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有關鄉村治理的研究4篇第一篇：循序漸進型德國村莊更新德國的鄉村治理起步于20世紀初期，其中村莊更新是政府改善農村社會的主要方式。1936年，政府實施《帝國土地改革法》，由此開始了對鄉村農地建設、生產用地及荒廢地的合理規劃。1954年，村莊更新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土地整理法》將鄉村建設和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作為村莊更新的重要任務。此后，巴登威滕堡州、巴伐利亞州陸續出臺了村莊更新的發展計劃。1976年，德國首次將村莊更新寫入《土地整理法》，并試圖對村莊的地方特色和獨具優勢進行保持。到了20世紀90年代，村莊更新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生態發展元素，鄉村的文化價值、休閑價值和生態價值被提升到和經濟價值同等的重要地位，實現了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德國村莊更新的周期雖然漫長，但是所發揮的價值和起到的影響都是深遠的，也更能使農村保持活力和特色。生態環境型瑞士鄉村建設隨著社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瑞士的農村和農民不斷減少，但是瑞士政府依舊將鄉村發展作為推動國家前進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實現鄉村社會的繁榮。瑞士政府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美化和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通過制定相關激勵政策，對農業發放資金補助，向農民提供商業貸款，幫助其改善農村環境。通過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自籌資金的方式，政府為鄉村增加學校、醫院、活動場所、天然氣管道、鄉村交通等基礎設施，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縮小城鄉差距。對鄉村的持續性改造使得村莊風景優美、生機盎然、環境舒適、設施完善、交通便利。現階段，農村與周邊自然環境的協調使瑞士鄉村具有了獨具特色的田野風光，成了人們休閑娛樂和戶外旅行的好去處。綜合發展型法國農村改革法國作為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既是工業強國，又是農業富國。法國只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就完成了農村現代化建設，主要是緣于其適宜的發展策略。法國農村改革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發展一體化農業。“一體化農業”即在生產專業化和協調基礎上，由工商業資本家與農場主通過控股或締結合同，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企業方式，將農業與同農業相關的工業、商業、運輸、信貸等部門結合起來，組成利益共同體;繼而通過其他部門和機構提供資金和技術指導帶動農業建設，實現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其二是開展領土整治，通過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支持經濟欠發達地區鄉村，實現農村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在農業一體化改革和領土整治工作中，法國政府非常強調應用財政扶持、技術保障以及教育培訓等綜合的方式來支持鄉村建設，助推鄉村社會的善治。這些措施加快了鄉村地區的發展，使得城鄉發展速度、經濟水平和預期目標趨于平衡。城鄉共生型美國鄉村小城鎮建設20世紀初，美國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中心過度擁擠，導致許多中產階級向城市郊區遷移，極大地推動了小城鎮的成長。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鎮功能設施的齊全及自然環境的優越，進一步助推了小城鎮的發展。美國小城鎮的發展與政府推行的小城鎮建設政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60年，美國“示范城市”試驗計劃的實質即通過對大城市人口的分流來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在小城鎮的建設上，美國政府非常強調個性化功能的打造，結合區位優勢和地區特色，注重生活環境和休閑旅游等多重目標。小城鎮擁有良好的管理體制和規章制度，可保證小城鎮的有序發展。由于美國城鄉一體化已經基本形成，因此，小城鎮建設能夠很好地帶動鄉村發展。伙伴協作型加拿大農村計劃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頒布實施了《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務治理及村民就業教育問題的解決力度。第一，建立跨部門的農村工作小組，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解決鄉村問題;第二，建立農村對話機制，定期舉辦農村會議、交流學習、在線討論等活動，及時掌握社情民意，為民眾排憂解難;第三，構建農村透鏡機制;第四，推動和組織不同主題的農村項目，激發企業和個人到農村創業的激情;第五，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建立信息服務系統和電子政務網站，為村民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和專家指導建議。通過農村協作計劃的實行，政府成為維護村民利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好伙伴，極大地推動了鄉村地區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第二篇：城視鄉建：鄉村是工業革命前人類幾千年農耕文明發展中始終不變的主要生存與居住空間。由西方發達國家引領的工業社會，在歷經200年高速發展之后，城市已成為人類居住空間的主流形式，而鄉村在發達國家已成為展現國家生態環境、農業科技與健康、自然生活方式的實力名片。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幾十年走完西方主流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之路，城鄉生存與發展環境產生巨大落差與不平衡，在中國擁有8億多農民的實質型農耕國家，鄉村振興是中國實現全面發展，邁入現代發達國家門檻的必須解決的最基礎問題。8大發達國家鄉村治理模式“鄉村治理”“鄉村建設”抑或是“新農村建設”是現代國家自上而下對農村進行宏觀管理和傳統鄉村自下而上實行自我改造相結合的農村改革策略。鄉村治理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數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并根據本國實際情況逐漸形成了符合本國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本文從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通過對日本、韓國、德國、荷蘭、瑞士、法國、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典型鄉村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總結出國外鄉村治理中各個參與主體實踐成功的共性規律，并在考察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歷程和鄉村治理特點的基礎上，提出構建當前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對策建議。１因地制宜型：日本造村運動日本鄉村挖掘本地資源、尊重地方特色為典型特點日本因地制宜型模式是指在鄉村治理中，以挖掘本地資源、尊重地方特色為典型特點，通過因地制宜地利用鄉村資源來發展和推動農村建設，最終實現鄉村的可持續性繁榮，以日本的造村運動最為典型。治理背景：二戰后，日本政府為了提升社會發展的速度，實行了一套城市偏向政策，注重發展城市工業，片面追求經濟發展，以求快速推動整個國家的繁榮。在這種策略引導下，勢必會導致城鄉發展的不均衡，造成農村發展的落后。為了振興農村，實現城鄉一體化目標，大分縣前知事平松守彥率先在全國發起了以立足鄉土、自立自主、面向未來的造村運動。在政府的大力倡導與扶持下，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形成了為世人稱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在具體內容上：日本農田收獲藝術雕塑日本“一村一品”成功之道：首先，日本政府根據本國的地形特點、自然條件狀況，培育了獨具特色的農產品生產基地，譬如水產品產業基地、香菇產業基地、牛產業基地等。其次，為了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政府采取對農、林、牧、副、魚產品實行一次性深加工的策略。再次，充分發揮日本綜合農協的作用，在農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環節建立產業鏈，促進產品的順利交易。接著，通過完善教育指導模式，開設各類農業培訓班、建立符合農民需求的補習中心，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和農業知識。最后，政府對農業生產給予大量補貼和投入，支持農村發展。造村運動振興了日本農村經濟，促進了日本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日本造村運動經驗總結因地制宜型模式在具體的鄉村治理實踐中，非常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路，通過整合和開發本地傳統資源，形成區域性的經濟優勢，從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產品。從當前農村發展的現狀來看，很難找到適用于各地區的標準化鄉村治理模式，因此，因地制宜型的鄉村治理能夠充分發揮本地優勢，有利于提升鄉村社會的整體效益。2自主協同類型：韓國新村運動韓國農村政府努力支持與農民自主發展結合韓國自主協同型模式是以創造低成本推動農村跨越式發展的典型模式，主要通過政府努力支持與農民自主發展相配合共同推動與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以韓國的新村運動為代表。治理背景：和日本造村運動的背景相似，韓國新村運動也是在國內重點發展工業經濟，壯大城市發展，由此導致了城鄉兩極分化、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貧富差距懸殊的情形下開展的。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為了改善城鄉關系、推動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決定在全國實行“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運動。自主協同型的韓國新村運動模式具有科學的發展策略。韓國鄉村治理策略與執行：第一，針對農村基礎設施破舊的現狀，政府在鄉村積極興建公共道路、地下水管道、鄉村交通、河道橋梁，以此整頓農村生活環境，提升農民生活質量。第二，通過改變現在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廣水稻新品種，增種經濟類作物，建設專業化農產品生產基地，提升村民的經濟收入。“農戶副業企業”計劃、“新村工廠”計劃以及“農村工業園區”計劃也都是政府為了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創建的重要舉措。第三，培育和發展互助合作型的農協，通過對各類農戶提供專業服務和生產指導，以此促進城鄉實現共贏。第四，在各個鄉鎮和農村建立村民會館，用于開展各類文化活動，激發農民的參與性和積極性。第五，政府在農村中開展國民精神教育活動，提高鄉民的知識文化創造性地讓農民自己管理鄉村和建設農村。新村運動的實施改變了韓國落后的農業國面貌，重新煥發了鄉村的活力，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韓國自主協同模式經驗總結自主協同型模式是在城鄉差距十分大的國家或地區非常實用的一種鄉村治理模式。一方面，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地位，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對農村進行整治和改造；另一方面，長期處于貧困處境的農民，也非常愿意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落后的現狀，改善生活質量和增加經濟收入。3循序漸進型：德國村莊更新德國鄉村村莊更新是一項長期社會實踐工作德國循序漸進型模式是將鄉村治理看做一項長期的社會實踐工作，在這過程中，政府通過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調整，對農村改革進行規范和引導，逐漸地將鄉村推向發展與繁榮，以德國的村莊更新為典型。德國的鄉村治理起步于20世紀初期，其中對于村莊更新是政府改善農村社會的主要方式，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德國村莊更新發展不同階段：1936年，政府通過實施《帝國土地改革法》，由此開始對鄉村的農地建設、生產用地以及荒廢地進行合理規劃。1954年，村莊更新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在《土地整理法》中政府將鄉村建設和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作為村莊更新的重要任務。在此之后，德國的巴登威滕堡州、巴伐利亞州都陸續出臺了村莊更新的發展計劃。1976年，德國在總結原有村莊更新經驗的基礎上，不僅首次將村莊更新寫入到修訂的《土地整理法》，而且試圖保持村莊的地方特色和獨具優勢來對鄉村的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進行整頓完善。德國的鄉村治理起步于20世紀初期，其中對于村莊更新是政府改善農村社會的主要方式，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到了20世紀90年代，村莊更新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生態發展元素，鄉村的文化價值、休閑價值和生態價值被提升到和經濟價值同等的重要地位，實現了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德國村莊更新的周期雖然漫長，但是所發揮的價值和起到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對于鄉村治理來說，這種對村莊循序漸進的發展步驟更能使農村保持活力和特色。德國村莊更新經驗總結循序漸進型模式是針對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不斷調適現行的鄉村治理目標、方式和手段，以求實現農村社會的整體效益，這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循序漸進型的鄉村治理模式下，政府通過宏觀上的規劃制定和綜合管理，依靠制度文本和法律框架促進農村社會的有序發展。4精簡集約型：荷蘭農地整理荷蘭鄉村土地與鄉村資源匱乏下成長起的世界第二大農業大國精簡集約型模式是指在國土面積不大、鄉村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通過整合現有農村資源，充分發揮地區優勢，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以荷蘭的農地整理為代表。荷蘭的國土面積僅為4萬多平方公里，卻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農業出口國，這樣的成就和荷蘭鄉村實行的精簡集約型的農地整理模式是密切相關的。荷蘭《土地整理法》與《空間規劃法》的重要貢獻早在20世紀50年代，荷蘭政府就頒布實行了《土地整理法》，明確了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各項職責和鄉村發展的基本策略。在此之后通過的《空間規劃法》對鄉村社會的農地整理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明確鄉村的每一塊土地使用都必須符合法案條文。1970年以后，荷蘭政府重新審視了農地整理的目標，通過更加科學合理地規劃和管理，避免和減少農地利用的碎片化現象，實現農地經營的規模化和完整性。從荷蘭農地整理推行的發展方向來看，政府已經改變了過去單方面只強調農業發展的單一路徑，而轉向多目標體系的鄉村建設。譬如：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提高自然環境景觀的質量；合法規劃農地利用，推進鄉村旅游和服務業的發展；改變鄉村生活質量，滿足地方需求等。通過農地整理，荷蘭的鄉村不僅環境良好、景觀美麗，而且農業經濟發達，農民的生活條件也日益優越。荷蘭土地整理經驗總結精簡集約型模式是國家在農村資源相對有限的情形下，通過對鄉村的精耕細作、多重精簡利用的方式，達到規模化和專業化的經濟社會效益。在精簡集約型模式運作下，一方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保護了鄉村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也達到了村莊城市化、可持續性發展的目的。5生態環境型：瑞士鄉村建設瑞士自然生態鄉村瑞士，生態環境增強農村吸引力生態環境型模式是指政府在鄉村建設中，通過營造優美的環境、特色的鄉村風光以及便利的交通設施來實現農村社會的增值發展，提升農村的吸引力，其中瑞士的鄉村建設最為典型。隨著社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瑞士的農村和農民不斷減少，但是瑞士政府依舊將鄉村發展作為推動國家前進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實現鄉村社會的繁榮。從瑞士政府對于鄉村建設的主要做法上來看，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美化和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瑞士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激勵政策，對農業發放資金補助，向農民提供商業貸款，幫助其改善農村環境。瑞士田園風光增加休閑旅游收益通過國家財政撥款和民間自籌資金的方式，政府為鄉村建設學校、醫院、活動場所以及修建天然氣管道、增設鄉村交通等基礎設施，以此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政府對鄉村的持續性改造下，使得村莊風景優美，生機盎然；鄉村靜謐，環境舒適宜人；鄉村基礎設施完善，并且交通便利。現階段，瑞士的鄉村將農村與周邊的自然環境協調起來，以環境優美著稱，有著獨具特色的田野風光，因而成了人們休閑娛樂和戶外旅行的好去處。瑞士生態環境型經驗總結生態環境型模式是以綠色、環保理念為依托，強調將鄉村社會的生態價值、文化價值、休閑價值、旅游價值以及經濟價值相結合，從而改善鄉村生活質量，滿足地方發展需求。生態環境型模式在工業發達、城市化水平較高以及鄉村建設已經達到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比較適用，也是農村現代化的樣板。6綜合發展型：法國農村改革法國農村農莊花園法國：一體化農業+領土整治綜合發展型模式是指以滿足農村現代化的需求為核心，通過農村建設的集中化、專業化以及大型化方式，推動鄉村的綜合發展，以法國的農村改革為典型。法國作為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既是一個工業強國，又是一個農業富國。法國只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村現代化建設，這主要是緣于法國政府采取了適宜的發展策略，積極有效地推進農村改革。法國農村改革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發展一體化農業”+開展領土整治。所謂“一體化農業”，就是在生產專業化和協調基礎上，由工商業資本家與農場主通過控股或締結合同等形式，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企業方式，把農業與同農業相關的工業、商業、運輸、信貸等部門結合起來，組成利益共同體。實行“一體化農業”能夠將農業和其余相關部門集合起來，通過其他部門和機構提供資金和技術指導帶動農業建設，實現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二是開展領土整治，通過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幫助和支持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實現農村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以此加快鄉村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法國在進行農業一體化改革和開展領土整治工作中，政府都非常強調應用財政扶持、技術保障以及教育培訓等綜合的方式來支持鄉村建設，助推鄉村社會的善治。這些措施最終能夠加快鄉村地區的發展，使得城市和鄉村地區的發展速度、經濟水平和預期目標趨于平衡。法國生態環境型經驗總結綜合發展型模式是在國家整體規劃和科學指導的精神下，通過有效協同的方式，加強了各部門之間的聯系，很好地整合了社會中各個部門的優勢資源，使其共同致力于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綜合發展型模式非常強調完善的合作機制，以融合和互促的手段建設利益共同體，形成工農共同發展的良性經濟循環，加快了農業現代化實現。7城鄉共生型：美國鄉村小城鎮建設美國小鎮與鄉村美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策略城鄉共生型模式以遵循城鄉互惠共生為原則，通過城市帶動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等策略來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最終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雙贏局面，以美國鄉村小城鎮建設為典型。美國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在鄉村治理過程中，非常推崇通過小城鎮建設來實現農村社會的發展。美國小城鎮建設帶動鄉村發展治理策略背景：20世紀初，美國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中心過度擁擠，導致許多中產階級向城市郊區遷移，極大地推動了小城鎮的發展。再加上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鎮功能設施的齊全以及自然環境的優越，進一步助推了小城鎮的成長和發展。美國小城鎮的發展與政府推行的小城鎮建設政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960年，美國推行的“示范城市”試驗計劃的實質就是通過對大城市的人口分流來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在小城鎮的建設上，美國政府非常強調富有個性化功能的打造，結合區位優勢和地區特色，注重生活環境和休閑旅游的多重目標。小城鎮有著良好的管理體制和規章制度，能夠對全鎮的經濟社會進行統籌監管，保證小城鎮發展的有序與穩定。由于美國城鄉一體化已經基本形成，因此，美國小城鎮建設能夠很好地帶動鄉村的發展。美國城鄉共生型經驗總結城鄉共生型模式產生于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多見于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以農村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發達的城鄉交通條件為基礎，能夠全面提升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在城鄉共生模式下，政府在追求經濟目標的同時，更加重視鄉村生態、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發展。8伙伴協做型：加拿大農村計劃加拿大農村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伙伴協作型模式是指在互相交流和充分溝通的基礎上，通過跨部門之間的協商合作形成戰略伙伴關系，最終共同致力于鄉村善治目標的實現，以加拿大的農村計劃最為典型。加拿大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也存在著城鄉之間貧富分化的情況。為了扭轉這一現象，提升鄉村社會的活力，加拿大政府于1998年頒布實施了《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務治理以及村民的就業教育問題的解決力度。加拿大伙伴型鄉村治理模式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通過建立跨部門的農村工作小組支持和解決鄉村問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第二，建立農村對話機制，定期舉辦農村會議、交流學習、在線討論等活動，及時掌握社情民意，為民眾排憂解難；第三，構建農村透鏡機制，使各級政府部門官員站在村民立場上，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第四，推動和組織不同主題的農村項目，激發企業和個人到農村創業的激情；第五，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建立信息服務系統和電子政務網站，為村民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和專家指導建議。通過農村協作計劃的實行，政府成了維護村民利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好伙伴，極大地推動了鄉村地區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加拿大生態環境型經驗總結伙伴協作型模式改變了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政府通過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與村民形成了新型的合作伙伴，積極幫助農民改善生活，促進農村現代化的快速實現。伙伴協作型鄉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價值在于實現城鄉的統籌協調發展，通過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農村社會的整體效益。中國鄉村治理模式核心思考1八大鄉村治理模式的梳理綜上所述，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治理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歷程，至今已形成了八種鄉村治理模式。這些鄉村治理模式盡管類型多樣（有些是自上而下產生的，有些是上下結合驅動的）、特點各異（有些是外生的，有些是內生的），但是其都發揮了政府部門、農民協會、鄉村精英、普通村民、城市、企業、高等院校、金融機構等參與主體的功能作用和內在價值，充分體現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思路，從而實現了鄉村社會的穩定繁榮發展2中國鄉村治理所需集聚力量政府與社會團體所應承擔的角色與作用根據發達國家鄉村治理的成功經驗與我國鄉村治理過程中所呈現的問題、需求，可以尋找到鄉村治理的基本共同規律與成功基礎原則：每個國家成功的鄉村治理都離不開政府站在農業發展、農民生活改善、鄉村生態的保護的“利農”角度發揮政府的支持、和基礎統籌主導力量，具體為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和資金保障，農民協會改善村民的弱勢地位，城市、企業和高等院校推動鄉村的發展與繁榮，村民尤其是鄉村精英加快農村改革的進程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承擔著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擔。3中國鄉村治理模式建議有限政府、農民主體、依托農協、全社會參與結合我國鄉村治理的發展歷程、主要特點和國外鄉村治理成功的經驗，當前我國需要構建的鄉村治理模式是“有限政府、農民主體、依托農協、全社會參與”的多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具體包括確立有限政府的原則，提高村民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農協作用，調動城市、高等院校、企業與金融機構等鄉村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共同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第三篇：世界鄉村治理的經驗與鄉村治理的主流模式研究本文基于城市空間理論的視角,將世界鄉村治理行為從個性的層面將劃分為平行模式與兩棲模式兩種主流模式,從共性的層面將其劃分為重整機制與綜合機制兩種隱性機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鄉村治理現狀,明確了“田園性”的應有邊界,增強了人們對“田園性”鄉村發展目標的自信;為鄉村建設“田園性”這個目標的順利達成,拓展了一條隱性通道,并將其融入了新的“田園綜合體”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載體;提出走以“田園性”為取向的“規模化”和“生態化”鄉村治理之路。作為一個因“全球化競爭、彈性生產體系和大眾力量崛起”而產生的公共管理概念,治理理論(Governancetheory)的影響力正日益變大。盡管申明銳對國外鄉村治理的概念有獨特的界定,然而本文卻認為“國外鄉村治理研究不僅關注鄉村中伙伴關系的形成與操作乃至鄉村的社區參與和規劃,而且更關注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以及政府在鄉村事務管理中角色變化”可能不易形成經驗誤判。此外,對于國內的鄉村治理概念的演變,“早期的鄉村治理研究多關注村民自治,隨著時代的變遷,公共組織問題以及在此過程中政府、市場與農民等互動問題成為直面的話題”。研究國外鄉村治理的先行經驗,無疑對破解鄉村振興路徑難題具有重要指導價值。學術界已經對世界鄉村治理模式進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相當多的文獻從個案的角度對鄉村治理模式進行過探討,如李乾文研究的日本“一村一品”、陳昭玖等研究的韓國“新村運動”、徐建春研究的“德國土地整理”等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然而,盡管個性鮮明,但相對零碎,不利于形成總體認知和進行科學規劃。另一方面,也有文獻從整體視角來探討這個話題,但非常少見。值得一提的是沈費偉和劉祖云的研究,他們從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視角對發達國家鄉村治理提出了8種典型模式,即因地制宜型、自主協同型、循序漸進型、精簡集約型、生態環境型、綜合發展型、城鄉共生型和伙伴協作型。誠如沈費偉和劉祖云所說,這種模式劃分方式既有類型多樣性(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與上下結合),又有各異特點(外生與內生共存),凸顯出模式的復雜性,不利于決策實踐。能否找到更加簡明的模式來概括世界鄉村治理的主流方向呢?城市空間結構和社會問題一直是西方城市地理學家關注的熱點,在西方城市地理研究論文中,關于城市空間結構和城市社會問題的論文占總數的一半,其核心研究主題為不平等、社會經濟重構引發的城市社會空間重構以及社會組織與個人行為。本文的創新之處是,依托城市空間理論的最新研究進展,站在城市與鄉村的互動視角來重新審視世界鄉村治理的主流模式,試圖用相對簡潔的方式再現世界鄉村治理模式的本真面目。1.世界鄉村治理的主流模式根據對已有國外鄉村治理演進歷程的考察,借助城市空間理論,本文創新性地從世界鄉村治理行為的個性角度將世界主流鄉村治理模式分為平行模式與兩棲模式,并從世界發達國家中精選出具有這兩種風格的典型國家,分別為德國和日本,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法國以及韓國等的模式居于這兩種模式的過渡地帶。1.1平行模式平行模式主要強調城市和鄉村發展的同等重要性,努力促進城市抑或是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這種模式在德國尤為突出。目前有3方面的證據支持這種觀點:其一,在德國,“鄉村和城市從未對立,而只是相互依存”。換言之,德國把鄉村地區看作整個區域內部具有較強獨立性的空間單元,在尊重和強化鄉村地區相對獨立性的同時(體現在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把鄉村地區的發展與整個城市與區域的發展統一起來(體現在自上而下的市政規劃)。其二,平行模式體現了緊湊型城市(Compactcity)的空間發展理念,考慮到郊區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分散的集中”構想致力于在不同規模和類型的居民點,以及在居民點與開放空間之間建立多樣性的聯系。其三,德國都市中的傳統農業型村莊正在轉變為二三產業的工商業城鎮,而傳統的鄉村地區在發展中呈現出居住地分散化、居住層次異化和居住文化多元化等特點,形成與全球化網絡緊密相關的“空間碎片”。平行模式中,人們更愿意站在城市與農村空間并存的視角上來思考農村的發展前途與命運問題。雖然中國和德國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方面,前者尚處于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時期,而后者早已進入后工業化時期,但德國這種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后物質主義時代”的平行模式所蘊含的高瞻遠矚的“從未將鄉村遺棄,反而倍加珍惜”的觀念,被眾多學者認為是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戰略優勢,值得思考與借鑒。畢竟誠如王玉蓮所述,中國目前的鄉村治理至少在方略、土地、人才、平臺和資金等5個方面存在不足,面臨重重困難與挑戰。1.2兩棲模式兩棲模式主要強調人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可以自由選擇棲息地,比如工作日在城市,而周末在農村,這種模式在日本尤為突出。目前有3方面的理論支持這種觀點:其一,“地方消亡論”認為日本人口將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圈,形成所謂的“人口黑洞”,此即增田氏等所描述的“極點社會”。為了阻止“極點社會”的形成,日本需要建設“地方中核城市”,以此作為避免地方人口流失的“防衛和反轉戰線”。其二,以山下氏為代表的“田園回歸論”認為,“田園回歸與婚姻乃至出生等因素存在密切關聯”,并提出“從制度層面上實現市民的兩地居住與多地域所屬”的解決對策,即通過國家政策,達到準許居民同時擁有城市和鄉村雙重戶籍的目的。其三,根據平松守彥的信息流理論,“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信息需求是影響人們集聚行為的根本原因”;或者根據他的強磁場理論,“強弱磁場中的鐵板何去何從,取決于兩端磁場的強弱對比”,兩棲模式的輪廓更為清晰。兩棲模式中,人們更愿意站在城市與農村空間融合的視角上來思考農村的發展前途與命運問題。雖然中國和日本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在鄉村治理進程方面,前者尚處于新農村建設的攻堅階段,而后者早已取得了新農村建設的豐碩成果,但日本這種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并不斷探索的兩棲模式所蘊含的有效機制值得思考與借鑒。畢竟在未來城鎮化的道路上,長期承擔風險“穩定器”和人口“蓄水池”角色的中國農村將承載大量兩棲兼業的人口,同時大量“城鄉兩棲”與“鄉村原住人口收縮”的“二律背景”并存的局面將逐漸成為中國的常態。2.世界鄉村治理的隱性機制結合已有的對國外鄉村治理演進歷程的考察,借助城市空間理論,還可以從世界鄉村治理行為的共性角度揭示世界鄉村治理的隱性機制,即重整機制與綜合機制。這兩種機制其實隱匿在沈費偉和劉祖云所討論到的8種鄉村治理模式中,只是分量配比不同而已。2.1重整機制重整機制是一種將現有資源打亂重組以發揮整體功能的機制,它并不否定部分的功能性,但更注重整體的協調性。德國是重整機制的突出代表。德國鄉村重整(Villagerenewal)因被視作鄉村社區加強能力的工具而受到熱烈歡迎。其于1977年被正式提上日程。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它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即Wilson所謂的推倒重建(Dorfsanierung)。推倒重建就是整個鄉村的中心區域為了發展而連根拔除,尤其是擁擠的村莊;而鄉村重整因鄉村人口的驟降以及鄉村組織和功能的改變而起,它不同于早期的鄉村推倒重建,更看重的是促使鄉村更好地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而不是任意推翻它。韓國就是個很好例子。韓國的“新村運動”因改善農村基本生活條件與改變落后農民意識而起,從鄉村向全國城市蔓延,但是后來迫于城鎮化程度不高,過早關注農村發展會導致政府負擔過重,而轉變了治理方式,即由“政府主導”變為“農民主導、政府支援”,蘊含著鄉村重整的影子。2.2綜合機制綜合機制是一種擺脫過去單獨依靠一種力量來謀求發展的模式,它并不否定線性的功能性,但更注重非線性的靈活性。日本是綜合機制的突出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為了提升社會發展速度,制定了一套城市偏向的政策,專注于發展城市工業,結果導致了日本農村的凋敝。為了振興農村,平松守彥率先在全國發起了“立足鄉土、自立自主、面向未來”的著名造村運動,又稱“一村一品”。其實質是日本政府根據本國地形特點,因地制宜地實施以龍頭產業為先導、以保護地方民俗文化為特色的新型鄉村綜合發展模式。論及綜合機制不能不提到法國。法國從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村生產力開始,到推進各大省區個性化、特色化農業發展,再到發展旅游業、提倡“卓越鄉村”建設,最后到國家—大區—省—地方不同層面的經濟—交通—文化—教育等不同側面的立體調控體系的建成,均帶有綜合機制的色彩。3.世界鄉村治理的經驗與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世界鄉村治理的主流模式為中國的鄉村治理提供了方向。一方面,平行模式與兩棲模式具有共性部分,即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均以農村的美麗和獨特存在為前提。德國的“鄉村地區不僅有農業,它還是中小制造業、服務型企業、手工業的棲身之所,是德國發展新能源、技術研發的重要陣地,乃至德國人理想的天然療養吧”,以及日本的“在政府的指導下,各地方以自身優勢和特色為契機,優先發展龍頭產品、農村產業化多元化和休閑農業趨勢日益明顯”是最好的佐證。這兩種模式共性部分的真實內涵是“田園性”。何為“田園性”?用Chigbu的話來說,就是“強調農村文化、農業傳統和農村特點,以維持一個和平的鄉村社會環境和他們獨特的風格”。另一方面,平行模式與兩棲模式也具有差異性,前者的個性部分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異質”,后者的個性部分表現為城市與鄉村的“混同”。無論是城市與鄉村發展的無邊界的“異質”抑或是“混同”,都應成為中國鄉村治理需要避開的方向。因為對于中國的鄉村治理而言,城市和鄉村的過度“異質”將加深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態勢;而城市與鄉村的過度“混同”,將導致中國區域發展“不充分”的局面難以改變。究其原因,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發展如同國有與民營,具有極強的個性和互補性,“統一并進、而非對立”以及“協同發展、而非同一”已經為無數經驗事實所證明。簡而言之,中國鄉村發展的“田園性”正是建立在這兩種差異性過度發展的風險防范之上。無論是平行模式還是兩棲模式,均凸顯出世界鄉村治理國家把農業擺在了至高的地位。“三農”問題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可以說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絕對沒有國家的真正現代化。世界鄉村治理的隱性機制為中國的鄉村治理提供了路徑,即重整機制和綜合機制。“田園綜合體”因被寫入2017年中央1號文件而聞名,但“唯美鄉村”的釋義,其內涵僅限于“田園”與“綜合”二者的合體。而根據本文的研究,以“田園性”為導向的“田園綜合體”可以因為“田園—重整機制”和“田園—綜合機制”的雙重機制的加入而獲得更為深刻的解讀。換言之,拓展后新的“田園綜合體”成為“田園”“重整”與“綜合”三者的合體。相比而言,新的“田園綜合體”一方面可通過“田園—重整機制”實現資源聚合、功能整合與要素融合,走“規模化”之路;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田園—綜合機制”實現跨產業、多功能與全要素的產業布局,走“生態化”之路。走“規模化”和“生態化”之路,一方面需要尊重農民意愿,改變農民身份,優化農民意識;另一方面要加強黨的領導,借力基層組織的作用,匯集全社會的力量。顯然,新的“田園綜合體”更能秉承“農業+文創+新農村”的綜合發展理念,推動向“美麗鄉村在中國”的跨越。此外,“重整機制”與“綜合機制”不僅是路徑,更是結果。在“重整機制”下的中國未來農村,會因為“高效”而變得更加產業興旺與生活富裕;在“綜合機制”治理下的中國未來農村,會因為“和諧”而變得更加生態宜居與鄉風文明。第四篇：國外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舉措及經驗鄉村治理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一些西方國家較早重視和實現了鄉村治理現代化，其重大舉措及良好成效，對于其他國家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打造鄉村特色與城鄉融合發展當前在鄉村治理中，通過因地制宜利用鄉村自有資源發展和推動鄉村建設，打造鄉村治理的特色品牌，并努力推動城鄉協同發展，實現鄉村的可持續性繁榮成為具有代表性的鄉村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是從城市與農村空間融合的視角上來思考鄉村治理，通過開發和整合本地傳統特有資源，在城鄉協同發展中形成區域性的經濟優勢，進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產品實現鄉村治理的創新性發展。日本的造村運動最為典型。自二戰結束后，日本在鄉村治理改革方面制定了《地方自治法》《農協法》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在鄉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經濟結構改革、行政治理改革等方面形成了新型的鄉村運行機制，促進日本開展了以立足鄉土、自立自主、面向未來的造村運動等鄉村治理創新實踐。在政府大力倡導與扶持下，各地區鄉村依據自身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一是培育獨具特色的鄉村產業基地，譬如香菇產業基地等；二是充分發揮農協作用，整合鄉村產業的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環節建立產業鏈，實現鄉村產品與城市市場的順利交易；三是不斷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采取對農、林、牧、副、漁產品實行一次性深加工的策略，形成地方特色產品，提高市場競爭力；四是日本政府對鄉村發展給予大量補貼和投入，全力支持農村發展，促進日本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現。通過漸進式改革促進鄉村綜合發展漸進式改革是將鄉村治理看作一項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在不同階段調整鄉村治理目標、方式和手段，以融合和互促的形式建設利益共同體，實現整合鄉村社會中的優勢資源良性互動，使其共同致力于促進農村社會有序發展以及鄉村現代化進程。德國政府從20世紀初期便開始實施以村莊更新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改革工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通過相應的立法予以規范和引導。1976年德國修訂了《土地整理法》，首次明確將村莊更新作為重要任務，從而開啟新一輪的鄉村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整頓。到了20世紀90年代，德國村莊更新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了新的舉措，通過實現鄉村能夠享受同等的發展條件、生活條件和交通條件等，保障為鄉村居民提供較為便宜的住房和為產業提供低成本的用地的同時，在鄉村發展中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生態元素，鄉村的文化價值、生態價值和休閑價值被提升到重要地位，村莊更新計劃成為“整合性鄉村地區發展框架”，有力地促進村莊的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