奎斯托斯。劇本中的桂妮維亞是憤怒的化身，她憎恨丈夫長年遠征，在欲望和理性之間備受掙扎，一度想殺死丈夫或者自己。除了《提》，作者還在桂妮維亞的臺詞中引用了《阿伽門農》《奧塔山上的赫拉克勒斯》《美狄亞》以及《希波呂托斯》四部悲劇。桂妮維亞由此不再只是一個通奸的女性，而成了塞涅卡式的復仇者和憤怒者。此外，《厄運》中的一些戰爭片段借鑒了羅馬詩人盧坎（Lucan）的拉丁史詩《內戰紀》（OntheCivilWar）。盧坎詩名長存，其詩作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紀仍然是學校教科書。在16世紀，英國劇作家克里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Marlowe）曾翻譯了《內戰紀》的第一卷，在1626年，英國詩人托馬斯·梅（ThomasMay）將史詩完整翻譯為英雄雙韻體。受古典文化的影響，休斯對盧坎的熟知和他對塞涅卡的程度一樣。他從十卷《內戰紀》中借用了至少八卷的內容。例如，第三幕只有50行歸功于塞涅卡，而有122行出自盧坎。其中，亞瑟發表的演說與凱撒疲倦的士兵的哀嘆形成呼應。同一幕中，亞瑟令人深刻的演講則引用自凱撒在盧比孔河畔向軍隊發出的第一次演說。［10］（二）不列顛本土素材：《不列顛諸王史》與《亞瑟王之死》《厄運》中對亞瑟王晚期統治的記述主要來自12世紀拉丁文編年史《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RegumBritanniae，簡稱《諸王史》）。該文本記載了從不列顛的首位國王布魯圖斯（Brutus）到7世紀的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的諸多事跡。其中“不列顛的亞瑟王”占了很大篇幅，是歷史上首部完整的亞瑟王傳記，也是使亞瑟王成為“準君主”的官方文獻。《諸王史》對亞瑟王的結局記載如下。亞瑟在歐洲大陸上與羅馬人作戰并取得了勝利。這時消息傳來，負責保衛不列顛的侄子莫德雷德僭越稱王，并與桂妮維亞通奸。亞瑟回國與叛軍作戰，最后莫德雷德被殺死，桂妮維亞皈依信仰。受了重傷的亞瑟王被運送到阿瓦隆島休養，并將王位傳給他的親戚康沃爾公爵，即卡鐸之子康斯坦丁，這一年是公元542年。［11］由此可知，《厄運》在亞瑟的結局上作出了改動，亞瑟并沒有前往阿瓦隆島，而是作為君主死去。這一改動強化了亞瑟的世俗君主特征，削弱了其傳說中的神話色彩。莫德雷德的身份是另一處變動較大的處理。莫德雷德的事跡也源出《諸王史》，但是他誕生自亂倫行為這一記述則來自馬洛禮。［12］馬洛禮創作的中古英語散文體小說《亞瑟王之死》（LeMortedArthur）不僅是中世紀騎士文學的典范之作，也是中世紀亞瑟王文學的集大成的巔峰之作。文本中，梅林的預言點明莫德雷德的身份：“這孩子就是您同自己姐姐所生的，也就為此，您整個的國家都要遭到毀滅。”［13］在《諸王史》中，安娜和洛特王生下了高文和莫德雷德，因此亞瑟與莫德雷德是舅甥關系。《厄運》將莫德雷德設置為亞瑟和安娜的兒子，此處對父子身份的強調源自對塞涅卡劇作的追隨。《提》的開篇與結束都來自坦塔羅斯的鬼魂，而《厄運》的開篇與結束都是康沃爾公爵高洛因的鬼魂對潘德拉貢家族的詛咒：亞瑟的父親尤瑟曾占有了高洛因的妻子，并殺死了她。這種通奸行為使潘德拉貢家族從根基上被罪惡腐蝕，亞瑟由此犯下了亂倫之罪。作為亂倫之子，莫德雷德長大后占有了亞瑟的王位和妻子，犯下了謀反與通奸之罪。罪惡在潘德拉貢家族中傳遞，《提》中的家族之罪要素得以凸顯。此外，早在12世紀，法語傳奇作家就已經開始描述蘭斯洛特與桂妮維亞的戀情。及至馬洛禮的時代，蘭斯洛特儼然成為桂妮維亞最知名的戀人，這一點在《亞瑟王之死》中得到了保留。但《厄運》遵循了《諸王史》的記載，劇本沒有蘭斯洛特的痕跡，而且將王后的通奸對象設置為莫德雷德。這不僅是對本土素材的忠誠使用，而且旨在強調兩人通奸關系中的亂倫因素。三、《亞瑟的厄運》的政治傾向：童貞女王治下的榮光與危機都鐸王朝是戲劇的時代。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戲劇與政治的關系十分密切，具有控制輿論、意識形態宣傳等實際功效，戲劇審查制度也相應地十分嚴格。在16世紀80年代，將在世的基督教君主搬到戲劇舞臺上依舊是禁止的。格雷律師學院的紳士們選擇亞瑟王這類歷史人物進行創作主要出于這種限制。在這部律師學院悲劇中，正如在早期的娛樂活動中，歷史和經典的形象通過被改編來表達新的以及不斷變化的政治場景。［14］從亨利七世起，都鐸王朝就致力將自身血統攀附在亞瑟王上，作為都鐸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伊麗莎白一世被視為大眾認知與文學中的“新亞瑟王”，而她發現自己在觀看“舊亞瑟王”的故事。［15］戲劇的首要以及終極主旨在于贊美女王的統治，但同時透露出在國內外政治危機中英國國民的焦慮情緒。考慮到戲劇創作群體的法律與政治背景，《厄運》無疑具有對君主進行勸諫的功能。（一）童貞女王治下的榮光戲劇的序言直接表達了對女王統治的贊美：御杖歸殿下榮耀之手，所有的悲劇從現實逃向臺上。［16］接著以高洛因的鬼魂開篇，他聲稱要對尤瑟發起復仇并做出預言：一千年后，不列顛會經歷一個和平、信仰、富庶和舒適的時代。全世界都會驚異于你們的幸福。［17］這是創作者借古人之口表達對女王的贊美。之后戲劇進入核心部分即論辯：亞瑟與莫德雷德的矛盾，以及不列顛的未來。實際上《厄運》的本質即以戲劇形式反映瑪麗·斯圖亞特（MaryStuart）的處決。在1567年，瑪麗一世被迫退位，之后向伊麗莎白一世尋求庇護。瑪麗的存在威脅到了王權的穩定，但考慮到二人的親緣關系以及君主身份，伊麗莎白一世將其暫時監禁。在1586年，瑪麗一世卷入巴賓頓陰謀中，此后處決她的呼聲日漸高漲。雖然女王的態度幾經猶豫，但經過廷臣們的運作，瑪麗一世最終在1587年2月8日被處死。而在《厄運》中，亞瑟與莫德雷德分別映射了伊麗莎白一世與瑪麗一世。瑪麗像莫德雷德一樣試圖獲得王位，伊麗莎白一世像亞瑟一樣對親屬的謀反行徑表現出猶豫和顧慮。亞瑟一直猶豫該如何處理莫德雷德，他在君主職責與親情之間搖擺不定。對此，貴族們以君主職責為理由進行勸諫：一個國王應該把國家放在他的親族之上。［18］亞瑟依舊含糊其詞，直到最后時刻才正視了莫德雷德之亂對自身和國家的威脅。劇本中亞瑟的延宕反映了女王在處理瑪麗一世時的猶豫，亞瑟和女王似乎都傾向于寬恕謀逆者，莫德雷德和瑪麗一世本可以活下去，但他們變本加厲的行為嚴重威脅到君主和國家的安全，君主迫不得已選擇殺死對方。從結果上看，舊亞瑟死于自己的延宕，而伊麗莎白一世作為“回歸的亞瑟王”消滅掉最邪惡的政敵，并帶領不列顛走向榮光。戲劇也從婚姻和性的角度歌頌了女王的統治。在16世紀80年代中期，種種跡象清晰表明女王不會再提結婚的事情或者生下繼承人。此時，女王政府官員開始著力贊美并打造“童貞女王”的對外形象，一方面力圖緩解因女王不婚而沒有王朝后續繼承人所引起的恐慌；另一方面保證國民繼續支持日漸衰弱的女王統治。［19］君主的婚姻與性直接關乎國家局勢，性罪惡與國家動亂之間具有現實與理念上的關聯。《厄運》揭示亞瑟王家族的不幸源自性放縱與道德上的弱點。通過對亞瑟王家族性罪惡的批判，休斯等人表達了對女王的敬意，即證明了為保護國民利益，伊麗莎白女王選擇成為“童貞女王”的正確性與正義性。（二）童貞女王治下的危機《厄運》的顯著特點是王室成員和相應勸諫者之間的論辯。這些勸諫者無疑是格雷律師學院紳士們的化身，他們借用戲劇對國家政治事務發表看法和建議：瑪麗一世的處決加劇了天主教世界對英國的敵意，尚待解決的繼承事項和國外勢力的威脅都可能造成內亂與外敵入侵，正如戲劇中亞瑟王面臨的危機一樣。首先是伊麗莎白一世的王位繼承問題以及潛在威脅。伊麗莎白一度是歐洲最有聯姻價值的女性，但在婚姻事務上女王永遠遲疑不決。在16世紀的內憂外患之下，英國臣民對女王的婚育狀態感到焦慮，國家上下都缺乏安全感。多年來，女王的未婚與無嗣使廷臣煩惱不已，尚未解決的繼承人問題意味著潛在麻煩和不確定性，但是廷臣們只能生活在這一現實之中。瑪麗·斯圖亞特的存在令人恐懼和厭惡，但她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這也使女王無嗣的問題更加惡化。［20］律師學院悲劇中的一些劇作如《高布達克》就直接表達了對女王婚育問題的關注。其次是對女王延宕態度的焦慮。伊麗莎白一世在位期間，宮廷男性官僚一直存在對女性統治的焦慮情緒，此一時期，批評女王“優柔寡斷”與“決策拖延”的字眼頻繁出現在大臣們的書信中。［21］在戲劇中，亞瑟在勸諫者的言說中拖延，直到莫德雷德發起最后通牒才召集軍隊。對于現實中的英國政壇來說，瑪麗一世的兒子詹姆士是最佳繼承人。如果女王在80年代宣布詹姆士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