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傾向對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影響

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迅速崛起的發達國家，曾經以貧富差距小且經濟增長速度快而引起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日本的貧富差距問題卻日益突出，“一億總中產階級”的平等社會神話隨之被打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嚴峻現實成為日本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在談到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日本社會各界從不同角度形成諸多觀點。如以日本政府為代表的觀點認為，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齡化”、“小家庭化”等因素。例如，小泉擔任首相時在國會有關“經濟差距”問題的辯論中就曾公開表示：“如果考慮到家庭中老齡人口的增加、家庭成員的減少等家庭結構的變化的話，收入差距并沒有擴大。”而許多學者則是從日本的就業政策導致正規就業人數減少、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以及社會保障制度薄弱等再分配政策角度等方面對日本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進行了剖析。我們認為，日本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一系列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一系列綜合因素的形成又是與日本政府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息息相關的。一日本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形成原因及表現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陷入重大危機的背景之下，以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為代表提出的一套旨在否定凱恩斯理論的經濟學理論。隨著20世紀80年代這一理論先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美國里根政府所推崇并在兩國經濟政策中廣泛推行，這一理論逐漸被奉為市場經濟擺脫困境、增強活力的有效手段，進而在全球被廣泛推廣，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在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先后被付諸實踐。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行過程，按照DavidHarvey的劃分[1]，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這里將1982年中曾根政府的改革只視為“早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嘗試”，而“非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開始”），即：①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框架形成時期——政治改革時期；②新自由主義改革正式推行時期——橋本內閣時期；③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漸進時期；④激進地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小泉政權時代。各階段具體的形成原因及表現如下：（一）第一階段：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框架形成時期——政治改革時期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中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日漸恢復，中國、韓國等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實力不斷加強，經歷了經濟泡沫破滅后的日本國際競爭力優勢顯著下滑，其原有的資本積累體制的弊端也日益顯現。為擺脫困境，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成為掌權者的共識，為此，以重整現存政治體制為目標的政治改革率先開始了。這次政治改革的目標是變革社會黨和現存自民黨體制，以消除在推進帝國主義化和新自由主義化進程中的巨大政治障礙。具體方法是：一方面，改革現存的中選舉區制為小選舉區制，迫使社民黨的議席驟減，迫其與其他黨聯合，進而不得不改變一直堅持的非武裝中立、反對安保等基本方針，從而實現瓦解推行帝國主義化的最大障礙物——社民黨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小選舉區制加強了自民黨總部的權力，推進了黨的中央集權化，為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創造了條件。細川政權時期，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時，放寬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改革也隨即開始了。1993年9月，經團聯提出“有關放寬管制等的緊急要求”，細川內閣據此在當月的“緊急經濟對策”中加入多達94項的放寬管制的條款，進而在11月的題為“關于放寬管制”的中間報告中，更將放寬管制視為解決經濟不景氣的決定性手段而強力推出。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權，不論是細川政權、羽田政權還是自民黨支持的社民黨黨首為首相的村山政權，由于均為聯合政權，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行在地方受到抵制，導致其政策無法實施。（二）第二階段：新自由主義改革正式推行時期——橋本內閣時期1996年，橋本內閣上臺，自民黨終于改變前一階段聯立政權的被動局面，再度完全掌握政權，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以“結構改革”為旗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日本正式拉開帷幕。1996～1998年間，橋本內閣推行了金融改革、行政改革、經濟結構改革、社會保障結構改革、財政結構改革和教育改革，共計“六大改革”。以對醫療費為中心的社會保障費的削減、消費稅由3%提高到5%為代表的改革措施無一例外地屬于以減輕資本負擔、放寬管制為目的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然而，消費稅的提高導致國內消費的持續低迷，橋本內閣推行的緊縮政策對山一證券和北海道拓殖銀行的破產等金融危機的發生起到了催化作用，結果導致日本經濟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橋本政權逐漸喪失民意基礎，在1998年7月的參院大選中失利，這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隨之宣告結束。（三）第三階段：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漸進時期面對政治、經濟雙重危機，作為新自由主義漸進派代表掌權的小淵政權以及緊隨其后的森政權推出了所謂的“對癥療法”，即叫停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的財政結構改革，重新恢復對周邊部門的財政補貼，以期再次獲得農村和城市中的個體經營者的支持。具體措施包括：停止削減財政支出，積極投資公共事業，等等。然而這些明顯極具矛盾性的舉措不但沒能扭轉因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導致的被動局面，相反卻由此不但使得兩任政權財政赤字日益膨脹，而且揮金如土般的公共事業投資策略不僅沒有恢復農村及大城市個體經營者階層的支持，反倒招致大城市白領階層的不滿，金融、工商業界的忍耐業已達到極致，自民黨政權岌岌可危，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希望依靠財政改革來恢復自民黨支持率的新自由主義漸進派的目標最終落空。然而即便如此，兩任內閣期間也并沒有停止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在這種兩難的境地之下，也使得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自民黨政權呼之欲出。（四）第四階段：激進地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小泉政權時期在上述背景之下，為回應金融、工商業界等統治階級和大城市中上層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期待，小泉政權堂皇登場，并即刻著手強行推進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具體包括：不顧經濟低迷的實際狀況，嚴格抑制財政支出；從特殊法人特別是郵政民營化入手，大力推動公共部門民營化；通過強行處理銀行的不良債權以淘汰擁有銀行資金滲入的本地產業和效率低下產業；強行改組以跨國公司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建立強化跨國公司競爭力的體制；等等。通過小泉政權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日本大企業的競爭力得到提高，進而實現了經濟狀況的好轉。然而，由此導致的必然后果也日益凸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破壞了原有社會的安定，社會分裂局面日現。“差距社會”、“勞動者貧困”等詞語流行，犯罪增加、家庭崩毀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2006年9月，小泉政權下臺。隨后上臺的安倍政權為應對這一困境，在延續小泉內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基礎上，走上新保守主義之路。事實上，從歐美的實踐來看，新保守主義正是新自由主義矛盾顯現后的產物。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劇，安倍、福田內閣難以應對，兩任內閣均成為執政僅有1年的短命政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帶給日本各界的困境之大可見一斑。二日本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影響關于推行日本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貧富差距的影響，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具體方面進行分析：（一）從稅收及社會保障政策方面看，收入差距擴大是再分配功能不斷弱化的結果筆者通過分析發現，近年來日本政府推行的稅收及社會保障政策具有明顯向企業傾斜的傾向，這必然使得稅收和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功能降低，從而加劇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競爭規律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正是因為這種差距的存在，才能夠充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但這種差距如果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甚至因這種負面影響所形成的成本要超過因注重效率、提升經濟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收益。也正因如此，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等一些必要手段對初次分配進行調節，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成為各國政府的普遍共識。然而，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倒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實行了對企業有利、加重普通國民負擔的稅收和社會保障政策。例如，一方面，政府將所得稅和居民稅合計的最高稅率從65%降低到50%，繼承稅的最高稅率從70%降低到50%；另一方面，卻在提高醫療、失業和養老保險費的同時，將醫療費的個人負擔部分從原先的10%提高到現在的30%，并降低了養老金的支付數額。這樣的政策實際上是將國家財政危機的負擔轉移到了普通勞動者的身上。這樣做的結果是逐漸弱化了稅收的再分配功能，使稅收手段對初次分配結果進行調節的力度逐年下降。從表15-1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日本稅收對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由1981年的5.4%起幾乎是逐年下滑，到2002年已經降至0.8%。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基尼系數由1981年的0.3491提高到2002年的0.4983，而另一方面卻是稅收調節作用的不斷弱化，日本貧富差距加劇的原因可謂不言而喻。表15-1日本基尼系數的演進（1981～2002年）（二）從就業政策上看，收入差距擴大是非正式勞動者急劇增加的結果日本政府推行的旨在降低企業勞動成本、增強企業獲利能力的就業政策，人為地擴大了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日本京都大學的橘木教授認為，非正式員工的增加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產生了大量的喪失了各種社會福利待遇的勞動者。“企業通過雇傭非正式員工，節省了社會保險費，削減了勞動成本。如今，這類拿著低工資又無福利待遇的非正式員工人數，已達到日本就業者總數的1/3。這是造成日本貧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2]目前，日本勞動者3人中有1人、青年和女性2人中有1人屬于業務承包、派遣、零工、業余勞動者等非正式勞動者，其數量達1600多萬人。從1999年開始的6年間，正式就業勞動者減少300多萬人，而非正式勞動者則增加了400多萬人[3]。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工資結構基本情況統計調查”，2005年日本企業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工資差距之大也十分驚人，即使從事相同職業、工作時間相同的職員之間，非正式職工的平均工資收入只有正式職工的64%。從1998年開始，對勞工保護的法律更是普遍放松。勞動者超時工作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加之取消自由支付報酬和非全職就業期限為一年的限制等措施，又使公司可以讓非全職的女職工工作更長的時間。顯然，這些新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在增加了資本主義企業使用廉價勞動力自由的同時，進一步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并且直接導致大量貧困人口的出現。（三）從貨幣政策上看，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社會財富從家庭轉向企業的結果新自由主義的貨幣政策導致財富從家庭向企業轉移。據《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3月10日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1991～2005年，由于日本超低利率政策的推行，日本家庭收入減少了283兆日元，而日本的企業則因此減少利息負擔264兆日元。關于推行超低利率政策導致日本家庭收入減少的數據，日銀總裁福井俊彥2007年3月22日在日本參議院財政金融委員會上所發表的數據更是高達331兆日元。可以想見，如此巨大的財富轉移，對于日益擴大的日本貧富差距來說，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四）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總體取向上看，收入差距的擴大是資本主義資本積累規律作用強化的結果自從小泉政府上臺，日本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取向迅速被強化。政府強行實施的“結構改革”，處處為企業創造良好的贏利環境，資本積累提供最優的條件，一方面，不景氣的經濟局面逐步得到改善，一部分大型跨國公司的富裕階層聚集了龐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則是加劇了大多數國民的貧困，被迫面對“勞動者貧困”、不安定的就業環境和日益拮據的生活條件等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規律時，曾明確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4]概括為一句話，即資本積累的規律就是，一方面是富有者的財富積累，另一方面則是貧困者的貧困積累的規律。可見，日益加劇的日本貧富差距的現狀正是馬克思這一理論的實踐檢驗。總之，日本政府不斷強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極大地強化了資本主義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最終導致日本出現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實局面。三對日本貧富差距狀況演變趨勢的預測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日本未來的貧富差距狀況將呈現出以下幾個可能的趨勢：第一，日本的貧富差距還將具有持續呈現出擴大趨勢的可能性。日本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私有制市場機制是其作用于每一個經濟主體的基本機制。在這種環境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提升利潤，增強競爭能力，必將繼續通過雇傭非正式員工、延長職工勞動時間、削減勞動者工資等手段降低勞動成本，而政府為促進經濟的好轉，又必然堅持執行有利于企業的稅收及貨幣政策，其結果只能是使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規律不斷強化，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現象日趨嚴重。由于日本政府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基調短期內難以有實質性的改變，政府行為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必然有限，再加上日本老齡化社會問題的日益凸顯，可以預見，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一時將難以有效抑制。第二，伴隨日本經濟的景氣回升以及日本政府財政狀況的改善，迫于社會以及政治上的壓力，日本政府將會陸續出臺一些有利于改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狀況的政策。如就業政策，盡管具體標準還沒有確定，但政府已經提出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新法案。如果能夠在適當時機確定一個合適的最低工資標準，對于解決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升問題無疑是有現實意義的。隨著這些政策的出臺，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將受到一定的遏制，并在一個適當的水平上形成較長時間徘徊的格局。第三，盡管目前日本政府堅信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弊端已經在實踐中顯現。這必然使得執政黨對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產生顧忌，而像日本的左翼勢力（日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等）一直主張的通過確保勞動者收入以擴大消費需求，即使企業收入暫時出現減少，從長期來看，由于消費需求的持續拉動，企業的利益也會因為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得到滿足等主張也自然會逐步滲透到政府的決策當中。如果政府的決策出現向這一類主張傾斜傾向，日本的貧富差距則有希望縮小到社會普遍接受的程度，社會的和諧性也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第四，鑒于日本貧困率相對較高這一現實，日本政府必將適當采取一些反貧困的調節措施。例如，政府可以通過運用財政工具對貧困人口或貧困地區進行救濟、補貼或扶貧開發等措施消除貧困，體現社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維護政局穩定，實現經濟的穩定與增長，進而消除絕對貧困或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從而也會適當降低日本貧富差距的比例。第五，鑒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在今后數年對各國經濟增長將普遍減速的預期日益強烈的國際大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必將阻力重重，見效緩慢，日本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可能會再次進入一個新的輪回。上述筆者對日本貧富差距問題演變趨勢的預測，只是基于目前日本的貧富差距現狀、日本政府及社會的選擇傾向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等因素所做出的邏輯推演。但由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發展要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未來還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日本貧富差距問題的演變趨勢也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倘若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日本政府如果能逐步規避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不良效果，逐漸接納左翼勢力的合理建議，日本貧富差距問題則有希望向好的方面演變；如果日本政府依然進一步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堅信“市場萬能主義”，不斷降低政府的調控力度，日本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問題的解決難度將會加大，甚至要在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后果以后，才能營造出集中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契機。四幾點啟示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是中國的近鄰，又是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屬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既在文化、傳統等方面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上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又在經濟發展階段上走在中國的前面，有鑒于此，其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必將對中國的現在及未來的經濟發展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筆者認為，從前面日本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后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1）中國在進一步深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