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對城市創新的影響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將借鑒國內外相關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從三個方面總結陳述與本文相關文獻的基本脈絡：一是概述以往學者對于自貿區社會效益研究的著重點以及研究結果，從而對本文的研究方向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識。二是綜述其他貿易政策對城市創新的能力的影響。由于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在2013年與2015年只進行了小規模的試點試驗，直到2017年才大規模鋪陳展開，囿于數據量的有限性，目前研究我國“貿易政策”與“創新能力”關聯的學者主要著筆于對“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歐班列”的討論。這些研究雖未直接著筆于“自貿區”，但研究方法大同小異，仍可作為本文借鑒的對象，故而在此處也進行介紹。三是詳述自貿區影響城市創新能力的相關研究，總結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從而為本文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與經驗依據。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現有文獻進行綜合評述，分析當前研究尚存在的不足，并且將該不足作為本文需要攻克的目標，從而豐富學術領域在該課題下的研究。自貿區社會效益的相關研究就專門研究“自貿區社會效益”的學者而言，部分從定性角度出發分析自貿區的發展現狀、目標模式以及后續政策的改進（羅長遠和智艷，2014；智艷和羅長遠，2018）[2-3]，這部分學者主要以最早建立的上海自貿區為例，結合中國外貿發展現狀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角色與功能進行了探討，并且對未來自貿區戰略的制定與升級提出了可參考的建議。其他以定量方式考察自貿區的學者中，有的考察了自貿區的經濟增長效應（譚娜等，2015；殷華和高維和，2017；葉修群，2018；劉秉鐮和呂程，2018）[4-7]，這些學者大都采用反事實政策效應評估法與雙重差分模型對自貿區的促進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考察，考察結果均顯示，設立自貿區對自貿區所在地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穩定的推動作用。還有一部分學者考察了自貿區建設所帶來的產業結構效應（李世杰和趙婷茹，2019；黎紹凱和李露一，2019）[8-9]，這部分學者同樣也是采取了反事實框架下的合成控制法，對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對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政策效益進行了評估，結果均顯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上海產業結構高度化具有顯著且穩定的正向影響，但對于上海產業結構合理化以及加工程度高度化的促進效果均不明顯。而就研究自貿區的設立對當地貿易增長效應的學者來說，項后軍、何康和于洋（2016）[10]以上海自貿區為例，采用模糊斷點回歸設計以及非線性雙重差分模型得出上海自貿區設立對貨物進口貿易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貨物出口貿易的影響則不顯著，即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貨物凈出口貿易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王鵬和鄭靖宇（2017）[11]以2015年設立的廣東自貿區為例，同樣采用了常規的反事實分析法考察了廣東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對不同貿易方式的處理效應，結果得出其對一般貿易的比例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加工貿易的比例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且該結果通過了穩健性檢驗。其他貿易政策影響城市創新能力的相關研究而就主要探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歐班列”對“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而言，雖然其未直接探討“自貿區政策”，但其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本文大同小異，故而在此處也進行介紹。其中，一部分學者主要基于微觀企業的數據對這一議題進行研究。該思路主要采用雙重差分法和多期雙重差分等方法，通過研究政策發生后微觀企業創新能力的變化，利用企業財務數據和R&D數據來反映貿易政策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從研究結果來看，這些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提高了沿線國內城市出口產品的技術水平，而這一提高來源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盧盛峰，2021）[12]；同時，研究中歐班列的學者也認為，參加“中歐班列”的企業更有可能進行海外投資，從而不斷增強創新活動，也更有可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更好地滿足企業創新投資的資金需求（王雄元，2018）[13]。另一部分學者則基于宏觀城市層面的測度。該思路除了采用簡單的雙重差分法外，更多地采用了PSM-DID的方法，利用城市的種種年度指標，通過衡量政策發生前后城市相關指標是否有顯著變化來反映貿易政策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從城市層面研究的學者認為，中歐班列的開通對區域創新效率有積極影響，并且平均提升了9.81%的城市創新能力（韋東明和顧乃華，2020）[14]；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的學者也認為，該倡議對提升城市創新能力具有顯著作用（劉思佳，2019）[15]。上述兩種研究思路雖然基于不同種類的數據，但基本研究方法相同，均是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方法來探討政策沖擊對企業或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因此，本文也將采用這樣的方法研究自貿區的建立是否會對城市的創新能力產生影響。自貿區影響城市創新能力的相關研究在現有的文獻中，對于自貿區政策對所在城市創新能力的研究較為貧瘠。劉秉鐮和王鉞（2018）[16]利用合成控制分析法，構建“反事實”樣本，實證考察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前后創新變量的實際值與“反事實”值之間的差距，研究結果發現，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顯著地促進了上海市創新能力的提升。孫久文和李承璋（2019）[17]認為自貿區的設立可以在一個城市中吸引擁有高新技術水平的企業落戶，從而改善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現象，逐漸使該城市發展為一個創新驅動的城市。除此之外，該研究還考察了自貿區空間布局的優化問題，其認為自貿區的選址策略應向中西部傾斜，因為在中西部建立自貿區可以更好地推進城市創新驅動取代要素驅動，從而更顯著地提高中西部城市創新能力。在該課題下，未采用案例研究而是使用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文獻，僅有陳錦云和溫耀慶（2020）[1]以廣東、福建、天津三大建立自貿區較早的省或直轄市為例，利用雙重差分法（DID）分析了自貿區的建立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并得出結論自貿區的建立顯著地提高了自貿區所在城市的創新能力。但該文章的處理組僅選取了2015年進行自貿區試點的部分城市而未囊括大批在2017年才建立自貿區的內陸城市，因此實證數據量有待增加。除此之外，該文章也未進行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檢驗與異質性分析，故而具有研究成果可信度值得商榷以及研究成果不夠豐富的缺陷。而本文將通過擴大樣本容量、進行穩健性檢驗以及異質性分析來豐富該項研究，從而彌補學術界在該課題下的研究不足。對現有相關文獻的評述近年來，每當黨中央出臺一項至關重要的貿易政策，都會吸引大批學者前去研究該項政策所會帶來的各種社會效益，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在國際競爭中越來越重要的創新效益。就著筆于“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歐班列”的文獻而言，研究方法大同小異，均是采用雙重差分法或是多期雙重差分法考察政策點前后的處理組創新指數的變化情況，該方法同樣適用于本文對于“自貿區”的研究，因此筆者將沿用此方法進行本文的研究工作，不另辟蹊徑。而主要的不同點在于數據的來源不同，一部分學者采用微觀企業層面的R&D數據；而另一部分學者采用宏觀層面的城市指標數據。本文考慮到數據的連續性以及可獲得性，也將采用宏觀層面的城市指標數據來進行本文的研究。而就著眼于“自貿區”的文獻而言，由于我國的自貿區建設在2017年才在內陸地區大面積開展，因此相關文獻較少。即使有的現有文獻，也大都是選取上海自貿區為例作案例分析，因此，該類文獻除了能對本文提供研究結果經驗證據以外，其研究方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