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質押債券違約問題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綜述1研究背景我國的公司債券市場在2007年證監會發布了《公司債券發行試點辦法》后，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的狀態，公司債券也成為了上市公司的融資手段之一，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對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債券市場快速發展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逐步增加的債券風險積累。2014年國內進入破除剛性兌付的過程中，“11超日債”的發行主體因無法在原定的付息日足額支付本息，成為了我國債券市場內第一只違約的債券。這次債券違約事件過后，我國的債券違約主體數量和金額呈現逐年上漲的趨勢，債券的信用風險問題也引起了資本市場的關注。從圖1-1可以看出，我國的債券違約只數在2019年達到最高，國內債券市場共210只債券發生違約，盡管在2020年和2021年違約債券只數略有下降，但違約金額居高不下。而且觀察可知，相比于2014年-2017年較少的違約只數和較低的債券違約金額，從2018年開始出現爆發式增長以后國內債券違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圖SEQ圖\*ARABIC1-12014年-2021年我國公司債券違約情況統計數據來源：iFind同花順為了防范債券違約風險，證監會開始關注債券發行過程中的信息披露說明，并在2015年頒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3號——公開發行公司募集說明書》中規定，債券發行人應當將控股股東所持有的股權質押情況進行具體地披露。從這一條例來看，證券公司將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視作了影響債券發行的因素之一。而我國在股權質押方面的法律法規仍有待完善，監管政策也存在不足，信息披露等工作較為欠缺，如何從規范股權質押角度去防范債券違約風險對維護債券市場的健康運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四川藍光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藍光發展”）為案例研究對象探究股權質押與債券違約之間的風險傳導路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2研究意義（1）理論意義第一，補充了對于融資優序理論的實際案例運用。我國目前學者對股權質押的研究多聚焦在對上市公司的價值影響，比如盈余管理、稅收規避、企業創新等，然而探究股權質押行為對公司債違約之間有何種關系的研究文獻還比較匱乏。本文應用融資優序理論嘗試剖析藍光發展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背后的動因和以及真實財務現狀，并依據此分析其對債券違約事件產生的潛在影響，為融資優序理論的應用提供了更多實際案例。第二，將委托代理理論運用到股權質押行為分析中。本文在研究時發現，當股權質押行為發生時，出質方與質權人之間的關系也能用委托代理理論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東依據所持有的股份有權分紅，因此產生了現金流權，而根據比例的大小股東又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和相對意義上。而股權質押行為發生后，股東不能根據所質押的股份獲取股息或紅利，但仍舊維持著對公司的控制權，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現金流權和控制權產生了分離，屬于現金流權在某種意義上的“讓渡”。由于出質方和質權人的利益存在不一致的可能，由此產生的控制權轉移風險同樣增加了股東的代理成本。盡管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委托代理關系，但是兩種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問題相似，因此嘗試使用委托代理理論分析股權質押產生的影響。（2）現實意義第一，有利于監管層加強對股權質押的監管。股權質押已經是各個上市公司融資的主流方式，但是高比例質押會影響公司的健康發展。雖然監管層出臺了相關規定來規范股權質押融資行為，但效果仍不明顯。本文結合具體案例的分析了股權質押對債券違約的潛在影響，為監管層提供了較為全面的信息，以更好地讓股權質押融資服務于實體經濟。第二，有助于投資者更好地識別股權質押的風險。盡管股權融資并不是直接導致債券發生違約的手段，但是在企業財務杠桿較高、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較弱的情況下，股權質押給企業帶來的可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