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探討20世紀90年代國內《白虎通義》研究的新氣象和新特點。這一時期，《白虎通義》研究在考據學和中醫學等領域不斷深化，并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展現出諸多新意。同時，《白虎通義》研究開始與新儒學、訓詁學、禮教闡釋、政治學等研究方向相結合，探索出諸多新的研究領域。關鍵詞：《白虎通義》考據學中醫學新儒學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在各領域的深入發展，國內《白虎通義》研究呈現兩大特點。一是研究的持續深入。學界持續開展《白虎通義》的考據性研究，并探討其在中醫學研究領域的思想意義。二是研究的突破創新。學界開始從宏觀層面重新審視《白虎通義》的定位問題，并嘗試從新儒學、訓詁學、禮教體系，乃至政治學的角度對其歷史意義進行再思考。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在既有領域取得了諸多新發現，也逐步擺脫了傳統史觀的紛擾，走出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歷史研究體系，為后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一、《白虎通義》研究的深入（一）《白虎通義》與考據學考據學承乾嘉之盛，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迎來新的發展。1996年，正在南開大學攻讀博士的雷戈發表《班固與〈白虎通德論〉之關系考》一文，深入探討東漢史學家班固與經學著作《白虎通德論》之間的關聯。［1］作者通過詳盡的古代文獻分析，揭示了班固在此書編纂中的具體角色及相關歷史背景，澄清了關于班固與《白虎通德論》關系的學術誤解。首先，文章梳理了彼時學術界在班固與《白虎通德論》關系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及分歧。爭議主要集中在《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義》是否等同，以及班固在編纂此書時的具體貢獻。其一是“一書兩部論”，即《白虎通德論》應被分割為《白虎通》與《功德論》兩部分。其二是“兩書論”，即將《白虎道德論》與《白虎通義》視為同一著作。其三是“偽書論”，即將《白虎通義》定義為偽書。其四是“帝撰論”，即強調《白虎通德論》并非班固所著，而是由漢章帝親撰而來。作者基于對文本的細致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通假論”，“通義”可能為“議奏”的誤寫。他通過與《后漢書》等歷史資料的比對，發現班固與《白虎通德論》并無兩漢文獻的直接支撐。其次，作者還對章帝的著書動機進行了合理推測，假設章帝因在白虎觀會議上對參會儒者產生反感，決定親自編撰或委托他人編撰經學法典，以統一經學思想并推廣古文經學。再次，作者嘗試“以人觀史”，深入厘清班固與《白虎通德論》的關系。他認為班固并非純粹的經學家，其所撰經學典籍應為《功德論》，而非《白虎通義》。但后世的《白虎通義》則主要以《功德論》為基礎而成。作者的研究在古籍整理、校勘、注疏、輯佚的基礎上，創新性地引入歷史背景、學術流派及個人經歷等多個分析維度，探討特定歷史時期作者的特定思維，產生了諸多創新性闡發。其最大的創見即對《白虎通德論》的新解讀，認為其實際上是章帝委托班固所撰，且內容更接近于《功德論》，可謂自成一派。然而，該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部分推論基于不完整的史料，可能導致論證存在盲點；另一方面，諸多觀點建立在“推論的推論”之上，未必能獲得學界的完全認同。但總而言之，其創新的研究方法、鮮明的學術觀點仍值得高度肯定和借鑒。次年，雷戈再次發表《白虎觀會議和〈白虎議奏〉、〈白虎通義〉之關系考》。該文系統考察了白虎觀會議的具體日期，并據此提出《白虎議奏》和《白虎通義》當為兩本獨立著作的創新性見解。［2］作者認為，歷史上的白虎觀會議不應單指一次，而應包括明帝永平元年會議及章帝建初四年會議。這兩次會議分別誕生了《白虎通義》和《白虎議奏》兩部著作，但后人多將二者混為一談。同時作者指出，兩本著作的編纂過程及內容存在差異。《白虎通義》以《谷梁傳》為理論依據，對古文經學有一定闡發；而《白虎議奏》則僅記錄白虎觀會議的討論內容和結果。盡管兩本經書在編纂背景、目的和具體內容上存在較大差異，但白虎觀會議的巨大歷史影響不容忽視。該文的創新點較多。一是對白虎觀會議次數的重新認定，文章通過對史料的詳細辨析，提出白虎觀會議并非只召開過一次。二是對《白虎通義》與《白虎議奏》關系的澄清。文章清晰地區分了《白虎通義》和《白虎議奏》的編纂背景、目的和內容差異。三是對古文經學發展脈絡的梳理。文章通過白虎觀會議，梳理了東漢時期古文經學從發展到傳播再到官方支持的整個脈絡，為理解東漢經學史提供了新的視角。（二）《白虎通義》與中醫學1991年，甘肅中醫學院內經教研室的申秀云在其導師、我國著名中醫內科專家張伯訥的指導下，細致探討了《黃帝內經》與《春秋繁露》《白虎通》三部古籍中陰陽五行學說的異同，并著文《〈內經〉與〈春秋繁露〉、〈白虎通〉中陰陽五行學說的比較研究》。［3］作者認為，盡管這三部典籍在陰陽五行學說的基本觀點上一脈相承，但在具體應用上存在顯著差異。《內經》將陰陽五行學說與醫學理論緊密結合，成為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春秋繁露》和《白虎通》則更多地將陰陽五行學說用于解釋社會現象和道德倫常秩序，帶有封建道德屬性和神化色彩。這一比較不僅揭示了古代人們認識和解釋自然及社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中醫理論、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文章別出心裁地從中醫學視角，運用文獻比較法探討中國古代倫理體系，主要分八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闡述四時陰陽與萬物生長；第二部分探討典籍中的“天人相應”理念；第三部分探討陽氣的重要性；第四部分闡述陰陽方位與運動；第五部分分析五行屬性與應用；第六部分探討五行推演繹絡之異同；第七部分說明“土居中央”的重要性；第八部分則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詮釋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內在邏輯，并與中醫臨床實踐相結合。她認為，三本著作均詳細論述了五行之間的相生相克關系。如《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五行相克規律在人體疾病傳變中的應用；《春秋繁露》和《白虎通》則通過五行相克解釋社會官職間的制約關系。此外，《內經》所提出的五行“乘侮”關系，在中醫臨床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該文特點鮮明，巧妙地將醫學典籍《內經》與哲學、政治典籍《春秋繁露》《白虎通》進行跨學科比較，揭示陰陽五行學說在不同領域的應用關聯和內在差異。作者引用大量文本資料逐一論證，增強了結論說服力。同時，作者還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白虎通》中的陰陽五行學說應用于對社會實踐和道德倫常的解釋中，并通過對《內經》中五行“乘侮”關系的闡述，深入剖析了其在具體應用上的差異及其背后的原因和動機，為我國傳統中醫理論的臨床應用提供了新的見解和思路。不過，此文仍有一些待完善之處。首先，文獻局限性較大，文章主要基于三部古籍進行比較研究，范本數量較少，且未說明其代表性。其次，現代應用探討不足，文章雖然深入探討了陰陽五行學說在古代醫學和社會實踐中的應用，但較少涉及其在現代社會的應用和發展。再次，跨學科融合深度有待加強，受限于作者專業背景，文章在跨學科的比較和闡釋過程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二、《白虎通義》研究的創新改革開放后，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在全社會的再確立與再普及，國內《白虎通義》研究迅速擺脫固有范式，在諸多新的研究領域取得了新的進展，并引領了21世紀初期的國學研究風潮。（一）《白虎通義》與新儒學1989年，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研究員的黃樸民發表《〈白虎通義〉對董仲舒新儒學的部分發展》一文，從儒學的角度闡發《白虎通義》中的天人觀和倫理政治觀。［4］文章認為，《白虎通義》在天人觀和倫理政治觀上對董仲舒新儒學有所發展，旨在鞏固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這一觀點一改先前的全面否定論，作者提出天人觀的新意在于兩點。其一，宇宙生成論詳細描述宇宙從太初、太始到太素的生成過程，比董仲舒的論述更為完整。其二，《白虎通義》將封建綱常原則注入“五行說”，人為地在“五行”中劃分尊卑等級，但這種發展帶來了理論上的矛盾。同時，他認為《白虎通義》中的倫理政治觀亦有其進步性。首先是對人性論的修正。該書提出“情性”論，性歸于陽（善），情歸于陰（惡），并強調教化的重要性。其次則是巧妙地在君權與豪強間獲取平衡。部分淡化天子權力，提出“王者不純臣諸侯”，呼吁給予豪強更大權力，并通過“九錫”制度體現。再次，《白虎通義》還提出了“三綱六紀”，擴展了董仲舒的“三綱五紀”，增加社會關系的維度。文章充分肯定《白虎通義》的創新性。首先，《白虎通義》在繼承董仲舒新儒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形勢，開展了理論創新，提出了更具時代性和現實性的思想主張，很好地適應了社會變遷的綱紀倫常。其次，作者也明確指出了《白虎通義》的不足之處，即其政治立場偏保守，貶低了“五德終始”說的價值，使“五行說”呈現尊卑化趨勢。這種保守的政治立場反映出東漢時期豪強地主勢力的崛起，也使《白虎通義》依舊無法超越其時代局限。總體而言，黃樸民的研究站在新儒學視角，對《白虎通義》進行了再審視和再思考。作者還在文末提出應促進國內《白虎通義》研究的學術爭鳴，鼓勵不同學術觀點間的交流和碰撞。這無疑打開了《白虎通義》研究的新局面。（二）《白虎通義》與訓詁學1992年，武漢大學教師盧烈紅發表《〈白虎通〉對訓詁學的貢獻》一文，他基于大量文本史料，對《白虎通義》的訓詁學意義進行重新探討。作者認為，《白虎通義》在訓詁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其對綜合學派的形成、禮制的深入闡釋、簡稱的訓解、異說的保存以及聲訓的大量使用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5］盡管存在錯誤和穿鑿附會之處，但《白虎通義》在訓詁學上的成就仍值得肯定，對促進漢代訓詁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全文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白虎通義》的背景與性質，作者強調該書不僅是經學和讖緯神學合流的產物，也是一部重要的訓詁著作。第二部分說明《白虎通義》對訓詁學的綜合貢獻，《白虎通義》“求綜合”和“釋禮制”的特點為理解古代典章制度提供了重要參考。第三部分詳述《白虎通義》對訓詁學的具體貢獻，《白虎通義》“訓簡稱”“存異說”和“用聲訓”的特點為開展漢語語源學、語義學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第四部分闡述《白虎通義》在聲訓上的具體成就，其成就主要集中在闡明雙音詞理據、系聯同源詞、揭示被釋詞意義特征三方面。與上述黃樸民一文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是，作者在文中大力呼吁學界加強對《白虎通義》的研究，以推動訓詁學的深入發展。可見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界對《白虎通義》的重視程度。現在看來，這一期盼已逐步變為現實。（三）《白虎通義》與禮教體系1994年，時任中國婦女管理干部學院教師的任芬刊發了《〈白虎通義〉與封建禮教的產生》一文。作者以《白虎通義》為切入口，從婦女史的角度系統梳理了封建禮教的發展進程。［6］全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闡述封建禮教的產生背景，第二部分是對《白虎通義》的成書與內容的介紹，第三部分是《白虎通義》對封建禮教核心觀念的強化，第四部分則敘述該書對封建禮教的影響。作者認為，《白虎通義》最大的影響即為后世統治者制定禮儀、倫理道德規范提供了一套官方參考標準。從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董仲舒“天人感應”論所闡發的“三綱”觀念，再到《白虎通義》，形成了一整套演進邏輯。其本質都是統治者維護政權、穩定秩序的工具。但禮更側重道德教化，而法則側重懲罰制裁。作者還從三個維度對《白虎通義》的歷史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這相較于20世紀50至70年代學界的主流觀點，具有明顯的進步性。首先，理論創新——《白虎通義》將儒家經典與“讖緯”學說相結合，形成了比“天人感應”論更全面的倫理道德觀念體系。其次，實踐創新——《白虎通義》的編定標志著東漢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及社會風俗領域內變革的初步成功，對后世影響深遠。再次，新的歷史定位——《白虎通義》通過系統闡述封建倫理道德觀，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穩固統治的理論武器和實踐指南。（四）《白虎通義》與政治學1997年，北京師范大學許殿才教授在《中國史研究》雜志發表《〈白虎通義〉中的國家學說》一文，從政治學的角度重新探討《白虎通義》中的國家認知問題。［7］這表明當時學界對《白虎通義》的研究更加專題化，并已涉及政治學研究領域，成為推動中國本土政治學研究、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一部分。文章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一統尊君的政權理論，二是等級嚴明的組織結構，三是尊尊親親的倫理秩序，四是集權帝國的政治職能，五是三統循環的歷史模式。據此，文章從國家治理結構的角度得出了數個重要的結論。首先，作者認為該書構建了中央集權理論。《白虎通義》有力強調了中央集權制度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重要性。其次，作者提出該書有效維護了等級制度。《白虎通義》基于新儒學基礎而來的等級制度為理解古代社會的政治結構提供了新的視角。再次，作者認為該書構建起較完善的倫理秩序。《白虎通義》強調倫理秩序對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性，這為理解儒家倫理思想提供了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同時，作者提出該書是集權國家開展治理的一種策略。即形成了中央政府通過教化、法律等手段，有效維護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這一基本邏輯。最后，作者強調了該書之于歷史循環的獨特性和必要性，從兩漢的宏觀視角探討不同統治階段的特點和使命。總體而言，作者對《白虎通義》的政治學解讀，完全跳脫了前一時期以階級斗爭二元論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架構，轉而將《白虎通義》置于兩漢這一歷史時期的真實語境中，探討其在國家治理層面發揮的積極作用，極具開創性意義。三、結語20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