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日本經濟發展史1.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開始將趕超西方強國、推進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目標。但是，可稱之為“近代經濟增長”的過程實際開始于19世紀的80年代后期，其標志是：民間企業開始迅速發展；制造業的產值開始迅速增加；近代的財政、金融體制開始形成；明治初期的經濟混亂狀況開始改觀，至少可能從統計上加以把握。與西方強國相比，日本現代經濟增長的起始階段的特點是：開始最晚；起點最低；開始之后的增長率最高。美、英、法、德4國的現代經濟增長開始于1850—1859年。日、美、英、法、德5國在上述年份或時期的人均GNP分別為136美元、474美元、227美元、242美元、302美元（按1965年美元價格折算）。5國從現代經濟增長至1965年的GNP和人均GN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6％和2.5％、3.6％和1.6％、2.2％和1.2％、2.0％和1.7％、2.7％和1.7％。明治政府實施“殖產興業”的經濟政策，自上而下地培育現代產業（例如由政府開辦“模范工廠”，然后廉價出售給民間），促使工業化獲得了迅速的進展，對追趕歐美先進國家起到了重要的效果。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將工業化與經濟增長帶來的“國富”用于“強兵”，而不是用于改善國民的生活，終于走上與西方列強為伍、競相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與進行掠奪成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經濟獲得較快增長的極為重要的原因。例如，在1894—1895年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人稱之為“日清戰爭”）之后，日本獲得了“割地”（臺灣、澎湖列島）、“賠款”（2億3150兩白銀，相當于3億6400萬日元，而當時的中央政府的一般會計歲出為7000—8000萬日元）及在中國開放港口的通商特權。從一定意義上說，獲取戰爭賠款，通過侵占殖民地掠奪國外資源與財富，對日本實現工業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也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點。從國內看，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經濟增長與工業化過程得益于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和制度；同時，從江戶時代（亦稱“德川時代”，1603—1867年）以來日本就十分重視教育，造就了一支質量較高的勞動力隊伍，因而，使從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與制度能夠得到很好的消化。許多后進國家為了追求現代經濟增長，普遍采取了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制度的政策，但未必都像日本那樣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落后。日本現代化過程的一個特點是，其義務教育的開始早于現代經濟增長的開始，而美、英、法各國的義務教育的開始晚于現代經濟增長的開始。因此，日本之所以能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除去依靠明治維新的政治變革與明治政府的強有力的經濟政策（這給日本帶來了“現代因素”）以外，也是與其重視教育的“傳統因素”的貢獻分不開的。隨著工業化的進展，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以后，從慢性的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在經濟結構上則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918年工業比重超過50％，達到56.8％），雖然工業結構是以輕工業為中心，鋼鐵、造船、機械、化學等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也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是，與工業化與經濟軍事化加速推進的同時，社會發展十分遲緩，三大差距（不同社會階級、階層的貧富差距、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地區差距、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二重結構”）不斷擴大，勞動人民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1923年發生了關東大地震，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1929年又卷入世界性經濟恐慌，使日本的工、農業及金融業遭到沉重打擊。從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戰爭，使戰爭費用更加扶搖直上，達到了7558億日元這樣的天文數字，國債余額從1930年的62億日元增加到1945年底的1439億日元，整個經濟陷入了崩潰的邊緣。1945年日本戰敗，戰爭給日本留下的是“大東亞共榮圈”幻夢的破滅，是“人工沙漠”（隨美國占領軍抵達日本的從軍記者語）般的一片廢墟，是足以令國民發誓“決不能讓戰爭重演”的深刻教訓。2.戰后經濟復興（1946—1955年）二戰結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日本開始走上了經濟復興之路。由于長期戰爭的破壞，生產能力銳減，工業設備的30％—60％遭到空襲破壞，未遭破壞的設備也急需修理與更新。同時，由于戰時大量支出軍費的結果，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許多生活必需品供應奇缺。1946年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戰前（1934—1936年平均值）的65％，工礦業生產僅為戰前的28％，農林漁業生產僅為78％。全國的失業人口多達1300萬，從海外撤退回國的日本國民多達650萬人。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露宿街頭，食品不足導致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可以說戰后的經濟復興之路的起點是極為困難、悲慘的。在經濟復興的開始，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間接統治”下，實行了戰后改革，包括改革初期實施非軍事化，制定“和平憲法”，同時實施解散財閥、農地改革、勞動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戰后改革使日本在外力的推動之下確立了戰后的和平發展道路，并使市場競爭原理在除金融外的大多數產業領域得以發揮作用，為整個戰后的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46年采取的“傾斜生產方式”對經濟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由于當時的能源中心是煤炭，產業“糧食”是鋼鐵，為了全面恢復生產，首先需要傾全力于增產煤炭與鋼鐵。“傾斜生產方式”就是選準煤炭與鋼鐵作為恢復經濟的突破口，首先將依靠美國援助，從美國進口的重油優先投入鋼鐵生產，接著將增產的鋼鐵優先投入煤炭生產，再將增產的煤炭投向鋼鐵生產，通過鋼鐵業與煤炭業的相互促進與共同振興來帶動電力、化肥、交通等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為了實施“傾斜生產方式”，日本政府還對重點產業部門實施價格補貼，并于1947年初設立了“復興金融金庫”，給重點產業部門提供低息貸款。這樣，到了1948年日本經濟雖然擺脫萎縮狀態而走上了擴大再生產的道路，使整個經濟重建工作開始走上軌道，但是，大量的價格補貼和巨額的低息貸款加劇了通貨膨脹，出現了所謂“狂亂物價時期”。為了穩定日本經濟，克服通貨膨脹，美國政府于1948年底提出了穩定日本經濟的9條方針，并委派底特律銀行董事長道奇為占領軍司令部的財政金__融顧問。1949年根據道奇的指示（道奇路線），對日本經濟進行整頓，廢除了價格補貼和低息復興貸款，并編制了超平衡預算，使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物資供應的緊張局面得到緩和，對經濟的統制也逐步撤銷，為市場機制進一步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推行緊縮的財政、金融政策，雖使通貨膨脹趨于收斂，卻又引起生產萎縮，失業增加，導致日本經濟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深淵。正在這個關頭，美國侵朝戰爭于1950年6月爆發，大量的戰爭“特需”猶如及時雨潤澤了日趨干枯的日本經濟，使工礦業生產部門重又活躍起來，不僅擺脫了道奇路線造成的經濟危機，而且帶來了空前的“特需景氣”。1952年朝鮮停戰之后，由于美國不再從日本大量采購戰爭物資，致使日本經濟一度陷入短暫的不景氣，但此時日本經濟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企業得以依靠其資本積累擴大設備投資，實行產業的合理化，提高國際競爭力；城鄉居民在收入明顯提高的條件下，對耐用消費品等的需求不斷增大，刺激了生產的發展，因而很快出現了“投資、消費景氣”。至1953年日本的實際GNP超過1944年的水平，而在1946年實際GNP只及1944年的56％。從1946—1955年的10年間，GNP年均增長率達到9.2％。3．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55—1973年）1956年發表的《經濟白皮書》宣稱：“現在已不是戰后了”。這句話一時成為流行語，甚至被后人認為是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宣言”。1955年度的日本經濟不僅在國民收入、礦工業生產等“流量”方面，而且在企業設備等“存量”（即業已積累起來的資源）方面，都超過了戰前水平。“現在已不是戰后”的判斷，所依據的正是對戰前、戰后經濟實力的比較。然而，日本經濟徹底恢復到戰前水平之后，其增長率是否也將恢復到戰前的4％—5％的平均水平去呢？如果把經濟復興階段的高增長率看作是對作為復興出發點的戰敗之初過低的經濟水平的補償（即越是低水平的經濟越容易達到高的增長率），那么，在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之后，還能保持這樣高的增長率嗎？對此很多人是抱有疑問的。然而，“奇跡”再次發生了。從1955年到1973年將近20年期間，盡管增長率年年都有變動，但平均年增長率持續保持在10％以上，甚至比復興時期的平均增長率還要高一些，既然高速增長時期的出發點與經濟復興時期的出發點是大相徑庭的，因此，兩個時期十分相近的增長率數字（9％—10％）的含義顯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在1973年、即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終點”年份，日本的實際GNP達到1946年的11倍，達到戰前水平（1934—1936年）的7.7倍。日本的人均GNP從50年代不及美國的1/10，增長到相當于美國的60％。這樣的增長速度在日本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如果說，在經濟復興時期的經濟增長是以出口（“外需”、特別是朝鮮戰爭的“特需”）為主導的增長，那么，高速增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則是以投資為主導的增長，即迅速增長的民間企業的設備投資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數字上看，例如1969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率（民間企業的設備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高達27.3％，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投資率更是高達__35.3％。當時，日本無論是在生產方面，還是在消費方面，都以美國作為樣板，為此所需要的技術，也無需自己從頭開發，只要把先進技術引進來，通過模仿、消化與改良，就能迅速使之產業化、產品化。由于競相引進技術而導致了設備投資的迅速增長，出現了所謂“投資呼喚投資”的熱潮。通過設備投資熱潮，在戰爭期間由發達國家開發的新技術、新產品大量流進日本，使原有的產業設備一舉更新，崛起了鋼鐵、合成纖維、石油化學、電子工業等一大批新興產業。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也就是戰后重工業化和化學工業化的過程。1960年由池田內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象征，使廣大的民間企業受到鼓舞，其低利率政策則有力地刺激了民間投資的增長。迅速增長的投資促使生產設備日趨先進化、大型化：在鋼鐵業，最大高爐容量從1953年不到1000立方米擴大到1964年超過3000立方米，1973年超過4600立方米，以致在70年代世界最大的5座高爐中日本占了4座，并迅速導入氧氣頂吹轉爐等最先進的煉鋼技術；在石油化工業，最大乙烯工廠的規模從1958年的年產2萬噸擴大到1966年的年產20萬噸，1973年的30萬噸，建成了以大型聯合企業為主的石化生產體系；在電力工業，最大火力發電機容量從50年代后半期的17.5萬千瓦擴大到1967年的60萬千瓦，進而向100萬千瓦升級。與“大量生產”形成相互促進關系的是“大量消費”，特別是“家庭電器熱”成為高速增長時代國民消費的一大特征。在50年代，號稱為“三種神器”的黑白電視、洗衣機、冰箱得到普及，其中黑白電視迅速普及是在每臺價格相當于人們一個月工資的50年代后半期。到了60年代，彩電、空調、小轎車（由于這三大件的英文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C”，故又稱“3C”）成為國民消費需求的新的中心。其中小轎車的普及率從1955年每千人口保有1.7輛提高到1965年的22.0輛，1973年的133.6輛。由于技術引進與革新提高了生產力，加上1949年設定的日元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偏低（1美元等于360日元），日本的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出口以兩倍于GNP增長率的速度增加，其結果在60年代后半期開始形成貿易收支的黑字態勢（出口大于進口）。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于1964年加入經合組織（OECD），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以美元換算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于1967年超過了英國和法國，1968年超過了西德，從而在經濟規模上成為西方國家中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也從1960年的378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515美元，接近了西歐的水平（占世界第20位）。1969年度的《經濟白皮書》以“第2位與第20位”的表述，刻畫了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認為導致日本的GNP占第2位與人均GNP占第20位的“不平衡”的是農業、服務業、中小制造企業的低生產率。然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對以年輕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力的需求不斷擴大，導致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趨勢，以致低生產率部門的工資也迅速增加，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又加速了消費物價上漲。高速增長總的來說使蘊藏在日本國民中的“能量”得到了發揮，國民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了物質生活的貧困，基本上實現了完全雇傭，在消除經濟“二重結構”（例如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差距）方面也作出了成績，廣大企業通過技術革新增強了國際競爭力。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了物價上漲、生活環境建設落后及公害問題嚴重化等弊病。70年代初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進入末期，增長減速過程實際上已經開始。1970年度的實際增長率為7.6％，71年度由于“日元升值”的沖擊增長率下降到5.0％，1972年度增長率復又回升到9.2％。然而，緊接著在1973年發生了石油危機，致使1974年實際增長率下降到-0.4％，為戰后第一次出現的負增長。可以說正是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增長的轉折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給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劃上了句號。4．穩定增長時期（1973—1986年）1970年由于美國的國際收支惡化，美元大量流出，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制大大動搖。1971年8月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并對進口加征10％的關稅，即發生了所謂“尼克松沖擊”。1971年底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對各國通貨進行了調整，其中日元對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調整到1美元兌換308日元，但行情仍不穩定，又于1973年2月轉為浮動匯率制，即各國通貨的比價不再固定，而由市場機制來決定。1973年10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將油價從每桶約2—3美元提高到4美元、8美元、12美元，從而引發了所謂“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對石油消費國的經濟造成了很大影響，引起了通貨膨脹、經常收支惡化等問題，尤其是對進口中東石油依賴很大、號稱“油上樓閣”的日本經濟的沖擊更大。在石油危機的影響下，日本國內投機盛行，物價暴漲，甚至出現了家庭婦女搶購衛生紙的現象。為此，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金融緊縮政策，結果雖然控制了物價上漲，但卻導致設備投資停滯，經濟增長明顯減速，雇用減少，失業增加。日本政府于1975年春解除了金融緊縮，又于1977年底采用了財政刺激政策，同時推進產業結構高度化，促使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變。由于出口持續擴大，填補了國內需求的減少，結果經濟開始穩步回升，同時物價保持穩定，失業率趨于下降，經濟增長率的上下擺動也不大。為了克服石油危機，努力推行生產與經營合理化的民間企業功不可沒。它們依靠市場原理，一方面大力節省資源能源，并實行“減量經營”以節省各種費用，一方面通過技術革新實現了產品、特別是出口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化。通過推進生產與經營合理化，企業的素質與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在發生尼克松沖擊與石油危機以后，人們曾經預計日本經濟承受不了這樣的雙重打擊：擔心進入浮動匯率制以后，日元升值會導致民間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擔心石油價格上漲會帶動物價全面上漲，導致經常收支惡化，總之，擔心日本會進入“零增長”的經濟蕭條時代。但是，到了70年代后半期，人們逐漸發現，盡管油價上漲，在西方國家中受打擊最大的日本經濟卻恢復得最快；盡管匯率浮動，民間企業卻能在困境中頑強地恢復其活力。整個日本經濟由于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企業素質的增強而加強了對外部沖擊的抵抗力。因此，盡管在1978—1979年爆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1978年中期的每桶13美元暴漲到1980—1981年的每桶40美元），1981—1983年又出現了世界性經濟危機，日本經濟所受影響甚小。總之，日本經濟走上了穩定增長的道路，其經濟表現在發達國家之中實屬上乘（見下表）。石油危機前后10年的實際增長率

前十年平均后十年平均日本9.33.6美國3.91.8西德4.51.6法國5.52.3英國3.31.0隨著日本的經濟、科技水平日益趕上歐美，日本政府越來越感到必須加強自主的技術研究、開發，“從模仿外國技術的時代走向獨創的時代”。為此，于1980年正式提出了“技術立國”方針，制定了“創造科學技術推進制度”（科技廳）、“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通產省）等重要的研究開發計劃，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來推動“產官學”（“產”指民間企業，“官”指政府研究機構，“學”指大學）的科技合作與交流。然而，日本相對于其他西方國家的良好的經濟表現與迅速的技術進步，卻帶來了日本對外經濟關系的重大變化。由于國際競爭力的增強，日本的工業品出口持續擴大，1974—1975年的經常收支赤字到1976年轉為黑字，此后出超幅度迅速擴大。特別是在日美之間，由于美國從1982年起實行高匯率政策，使日美貿易不平衡日益加劇，日美貿易摩擦接連不斷，日趨激化。1985年五國財政部長會議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85年9月至1988年11月的3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從1美元兌換23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兌換121日元。5．泡沫經濟的膨脹與破滅（1986—1997年）由于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紐約股市暴跌），加速了日元升值，于1988年達到1美元兌換122日元的水準。為了防止日元進一步升值，1987年2月日本銀行將再貼現率調整到空前的低水平，即2.5％。這導致大量游資流向土地、股票市場，引起地價、股價的上升，而在揣摩土地、股票的價格會繼續上漲的心理作用下，人們爭相購入，以期取得增值效益，結果，土地、股票的價格被越炒越高，大大脫離了真實價值，19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指數（日本最常用的股價指數，它是根據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有代表性的225種股票的平均價格計算出來的）達到創記錄的38915.87日元。地價、股價等資產價格暴漲導致產業“資產效應”：其一，刺激了消費的膨脹，因為擁有土地、股票的人們手里的資產大幅增值，以至于感到自己頓時“闊”了起來，于是便大把大把地花錢，貴金屬、寶石、繪畫、名牌汽車等高價商品居然成了搶手貨；其二，導致建筑、土地的交易空前活躍，金融機構則積極開展融資活動（因為作為擔保的不動產價格上升），向企業、個人提供設備投資資金、住宅投資資金及消費資金；其三，在股票市場十分興旺的背景下，企業積極開展伴隨股票發行的籌資活動，用于設備投資與建設面向職工的福利設施。隨著這種帶有泡沫膨脹性質的“大型景氣”的發展，企業日益感到人手不足，結果導致工資上升，為了防止物價跟著攀升，日本銀行于1989年5月將再貼現率一下子提高到3.25％，其后股價繼續上升了一段時間，終于在1989年12月上漲到頂轉為下跌。在股價首先開始下落之后，地價的上漲率也在1990年年中到頂，其后上漲減緩，至1992年轉為下跌。地價、股價下跌導致資產緊縮效應，同時工資上升率的下降，在泡沫經濟膨脹期間購入了過多的耐用消費品使家計也發生了“過剩庫存”，國民的消費意識由熱轉冷，個人消費趨于不振，這導致了商品庫存的增加，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另一方面，企業則由于利率的上升加上泡沫膨脹時期進行過度投資所帶來的過剩設備問題而不得不抑制貸款，企業效益也趨于下降。然而，受泡沫經濟崩潰之苦最大的是金融機構。由于作為擔保的不動產價格的下降與所保有的股票價格的下降，部分貸款顯然已無法回收，加上通過所謂“非銀行”貸出的大量資金也成了壞賬。結果，名詞解釋“非銀行”：從事金融業務、但不受理存款的公司，如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等等。非銀行開展融資的資金需從同系列的金融機構等處籌措，由于非銀行在泡沫經濟膨脹期間融資過度，在景氣后退以后無法回收，致使向非銀行融資的金融機構也發生了不良債權問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