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第一章傳統古籍的翻閱

第一節史志目錄目錄是了解古籍基本情況的一把鑰匙，要收集第一手材料，就要首先從中選擇與自己相關的書籍來閱讀。歷代正史，多有《藝文志》或《經籍志》，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大多依靠當時的官修目錄和私家目錄，來著錄所述朝代的藏書情況。有的正史原缺此志，有的又有缺漏，因此后來往往有各種補編本，有的志被反復補輯，但也未必是后出轉精。歷代正史藝文志（經籍志）及各種補編如下：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東漢班固所編著的《漢書·藝文志》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系統概述先秦學術的著作。它是剪裁劉歆《七略》而成的，體例上保留了《七略》的主體，也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著錄38種，596家，13269卷。六藝略：（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7）論語（8）孝經（9）小學諸子略：（1）儒家（2）道家（3）陰陽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縱橫家（8）雜家（9）農家（10）小說家詩賦略：（1）屈原賦之屬（2）陸賈賦之屬（3）荀卿賦之屬（4）雜賦（5）詩歌兵書略：（1）兵權謀（2）兵形勢（3）兵陰陽（4）兵技巧術數略：（1）天文（2）歷譜（3）五行（4）蓍龜（5）雜占（6）形法方技略：（1）醫經（2）經方（3）房中（4）神仙從《漢書·藝文志》六略的38小類及其序言中，可以看出先秦至西漢典籍流行的大致狀況，這與近年來陸續出土的簡帛古書反映的情況是基本吻合的。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隋書·經籍志》，是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文化和書籍存佚情況的主要參考文獻。它大概是根據梁阮孝緒《七錄》和《隋大業正御書目錄》編成的，包括了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官私書目所載的現存圖書，共著書6520部，56881卷，并記錄了書的存佚狀況。首次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排列，卷首有總敘，四部有后敘四篇，每類有小敘40篇，釋道書有敘無書目，末有后敘一篇。這些敘是了解魏晉南北朝學術源流的重要文獻。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索引極好。《舊唐書·經籍志》，五代時編成，但依據的是玄宗時毋煚修撰的《古今書錄》四十卷。《古今書錄》著錄書3060部，51852卷，所錄的是開元時的國家藏書情況，并不是有唐一代書的全貌。《新唐書·藝文志》，宋歐陽修等編，在《舊唐書·經籍志》基礎上，增補兩萬余卷唐人著述，但中晚唐的史料散佚比較嚴重，所以《新志》著錄這一時期的書也缺漏較多。陳尚君：《〈新唐書藝文志〉補——集部別集類》，《唐研究》第1卷，1995年等。正史書目是貫穿古代到清代的古籍書目，反映了歷代作家的著作情況和國家的圖書收藏情況，并通過存佚等標注了古代圖書的變動情況。典制體史書中也有藝文志，繼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后，《續通志》和《清朝通志》均有藝文略，《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續文獻通考》均有《經籍考》，查這類史籍中的書目，可使用《十通索引》。許多地方志中也設有藝文志。《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孫學雷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本書從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專藏中選出清末民初通志藝文志中經籍志部分，加以選編匯輯而成。第二節古籍總目與叢書目錄隋以前有許多有影響的國家藏書目錄，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等，惜大都散佚。目前最重要的古籍總目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共收書10254種（其中存目6793種），對于每一種收錄的書都做了提要，除了對書名、作者、卷數、主要內容的提示外，還做了大量繁瑣的考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盧光明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如果只想了解一本書的基本情況，則可以借助《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但其未收“存目”部分的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931年—1935年修成，主要收錄《四庫全書》和《提要》有篡改、版本不精和遺漏的古籍，以及乾隆以后的禁毀書、佛道藏的重要典籍、詞曲小說方志類書籍、敦煌遺書、外國人用漢文所撰著作等，共收錄古籍三萬余種（齊魯書社1996年出版了全部影印本）。叢書目錄是指以叢書為收錄對象、專供查檢叢書總目及其子目的書目。清嘉慶年間顧修編《匯刻書目》，是我國第一部叢書目錄。目前常用的叢書目錄有：《中國圖書綜錄》，上海圖書館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書收北京圖書館等41所圖書館所藏叢書2797種，全3冊。第一冊《總目》著錄叢書書名、編纂者、版本，并詳列子目。其例如下：該冊書后附“叢書收藏情況表”和“叢書書名索引”。完整收藏者以○表示，殘缺者以×表示，未入藏者則空缺。需要說明的是，表中反映的是1959年前后館藏情況，與現在可能有一定出入。第二冊《子目》，按四部分類法編排，詳注各子目的書名、卷數、作者及所屬叢書。第三冊《索引》，包括《子目書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使用時一般倒著檢索。如果知道一本書名或一個作者的名字，可以從第三冊書名、作者《索引》查到想要知道的書或作者在《子目》（第二冊）中的具體頁碼，再從《子目》看該書或該作者所著書都收在哪部從書中，然后可以從第一冊《總目》的“匯編”或“類編”查這部書以及該叢書的收藏單位。當然《總目》也可瀏覽，“類編”分經史子集四類，“匯編”則將無法分類的叢書按照雜纂、輯佚、都邑、氏族、獨撰予以分類。《中國圖書綜錄》的補編、補正本有：《中國叢書綜錄補正》

，陽海清編撰、蔣孝達校訂，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體例和編排與《綜錄》一致，新書不補，主要是對《綜錄》版本、異名、子目等的增補，最后有《叢書異名索引》。《中國叢書廣錄》，陽海清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收錄《綜錄》所未收之叢書，復出者必有所不同；近四十年來影印和重新出版的古籍叢書亦予收錄；佚書與“存目”古籍也酌情收錄。《中國叢書綜錄續編》，施廷鏞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新收錄叢書1100余種。第三節版本書目和善本書目版本書目是揭示古籍版本為主旨的書目。版本書目一般著錄書名、卷數、刊印年代和刊印者，有些還反映版本特征，如行款、紙張、題跋、墨色等。版本書目是查考、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南宋藏書家、目錄學家尤袤所編《遂初堂書目》一般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版本書目。《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20卷附錄1卷，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本書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基礎，將各種版本分別注明于各書之下，約3000多部書數萬種版本。有些條目還說明了版本源流和優劣。《書目問答》5卷，清張之洞撰，光緒二年（1876）初刻本。這是一部舉要書目，為答學生“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之問而作。但因所舉各書均詳細著錄了版本，也常被后人用作查考版本之用。范希增《書目答問補正》補錄了1200余種稿本和善本。《販書偶記》與《販書偶記》續編，孫殿起撰，中華書局1959年。著錄之書多為《四庫全書》未收之清人著作，兼收明人著作及辛亥革命至1935年間有關古代文化的著書。各書詳記版本，兼及考證，一般認為作用相當于《四庫全書》的續編，是考察清代與近代版本的重要依據。善本，一般指在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方面均比一般本子精善而流傳較少的圖書。善本書目是一種特殊版本的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錄》，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中華書局1983年。共5冊，著錄善本書4500余種，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況和流傳、佚存情況的重要史料。《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本書編委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89年，是目前最完備的善本書目之一。《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線裝書局2005年。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相比，所收善本多15％，增加版本信息，并編制了書名索引。第四節專科書目專科書目，也稱學科書目，是指反映某一學科圖書文獻的書目，能最大限度的反映本學科和專題的研究成果，具有資料集中、系統完整、檢索方便等特點。（1）宗教《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陳垣撰，中華書局1962年。分類介紹六朝以來歷史研究所常參考的佛教史籍35種。《道藏提要》，任繼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1995年修訂本。此書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介紹《道藏》每一部書的時代、作者、內容及特點。（2）語言文字學《小學考》50卷，清謝啟坤撰，嘉慶二十一年（1816）南康謝氏樹經堂原刻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影印本。著錄我國古代語言學著作，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4類。《雅學考》1卷，清胡元玉撰，光緒十七年（1891）《鏡珠齋匯刻》本。分類考訂宋代以前關于《爾雅》的書目共22家。《中國語言學要籍解題》，錢曾怡、劉聿鑫主編，齊魯書社1991年。選擇從先秦到新中國成立前的語言學專著186種，分為音韻、訓詁、語法修辭、方言、文字5類。《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陽海清等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主要收錄1911年之前成稿并印刷、抄寫的相關著作4813種12067部。（3）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解題》，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選介先秦至近代影響較大的文學作品250余部，介紹作者生平、作品內容、思想藝術特點及版本源流。《詞學論著總目（1901—1992）》，林玫儀主編，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1995年。著錄中外專著和論文24989條，分為詞學總論、詞籍、詞學雜著、詞家與詞作4大類。《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石昌渝主編，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收錄1912年前所著小說作品，分為《文言卷》、《白話卷》和《索引卷》。《中國古典戲曲總錄》，中國戲曲研究院主編，1957年起陸續出版。（4）地方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華書局1985年。本書著錄全國190家圖書館、博物館所藏1949年以前編纂的歷代地方志8200余種。收錄范圍包括通志、府州廳縣志、鄉鎮志、衛所關島志等。《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金恩輝主編，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印行，1996年。收錄1949年10月前編纂的歷代地方志8577種，各撰有提要。《中國新編地方志總目提要》，本書管委會編，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一冊收1949年10月1日至2004年底新編市縣方志1173部。（5）書目之書目《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梁子涵編，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按圖書總目、史乘目錄、學科書目、特種書目和藏書目錄五大類著錄。所記各書尤詳于版本。《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編印，1967—1971年，分《書目叢編》、《書目續編》、《書目三編》、《書目四編》、《書目五編》，匯集歷代較為重要的古籍書目94種。所收書目標準，一為解題書目。二為綜合性書目，三為各書均具有獨立參考價值。《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日]長澤規矩也編著，梅憲華等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著錄各種版本目錄圖書500余種，解題內容包括撰述原委、內容特點、著錄方法、版本優劣、學術價值及撰者生平等。第五節小結中國傳統的古籍文獻浩如煙海，如有時間，盡量進行有甄選的廣泛閱讀，精讀與泛讀相結合。閱讀中盡量利用前人編纂的目錄和解題，充分利用各種目錄的互補性。在收集研究主題所用材料時，要做史料長編，把相關史料或按類別，或按年代，或按論述角度有條理地歸在一起，然后進行分析論證，檢選出最能說明問題的史料，用到自己的文章中。第二章出土文獻的收集

第一節石刻史料的收集我國自宋代以來，就有發達的金石學，所研究的對象包括金屬器上的銘文與磚石上的銘刻。金文材料相對集中于先秦時期，數量不多，一般只能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石刻資料數量龐大，有的甚至可以改寫歷史。以傳統金石學的方法對石刻史料所做的集大成式的概說，當推清末葉昌熾的《語石》（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其中許多總結性的文字是非常經典的結論。《語石》一共寫了四百七十四則，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順序講各個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講各省以及五岳四瀆和外國碑刻，第三、四、五卷講碑刻的種類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實物，第六卷講碑刻文字的體例和有關刻石等事頂，第七卷按時代講碑刻的書寫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別講各類書寫者以及書寫的各種字體，第九卷講碑刻文字的各種情況和格式，第十卷講拓本、裝潢、收藏，最后還附有幾則石刻以外的銘刻。這種既分類又系統的進述，即使今天來看也是頗為科學的。現代學者撰寫的石刻學論著主要有：黃永年：《碑刻學》，《新美術》1999年3期，收入作者《古文獻學四講》，鷺江出版社2003年。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文物出版社1997年；《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徐自強、吳夢麟：《古代石刻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涉及“金石例”一類的著作，可以參看：葉國良：《石學蠡探》，大安出版社，1989年。葉國良：《石學續探》，大安出版社，1999年。程章燦：《石學論叢》，大安出版社，1999年。“金石例”：金文、石文撰寫的體例。一、傳統的石刻文獻主要是指中國古籍中專門收集、整理石刻資料的著作，包括目錄、錄文集，以及專門輯錄石刻跋文的書，也有的將后二者合在一起刻印。《集古錄》十卷，宋歐陽修撰，又名《集古錄跋尾》，列周代至宋初金石碑帖，作跋考釋，以石刻為主。《集古錄目》二十卷，宋歐陽棐編，記其父收藏的千卷石刻拓本總目，有清人繆荃孫輯本十卷。《金石錄》三十卷，宋趙明誠編，李清照于1132年編定。前十卷著錄三代至唐五代石刻等器物2000種。碑石的錄文集主要有：《古刻類抄》，明陶宗儀著，錄石刻71種，以唐代文獻為多。《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清王昶著，1805年成書，編次從三代到遼金時期的金石碑刻1500余種，摹錄原文，并匯編各家考釋文字于每篇之后，最后為其本人的考訂。此書是古代石刻史料的集大成之作。此后學界對其的補錄也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劉承幹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資料新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目前出版4輯，總共收宋到1980年代石刻類史料書1092種。高橋繼男編有索引（汲古書院2009年）。《石刻題跋索引》，楊殿珣編，商務印書館1940年；1991年重印本。此書是一本查詢已知石刻著錄情況的極好工具書。二、新出土的石刻史料民國以來石刻史料，特別是墓志增加的速度驚人。洛陽地區的出土墓志主要被新安縣鐵門鎮張鈁千唐志齋、三原縣于右任鴛鴦七志齋（后歸碑林博物館）、江蘇蘇州李根源曲石精廬收藏。解放前出土的碑志材料雖大多有拓本流傳，但拓本質量良莠不齊，大量研讀拓片也殊為不易，因此解放前的研究者并沒能充分加以利用。墓碑春秋時就出現“碑”這個名稱，但它當時是宗廟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樁子，同時，人們也根據它在陽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來推算時間。到了戰國時期，大貴族殯葬時，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轤轆系繩緩緩放下，“碑”，就是那時裝轤轆的支架。殯儀結束，往往把這個支架留在墓地里。后來，人們為了紀念逝者，就在這塊現成的大石頭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就出現了紀念性的碑。直到西漢墓地石碑的上部仍鑿有一個圓孔（叫作“穿”），這是來供懸棺下葬用時留下的痕跡。我國現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到了東漢，樹立墓碑的習俗已廣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墓志中國墓志約起源于東漢，大致可分為兩個系統。其一是主要從后漢時代開始出現的刻在墓室內的關于被葬者的記錄,如“墓記”、“封記”、“畫像石題字”、“墓磚”等；其二是流行于后漢時代的墓碑、墓碣因魏晉立碑禁止而衰落,從西晉時代開始出現的置于墓室內的具有小型碑形的墓志，其內容和形式都同于地面墓碑，只是形體縮小。6世紀初，墓志逐漸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蓋多呈盝頂形。劉寶墓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收藏陸續被整理：《千唐志齋藏志》上下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共計收墓志1360方，其中唐志1209方，主要是20—30年代洛陽的出土品。吉岡真編著有《千唐志齋藏志墓主人名索引稿》（《廣島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報告》第7號，1985年）。《鴛鴦七志齋藏石》，西安碑林博物館趙力光主編，三秦出版社1995年出版，收漢至宋刻石317件，其中墓志307方，主要屬魏晉隋唐時期。《曲石精廬藏唐墓志》，李希泌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計收唐志94方，均為洛陽出土。對于1949年以前石刻拓本匯集影印的書也陸續面世：《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100冊，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主要收集北圖所藏解放前出土碑志的拓片。但此書為一頁一拓片，因此大型碑石的拓片質量無法保證。《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6冊，趙萬里編，科學出版社1956年。此合集影印質量上佳，收墓志609方，主要是北朝與隋代的，只有拓本影印和考釋。《唐代墓志匯編附考》18冊，毛漢光主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1994年出版。該書主體為1949年以前發現的墓志，共收1800方，圖版之外有錄文、注釋、石刻題跋著錄資料匯編，審校精當，收錄全面，參考文獻齊備。1949年—1980年代，隨著基建考古的進行，大量墓志被發現，但普遍報道不詳從1990年代開始，一些大型的石刻文獻圖錄、錄文集開始大量出現，重復勞動不能避免。《隋唐五代墓志匯編》30冊，本書編輯委員會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總計收錄墓志5050方，其中唐志4964方，陜西等地的許多墓志都是第一次顯露真容。《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墓志836方，其中唐志646方。洛陽地區是新出土墓志的集中區域，有關整理的成果也不斷面世：《洛陽新獲墓志》，李獻奇、郭引強編，文物出版社1996年，收新近洛陽出土的歷代碑志183方，多為東漢至隋唐時期。《洛陽新獲墓志續編》，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收新出墓志304方。《洛邙碑志三百種》，趙君平編，中華書局2004年，收錄308方碑志拓片，絕大多數為唐志。《河洛墓刻拾零》，2冊，趙君平、趙文成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收錄墓志碑刻509篇，以唐志為多。以上兩書收錄了不少流散在民間的出土時刻材料，非常珍貴。《唐代墓志匯編》上下冊，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共收3607方，多數為解放前出土，只作錄文。《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周紹良、趙超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收1576方。二者都附有人名索引，極其有用。《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趙超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8年修訂本。計收墓志565方的釋文，是迄今收此時段墓志數量最大的合集。《昭陵碑石》，張沛編，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昭陵出土碑石115件，是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有關陜西碑石叢書的代表作，可參看《唐研究》第6卷與《史學月刊》1995年第5期的評介。《全唐文補遺》第1—9輯，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陸續出版。所收唐文主要是石刻史料，以墓志為大宗，計6872篇。《新中國出土墓志》，是在國家文物局支持下，由中國文物研究所和地方相關部門合作實施，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套書包括錄文和圖版，收錄范圍從魏晉到明清，凡1949年以后出土的墓志均收，規模龐大。由于墓志收藏單位分散，有的地方文物部門希望先獨立出版，再一并收入《新中國出土墓志》，因此本書與前后出版的同類著作有時有重復。《漢魏六朝碑刻校注》8冊，毛明遠編著校注，線裝書局2009年，共著錄2007年以前所有公布的漢魏兩晉南北朝各種碑刻1400余通，并從多方面對其進行校勘考釋。《西安碑林全集》，共25函200卷，高峽主編，廣東經濟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收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魏晉至隋唐石刻（石經除外）1000余件，其中墓志近700方，其中超過一半為新近出土，拓本質量好，碑林的重要石刻均在其中，惜價位過高。《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匯編》3冊，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趙力光主編，線裝書局2007年。本書收錄碑林博物館1998—2006年間入藏的后秦至元的墓志381方，絕大多數屬首次公布。《隋代墓志銘匯考》6冊，王其祎、周曉薇主編，線裝書局2007年，共收錄643方隋代墓志，其中有230方未見著錄。本書考釋詳盡全面，是目前整理墓志的著作中最有學術含量的之一。周邊地域的材料，一般收集會相對困難，因此史料價值也相對較高。《遼代石刻文編》，向南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收錄文近400篇。《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侯燦、吳美琳著，巴蜀書社2003年，是吐魯番地區出土墓志的集大成之作。《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李方桂、柯蔚南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耿世民著，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三、石刻資料目錄《唐代墓志所在總合目錄》，氣賀澤保規編，汲古書院1997年；《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總合目錄》，汲古書院2004年；《新版唐代墓志所在總合目錄》（增訂版），明治大學石刻文物研究所2009年。書前有《石刻題跋索引》，可以據知墓志在舊金石書中的著錄情況。《漢魏六朝碑刻總目提要》，毛遠明編，線裝書局2007年。《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碑刻總目提要》，陳忠凱、王其祎等編著，線裝書局2006年，收錄2006年之前入藏的各類碑刻，分碑石、墓志、造像、經幢、2005年入藏碑志5部分，共計3187石，還著錄了這些碑石原在長安城的位置，有助于幫助我們了解長安的某些布局，甚至更大的歷史內涵。今人所編的石刻材料目錄，更多的是館藏目錄，如：《北京圖書館藏北京石刻拓片目錄》，徐自強主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索引》，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歷代碑志銘、塔志銘、雜志銘拓片目錄》，毛漢光編，中研院史語所1987年。《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郭玉堂，大華書報供應社1941年。《復刻〈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附解說·所載墓志碑刻目錄》，氣賀澤保規編，汲古書院2002年。《洛陽出土墓志目錄》，洛陽市文物局、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朝華出版社2001年。《洛陽出土墓志卒藏地資料》，余扶危、張劍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949—1989》年四十年墓志目錄》，榮麗華編，中華書局1993年，惜沒有續編。《中國石刻關系圖書目錄（1949—2007）》，汲古書院2009年，詳細羅列了1949年以后各地出版的有關石刻史料的圖書記錄。四、小結研究時需要翻閱、核對多家錄文，對照圖版，擇善而從。按照自己的研究主題編史料目錄，善于從身邊的館藏目錄中發現新材料。如有可能，將石刻置于原生環境中加以考察。積極關注新發表的材料，它們其中的某些或許可以填補歷史的空白，為研究增加時空聯系。墓志中的傳記史料遠遠多于兩《唐書》，其中的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恰恰是新的史學思潮中所關注的社會群體，如婦女、地方人士、下層民眾等。有關石刻內容的考釋文章和著作已有不少：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參考書評《從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為中心》，《中華文化論叢2006年第4期》。羅維明：《中古墓志詞語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二節簡牘帛書的檢索20世紀初，斯坦因在敦煌長城烽燧下掘得漢簡，經沙畹考釋為世人所知。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的出版，使簡牘更加受到學界的關注，得以與甲骨、敦煌文書與清代內閣大庫檔案一起，構成推進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四大發現。早期的簡牘文書極少有與中國文化根本相關的文獻材料，“雖有零散書籍，未涉典要”。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不斷有重要的簡牘帛書出土，不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中的典籍類文獻更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學術史的寶貴財富。一、戰國簡牘（1）信陽楚簡（戰國早期）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出土，竹簡共148枚，可分兩組：一組119枚，疑為一部竹書，或以為儒家著作；一組29枚，屬遣冊。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我國考古史上的空前發現：信陽長臺關發掘一座戰國大墓》，《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9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發表了全部照片和劉雨所撰《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1995年，齊魯書社出版商承祚編著《戰國楚竹簡匯編》，刊發了全部竹簡照片及其摹本、考釋和字表。還可參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2）望山楚簡（戰國中期）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號與2號楚墓出土。1號墓存竹簡207枚，內容主要是墓主占卜祭禱的記錄，2號墓存竹簡96枚，內容為遣冊。湖北省文化局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竹簡整理本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釋文可參考商乘祚《戰國楚竹簡匯編》（1995）與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2009年）。（3）九店楚簡1981—1989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出土，56號墓出竹簡146枚，內容為與農作物有關的文獻和日書。621號墓出土有字殘簡88枚，從34枚可以辨認殘文的竹簡內容談到烹飪看，當是古佚書。荊州博物館：《江陵九店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竹簡整理本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釋文可參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2009年）。（4）包山楚簡（戰國中期）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竹簡448枚，其中有字簡278枚，內容可分為司法文書、卜筮祭禱記錄和遣冊三類。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墓地整理小組：《荊門市包山楚墓發掘簡報》；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以上均《文物》1988年第5期。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竹簡整理本為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釋文可參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2009年）。（5）慈利楚簡（戰國中期）1987年5—6月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楚墓出土，存殘簡4557片，內容為記事性古書，以記吳越二國史事為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9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戰國墓》，《考古學報》1995年第2期；張春龍《慈利楚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6）郭店楚簡（戰國中期）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有竹簡800余枚，有字簡703枚，包含多種儒、道家古書。簡報見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竹簡整理本為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另有一枚遺漏竹簡見龍永芳：《湖北荊門發現一枚遺漏的“郭店楚簡”》，《中國文物報》2002年5月3日第2版。釋文可參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2009年）。李零：《郭店竹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再版。（7）新蔡楚簡（戰國中期）1994年5月河南新蔡葛陵村平夜君成墓出土竹簡1571枚，內容為墓主生前卜筮祭禱的記錄與遣冊。簡報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年第8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釋文可參考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2009年）。（8）上博楚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古玩市場，共1200余枚，1994年秋冬之際又有一批與此密切相關的竹簡497枚由香港友人捐贈給上博，推測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帶，內容涉及約百種戰國書籍，以儒家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其中多數為佚書。上博竹簡與香港中文大學藏10枚竹簡可能屬于同一批。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8年。（9）子彈庫帛書、帛畫1942年長沙城東南子彈庫楚墓曾有戰國帛書被盜掘出土，其性質與古代的歷忌之書相近，主要部分流散到美國，國內現存唯一楚帛書原物由商承祚之子公布：《記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書》，《文物》1992年11期。1973年湖南省博物館對該墓地進行了清理，又出土一件人物御龍帛畫。報告見湖南省博物館《新發現的長沙戰國楚墓帛畫》，《文物》1973年第7期；《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槨墓》，《文物》1974年第2期。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李零：《楚帛書的再認識》，《中國文化》第10輯，1994年。（10）清華簡（戰國中晚期）2008年7月，經校友捐贈，清華大學收藏一批戰國竹簡，文字風格主要為楚國，共2388枚。大多為歷史書籍，甚至包括《尚書》與編年體史書。2008—2009年，整理者簡要介紹了“清華簡”的基本情況，并發表了《保訓》及其研究成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包括圖版、釋文、注釋，所收前八篇都屬于《尚書》或類似于《尚書》的文獻，為解決學術界歷來眾說紛紜的今古文尚書之爭提供了全新材料。二、秦代簡牘（1）云夢秦簡（睡虎地秦簡）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共計1155枚，內容為編年記、語書、秦律和日書等。簡報見季勛《云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1976年第5期；湖北省孝感地區第二期亦農亦工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云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報告》，《文物》1976年第6期。云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云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竹簡整理本為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7年；《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8年。（2）放馬灘秦簡1986年6月甘肅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竹簡461支，內容為日書、怪異故事、木板地圖。簡報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天水放馬灘秦漢墓群的發掘》和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均載《文物》1989年第2期。劉信芳：《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質疑》，《文物》1990年第9期。竹簡整理本和正式報告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年。（3）龍崗秦簡1989年10月湖北云夢龍崗6號墓出土，包括木牘1枚，竹簡303枚。木牘是與墓主有關的法律文書，竹簡是關于禁苑等事務的法律文書的摘抄匯編。簡報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和劉信芳、梁柱《云夢龍崗秦簡綜述》，均載《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夢龍崗六號墓及出土簡牘》，《考古學集刊》第8輯，科學出版社1994年。整理本有梁柱、劉信芳：《云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4）王家臺秦簡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竹簡813枚，主要內容為效律、日書和易占。簡報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5）關沮秦簡1993年6月湖北沙市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竹簡389枚，木牘1枚。內容可分為歷譜、日書與醫方、占卜、農事等。簡報見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清理簡報》和彭錦華《周家臺30號秦墓竹簡“秦始皇三十四年歷譜”釋文與考釋》，均載《文物》1999年第6期。正式報告為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6）里耶秦簡2002年4月湖南龍山里耶1號井出土大量秦代簡牘與少量楚簡，共計36000余枚。簡報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1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岳麓書社2006年。《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7）岳麓書院秦簡2007年12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從香港收購一批秦簡，共編2098號，2008年8月，香港一位收藏家捐贈岳麓書院76枚秦簡，應屬同一批出土物，主要內容大致為質日、為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數書和律令雜考等。簡報見陳松長：《岳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年第3期。《岳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三、漢代簡帛1、敦煌漢簡敦煌漢簡是近代最早發現的漢簡，在漢代敦煌郡長城沿線的烽燧下，基本上都保存有漢簡，相關的酒泉郡出土的漢簡，也一并介紹。（1）英藏漢簡（一）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在敦煌西北漢代長城烽燧沿線掘得，計708枚，其中紀年簡166枚，內容多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至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37）邊塞文書。翌年斯坦因在同一區域還發現幾件帛書。報告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2卷，牛津，1921年。漢簡整理發表在沙畹《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牛津，1913年；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重印本。（2）英藏漢簡（二）1913年至1915年4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在敦煌漢塞烽燧遺址中又掘得漢簡84枚，又在安西、酒泉兩縣境內采得105枚。報告見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記》，牛津，1932年。以上英藏漢簡后經大庭脩做了重新整理，編為《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京都同朋社1990年。但仍有殘片未經整理，收入汪濤、胡平生、吳芳思編著《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3）小方盤城漢簡該城位于敦煌市區西北約71公里，是漢代玉門關故址，因而保存漢簡較多，歷年發掘共獲得約400枚。初仕賓《關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組漢簡》，《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閻文儒：《河西考古雜記》，《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12期/《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4）花海漢簡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5）馬圈灣漢簡甘肅省博物館等：《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0期。（6）酥油土漢簡《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7）清水溝漢簡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殷光明《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歷譜〉考釋》，均載《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李永良《河西漢簡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載《簡牘學研究》第1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上早期發現的漢簡錄文又被收入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簡牘》，文物出版社1984年，和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上述大多數漢簡的簡影和釋文收入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以及吳礽驤、李永良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8）懸泉漢簡1990年—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于敦煌市東61公里的漢代懸泉縣置遺址做了全面發掘，共得漢簡35000枚，其中有字簡23000余枚，內容涉及廣泛，另有10件帛書。簡報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均載《文物》2000年第5期。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懸泉遺址一間房子墻上抄寫著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五月從長安頒發的《使者和中所督查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已由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即《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它是西漢元始五年(公元5年，為漢平帝年號)太皇太后發布的詔書,月令五十條，分屬十二個月，寫明每月該干的事和不該干的事，所涉事項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要求下級官吏盡力奉行。《四時月令詔條》以法律"詔書"的形式,確立了以"四時"為基礎的自然時序和人事活動應遵循自然時序的生產生活準則,突出了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以時禁發"、"用養結合"的原則,提出了保護農業生態系統和保護林木資源、動物資源、水資源的思想,它在古代生態保護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件壁書題記系迄今所僅見，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最系統的關注人類生產生活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法律文書,對研究漢代公文、書法、農時節令和歷法都非常有價值。2、羅布淖爾漢簡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一，北京大學1948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3、尼雅漢簡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1998年；林梅村《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兼論懸泉漢簡中的相關史料》，《中國學術》2001年第2輯。4、居延漢簡（1）居延漢簡（史語所藏）1930—1931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沿岸居延舊地發掘到漢簡11000余枚，后輾轉收藏于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科學出版社1957年；《居延漢簡乙編》，科學出版社1980年。馬先醒等《居延漢簡新編》，臺北簡牘學社1981年。謝桂華、李均明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2）居延新簡（甘肅藏）1972—197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甘肅省博物館居延漢代遺址又發掘到簡牘19400余枚，隨后又收集到木簡近200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等《居延新簡—甲渠侯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居延新簡——甲渠侯官》，中華書局1994年。《居延新簡——肩水金關》（11000枚簡）于2011年起由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3）額濟納漢簡（內蒙古藏）1999—2002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居延海發掘獲得500余枚漢簡。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5、武威漢簡（1）剌麻灣漢簡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2）磨咀子漢簡1959年甘肅博物館發掘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獲木簡600余枚，內容為《儀禮》部分篇章。1959年發掘18號漢墓，獲木簡10枚，一般稱“王杖十簡”。簡報見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考古》1960年第5期；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簡報》，《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均載《考古》1960年第6期。整理本為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科學出版社1964年/中華書局2005年。（3）旱灘坡漢簡1972年發掘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得木簡78枚，木牘14枚，內容均為醫方類。簡報為甘肅省博物館等《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出土大批醫藥簡牘》，《文物》1973年第12期。整理本為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1989年發掘中又獲殘簡16枚，皆為律令條文。簡報為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均載《文物》1993年第10期。6、馬王堆漢簡與帛書1972年發掘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獲竹簡312枚，木楬49枚，內容為遣冊。簡報為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72。正式報告為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1973年底至1974年初發掘2、3號墓，獲竹木簡600多枚，內容為古代醫術與遣冊，還出土大量帛書，約十幾萬字，內容大致可分六藝類、諸子類、術數類、兵書類、方技類和古地圖。簡報為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7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獲》，《考古》1975年第1期。正式報告為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1974年成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已出版的有《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此后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公布了一些未刊帛書。7、銀雀山漢簡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出土竹簡4942枚，木牘5枚，內容為古籍和古佚書，2號漢墓出土竹簡32枚，是一份完整的“元光元年歷譜”。簡報為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均載《文物》1974年第2期。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已將全部竹簡整理完畢，目前出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壹）、（貳），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叁）擬出散簡，至今仍未出版。8、定線八角廊漢簡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村40號漢墓出土2500余枚漢簡，內容多為古代書籍。簡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儒家者言〉釋文》，均載《文物》1981年第8期。竹簡整理成果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縣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均載《文物》1995年第12期；《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的整理及其意義》，均載《文物》2001年第5期。論著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縣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9、江陵鳳凰山漢簡（1）1973年發掘8、9、10號墓，共出土竹簡300余枚，內容為遣冊和文書。簡報為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培訓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弘一《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初探》，均載《文物》1974年第6期。釋文和考釋可參裘錫圭《湖北江陵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2）1975年發掘的168號漢墓出土竹牘1枚（內容為告地書），竹簡66枚（內容為遣冊），橫桿1件（內容為有關衡的一條律條）。簡報為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關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座談紀要》，均載《文物》1975年第9期。關于橫桿，見華泉、鐘志誠《關于鳳凰山168號漢墓橫桿文字的釋讀問題》，《文物》1977年第1期；駢宇騫《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天平橫桿文字釋讀》，《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3）1975年發掘的167號漢墓獲木簡74枚，均為遣冊。簡報為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簡牘考釋見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赴紀南城開門辦學小分隊《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遣冊考釋》，均載《文物》1976年第10期。（4）1975發掘的169號漢墓所獲竹簡內容為遣冊，參見俞偉超《古史分期的考古學觀察（一）》，《文物》1981年第5期；陳振裕《從鳳凰山簡牘看文景時期的農業生產》，《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10、阜陽漢簡1977年發掘的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出土竹簡、木簡和木牘6000余枚，主要為古代書籍。簡報為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簡牘整理成果：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阜陽漢簡〈倉頡篇〉》，胡平生、韓自強《〈倉頡篇〉的初步研究》，均載《文物》1983年第2期。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均載《文物》1988年第4期。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上孫家寨漢簡1978年發掘的青海大通上孫家寨115號漢墓獲木簡240余枚，內容關于兵法、軍法、法令等。簡報為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朱國炤《上孫家寨木簡初探》，均載《文物》1981年第2期。研究成果有李零《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性質小議》，《考古》1983年第6期；陳公柔等《青海大通馬良漢墓出土漢簡的整理與研究》，《考古學集刊》第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報告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孫家寨漢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12、未央宮漢簡1980年發掘陜西西安未央宮遺址，獲木簡115枚，內容屬于病歷醫方類。簡報見李毓芳《漢長安城未央宮?考古發掘與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正式報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簡牘整理有：胡平生《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王莽簡牘校釋》，《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3、張家山漢簡（1）1983年—1984年發掘了247、249、258號漢墓，247號墓出土1236枚，內容為律令、奏讞書、脈書、算術書、歷譜、遣冊等，249號墓出土約400枚，內容為日書，258號墓出土58枚，內容為歷譜。簡報為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均載《文物》1985年第1期。張家山二四七號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彭浩、陳偉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1985年發掘327號西漢墓，獲簡300余支，內容為日書。336號西漢墓獲簡829枚，內容為漢律十五種、質日、遣冊等，其中漢律十五種可與二四七號墓二年律令比較研究。簡報為《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年第9期，正式報告未出版。14、尹灣漢代簡牘簡報為連云港市博物館《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均載《文物》1996年第8期。簡牘整理本為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15、虎溪山漢簡簡報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張春龍《沅陵虎溪山漢簡選》，《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中華書局2009年。16、孔家坡西漢簡簡報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隨州孔家坡墓地M8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9期，張昌平《隨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簡牘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正式報告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17、印臺西漢簡2002—2004年搶救發掘荊州市沙市區印臺墓地過程中先后在9座墓中出土竹木簡2300余枚，木牘60余方，內容分為文書、卒簿、歷譜、日書、律令以及遣冊等。鄭忠華《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18、走馬樓西漢簡牘2003年長沙走馬樓J8出土約3000余支，內容主要是官文書。簡報見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9、東牌樓東漢簡2004年長沙東牌樓J7出土426枚，其中218枚有字，內容為公文、私信、名籍、雜賬等。簡報為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7號古井（J7）發掘簡報》、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選釋》，均載《文物》2005年第12期。簡牘整理本和正式報告為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釋文可參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簡帛研究二〇〇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20、廣州南越王宮署遺址木簡2004年南越國宮署遺址J264中出土木簡百余枚，內容主要是簿籍和法律文書。簡報見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廣州市南越王宮署遺址西漢木簡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第3期。另有黃展岳《南越木簡選釋》，《先秦兩漢考古學論叢》，科學出版社2008年。21、天長西漢木牘2004年搶救性發掘安徽天長19號西漢墓，獲木牘34塊，內容有名籍、書信、醫方、禮單等。天長市博物館《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22、紀南西漢木牘2004年搶救性發掘湖北荊州紀南松柏1號西漢墓時獲木牘63塊，內容為各種簿籍，牒書等。簡報為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4期。朱江松《罕見的松柏木牘》，《荊州重要考古發現》2009，彭浩《讀松柏出土的四枚西漢簡牘》，《簡帛》第4輯，2009年。23、云夢睡虎地西漢簡2006年搶救發掘睡虎地77號漢墓，獲竹簡2137枚，內容可分質日、日書、書籍、算數、法律五大類。。簡報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夢縣博物館《湖北云夢睡虎地M77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第4期。初步整理研究：熊北生《云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的清理與編聯》、劉樂賢《睡虎地77號漢墓出土的伍子胥故事殘簡》，均載《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2009年。24、謝家橋漢簡2007年發掘荊州市關沮鄉謝家橋1號漢墓，獲竹簡208枚，內容為遣冊，竹牘3枚，內容為告地書。簡報見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謝家橋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4期。楊開勇《謝家橋1號漢墓》，《荊州重要考古發現》2009年。25、水泉子西漢簡2008年發掘甘肅永昌縣水泉子漢墓群，5號墓出土木簡（包括殘片）1400余枚，內容為字書和日書。簡報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發掘簡報》，張存良、吳葒《水泉子漢簡初識》，均載《文物》2009年第10期。張存良《水泉子漢簡七言本〈倉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2009年。2009年初北京大學受捐一批從海外回歸的西漢竹書，計3300余枚，可復原的完整簡在2300枚以上，經初步考察，內容包括典籍、賦、古佚書、術數類文獻以及古醫術等。四、曹魏、孫吳、西晉簡牘1、樓蘭魏晉簡牘從20世紀初到80年代陸續有零星發現，主要有以下幾組：（1）1901年，斯文赫定發掘樓蘭古城，獲得魏、西晉、前涼簡121支，內容為公私文書。赫定《1899—1902年中亞旅行的科學成果》，倫敦，1903年。（2）1906年，斯坦因在樓蘭遺址發掘獲得魏、西晉、前涼簡166支，1914年又掘得20支，內容均為文書。前者報告見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第2卷（1921），文書整理見沙畹《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1913），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1914）；后者報告見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記》（1928），文書整理見馬伯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得漢文文書》（倫敦1953）。（3）1909年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也發掘了樓蘭古城，或木簡4支，內容同樣為文書。圖版見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東京國華社1915；學院出版社1999）。（4）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組織樓蘭考古隊，在樓蘭古城遺址發掘到漢文木簡63枚，同樣也是魏晉時期官私文書。簡報有新疆樓蘭考古隊《樓蘭古城調查與試掘簡報》、《樓蘭城郊古墓群發掘簡報》，侯燦《樓蘭新發現木簡、紙文書考釋》，均載《文物》1988年第7期。對樓蘭遺址出土的魏晉簡牘錄文加以校訂重錄的，有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侯燦、楊代欣《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則是其中的集大成者。2、尼雅西晉簡牘1902年，斯坦因發掘到西晉時期漢文木簡50支，為文書。文書整理見沙畹《丹丹烏里克、尼雅和安迪爾遺址中發現的漢文文書》，斯坦因《古代和田》附錄，1907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新疆民豐大沙漠中的古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3期簡要介紹1959年在尼雅遺址發掘的木簡。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第八次調查獲得西晉簡9支，內容系文書，見《中日共同尼雅遺跡調查報告書》第2卷，京都1999年。尼雅遺址出土的魏晉簡牘錄文，也收入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3、走馬樓吳簡1996年發掘的長沙走馬樓J22共出土孫吳時期簡牘約10萬枚，內容大致可分為名籍、賬簿、文書、券書、名刺等。簡報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J22發掘簡報》，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均載《文物》1999年第5期。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簡牘博物館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附《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貳、叁），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年。4、蘇仙橋孫吳西晉簡2003年湖南郴州蘇仙橋J4出土孫吳至西晉時期簡牘140余支，內容為簿籍、書信、記事等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J4三國吳簡》，載《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04年發掘J10又出土700余支晉簡，簡報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8輯，岳麓書社，2009年。五、小結過去對于西北邊陲戰國至魏晉的歷史研究，比較多地依靠傳統文獻，主要集中于職官、軍事等方面。迄今發現的數量如此眾多的簡帛史料，將極大拓展研究分野，提升研究的層次。簡帛史料包含大量的傳世文獻所沒有的文書檔案，不僅對于政治、經濟、社會、對外關系等傳統史學領域的研究有重要推動作用，對于目前史學界關注的中下層社會結構、婦女、兒童、疾病等新領域的研究，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第三節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瀏覽“敦煌、吐魯番文書”是中古時期西北地區出土文獻的代表，其內涵也包括新疆和田、庫車、樓蘭、巴楚、內蒙古額濟納黑城等地出土的典籍和文書。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