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信息披露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1.1國外研究現狀分析關于財務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開始的。當時主流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信托責任，一種是決策效用。信托責任的概念是在公司制度和現代信托財產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受托人認為，會計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反映受托人的受托業績。因此，財務信息的披露應主要反映企業的經營業績，明確受托人和受托人的權利和義務。Gong等認為，為投資者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降低不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才算是高質量的信息披露[2]。Byard等認為，實際上對于公司而言，披露充分有效的財務信息是利大于弊，能夠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提升在證券交易市場的吸引力[3]。Peterson等認為，上市公司應當提高財務信息披露的質量，將公司發展狀況良好的信息展示給財務信息使用者[4]。Lowry認為，要從多個方面改善公司內部管理水平，提高內部審計部門的地位，增大自愿披露的財務信息的程度[5]。Elizabeth認為，導致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隨意性強的原因之一是當前監管力度不夠，監管部門應該加強監管，規定公司財務信息披露事項[6]。Yao等認為，需要用很高的成本才能對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做到非常有效的監管，而且公司披露財務信息多數是出于追求利益的目的[7]。H?ring等認為，與保險公司的風險信息公開披露的質量高低有密切關聯的是，企業規模、股權分散度、盈利水平等因素[8]。Sengupta認為，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的公司一般資本成本越低，市場不確定性與信息披露的重要程度成正相關[9]。1.2國內研究現狀分析國內對財務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較晚，1929年之前財務理論基本上是對會計基礎理論的探究，沒有涉及到會計信息披露的問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資本市場在我國迅速發展，政府有關部門和證交所陸續開始重視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規范問題。我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也經歷了從自愿披露到強制披露的過程，披露主體從金融機構擴展到所有上市公司，披露內容也從形式披露到本質披露[10]。馮萍認為，保險公司的會計核算與信息披露在結合新會計準則進行改革過程中，保險公司仍需要不斷地進行完善，并逐步將公司的會計核算與信息披露標準化，以促進公司財務的發展與進步，使得保險公司的發展更加適應會計政策的改變[11]。李從剛等研究發現，公司購買董事高管責任保險顯著降低了管理層的自愿性披露水平，說明訴訟風險對自愿性披露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為中國情境下的訴訟成本假說提供了新的證據。進一步的研究顯示，董事高管責任保險對自愿性披露的負向影響在訴訟風險和代理沖突較大時更為顯著，特別是在2006年新的法律法規頒布后，訴訟風險不斷增大，董事高管責任保險對自愿性披露的負向影響作用也在逐漸增強[12]。鄧啟穩等研究發現，外部獨立董事比例、股權集中度、機構投資者持股比重、企業規模與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披露顯著正相關，說明擁有良好治理結構的公司和機構投資者比重較高的公司可能更愿意披露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訴訟風險與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披露行為呈負相關關系，說明公司面臨的訴訟風險越大，公司越不愿披露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進一步研究發現，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以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承擔的特殊政治使命更傾向于披露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13]。譚紅楠認為，監管機構應立足于我國發展特色，借鑒國際保險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從建立我國特有的信息披露制度、規范非財務信息披露、督促保險公司建立內部信息管理制度、鼓勵保險公司主動披露信息、建立動態信息披露及監管制度五個方面進行完善，才能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降低風險的積累與傳遞，保證市場的穩定運行，才能向投資者提供真實、充分、及時、相關的會計信息，有效地維護投資者的利益，才能推動我國保險公司走向國際化，提高國際競爭力，才能推動保險業又快又好發展[14]。郝臣等研究發現，強制性信息披露水平明顯高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人身險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高于財產險公司;中資保險公司信息披露水平高于外資保險公司。同時，保險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促進償付能力的改善，加強對投保人等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保護;其中，強制性信息披露水平對償付能力的正向影響顯著，而考慮到我國保險行業的現狀，保險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暫時未對公司償付能力的提高呈現促進作用。此外，保險公司注冊資本越高，保險公司償付能力越強，對投保人的利益保護越好;股份制公司的償付能力要高于有限制公司;中資公司償付能力優于外資公司[15]。宋獻中等研究發現，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降低了未來股價崩盤風險。進一步對影響路徑的剖析表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同時通過信息效應和聲譽保險效應降低股價崩盤風險，但聲譽保險效應占據主導地位[16]。鄭丁灝建議,在2020年新出臺的《證券法》實施的背景下，亟需從實體與程序維度重構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補齊監管短板。結合歐盟與香港地區的制度經驗，我國應從規范效力入手，補強并統一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效力規定，并在此基礎上完善核心議題、關鍵指標等披露內容。同時，在程序上應明確信息披露方式、建立第三方鑒證機制，多措并舉提升信息披露質量，切實保障投資者權益[17]。1.3文獻評述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查閱及思考發現，雖然我國對財務信息披露相關的研究起步較晚，但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以下問題基本達成一致意見：一是都能認識到財務信息披露問題對公司內外部影響重大，通過各種研究方法，找到影響公司財務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針對癥結問題，提出有建設性、借鑒性的對策和建議。二是認識到財務信息披露與公司內控程度間存在密切關聯，保險公司如果擁有完善的內控制度和體系化的治理結構，將利于完善財務信息的收集和披露。三是自愿性財務信息披露的缺失在上市公司中很常見，投資者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但是他們相較于公司往往處于財務信息不對等的劣勢地位。自愿性財務信息披露也是財務信息披露的重要組成部分，亟需盡快完善相關政策和規范。但也能明顯看到，國內學者在研究財務信息披露問題時，主要是通過定性方式，從財務信息披露的原則、性質角度，試圖在制度層面和內控角度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現狀。鮮少以案例方式，更加具體的從上市保險公司角度分析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和建議。并且相比國外較為先進成熟的理論研究和完善的財務信息分析評價體系，國內學者對此還要更加深入研究。以上問題都導致了目前無法較為全面、系統和深入地站在科學分析體系角度去探討上市保險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相關問題，也是無法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議措施的短板所在，這點是國內亟需加強提高的。參考文獻王緒瑾,王浩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回顧與展望[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5(02):91-104.GongR,MarsdenA.Theimpactofthe2007reformsonthelevelofinformationdisclosurebytheChineseA-sharemarket[J].ChinaEconomicReview,2014,30:221-234.ByardD,ShawK.CorporateDisclosureQualityandPropertiesofAnalysts'InformationEnvironment[J].JournalofAccounting,Auditing&Finance,2003,18(3):355-378.PetersenC,PlenborgT.VoluntarydisclosureandinformationasymmetryinDenmark[J].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AuditingandTaxation,2006,15(2):127-149.Lowry.InternalControlsandConditionalConservatism[J].TheAccountingReview,2011,86(3):975-1005.ElizabethC.EconomicConsequencesofMandatedAccountingDisclosures:EvidencefromPensionAccountingStandards[J].TheAccountingReview,2013,88(2):395-427.YaoQ,ZhangZH.GameAnalysisofAccountingInformationDisclosureinCapitalMarket[J].InternationalJournalofBusinessandManagement,2009,2(4):94-95.H?ringD,GründlH.InvestigatingRiskDisclosurePracticesintheEuropeanInsuranceIndustry[J].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2011,36(3):380-413.SenguptaP.CorporateDisclosureQualityandtheCostofDebt[J].TheAccountingReview,1998,73(4):459-474.馮萍.新會計準則下保險公司會計核算與信息披露研究[J].當代會計,2020,(20):122-124.李從剛,許榮.董事高管責任保險、訴訟風險與自愿性信息披露——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9,41(11):112-126.鄧啟穩,郭迎慧.董事高管責任保險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研究[J].會計之友,2018,(23):66-71.譚紅楠.國際保險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對我國的啟示[J].納稅,2018,(09):34-36.郝臣,孫佳琪,錢璟等.我國保險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及其影響研究——基于投保人利益保護的視角[J].保險研究,2017,(07):64-79.宋獻中,胡珺,李四海.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股價崩盤風險——基于信息效應與聲譽保險效應的路徑分析[J].金融研究,2017,(04):161-175.鄭丁灝.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之審思與重構[J].金融與經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