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觀經濟的演進與消費異質性的起源分析綜述20世紀70年末以來，全球宏觀經經歷了一系列深刻變化，在多重因素的疊加下，最終導致消費異質性的日益顯現(xiàn)。本書認為異質性消費者的決策模式看似典型的非理性行為，但實質上并未違背經典的“理性人”假設。恰恰是因為充分的理性才導致了異質性行為特征。而這一現(xiàn)象的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具體來看：一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發(fā)展，導致勞動者議價能力普遍減弱，全球化收益群體分化，導致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分化。二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主要經濟體相繼進入信用貨幣時代，貨幣超發(fā)成為常態(tài)化操作，助推了全球范圍內資本市場規(guī)模的迅速膨脹，并不斷侵蝕實體經濟。三是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凱恩斯主義下財政政策的過度使用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隨著貨幣主義的興起，主要經濟體管理當局宏觀經濟政策紛紛由財政政策轉向貨幣政策。與之同時，自由主義思潮下金融自由化快速發(fā)展進一步推動了金融資產泡沫越滾越大，將經濟增長帶入了債務驅動型模式中。四是起源于20世紀初期的重大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帶來的增長紅利截至20世紀末期已基本釋放殆盡，而新一輪的技術創(chuàng)新并未進入到應用階段，導致全球范圍內技術進步率持續(xù)下降，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狀態(tài)。圖STYLEREF1\s1SEQ圖\*ARABIC\s11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宏觀經濟變化與消費異質性的起源在上述變化中，金融市場和金融資產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逐步超出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持久收入”，也改變了傳統(tǒng)理論中的生命周期規(guī)劃軌跡。消費者的行為模式不僅受信貸約束導致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影響，而且愈發(fā)明顯受金融產品結構、一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兼容監(jiān)管政策導向等的影響。在這一背景下，消費異質性與宏觀經濟的演進趨勢相互作用、相互強化，最終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收到了廣泛的關注。寬貨幣、低利率1973年“布雷頓森林”解體以來，全球信用貨幣發(fā)展先后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滯脹”、80年代“大緩和”、90年代的“大泡沫”三個階段。新世紀以來，全球“寬貨幣、低利率”是信用貨幣發(fā)展史進入到了第四個階段。與之相伴，新世紀以來的全球“寬貨幣、低利率”現(xiàn)象是150年貨幣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寬貨幣、低利率”是對寬松貨幣政策環(huán)境的通俗描述，包含政策和市場兩層內涵。從政策層面看，“寬貨幣、低利率”反映了中央銀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取向；從市場層面看，“寬貨幣、低利率”反映了貨幣市場流動性寬松、利率水平較低的實際。新世紀以來的“寬貨幣、低利率”現(xiàn)象，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全球金融環(huán)境最為深刻的變化，表現(xiàn)出了與此前歷次貨幣寬松環(huán)境完全不同的特征，包括政策利率下行到負值區(qū)間、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非常規(guī)數(shù)量型貨幣政策的使用，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貨幣政策轉向以“泰勒規(guī)則”為基礎的價格型調控方式以來發(fā)生的最大變化。寬貨幣、低利率下催生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強，深刻改變了社會財富格局。新世紀以來全球經歷了三波貨幣寬松、利率下行的進程。第一波是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日本為應對泡沫經濟破滅實行的“零利率”政策，零利率的實施完全用盡了以利率調控為工具的價格型貨幣政策的空間，導致傳統(tǒng)貨幣政策利率調控工具失效，之后日本央行把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從利率轉向貨幣供給量，并直接購買國債或長期債券向金融市場投放流動性，在全球范圍內首次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形成了區(qū)域性的“寬貨幣、低利率”環(huán)境。第二波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以及2014年歐債危機時期，危機期間，美、歐先是大幅調降政策利率，美聯(lián)儲將政策利率推至“零利率”區(qū)間、歐央行政策利率也由4%快速下行至1%，在政策利率空間被極度壓縮后，美、歐央行開始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直接通過購買金融資產的方式向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日本央行在本身政策利率就已經處于“零利率”區(qū)間的背景下，加大量化寬松、“直升機撒錢”操作。在美國經濟率先走出后危機時期的低谷期后，2014年中美聯(lián)儲開始退出量化寬松并與2015年開始加息，但2019年下半年美聯(lián)儲又寬松再起，再度降息并重啟擴表購買金融資產。歐、日央行的政策利率水平則進入負值區(qū)間，量化寬松一直作為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常態(tài)化使用、延續(xù)至今。這一時期形成了全球性“寬貨幣、低利率”環(huán)境。第三波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和蔓延，對全球經濟運行和金融市場形成了嚴重的沖擊，美聯(lián)儲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兩次緊急降息將政策利率推至“零區(qū)間”、啟動無上限量化寬松，歐、日央行在政策利率水平已經處于負值期間、幾乎沒有利率操作空間的前期下，大力度加碼量化寬松，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典、南非等國央行也跟進進行貨幣寬松。在疫情的沖擊和影響下，新一輪全球貨幣寬松的力度和規(guī)模空前，進一步加深了全球“寬貨幣、低利率”環(huán)境。全球經濟“長期停滯”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fā)顯著改變了全球的增長格局，主要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長期潛在產出增速和實際利率出現(xiàn)趨勢性下降，這一狀況被稱為“長期性停滯”?！伴L期停滯”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漢森基于總需求、勞動人口、技術進步的悲觀預測提出。2013年，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借用這一說法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正式步入長期停滯階段，并在2020年3月再次強調接受長期停滯事實。美聯(lián)儲前主席耶倫也在2020年10月表示，世界面臨長期停滯的情況。具體來看：發(fā)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需求同步疲軟，全球經濟復蘇缺乏動力。2008年在發(fā)達經濟體普遍遭受重創(chuàng)下，全球經濟依靠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走出危機。2008-2015年，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9.48%。但2015年底美聯(lián)儲開啟加息進程，導致新興經濟體債務驅動型增長普遍乏力。據(jù)IMF最新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或萎縮3%以上，其中發(fā)達國家將普遍出現(xiàn)負增長，而中國和印度也僅是勉強維持正增長。世界經濟論壇5月調查報告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未來18個月首要關注的是全球經濟的長期萎縮?，F(xiàn)有格局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經濟增長引擎難以再度發(fā)力，全球范圍內也難以找到新的增長動力來源。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系統(tǒng)風險并未實質化解，騰挪空間已近極限。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系統(tǒng)內風險只是在居民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yè)部門間以及發(fā)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間騰挪，并未實質化解。在“風險累計-風險釋放-風險化解”的演化邏輯未完成前，經濟難以實質復蘇。以美國各部門杠桿率為例，2008年至今，居民部門下降20.52個百分點，政府部門上升31.90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yè)部門上升116.24個百分點，金融企業(yè)部門在經歷短暫的去杠桿后，杠桿率再度提升54.35個百分點。據(jù)國際金融協(xié)會（IIF，InstituteofInternationalFinance）統(tǒng)計，截至2019年末，新興經濟體債務相比2010年增長了兩倍多，達8.3萬億美元，外匯債務比十年前增加了4萬億美元。去全球化壓力下大國博弈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通過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如G20領導人峰會），有效地避免了危機的進一步蔓延。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強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新孤立主義，成為去全球化的重要推手，發(fā)動了針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全球性貿易戰(zhàn)，導致數(shù)千種產品被征收高額關稅，提高了進口商成本，并限制了關鍵市場準入，加大了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難度。2019年全球貿易出現(xiàn)自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年度下滑。據(jù)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貿易將縮水13%到32%，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幅度。財富分化加劇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持續(xù)惡化。一是在整體工資指數(shù)停滯和GDP中勞動份額下降的同時，高收入階層（Top1％）與低收入階層（最后90％）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過去40年，收入最低的40％的勞動者工資指數(shù)基本呈現(xiàn)出一條水平線，而高收入階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約12％升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20％；金融危機之后雖有緩和，但到2019年底，已經恢復到20％以上，高于1913年的18.6％，與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峰值僅相差1個百分點。在全球化及技術變革影響下，“超級巨星公司”的市場集中度進一步提高，1999年到2015年美國500強企業(yè)中的前50名企業(yè)總銷量占比從41%提升到48%，而美國的勞動力在GDP中所占收入份額下降，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xiàn)了類似現(xiàn)象。二是在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的同時，高收入階層的債務余額和杠桿率卻在下降；20世紀80年代初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是美國居民部門杠桿快速增加的時期，21世紀初的幾年呈加速態(tài)勢，居民杠桿率一度達到了GDP的100％，相比于1985年，增加了50個百分點。與其說導致債務難以為繼的是杠桿率的總體水平，不如說是其內部結構，這無論是在宏觀各部門之間，還是在同一部門內部，都是如此。在居民部門內部，高收入階層的杠桿率基本維持在20％－40％之間窄幅波動，而低收入階層則從1980年的約40％提高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