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3論二十世紀末期對話體指責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對話體傳統，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典籍中載有多種形式的對話，《論語》實際就是用對話的形式寫成，但是均主要探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修身養性等等，只偶或涉及文藝。在后來漫長的文學理論指責史上，也不曾出現類似西方柏拉圖式的專用對話體寫就文藝指責的《文藝對話錄》。而當歷史進行到20世紀末期，在中國，對話體指責忽由地平線上升起，并快速擴散開來，釀成一派蔚為壯麗的景象。這原委是一種什么現象與表征呢？

一

很明顯，“對話”的訴求已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指責的一種時代精神。假如說巴赫金、哈貝馬斯的現代“交往對話”理論和托多洛夫“對話的指責”思想都是產生重要影響的驅動力，毋寧說它首先是發自于中國文學指責現實土壤上的實踐。因為在以上諸人思想著作譯介之前，對話體指責就以感性實踐形式出現在新時期的指責中了。

就筆者視野范圍，新時期最早的對話體指責也許要算吳亮的《藝術使世界多元化了嗎？——一個面對自我的新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上海文學》1981年第12期）。在人們還未意識到對話體的意義時，吳亮是怎樣想到用這一體例來闡述自己對藝術問題的看法的呢？“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個摯友那里讀到一篇題為《我看世界》的對話體短文，記得是發表在一份由某個文化館辦的刊物上。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機緣，想不到它盡然刺激了我的思維。……有相當一部分問題的思索始終無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寫進了‘對話’，把未能形成結論的思路呈現于外，為一種‘過程’的引力所誘惑，可能是我從那之后不斷寫對話的一個驅策——我不知道別人怎么樣，只是意識到自己常被兩種相反的聲音纏圍著，我所能做的不過是記錄它們的彼此交談而已。”（注：吳亮《答友人問》，《指責家》1986年其次卷第四期。）這是主體實踐須要與悟性靈思碰撞下的選擇，顯示了指責者對指責內在要求的感悟與適應。

稍后成為吳亮等的同道者并凸現出對話體指責效力的，是1985年底隨著“新方法論”、“主體性”等文學觀念方法的大探討與變革中出現的陳平原等人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讀書》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此時西方現代文論的引進大大打開了人們的視野，激發了人們對現代文化品行、現代思維方式、現代指責觀念的追求。這篇對話體指責帶有濃郁的“新”與“現代”的色調，對文學探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話體以眾多聲音的差異、溝通、互補構成一種合力的姿態，顯示出了這一思想觀念的許久醞釀與重量。反過來，這篇對話體也提高了對話體指責的地位和魅力。在此期間，不僅吳亮從1981年起接連寫的系列“對話”結集為《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出現了《南北青年評論家對話》（《語文導報》1986年第11期）、《文學的與藝術的情思—李澤厚與劉再復的文學對話》（《人民日報》1988年4月12日）等，從而使對話體指責在理論指責領域形成了肯定的沖擊波，使更多從事文學探討、指責的人們越來越留意并重視這一種簇新的有力的指責方式。

從今，對話體指責便以一種“新指責”之貌頻頻出現于報刊雜志流行起來。90年頭，對話體指責的流行達到高潮。尤其1994年前后圍繞“人文精神”大探討的幾年，很多學者、專家參加了對話體指責，使一些富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思索得以表達溝通。諸如朱向前、陳駿濤《三種理論指責型態的交叉與互補》（《飛天》1992年第6期），蔣孔陽等《立足高標準，反對平凡》（《文論報》1993年1月2日），王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謝冕等《志向的文學史框架》（《上海文學》1993年第8期），李陀等《漫談文化探討中的現代性問題（《鐘山》1996年第5期），王曉明等《民間文化、學問分子、文學史》（《上海文學1994年第9期》），傅杰、王元化《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文藝理論探討》1995年第1期），孫紹振、夏中義《從工具論到目的論》（《文藝理論探討》1997年第6期），王光明等《兩性對話：中國女性文學15年》（《文藝爭鳴》1997年第5期），丁帆等《晚生代：“集體失明”的“性狀態”與可疑性話語的尋證人》（《文藝爭鳴》1997年第1期），王干等《“新狀態文學”三人談》（《文藝爭鳴》1994年第3期），王蒙等《多元與溝通》（《北京文學》1996年第8期），錢谷融、殷國明《關于論（論“文學是人學”）》（《嘉應高校學報》1998年第4期）等等。對話體指責在整個指責中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顯著的。對此，楊揚在《90年頭指責文選·序》中作了概括：“90年頭文學指責表達形式的最大變更，就是由多人參加的對話體指責的流行，而且，對話成為90年頭文學指責表達指責家文學思索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說，90年頭那些較為重要的問題，那些有著較為廣泛社會影響的指責話題，都是通過對話的形式表現和傳播開來的。諸如，后現代問題、女性指責問題、傳媒與大眾文化問題、市民社會和都市文學問題、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頭生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類指責家，以一種沙龍談話的方式，最簡潔、也最快速地將自己的看法表達出來。”（注：陳思和、楊揚編《90年頭指責文選》第10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二

對話體指責何以在此時異峰凸起？

筆者曾就此與友人探討，答曰社會轉型期思想解放的必定產物。此言似有道理。但“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其轉型、開放之程度并不亞于時下，為何鮮見對話體指責呢？看來一般原理并不能替代個別分析，每一種思想運動形式都為它自己的特殊的沖突、依據所規定。對話體指責的崛起，與特定時期指責的環境、須要、文體意識親密相關。

20世紀末期是一個在某些方面相像于“五四”時期而又在本質上相異的特殊時代，是一個由中國的百年現代進程實踐與世界開放對話潮流所確定的全面、自覺走向現代化的時代。假如說在社會轉型上，在外來思想、學問體系的引進上，在追求科學、民主和社會進步上，二者有很多共同點；但在社會性質上、歷史進程上以及整個經濟、政治、文化形態上則各有其特殊的規定性。“五四”時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處于“德先生”、“賽先生”現代啟蒙階級，民主與科學意識遠未自覺，社會主要沖突是民主革命與封建專制之間的對抗性沖突，社會關系亦是對抗性的階段斗爭關系，因而整個語境是一種充溢對立、斗爭的激烈革命時代。由此確定了文學指責主體很難有平和的心態，不同觀點、觀念之間不是同等、探討、溝通、共存的關系，往往是唯我獨尊的批判、打倒的關系，所以，《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便不行能以溫柔的探討對話體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發出第一聲呼喊，隨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予以聲援。在創建社與文學探討會“為藝術”、“為人生”的觀點之爭中，亦缺乏心平氣和的探討、對話。在30年頭“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斗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論爭中，更是唇槍舌劍、“匕首”“投槍”、有你無我。表面上呈現出多元化的形態，但指責主體的潛意識仍是封建傳統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元論觀念，竭力戰勝一方標立一方。相比于那個“打倒”與“革命”的時代，20世紀末期則是一個“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注：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北京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歷經近百年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社會逐步實現民主與科學的現代轉型，社會主要沖突轉為發展生產力與滿意廣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須要的非對抗性矛質，整個語境更為寬松、開放、自由。由此確定了文學指責主體同等溝通的心態，無論對域外文學、民族傳統文學還是新型文學，不同觀點、觀念之間形成了探討、碰撞、理解、共存的關系，即所謂“眾聲喧嘩”。正是這樣一種時代文化語境為對話體指責的興盛創建了可能。

文學指責活動有自身的發展邏輯，并非民主、開放時代就肯定產生對話體指責。其實，20世紀末期對話體指責的興盛更干脆地源起于現實指責實踐的呼喊和指責自身現代性的內在要求。自從20世紀以降，在近代實證主義思潮和人本主義思想影響下，打破了傳統的印象——體驗——評點式指責的舊格局，文學指責走向了從大處著眼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歸納、綜合概括地把握的運思方式，在指責文體上形成了重事實、重演繹、強調理性分析和邏輯結構的特征，并成為20世紀基本的和通行的指責形式。然而，這種文體在顯示出先進性的同時卻也構成對文學指責某些內在本性、要求的遮擋，例如忽視文學指責的感覺體驗性、靈思生發性、溝通探討性等等。當然，這一欠缺可以由其它文體形式補充，象隨筆體、書信體等，然而隨著文學指責日益歸附于政治特殊是被迫與極左政治、陰謀政治聯姻，指責的個體體驗性、溝通探討性也就事實上被扼殺，使論說體指責趨于一尊以至演化為極度的獨語獨斷——不行探討、不行質疑的權威性定論發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藝評論文章即是典型例證。明顯，這種專制獨斷與文學指責探究、探討的本質是根本相悖的。因而，當推翻和批判了極左政治、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當指責本體性和指責主體性被發覺被確認、指責取得相對獨立時，僅僅那種獨語論說體就再也不能滿意指責的須要。指責面對多數新老問題和不同主體角度的指責話語，迫切須要辨析，須要兩種或更多聲音的溝通、交鋒。于是，在1981-1982年前后，出現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諸如魯樞元的《關于靈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