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視域中理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更深刻地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邏輯進路。推動生產關系更好適應生產力，旨在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經濟基礎，旨在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國家治理更好適應社會發展，旨在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我們應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努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關鍵詞：三個“更好相適應”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決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改革再一次作出了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動精神。《決定》在指導思想中特別強調了三個“更好相適應”，即“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1］。因此，緊密聯系新時代中國的具體實際，從三個“更好相適應”的視域中理解和把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邏輯進路，是學習和領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應有之義。一、推動生產關系更好適應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一對最為基本的哲學范疇，只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結合起來，才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生產方式。在各個經濟時代，生產力都是推動社會發展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隨著我國的發展，一種先進的生產力質態——新質生產力已經形成，而要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必然要塑造新型生產關系。（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塑造新型生產關系的根本路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我國生產力的運行狀態、發展要求產生了積極和深遠的影響，“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2］。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繼續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然而，要發展任何質態的生產力，必然離不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3］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說明由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且生產關系往往不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行調整，需要人們發揮主觀能動性，在一定程度上去調整生產關系。只有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時，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機制才能發生作用。正是基于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4］這在本質上闡明了在新時代語境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塑造新型生產關系的根本路徑，從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二）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塑造新型生產關系塑造新型生產關系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具有直接關系。因為經濟體制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采用的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經濟體制在一個社會中是否運行順暢，對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和生產力的發展都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因此，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抓住了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抓住了塑造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矛盾，也才能為其他體制機制的改革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決定》在闡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之后，就部署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值得注意的是，塑造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這里的“相適應”是具體的、現實的，原因是塑造新型生產關系并不意味生產關系的質變。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并沒有改變，而是繼續朝著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正確方向邁進，在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牢固基礎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從塑造新型生產關系的意義上看，《決定》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還部署了“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著重強調要完善相關政策和規則，因地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關于“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的部署則側重健全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舉國體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這三方面的一體化體制機制改革，從而提升國家整體性的創新水平與能力；關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部署則側重通過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賦能；關于“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部署則側重針對城鄉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對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作出制度安排；關于“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部署則側重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這些重要的改革部署，根本上是著眼于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對生產力發展路徑的依賴，推動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各種難點、堵點、卡點，發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鮮明特征的新質生產力，從而催生更多的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二、推動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是一個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劃分為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而決定社會性質的經濟基礎，是在一個社會多種生產關系中占支配和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只有當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狀況，即服從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客觀要求時，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發展。我國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我國上層建筑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服務與鞏固，根本上是致力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邏輯為推動我國上層建筑領域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黨和國家正確把握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在運動過程中所表征的各種物質利益關系。《決定》中明確強調必須“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5］。這三句話實際上構成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邏輯。“改革為了人民”是改革的出發點，絕不為特定的利益集團或少數群體而服務，而是“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而“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則是改革的落腳點，只要出發點與落腳點有機結合，就必定能夠贏得人民對改革的堅定擁護和有力支持，才能真正實現“改革依靠人民”，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人民的創造偉力，反過來也會創造出更多的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從而增進人民群眾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因此，《決定》中強調改革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并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的部署中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就業優先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完善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等各方面作了具體安排，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二）推動我國政治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為推動我國政治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黨和國家正確把握了新時代改革開放事業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邏輯。我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四十多年，已然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敢于沖破思維定式和利益固化的藩籬，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同時積極穩妥地促進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和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在政治上層建筑方面，主要聚焦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推動人民當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對這些方面的改革部署本質上就是在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進而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的有機統一中，更好地維護和保障我國人民的政治權利。（三）推動我國觀念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為推動我國觀念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在實踐基礎上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大力推動了我國觀念上層建筑的發展，創造性地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決定》也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繁榮發展，筑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基。同時我國要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闡明應對“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倡議，從而更好地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總之，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旨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維護好人民群眾所創造出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同時也促進觀念上層建筑與政治上層建筑相互配合，更好地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三、推動國家治理更好適應社會發展《決定》中鮮明地提出了第三個“更好相適應”，即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進行了豐富與發展，進一步發展了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規律性認識，同時凸顯出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是否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相適應，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發展的內在尺度。從普遍性來看，前兩個“相適應”是第三個“相適應”的歷史哲學基礎，第三個“相適應”則是前兩個“相適應”的重要實踐路徑；從特殊性來看，第三個“相適應”是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總結得出的寶貴經驗，特別是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國家治理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6］（一）健全和完善支撐我國社會發展的制度體系為推進國家治理更好適應社會發展，黨和國家繼續健全和完善支撐我國社會發展的制度體系。制度體系在國家治理中起著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作用。如果沒有支撐社會發展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中華大地上經過長期實踐而形成的，并在堅持和發展的過程中展示出多方面的顯著優勢。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繼續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鮮明指向，但必須在繼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方向的前提下，才能進一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制度”一詞在《決定》中呈現了187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強調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本質上就是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固根基、揚優勢，同時著眼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朝著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方向加強相關制度供給，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地補短板、強弱項，著力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并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為推進國家治理更好適應社會發展，黨和國家持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國家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體系也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因此著力健全和完善相關體制和機制，是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徑。體制側重制度的權責設置，機制則側重制度的運行機理。只有把靜態的體制規則與動態的機制運行統一起來，才能讓制度體系在社會發展中形成一個有序化程度高、結構穩定性強、方向性明確的系統，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動力也就越強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高度注重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體制”與“機制”兩詞在《決定》中分別出現了81次和242次。除了上述所涉及的經濟、政治、文化、民生方面，《決定》還部署了關于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軍隊、黨的建設等重要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同時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整體施策與靶向施策相統一，積極破除阻礙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提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針對性和精準度，促進我國制度優勢更有效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進而促進經濟社會良性發展。（三）處理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為推進國家治理更好適應社會發展，黨和國家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是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三個重要支撐點。改革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而發展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而穩定則為社會發展提供重要前提，為改革營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因此，在國家治理中，能否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這三者的關系，是衡量治理效能的根本標準。同樣地，在全球視野中看改革經驗和教訓，可見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就容易導致政局動蕩、社會失衡、治理混亂，改革的成果也就付諸東流。當今，“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7］，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與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本質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都對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持“中國之治”長久不衰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方法論意義。四、不斷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三個“更好相適應”，是我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有利于我們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上把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堅持的正確變革觀和科學方法論。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但改革開放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我國還需要在此基礎上繼續達成“更好相適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倡導的改革相呼應，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進一步”的總體要求，科學回答了如何做到三個“更好相適應”。不斷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同樣也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誠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致力于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由于“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8］。因此，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絕對不是抽象的，而是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語境當中，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達成了具體的辯證統一。促進三個“更好相適應”，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中間環節和傳導機制。［9］在一定的意義上，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促進了三個“更好相適應”，就越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