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為什么要定義博物館業務的物質對象？它的性質是否會影響博物館業務內容和工作成果？是否會影響博物館組織的社會目標？討論博物館定義，很難回避這些問題。博物館業務內容的演變近代公共博物館的出現，是為滿足人們認知理解物質世界的要求。為保證認知活動及其結果的客觀理性，博物館形成了基于客觀認知物質世界的業務流程，即對物件的收藏、分類、研究、展示、傳播。博物館物件的內涵及性質受到博物館工作的目標及流程的影響，也受到社會對博物館機構核心價值的認識的影響。20世紀初隨著大規模工業生產模式的擴張，博物館業務活動受到工業分工的影響，對博物館業務流程的認識也從科研人員主導的“科學研究過程”轉變為專業人員從事的“生產流程”，即把博物館業務理解為獲得特定產出的制作生產過程。這一認識成為博物館業務實踐規范化和標準化的認知基礎，獨具特色的業務鏈也為博物館作為獨立的社會行業提供了職業保障。20世紀中后期人們注意到博物館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開始審視博物館業務的社會影響，評估博物館收藏的價值和意義，認識到博物館藏品在構建國家文化傳統和增進文化認同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從而賦予博物館收藏以文化記憶載體的重要責任。20世紀末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下，博物館更成為地域或社群文化的避難所，為維護文化多樣性和促進多種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做出重要貢獻。博物館藏品定義的演變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以下簡稱“國際博協”）將博物館定義作為推進博物館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的重要工具。國際博協于1946年成立以后，基于對博物館特性及博物館社會任務的理解，多次對博物館定義進行修訂，每次修訂文本都包含了博物館藏品這一要素，并對博物館藏品的內涵及性質進行了明確解釋。1946年的定義特別強調收藏的重要，認為博物館的核心就是各項“收藏”，博物館包括所有對公眾開放的藝術、技術、科學、歷史或考古資料的收藏；1951年的定義強調了博物館的主要業務活動是保護、研究、教育，這些業務活動都基于“具有文化價值的物品和標本，及藝術、歷史、科學和技術的收藏”；1961年的定義強調博物館的機構特質，博物館是保護和展示“具有文化或科學價值物件的收藏”的常設性機構；1974年，國際博協關于博物館的定義突出了博物館的社會責任是為“社會與社會發展服務”，對博物館藏品性質也強調其對人類發展的作用，即“（博物館藏品是）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證”；1989年定義基本延續了1974年定義的表述，只是修改了藏品性質的表述:“materialevidenceofpeopleandtheirenvironment”,表述中用復數的people取代了單數的man，似乎是要回應全球化對文化多樣性的沖擊；2007年國際博協的博物館定義發生重大調整，對博物館藏品的內涵表述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這次修訂是要回應國際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也要表達博物館藏品因具有文化遺產身份而應受到國際及在地國家法律的保護。國際博協博物館定義中關于博物館藏品的內涵及性質的表述，經歷了從強調其作為科學研究資料，到關注其作為人類發展進程及狀態的實證證物，到近年來因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責任而強調藏品是人類物質及非物質遺產的變化。我們注意到，國際博物館界通過對藏品性質的具體表述，表達對博物館藏品基本屬性的認知，指導博物館對藏品相關內容的研究和展示。這些藏品定義反映了博物館對所承擔社會責任的認識，為博物館開展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專業活動提供了專業指引。但也要注意，這些博物館藏品的定義使用了在語義上并沒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詞語，這些詞語也沒有邏輯上的明確關系，這很容易使博物館從業人員認為新定義是對舊定義的取代，并根據新定義使用的詞語來重新定位或評估博物館藏品的內涵及其價值。此外，不同時期博物館定義藏品使用的詞語，其意義的體現是要在特定的情境中實現的，當人們看到這些詞語時，也會將其置于特定的行為情境或文化背景中去理解。關于“物證”與“遺產”詞語意義理解可以產生的歧義，參見下表。“物證”與“遺產”的內涵及外延的比較將博物館藏品的性質及功用視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證”，更鮮明地表達了公共博物館通過科學研究服務人類發展的責任。視博物館藏品為“物證”，反映了博物館藏品源自客觀的物質世界，是研究者基于獲取科研資料的取樣規則從物質世界中取得的，是真實的科研資料，是保證科研成果客觀科學的基本措施。優點將博物館藏品置于科學研究語境中，有助于科學研究人員利用博物館藏品從事相關科學研究實踐，基于博物館藏品的科研成果也易于為相關學術領域接受。作為“物證”的博物館藏品，其本質是自然世界的樣本，具有原生的屬性，具有“價值中立”的色彩，博物館藏品自身不會對研究實踐構成預設限制，且易于為具有不同學術觀點的研究者所接受，從而體現出研究者個人分析思辨模式的個性特點。博物館藏品作為“物證”，對博物館事業發展也有積極的支撐作用，自然博物館的藏品常常是從自然界采集的標本，科技博物館的藏品常常是用于呈現特定抽象概念、科學原理的人工裝置，“物證”為這些收藏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支持，也使這些自然、科技類博物館的“博物館”身份更具合法性及合理性。限制將博物館置于“知識生產”的領域，一些研究者據此將博物館視為“知識權力”的標志，博物館成為西方知識體系的代言人。讓人們認為博物館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術象牙塔，游離于社會發展進程之外。博物館收藏被定義為“物質及非物質遺產”，響應了當代社會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強烈訴求，提升了博物館在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為博物館提供了雙重的法律鎧甲。積極影響強調藏品的文化意義和文化背景，博物館得以在更廣泛的文化維度上與更真實的文化社群建立聯系，有助于博物館奠定更可靠的社區基礎，爭取社區對博物館可持續發展的切實支持。使博物館藏品具有了可量化的價值尺度。作為“遺產”的博物館藏品，因遺產的數量、等級、利用和資產管理等評價因素而得到可量化的價值賦值，從而提高了藏品本體的價值內涵，也影響到公眾對博物館收藏重要性的直觀感受。讓博物館收藏具有了“情感”的溫度，將過去與現實聯系起來，將屬于過去的物件與當下需求聯系起來，讓觀眾在過去與當下的聯系中看到發展，看到希望，也在遺產中找回自己的記憶，感受到歷史的溫情。使藏品成為“文化認同”的物質載體，對博物館藏品遺產意義及價值的認同，成為人們共同身份和共同歸屬認同的內核。消極影響博物館被置于“過去”的區間，博物館與當下社會之間無形中出現了裂痕，博物館參與社會發展也被貼上“遺產保護”的標簽。人們會根據評價標準將遺產區分為不同等級，以采取不同的保護維護措施。這種做法無形中將博物館區分了等級，人們會基于博物館收藏的遺產等級而判斷博物館的價值，從而影響公眾對博物館社會價值的認知。將造成對博物館機構身份認定的困擾，自然類、科技類（科學中心）、當代藝術類博物館可能會因其收藏能否歸屬于“遺產”而面臨質疑，或者被置于博物館的邊緣，面臨被逐出“博物館”行業的風險。使博物館面臨法律、道德、倫理的風險，特別是博物館藏品“注銷”活動可能面臨“怎么可以注銷遺產”的倫理困境，盡管博物館界已達成共識，即合法合規的藏品注銷活動有助于博物館增強運營活力和服務能力，有助于博物館調整博物館定位和運營方向。結

語鑒于近代公共博物館是近代科學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支撐條件，我們在定義中重申博物館是科學知識生產、優化、傳播系統的重要環節，要通過博物館定義構建自然、藝術、歷史、科技類博物館最普遍的共同基礎。此外要警惕近年來博物館弱化科學知識生產的傾向，建議國際博協關于博物館的定義應強調博物館知識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