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與特點

第三章：中國文化進展的軌跡與特點

第一節：華夏文明的奠基與元典創制1、純樸的精神之花獨立起源的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濫觴人類的產生掀開了文明史的第一頁，從此人類社會的每一寸進步都化作斑斑墨跡永久銘刻在青史上。中國是人類起源和成長的搖籃之一。在云南開遠、祿豐等地，差不多發覺了拉瑪古猿化石，這是800萬年往常正在形成中的人，說明中國是人類起源地之一。

通過現代科學研究，約300多萬年前，人就完全形成了，這確實是早期猿人。到約200萬年或150萬年前時期，又進展為晚期猿人。1965年在云南省元謀縣上那蚌村發覺屬于晚期猿人的兩顆門齒化石，經測定距今已有170萬年。

比元謀人稍晚的古人類化石和遺址，在中國各地都有許多發覺，如陜西藍田猿人化石。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覺了猿人化石以及猿人活動遺跡。通過多次大規模的挖掘，發覺了頭蓋骨、下頜骨、牙齒和四肢骨等大量化石。北京猿人的體質形狀比藍田人有所進步，比較明顯的是頭蓋骨厚度薄了一些，腦量有所增加，較為接近于現代人的平均腦量。在北京猿人一輩子活的洞穴中，還發覺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石片，數十種動物化石以及木炭、灰燼。北京猿人一輩子活的年代，經古地磁測定約距今70萬年。

另外，先后發覺了多處與北京猿人大致相近或較晚的猿人化石及遺跡，如安徽省和縣及湖北省鄖縣、鄖西等猿人化石；在貴州黔西觀音洞發覺的我國南方規模最大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在貴州桐鋅發覺的猿人牙齒化石；在湖北省大冶、遼寧省營口金牛山發覺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到了約二三十萬年前，人類的體質有了進一步進展，從猿人遺留下來的原始體質特點盡管沒有完全消逝，但有顯著的進步，逐步接近現代人了?，F在即為“古人”時期，“古人”又稱早期智人，相當于考古學上的舊石器中期。在我國境內所發覺的古人遺跡專門多，要緊有大荔人、馬壩人、丁村人、許家窯人等等。約五萬年前，古人進展為新人（又稱晚期智人）。在考古學上屬于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時期。這時，人類體質形狀上的原始性質完全消逝，并因受居地環境的阻礙，逐步分化為各色人種，現代人開始形成了。在我國境內發覺的新人遺跡更為普遍，要緊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峙峪人、山頂洞人等。此外，在臺灣臺南左鎮、遼寧建平、山東新泰、四川資陽、吉林榆樹、江蘇泗洪下草灣等地也發覺屬于這一時期的新人遺跡。依照體質人類學的分類，世界上的人類分為四大人種，中國人屬于蒙古人種。從元謀人、藍田人到馬壩人、丁村人再到山頂洞人，在體質上存在明顯的共同特點與連續進展序列，即典型的蒙古人種特點。大量考古發覺一再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學者所謂的“中國人種外來說”。專家們斷言：獨立起源的中國人種對日后中國文化持久穩固的進展，起著重要作用。\o""[i]有了人就有了自然的人化，就有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形形色色的悲歡離合。中國人類的始祖之粉墨登場宣告了中國文化的濫觴。從鉆木取火到銅石并用當古人類開始有意識地制造并使用工具時，他們真正開始了他們“自然的人化”的第一步。依據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人類工具遺留——石器制作的精細程度，通常將原始社會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萌芽時期。在那個以使用簡單的石木工具為主的漫長時代，火的使用是此期人類一項里程碑式的偉大成就，人類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種自然的能力，使古人類辭別了“茹毛飲血”的時代。同時火成為重要生產手段，對農業、手工業的進展都有積極意義。元謀人遺址差不多發覺用火的痕跡，北京人遺址內也發覺灰燼層。舊石器中晚期，原始畜牧業和原始農業逐步分離，形成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從此，開始有了交換，又不斷顯現一些新的發明制造。在這一時期，萌芽了姓、氏。據《說文解字》，人們的姓是標志所由出生的血緣關系，這種血緣關系最初是從女性來確定的。因此，一些顯現較早的姓，如姬、姜、嬴等等，大都從女。這正是母系氏族的遺制。這一時期，以磨光石器為主的生產工具制作技術的進步，是原始手工業進展的首要表現。各類石器如石斧、石錛、石鏟、石刀等等，大都類型分明，刃口銳利，眼孔鉆磨勻稱，有的還安裝木柄，方便適用。隨著手工業生產技術日漸進展，人們的藝術制造能力日漸提高。除了一些比較精美的裝飾品、彩繪藝術和通過藝術加工的陶器、骨器、木器之外，在各地還發覺了一些工藝相當精深的藝術品。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雕成各式圖案，線條流暢，形狀逼真，可謂原始藝術的珍品。席墊的編織技術也較發達。河姆渡發覺有二經二緯編織法的葦編。在馬家浜、草鞋山等處的建筑遺址，都發覺有木柱和木板，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的木結構建筑差不多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原始農業與畜牧業的分離，原始工藝品制造領域里劃時代的突破，宣告精磨石器技藝時代的到來，大約在公元前7000年，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母權制自然過渡為父權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步形成了。從此，以父權為中心的個體家庭成為與氏族對抗的力量，原始社會逐步趨于解體。約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原地區以及長江中下游的眾多氏族部落，先后轉化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學上相當于新石器時代的后期時期。大體說來，在中原地區，由仰韶文化進展而為龍山文化。溯渭水而上，由馬家窯文化進展而為齊家文化。長江下游，在青蓮崗文化的阻礙下，太湖流域和錢塘江口兩岸，則由河姆渡、馬家浜等文化進展而為良渚文化。其他各地，都相應地各有不同程度的進展?；橐鲂螤畎l生變化，男子依靠經濟上的優勢，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他們必定要求按照男系運算世系、繼承財產，母權制的婚姻秩序遂被打破。原先對偶婚制下的從妻而居的傳統，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最初，這種小家庭依附于父系大伙兒庭。生產進一步進展后，小家庭便有了更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夫君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使得男尊女卑觀念滋生。這一觀念貫穿了后來的社會，為日后的禮制定下基調。這時期比較普遍地顯現了成年男女合葬墓，確實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確立的反映。這種現象，在較晚的齊家文化墓地較為突出。到了父系社會，隨著生產的進展，剩余產品增多，私有制就日益進展起來，顯現貧富分化現象。這種分化現象，在產品交換、部落戰爭中不斷擴大，從而加速了原始公有制的崩潰。制陶業從制陶技術、陶窯結構到經營治理都有了顯著的變化。高溫操作技術，還為金屬的冶煉打下了基礎。礦石的冶煉和金屬的加工，是這一時期另一種重要的手工業成就。在龍山文化遺址中，如山東膠縣三里河發覺有人工鑄造的小型銅器，其中有刀、鑿等。金屬冶煉技術的顯現，反映了人類技術水平的重大革命。

在磨制石器和骨器的技術基礎上，又進展了琢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工藝。南京北陰陽營的墓葬群出土了精美的玉石瑪瑙制品近300件，有鏟、璧、環、鐲、璜、墜、管、珠等。邳縣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專門精美的有孔玉斧。浙江余杭反山墓更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其中最大的玉琮重達6.5公斤。在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里，發覺有許多苧麻織物和絲織物。用苧麻纖維織成的平紋細麻布，比過去的粗麻布有了顯著的進步。在江蘇吳江梅堰出土的黑陶上有蠶紋。

在五千年前我國就差不多發明了絲織物，這是對世界物質文明的重大奉獻。

在北方的村落中，開始顯現了水井。掘井技術的發明，不僅改善了用水條件，而且能夠就近供應生活用水和手工業用水。從此，人們選擇居住的地點和建立村落，就可不必臨近河邊湖畔。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發覺有筆劃整齊規則的圖形刻劃，比關中仰韶文化的刻劃符號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些刻劃，差不多進展成為早期的圖像文字，當是我國古代文字形成的一個重要進展時期。

在江蘇連云港市郊將軍巖發覺有一處巖畫，要緊內容為人面像、農作物、獸面紋以及各種符號。此外，還有類似太陽、星象的圖案。獸面紋的構圖和山東、蘇北地區龍山文化中玉錛上的獸面紋飾相比較，顯得十分簡略、粗糙、古拙。這一重要的藝術制造，直截了當反映了四千多年前東方沿海地區的經濟和文化進展面貌。

原始宗教：自然崇拜與靈物崇拜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說：“宗教根源于人跟動物的本質區別——意識?！盶o""[ii]它是人類思維進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一種文化現象，與生產力水平的高下緊密相關。與原始思維相關的，是先民對自然、靈物、圖騰、生殖、祖先等的崇拜，不管是中國依舊世界其他地點的早期文化差不多上如此。人類幼年時期天確實幻想最早開始于自然崇拜和靈物崇拜。在我國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曾發覺太陽紋、日月山等形象，可能是先民對太陽等自然物的崇拜的遺跡。圖騰崇拜是自然崇拜、靈物崇拜的一種有意識的抽象與升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常有鳥形圖案，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魚紋，都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圖騰。依照各自的自然條件與生產生活方式，各地勢成了不同的圖騰崇拜，分別見于仰韶、良渚等文化中，其中綜合了馬、牛、鱷、蛇、鹿等不同動物局部特點的龍圖騰，幾乎是中國先民共有的，這是中國文明的前夜，聰慧的先民們文化融合的表達。兩性關系的原始本能和對生殖繁育的渴求，造成原始時期生殖崇拜盛行。這一時期，崇拜女性的現象轉為崇拜男性。仰韶文化、馬家浜文化中顯現陶祖崇拜和石祖崇拜，供奉陶制或石制的男性生殖器。

源于對血親先輩的仰慕，鬼神崇拜與祖先崇拜興起。紅山文化遺址發覺高腹豐臀、碩乳的陶塑女神像，這是母系氏族盛行母性祖先崇拜的例子。傳奇中開天辟地的盤古，制造了華夏文明的炎黃二帝，便是父系時代崇拜的對象?！白嫦瘸绨蓍L期延伸，構成中國人傳統觀念的重要部分，其遠祖崇拜是后世圣賢崇拜的源頭；近祖崇拜則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導。”\o""[iii]

原始宗教進展到一定時期，形成一些以謀求自然力為目標的儀式——巫術，并分離出專門從事巫術的人和職業祭司，“在男曰覡，在女曰巫”，\o""[iv]他們從臨時擔任祭奠和巫術的氏族首領手中接過這一溝通人和神的任務，執掌祝史、預卜、醫藥、占夢、舞雩等業，是為知識分子的前驅，對先民文化，如音樂、舞蹈、天文歷法、醫藥學等的儲存與流傳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河南淅川下王崗仰韶文化晚期遺址里，發覺有卜骨。龍山文化的許多遺址，卜骨的顯現就比較普遍了。這些卜骨，大差不多上用豬、牛、羊的肩胛骨刻成。占卜的風氣在當時差不多盛行，掌管占卜從事宗教迷信活動的巫師之類的人物當已顯現。

原始宗教是在自然力極其低下的原始初期，先民的行為和觀念的要緊表現，盡管是荒誕的，卻奠定了文化向前進展的觀念保證。英雄時代與原始民主制

盡管人類早期的歷史總是晨昏難辨，史學研究中有許多人都以建筑在傳奇和神話基礎上的中國史前史為“傳疑時代”，但愈來愈多的現代考古材料證明，遠古傳奇并非皆是虛妄，它在某種程度上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種種生活形狀和觀念?？脊艑W、民俗學和民族學等研究說明，在華夏漢民族形成前夕，中華大地上要緊分布著：黃河中游的華夏集團、黃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東夷集團、江漢流域及長江流域的苗蠻集團，其中黃帝與炎帝為華夏集團的兩支部落。三大集團連續征戰，各地文化也相互交流融合阻礙，最終華夏集團勝出，確立了華夏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是漢民族的主體。黃帝為后世尊為華夏族的“人文初祖”。其后，經顓頊、帝嚳、堯、舜、禹而夏、商、周，中國文化的主體在此基礎上傳承至今。

那個經歷模糊的遙遠時代是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時代，后人假托“三皇五帝”承載著早期文明興建的功勛，專門以歷代經學家與宿儒為最熱衷?！抖Y記·禮運》提出了“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與“天下為家，……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的“小康”兩種先后相承卻對立的社會模式。大同模式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無為而治的三皇時代與“公舉”、“讓賢”的堯舜禹時期都屬于這種模式。“公舉”、“讓賢”是其時權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即“軍事民主制”：第一，年老首領讓賢于年輕者，史稱“禪讓”。選舉產生的對象必須經一段時刻的考察，繼位者要有“避讓”之舉；第二，大事眾議。宣戰、媾和、聯盟、繼位等均由氏族首領舉行議事會商定。

“禪讓”制中，賢德是首領公舉時首要考慮的。三皇五帝中，先民又往往將五帝置于三皇之上，也是基于道德評判優先的考慮，傳奇中的三皇：燧人氏、伏羲氏、和神農氏（又一說：天皇、地皇、人皇）盡管品德高尚，給人類帶來了福祉：燧人氏“鉆木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具去毒”；伏羲氏“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神農氏“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

高下，嘗百草之味道，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但他們的要緊事功在知性，使人類脫離了動物性而已。五帝卻不然，他們個個居功至偉，乃賢主明君、道德至圣，他們事功要緊在德性方面，以賢德惠民，使人類走向文明之治。禪讓表達了先民“德治”的價值所向，“禪讓而不是世襲，眾議而不是獨裁，這構成中國原始民主的差不多內容，被以后的中國人專門是孔孟一派的儒家一再渲染，奉為‘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標志，堯舜時期也成為儒家‘祖述’追懷的黃金時代?！盶o""[v]而五帝之于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兇，也成為后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人格淵源。\o""[vi]

從“茹毛飲血”的古人類進展到“天下為公”的部落聯盟時代的漫長文明前夜里，中華先祖一點一滴的脫離了動物性，轉變成具有專門聰慧和樸素的審美意識以及崇高道德的人類，文明于此濫觴。

私有制的深入進展瓦解了原始共產制，五帝中之末帝大禹一改禪讓之風，傳位于子啟，“因此啟遂即天子位，是為夏后帝啟”。\o""[vii]從此，中國進入了“天下為家”的小康時代。啟世襲禹的帝位，是一個劃時代的舉動，終止了史學上的“傳疑時代”，以國家為文明標志的時代拉開序幕。

2、華夏文明的奠基夏鼎商尊周彝約四千年前，中國進入夏朝，與其后的商和西周，共同制造了中國早期古典文明的繁榮。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晨曦時刻一樣，文字得以使用，都市初現，宗教性禮儀中心形成，階級與國家建立，青銅器顯現并漸普及，文明時代正式來臨。人類文明史上，形而下的器物演進往往成為劃分歷史的重要依據，技術層面能最直觀地表達生產力進展與文化進展的水平與軌跡。辭別石器時代的先民，先后經歷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漫漫征程。“青銅是銅錫合金，呈青灰色，其熔點低于純銅（紅銅），硬度卻高于純銅，鑄造性能好，可作兵器、禮器、炊具、生產工具等。先秦稱銅為金?！盶o""[viii]早在夏代，人們就能用青銅鑄造器物。在距今四千年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中，不但發覺有鑄銅坩鍋，還有盉、爵、鑿、錐、刀、戈、戚、箭鏃、鈴等青銅器物，以及銅渣盉鑄銅用的陶范等，既有禮器、兵器，也有工具。而且這些器物上有花紋圖案，簡單的器物組合，顯示出鑄造技術差不多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商代青銅器的種類繁多。常見的禮器、酒器和用具如鼎、鬲、簋、彝、卣、尊、瓿、觥、觚、爵、角、盤、盂等等。還有銅鈴、銅鐃等樂器。每種器物的大小不同，式樣各異，造型都專門精美。器物上的紋飾漂亮而渾厚，有饕餮紋、夔紋、蟬紋、云雷紋、蟠龍紋等等，還有各種表示器物用途的專門紋飾。有些器物的造型，完全仿動物的形狀，如豕卣、象尊、犀尊、龍虎尊、四羊尊等，生動逼真。其中大型器物，如司母戊大方鼎，造型雄壯，為世界所僅見。器物組合也頗具規律性，出土的文物大多成組成列。青銅工具有斧、錛、刀、鋸、鑿、鉆、鏟等，與其他器物比較，數量不多。兵器如戈、矛、戚、鉞、刀、箭鏃等，均有大量出土。

本世紀上半葉在殷墟，1972年在河北藁城臺西村，1977年在北京平谷劉家河，都發覺有商代的鐵刃銅鉞。這說明中國在商代不僅初步認識并使用了鐵，而且把握了鍛打和鑄接銅與鐵的較高的技術。西周青銅器的數量遠遠超過商代。歷代出土的西周青銅禮器、用具、兵器、工具、飾物，數以千計，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西周青銅器的類型比商代有了顯著變化。有些商代常見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步減少或絕滅，新器物又不斷顯現，如樂器中的鐘，兵器中的戟、劍等。器物紋飾從繁縟趨于簡易，逐步減少了過去所帶有的奇異色彩，器壁也從厚重而趨于輕巧。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以后，青銅器這種當時最先進的器用，不僅僅具有技術層面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價值層面的內核?！妒酚洝ば⑽浔炯o》：“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北緸榇毒叩亩?，其時已化為國之重器，王權之象征?！岸Y器則是溝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權力的象征”，青銅禮器的代表除了司母戊大方鼎與四羊方尊外，樂器在當時也是祭奠的重要工具，屬于禮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編鐘更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世界樂器史上的奇葩。這套編鐘埋藏于地下2400余年，現在仍能以準確的音調、優美的音色演奏古今樂曲。此外青銅兵器、隨葬物等，種種跡象說明，與世界其他民族青銅時代不同，中國的青銅器的工具意義之外，最要緊的是政治權力等級制的象征，青銅器是商周禮樂文化的最有力注腳。文字及第一批知識分子《說文解字·敘》云：“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弄也，初造書契?！薄痘茨献印け窘浻枴芬嘣疲骸吧n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鄙鲜鑫墨I記述了中國文字的起源，卻更多的具有傳奇意味。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研究都證明，文字起源于痕刻和圖畫，是先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集體制造出來的，中國文字由來已久，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玉器上的符號，可能是漢字的雛形。由于材料缺失，商往常的文字已難考?！渡袝ざ嗍俊吩疲骸拔┮笙热?，有冊有典，殷革夏命?！笨梢娤纳虝r差不多有記事的典冊了，現在能夠見到的文字，最早是商朝的，刻于甲骨、陶器、青銅器等之上，是為甲骨文、陶文、金文。甲骨文于1899年被發覺，據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編》統計，出土的單字有四千五百個，能辨識的約占五分之一。目前，有新的字被辨識，析出的字數又有所增加。甲骨文的內容是殷商王室從事祭奠、征伐、農事、田獵等活動時進行的卜問記錄。卜辭格式也頗具規律；甲骨文的字型結構以象形字為主，也包括指事、形聲、會意、假借和轉注等，可見文字差不多比較成熟，與后來的文字一脈相承，演進之跡甚明，是漢字進展的關鍵環節。金文是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因多刻于禮器鼎和樂器鐘上，又稱“鐘鼎文”，至西周發達，內容有祭典、征伐、冊命、訓誥等，是王室大事和貴族生活的反映，字型結構上形聲字比例較甲骨文有所增加，初露漢字形聲化端倪。單字數在甲骨文的基礎上劇增，這也是社會生活豐富的表現。成熟的文字顯現的同時，一批較正式的知識階層也形成了，二者一齊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章學成《校仇通義·原道》\o""[ix]指出：“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兑住氛铺?，《書》掌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于太師，《春秋》存乎國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這段話信息頗豐，提到了商、西周時期“官守其書”的文化壟斷政策，而守書，即把持學術的，要緊是史官?！秶Z·楚語下》中觀射父曰：“家有巫史”，劉師培曾說過：“六藝掌于史官，九流出于史官，術數、方伎諸學亦出于史官。”\o""[x]可見史官知識面極廣，“史”當是文職官員的泛稱。巫的產生專門早，原始社會末期，就差不多有了職業化的巫師，巫要緊與神溝通，在祭奠、占卜中發揮作用，對天文、歷法、醫學也有一定把握，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巫、史之外，還有宗、卜、祝。近人陳夢家認為：“祝即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薄安忿o卜、史、祝三者權分尚混合，而卜史推測風雨休咎，又為王占夢，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蔽?、史、宗、卜、祝等是早期的知識分子形狀，他們對古代天文、歷法、醫藥學、史學、文學、卜筮等都有不可忽視的奉獻，對文化傳承功不可沒。從神靈崇拜到倫理宗教大量的考古挖掘材料及人類學研究說明，早期人類普遍具有宗教信仰，中國先民亦然。從最初的動物崇拜到農業發達后的植物神崇拜（包括作物神崇拜、天體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等）、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以及上帝神崇拜，信仰的變化與生產力進展、人類智力進展、文化進展、社會關系的變化都緊密相關。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宗教信仰也不可幸免地淪為政治化的巫術?！抖Y記·表記》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驕）而野，樸而不文?！薄耙笕俗鹕瘢拭褚允律?，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薄爸苋俗鸲Y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那個地點比較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思想，談到了三代的宗教觀念要緊是夏代人重視四時之命，周人尊禮，而商代是鬼神觀念盛行的時期。文化的進展和社會關系的變化使得宗教思想在殷人的頭腦中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他們信仰上帝神、祖先神、自然神，且以信仰上帝神為主。在殷人看來，上帝既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o""[xi]給了生命的祖先，又是宇宙萬物的主宰，至高無上。故商人事事求神問卜，以聽命于上帝、鬼神，得以庇佑；他們將祖先視作上帝的使者，因此祭祖也十分頻繁，把一年分為36旬，周而復始地祭奠先祖、先妣，形成“周祭制度”。周代初年形成宗法制，也使祖先崇拜制度化；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使商人仍舊保留著原始的自然崇拜，遍祭山川四方，風雨雷電；“殷人尚鬼”則說明商人迷信人死靈魂不滅，稱之為鬼，加以祭之。商人尊神重巫之舉，表達出強烈的神本文化特點，“這是人類思維水平處于蒙昧時期的必定產物”。\o""[xii]殷商的滅亡使周的統治者意識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因此，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按照西方現代哲學家卡西爾的說法，“倫理的意義取代和接替了巫術的意義。人的全部生活成了為正義而進行的不間斷的斗爭?！瓘默F在起，人的日常實踐生活中沒有一個個別步驟在宗教和道德的意義上被成是無關緊要或中立的?！盶o""[xiii]殷商之際正蘊育著一場重要的重人事輕神事的思想變革。然而中國的倫理宗教變革卻有自己鮮亮的特色。周代繼承并進展了商代至上神觀念和祖先崇奉，他們稱至上神為“天”或“昊天上帝”，認為君權天授，為王祖所遺，創制了“以祖配天”的新禮制，故周人敬天法祖。因此，宗教與政權、族權三位一體，形成以天帝為皈依，以宗法家族為基礎，以君權為核心的國家倫理宗教。\o""[xiv]可見，中國的“倫理宗教”一脫離自然宗教，自產生之日起，確實是一種政治化神學，從此，敬天法祖觀念深入中國人骨髓。又因為動身點在“保民”，也能夠說這種神學化的德治思想奠定了之后數千年的民本思想的理論基礎，儒家之民本主義、天人感應說等皆肇于此。神的淡化與人的凸現夏代終止了“天下為公”的原始民主制，確立了“天下為家”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家天下取代禪讓制，形成家國同構，家國合一的政治模式，這一模式突出了君權與父權的崇高、神圣，鑄就了中國往后數千年君統與宗統合一的政治模式。殷承夏制，西周在前兩代的基礎上，繼承并著重進展了宗法制度，使之進一步嚴格化，完整化，包括嫡長子繼承制、分封制、宗廟祭奠制、核心內容是在尊重愛護父權的基礎上，解決王位及諸侯國君之位的繼承問題，幸免爭奪殺戮，建立在血緣紐帶上是宗法制得以維系的基礎所在，權益分配的合理性是其得以維系之關鍵。事實上，西周的宗法制是一套嚴密的等級制，“它將行政組織與家族組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家國同構模式。在那個地點，君統與宗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血緣紐帶與行政治理得以有機的結合?！盶o""[xv]與宗法制互為表里的還有封建制、井田制、國野制、畿服制等，差不多上宗法原則下的利益分配制度。通過宗統與君統合一的方式，使社會的操縱力較夏商兩代明顯增強。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o""[xvi]的觀念深深烙在當時人們的腦海中。西周在確立宗法制的同時，又系統地制禮作樂。《左傳》、《禮記》、《史記》等都提到制禮作樂出于周公之手，不盡可靠。事實上，周公之前，差不多存在“禮樂文化”，周朝的禮樂制度是在前面的基礎上，又通過近百年而終于規范化、嚴密化而成西周的禮樂制度。后世儒生認為是周公所制，制禮作樂對孔子儒家思想的創立具有深遠阻礙，被稱為儒家的“元圣”。“禮樂相須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盶o""[xvii]禮樂非一回事，卻關系緊密。禮起源于原始時代的社會習俗和祭奠儀規，初義為敬神尊祖，樂是在這些習俗中與禮相配合使用，要緊是樂舞。西周前期180多年，中原一帶產生了專門多大型樂舞，祭奠山川時用的是表現大禹治水的《大夏舞》，紀念武王伐紂功績的是《大武舞》。廣義上周禮是確立宗法制度，包括嫡長子繼承制、分封制、宗廟祭奠制。狹義上包括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五類。《禮記·禮器》記載周禮號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周禮之既繁且縟，見于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從社會制度規范到人的內心情志。制禮作樂是合乎事實上的宗法制度及倫理宗教的，這在《禮記·樂記》中有扼要闡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因此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樂刑政一樣，是用來規范克制百姓的。這是制禮樂的深遠目的，是“周人為政之精髓”。從夏商時禮樂為同神交通的手段到西周禮樂直截了當為人服務，周禮具有明顯的政治倫理化傾向，是愛護宗法制的有力武器。假如稱夏為“尊命文化”，商為“尊神文化”，周則是“尊禮文化”。神的淡化和人的凸現是文化進步的重要表現。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于文化之變化，莫劇于殷周之際”\o""[xviii]，至此，中國文明模式初步形成。既奠定了百家爭鳴的基礎，也開啟了后人“從周”、“復周”的源泉。

3、百家爭鳴與元典創制逞霸道，求治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西），史稱東周。東周又分為春秋、戰國相繼兩部分。這一時期，“禮崩樂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及文化轉折時期。早在夏商周時期就已見雛形的華夏民族——漢民族共同體在那個所謂的“軸心時代”差不多形成，并呈一統趨勢。春秋戰國，周室衰微，王室敗落，諸侯云集，競相爭霸，社會結構發生巨變。正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所言的“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西周漸趨完善的宗法制度式微，原有的分封制、國野制等先后瓦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o""[xix]變成自“諸侯”、“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F在，“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o""[xx]。政治上，也由宗法封建制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制，進展至西周的社會等級制土崩瓦解。與之相應的禮樂文化這座嚴密繁復的倫理文化基石也轟然倒塌，這意味著固有的宗教倫理系統和文化系統被打破，新的文化系統已見曙光。春秋戰國又是兩個差別專門大的時期，這一點顧炎武有一段比較：“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時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奠、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o""[xxi]春秋時，政治斗爭的主體仍局限于世卿、諸侯、大夫之間，盡管禮樂制度差不多受到沖擊，但仍舊存在；而戰國則不同，現在對舊貴族的打擊自上而下，通過國家的力量，以變法的形式，除舊布新。世襲貴族的特權被剝奪，禮制不存，甚至國君的權威都不具備保證，下層能夠憑借自己的才智軍功入仕求榮，君主也要習權術，得人心，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觀念，一種開放性的理念與民主的因子在周禮制的廢墟中萌芽。因此，顧炎武認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等紛紛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變法。戰國時期，井田制被破壞，新的經濟關系差不多普遍建立，最要緊的確實是土地制度的變革。從西周到戰國，社會經濟形狀大致通過三個時期的進展。西周時期奉行井田制，春秋時期，井田制遭破壞，戰國時期，井田制被廢止，土地買賣之風盛行，以井田制為依靠的宗法制、分封制失去了經濟之源，新的土地制度一直為后世歷代相沿用，直到近代，差不多沒有發生變化。同時，商業也不失時機地繁榮起來。戰國往常，商業的規模與水平都有專門大局限性，到了禮樂文化完全崩壞的戰國，商業才有了大的進展，商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顯現。就買賣方式而言，行者為商，坐者為賈，交換物品種類增多；顯現繁榮的都市?？p隙里自由進展并壯大的商業為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帶來了自由，為百家爭鳴、元典創制奠定了物質基礎。學在四夷社會生產和社會實踐的進展加速了社會分工，繼農業和畜牧業分工，手工業與農業分離之后，知識階層的分離和獨立，是又一次社會大分工，預示著文化向前邁開了關鍵一步。這一獨立階層在制造和傳播知識的過程中繁育出教育。職業化的巫師是最早的知識階層，西周之前，其教育要緊表達在神事方面，禮樂文化產生后，神事慢慢轉為人事。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豐富，教育的內容也隨之變化。從現有的文獻看，夏代差不多有了學校。周代關于學校的記載更多。其時學校分國學與鄉學兩種，國學又有小學和大學兩個時期。據《周禮》記載，西周大學教育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分，內容豐富，德智體全面進展，又以德為主，與等級森嚴的禮樂制相合。夏商周三代，差不多上“學在官府”，受教育者，皆為貴族子弟，專門到了西周，學校教育的倫理化與政治化傾向加重，不僅整個學術機構由政府把持，而且，統治者用既定的意識形狀規范全民的言行舉止。\o""[xxii]東周時至，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堅決了西周官學以嚴格的等級制維系的根基?！疤熳邮Ч?，學在四夷”\o""[xxiii]，蜂起之諸侯為圖強，延攬人才，以及社會前進對文化的需求等，都刺激了文化的連續繁榮，而世守專職的官學文化官員流入民間，學術授受轉向私門。一時學術之花似錦，呈繁榮昌盛之態。周守藏史老聃、魯國樂師師襄、儒家鼻祖孔丘，以及長弘等，廣收門徒，文化教育第一次走近平民，為百家爭鳴的盛事作好鋪墊，直截了當催發了“士”的勃興。周人分為貴族和平民兩大等級。士屬于貴族中最低一個等級，一方面，士位列貴胄，他們多受過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之教，把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地位并不高，易淪為庶人，專門是禮崩樂壞，等級不張的變革時代，他們中有的便游離于貴庶之間，成為相對獨立的自由人。百廢待舉的新社會，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舞臺。春秋末期之后，士逐步成為知識階層的通稱。在一定程度上掙脫了等級身份的羈絆。作為專業知識人士，為各利益集團之公卿大夫倚重，“養士”之風盛行。聞名的“四公子”——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皆以門下食客眾多，禮賢下士而聞名。作為一個階層的士，除了擁有專業文化知識而外，之因此區別于其他階層，獨自奕奕生輝的關鍵，在于這一階層擁有一個共通的內在精神支柱，亦可視作共同的信仰與品行，即他們特持的“道”。道是幾千年中國文化進展中最差不多也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其意義之深，非筆墨足以形容。后學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種種說法，皆歸為道，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反復申述的也無非一個“道”字。道之一字，雖有萬般描述，簡言之，實則治國治世與安身立命的全然規律和依據，是士這一集體的價值取向和崇高理想，士之使命正是循道與弘道。然而，盡管“士志于道”\o""[xxiv]，道卻不是容易找尋的，因此，士又會“任重道遠”。作為統治階級的附庸，士既無自己的經濟基礎，也無相應的政治地位，尷尬的處境使這一崇高理想專門難落實，最終反成為知識分子背上的繁重十字架，演繹成中國文明經久不衰的悲劇。諸子爭鳴與元典創制

龐大的社會變革蘊育出輝煌的思想文化，也為思想家的產生提供了契機?！鞍偌覡庿Q”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場猛烈的思想交鋒。思想家們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動身，對當時的社會變革發表不同的主張，產生了儒、道、墨、法等家學說，顯現了學術文化的繁榮局面，對以后中國文化的進展產生了深遠阻礙。戰國爭雄猛烈之時，也是百家爭鳴鼎盛之際。整個社會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諸子興起，百家爭鳴與當時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的變化，政權的紛爭密不可分。士階層的崛起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人力資源；動蕩的社會環境促成人才流淌，文化交流重組；政治的多元衍生出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為了尋求天下大治，四海歸一的途徑，“諸子紛紛，則己言道矣。”\o""[xxv]學者倍出，著作空前，猛烈的學術論爭，史稱“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的劃分，眾說不一，就思想成就而言，統攝后世思想的要緊是儒道兩家。

儒家：“禮”、“仁”是其核心觀點，代表人物為孔子、孟子和荀子。儒家直承巫史文化與西周禮樂制度，孔子強調禮樂制度，“克己復禮”\o""[xxvi]，旨在行仁義，復原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從而天下有道；孟子著重進展了孔子的“仁”學，提倡“王道”、“仁政”的理想，宣揚“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是早期民本主義的集大成者；荀子側重進展了孔子的“禮”學，倡言以禮與法規范社會，開了秦漢法治之源頭，也開創了經學之源。梁啟超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荀學肘下”\o""[xxvii]他認為，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實皆出于荀子。視荀子為后世政治與學術奠基人。

道家：“無為”、“自然”是道家追求的，以老子、莊子為代表，其哲學核心觀點為“道”，指規律或萬物之本源。老子主張無為而治，順應自然，柔勝于剛。他認識了矛盾的規律，專門是正反相互轉化的法則，這些差不多的哲學范疇永垂中國思想史，開啟人類思維；莊子承老子衣缽，并發揮到極至，走向虛無和相對主義?！绊樒渥匀弧笔撬軐W思想的核心，主張主體的人有排除一切束縛，獲得絕對自由，他以物為有限，道為無限，進一步進展了“道”的思想。

儒家是典型的“入世”哲學，道家為“出世”哲學，儒道既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進退的依憑，進則入世，治國平天下，退則出世，修身齊家；又是統治階級執政方略，以儒家學說求文治武功，以道家學說確保休養生息，“儒道互補”，構筑了中國士大夫的人格范式，奏響中國文化的雙重性基調。\o""[xxviii]

其他如主張“兼愛”、“非攻”、“節用”、“尚同”的墨家，主張以法為主，法、術、勢結合的法家，又以“控名責實”為務，討論名實關系的名家及研討軍事的兵家，倡陰陽五行的陰陽家等各家學說，也自成體系，建樹頗豐。

諸子爭鳴，和而不同，共同制造了輝煌的文化，垂范后世。依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當時中國正處于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Age），它以把握專業知識的“圣賢”倍出和反映民族差不多精神的元典紛紛問世為要緊標志和特點，其阻礙是創制了精神文化范式，決定其后的文化走向。這一時期，世界各大文化體系都進入了軸心時代。中國諸子興起即可看作圣賢倍出，而中華文化的元典《詩》、《書》、《禮》、《易》、《春秋》等“六藝”以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兵法》、《周易》，等等，皆成于其間。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思維模式以及差不多理論系統，猶如化生萬物的太陽，此后兩千年，中國人沒有走出其普照的光華。民本、尊君及區域文化

晚周鐵器與牛耕的逐步普及，促進了生產力飛躍進展，經濟長足進步，科學知識也一再取得進展。如《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反映出數學的進展；魯國史官對恒星和日食的觀測，甘德對二十八宿的確定等反映了天文歷法的進展，等等，都刻下了人類文明不斷前行中的踏實步履。同時，中國地理風物的復雜性和諸侯割據造成的區域經濟的不平穩性使橫向上各地域文化也如繁花朵朵，開遍華夏大地，專門是黃河長江兩條母親河畔的地域奇葩更顯輝煌。

黃河上游的齊魯文化受惠于儒家的孔孟之道，魯文化重禮，齊文化重商，鄒魯產圣人，稷下多辯士。作為儒家發源之地，齊魯文化被后世景仰，領銜各地域文化；黃河中游以三晉文化顯著，為法家之策源地，產生了李俚、吳起、商鞅等各國變法主將，聶政、侯嬴、荊柯等大方奇節之士，以及張儀、蘇秦等縱橫之臣亦多出其間；黃河下游秦文化自成一格。其地處西陲，遠離禮樂文化之地，其民“好稼穡，殖五谷”\o""[xxix]重功利，惡虛禮，是法家韜略最終實踐成功之地。

長江中下游之文化也絲毫不讓，下游要緊為吳越文化彌蓋，不管是表層的物質文化、依舊淺層的行為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乃至深層的精神文化，都表達了俊秀清雅、纖巧柔膩的風格，與北方文化剛柔相濟，表現出中國文化的博大和豐富。中游楚文化獨放異彩，楚乃道家文化發祥之地，長于奇思妙想，尚卜術巫風，不管莊子依舊屈原，差不多上浪漫主義的先驅，想象恢弘，文章漂亮一如楚之山川。

又有燕趙文化、巴蜀文化南北眺望，與長江中下游、黃河流域諸文化共同繁榮，被及百代。

這一時期，還有文野之變、夷夏之辯、民本與民主等關乎文化品行與差不多價值觀念等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文野之變由夷夏之辯過渡，表達的是漢民族的和平主義和天下主義的情懷，適中則為包容性，過之則易產生自閉性，以己為文化中心，過度的文化優越感是閉關鎖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根源。

中國的民主非西方之民主，而是基于尊君基礎上的民主主義，尊君與民主乃一體兩翼，共同為捍衛統治者的權力服務。

至此，中國文化踏上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轉折。

第二節：帝國王朝的盛衰與東方氣象1、從帝國一統到“獨尊儒術”天下大勢，分久必合。“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秦國，終于“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o""[xxx]，建立了一個空前統一的多民族帝國，終止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動蕩與割據，奠定了中華文化共同體堅不可摧的基石。天下為一始皇平定六國，建朝伊始，第一考慮的便是強化王權之策。從分封制轉為郡縣制，地點權益集中到中央，并通過設三公九卿制，使朝廷權歸于皇帝之手。又廢止世卿世祿制，實行朝廷任命，非世襲的官僚制；整編軍隊，統一法律，實行強硬的政治統治。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式統一帝國建立了。秦朝的急施暴政使始皇妄圖的萬世偉業化為泡影，秦二世而亡，走卒邊戍揭竿而起，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項羽自刎于烏江，楚漢戰爭以劉邦勝利而終止，漢王朝建立，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王朝，漢代統治者連續探究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模式。“漢承秦制”，劉邦集團掌控的國家機器同秦代的沒有大的變化，只是一改秦之嚴刑酷罰。為平穩建國功臣的地位與利益，漢初實行分封制與郡縣制并行。分封制造成王權受威逼的后果，漢轉而采取削藩，并同時改革官僚建制，頒布“推恩令”，進一步削弱諸侯勢力，打擊豪強，加強中央集權，此法為后世專制主義政治奉為法寶。除了軍政方面的措施，漢代還建立起大一統的文教制度。公元前124年，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正式創立太學。地點亦有相應的官學。私學繼春秋戰國之后連續繁榮。然而，官學、私學都必須以儒學為正統，不管教育思想依舊教育模式皆是典型的大一統的意識形狀化教育。漢代的察舉制、征辟制、博士弟子等差不多上以尚賢、重儒為原則的選官制，既完善了春秋以來的文官制度，又為后世文官制祖述，定下了中國賢人政治的基調。萬里同風軍政一統必須與思想文化一統互為表里，才能真正確立權威，從精神上懾服民眾。秦漢軍政的統一為思想文化的統一提供了先決條件，深諳此道的統治者一手變革政治的同時，另一手也迅速伸向異端學說。秦國采取強硬措施，通過“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地同域”等措施，為語言文字、車輛形制與道路、度量衡、文化心理、區域文化等提供整齊劃一的標準，改變戰國時期“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o""[xxxi]的格局。又修秦律，不僅如此，為統一思想學術，不惜“焚書坑儒”，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次空前浩劫。盡管統一文化的系列強制舉措旨在強化中央集權，客觀上卻為中華文化共同體奠基，為后世文化心理定軌，使中華文化作為整體強勢文化享譽四海。漢代更始改制，完善了秦代創立的大一統文化模式。西漢初年，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的王朝總結秦亡之體會，又求喘息之機，故尊黃老倡無為，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取得了輝煌的“文景之治”，然而黃老之學“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并不能有效強化中央集權，與蒸蒸日上的西漢漸行漸遠。當意氣風發銳意進取的武帝繼承大統后，其弊端暴露明顯，積極入世的儒學卻顯示出了與時代相合的生生不息的風范。潛心鉆研春秋公羊學的碩儒董仲舒上承殷商時代的術數迷信，中采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學說，近察秦漢時代政治社會的需要，將武帝三次策試，合成“天人三策”，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和三綱五常說，大膽提出以儒為主，雜陰陽五行及法家的某些觀念成新儒學，作為統治者行政的理論依據?！疤烊撕弦弧笔且粋€中心，也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特色之一，強調“天道”與“人道”，“自然”和“人為”的統一，是中國古人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和諧的共存共生的思想境域。改造后的新儒學以神學論證皇權和專制秩序的永恒性，以社會倫理配自然法則論證宗法等級的正確性和君權的至高性，“查找到與地主制經濟、宗法專制政體最相契合的文化形狀——包容陰陽家及法家的新儒學。這一學說不僅被武帝以下漢代君主所同意，而且在此后兩千年間，歷代王朝盡管選用過各種精神武器，但通過反復改造的儒家一直被視作正宗。自兩漢以迄明清，儒家學說才是運行于廟堂和江湖的顯學和精神軸心?！盶o""[xxxii]，此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術獨尊，終止了百家爭鳴的學術思想自由時代，中國文化走進經學時代。從漢武帝設五經博士時的五經直至宋理學家認定的“十三經”，經學著作屢經增補，顯示出儒學作為統治哲學地位的根深蒂固。經學史上，曾有聞名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代表人物分別為董仲舒和劉歆，分歧要緊在于經書的文字書寫、版本、篇目排序以及學術觀點與方法。今文經學用隸書寫成，講究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災異讖緯，重挖掘經文背后的微言大義，關乎政治；兩漢之際，今文經學流于空疏荒誕，導致走向極端，進展成為讖緯之學，東漢時極盛，居官學地位，標志著經學神學化。古文經學用先秦篆文書寫，認為六經只是古代史料，故重名物訓詁，學風淳樸，注重文字章句，但也失之繁瑣，開推敲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先河。東漢末年，鄭玄兼用今古遍注群經，最終終止兩百余年的今古文經之爭。從此，不同時代和不同學派對兩者各有偏重。馮天瑜等一些學者認為，經今古之爭，不僅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流派之爭，而且表達著兩種不同的人一輩子態度和政治文化傾向。歷代學士多依傍經典，通過注經、釋經透露己見，或尊先法古，或托古改制；或“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每遇社會政治鼎革，文化思潮流變，今文派和古文派便余響重奏，借尸還魂，阻礙中國文化可謂至遠至深。\o""[xxxiii]佛道初創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狀，是一種社會信仰想象，是文化一脈。當社會生活進展到了一定時期，必定為人們所需要。秦漢往常，只有早期先民的較為低級的崇拜和殷商的神本位文化，宗教沒有得到系統的進展。專制帝國對宗教神學的期望，吸引了外來宗教的進入和本土宗教的創立。一樣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始于兩漢之際。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正式傳入中國。佛教宣揚善惡報應、因果輪回、慈善普度，認為只要依法修行，便可脫離苦海，進入“常樂我凈”的涅槃境域。這種理論滿足了人們的終極關懷，在中國流傳迅速。佛教有南傳與北傳兩支。南傳（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以小乘佛教為主，追求“自我解脫”；北傳（中國、朝鮮、日本等）以大乘佛教為主，講究“普度眾生”。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與中國文化必定有一個磨合期。因此在其傳入之初，只是在社會上層少數人中流傳，在專門長的時刻內，人們多將其混同于神仙方術，與黃老之道蠻纏不清。道教是我國的本土宗教，是一個有教義、教主、經典、組織的人為的系統化宗教，創立于東漢。道教尊老子為教主，奉《道德經》、《南華經》為要緊經典，視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為終極目標。道教也吸取了儒、墨、陰陽五行、佛、讖緯等家內容。例如它也看重儒家講究的道德倫理、君臣名分、等級觀念。道教渴求全性葆真，但又不舍棄人一輩子享樂，與吃苦修行的佛教迥然不同。魯迅在《致許壽裳》一文中，評判了道教之于中國文化的淵藪與阻礙，他說，“中國文化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迎刃而解”。\o""[xxxiv]。誠如其言，中國古代的醫學、化學、養生、文學、藝術、哲學等等，莫能與之脫干系，堪稱中國文化的武庫。然而，不管是佛、道都沒有使得全民迷狂，“敬天法祖”仍是帝王與民眾共守的信仰。漢末以降，兩道此消彼長，要緊視統治者的利用價值而定。

文化華章秦漢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秦磚漢瓦積淀的差不多上后人追慕的文化。寬敞的疆域、強大的國力、昂揚的進取心、博大的胸襟、豪壯的氣概，無一不彰顯東方帝國的生氣和秦漢文化的主旋律。“這既表達在器物文化的制造上，諸如萬里綿延、千年巍然的長城，‘履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氣概磅礴的始皇陵及其兵馬俑，規模大于明西安城近10倍的漢長安城，霍去病墓前雄渾的‘馬踏匈奴’石雕……同時還表達在觀念文化產品的創作上……”\o""[xxxv]文學：項羽《垓下歌》悲壯豪邁，劉邦《大風歌》豪氣干云；漢賦鋪張揚厲，盡顯帝國鴻業，如枚乘《七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漢代散文縱橫擺闔，“其澤甚遠”，如賈誼《過秦論》、晁錯《論貴粟疏》。史學：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開紀傳體編年史先河；班固《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盶o""[xxxvi]，成斷代史濫觴。文史斐然的成就，豐富的原創性無不表達奮發向上的秦漢文化精神。不惟此，科技上的成就也熠熠生輝。農業：牛耕、水利灌溉技術大有改進，我國歷史上第一本完整的農業科技著作《汜勝之書》問世；天文：形成了蓋天說和渾天說兩種宇宙結構理論。后者較接近科學事實。張衡制“渾天儀”可輔助觀測天象；算學：《勾股定理》提出，《方程》處理了三元一次和四元一次聯合方程式，早印度400年，歐洲1300年。地學：張衡“地動儀”推測地震時刻、方位與強度，早西方1700年。長沙馬王堆帛書中顯現現存最早的大比例尺有用地圖《長沙國南部輿地圖》。《漢書?地理志》是最早的以疆域、政區為主的地理學著作。醫學：《黃帝內經》修訂充實于西漢，是中醫理論奠定之作；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強調辨證施治。名醫華佗發明麻醉散、五禽戲。養蠶抽絲、紡紗織綢，是5000多年前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公元前5-6世紀，絲綢傳到西域。到了漢代，絲綢業差不多十分發達，紛至沓來的商隊，把各種絲和絲織品運到了古羅馬帝國，絲綢之路開始形成。這是一條中西文化交流之路，是漢文化外拓的表現，它與內守的長城共同建構了漢代偉大輝煌的文化體系，缺一不可。另外，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造紙術已顯現在漢代，成為世界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華章。秦漢四百年中華文化共同體形成，中華文化格制即定，后世文化無出其右。中華博大文化自秦漢始便已走向世界舞臺。

2、更替與裂變正如王弼在《周易·泰卦注》中說的：“大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陡，時將大變，世將大革”。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再度分裂割據。秦漢時以儒為宗兼納陰陽道法的一元帝國文化隨之崩析，取而代之的是儒、釋、道三教鼎立，表達出來的是“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南北文化、胡漢文化交融整合，對后世文化的繁榮進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思想更替魏晉南北朝是動蕩的四百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皆明顯有別于秦漢。政治上，漢以來的中央集權削弱，門閥制度和貴族政治風光一時；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取代小農經濟成為社會要緊的經濟形狀。莊園經濟和貴族政治導致了割據性，深深阻礙了文化的進展。一方面，割據弱化了中央對文化的干預，儒術獨尊的禁錮思想被沖擊開放；另一方面，割據引起的動蕩不安使門閥氏族生發出對封建國家的敗興和對自身前途命運的迷茫。樂觀進取的秦漢文化精神全然轉為“對酒當歌，人一輩子幾何”的無奈喟嘆，“中國文人一輩子命的危險和心靈的苦悶，無有過于魏晉，然而他們卻都能在多方面找著慰安，或是酒色，或是藥石，或是音樂，或是山水，或是宗教，這些差不多上他們靈魂的寄予所。因此，在過去的兩漢稱為思想界的正統的儒家，不得不被逼迫著而趨于衰落，老莊學說的流行，佛經的翻譯，道教的進展，清談的興盛，都在這時代呈著活躍的狀態，使當日的思想界，一改往日因襲傳統的舊觀，而顯現著萬花繚亂的景象。我們盡管非難當日人一輩子觀的頹廢放縱與過于玄虛，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它們在思想史上應有的地位。唐代的佛學，宋明的理學，都在這時候播下了種子。至于文學思想的進展，魏晉時代是帶著革命的意義的，必得通過那個時代，才可走到南朝的唯美主義的路上去。”\o""[xxxvii]玄學就在“品評人物”的清議和“辨名析理”的清談中脫穎而出，獨振百年，中國文化為之一變。據顏之推說，之因此稱之為玄學，是因為當時清談家們依據的文本有《老子》、《莊子》和《周易》，謂之“三玄”。玄則是《老子》所說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即深奧、玄妙之義。劉師培如此評判：“兩晉六朝之學，不滯于拘墟，宅心高遠，崇尚自然，獨標遠志，學貴自得……故一時士大夫，其自視既高，超然有出塵之想，不為浮榮所束，不為塵綱所攖，由放達而為高尚，由厭世而為樂天……雖曰無益于治國，然學風之尚猶有數端，何則？以高隱為貴，則躁進之風衰；以相忘為高，則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則塵俗之念不生；以游玩歌詠相矜，則貪殘之風自革，故托身雖鄙，立志則高?！盶o""[xxxviii]玄學講究清談論辯，思路開闊，沒有束縛，學術平等，個性突出，簡約博通，緊扣宇宙人一輩子之道理，既無今文經學苦于微言大義，流于讖緯，又不同于古文經學拘章句之累，開啟了一代學風。玄學最后與佛教合流，以玄解佛，雖對禪學進展產生較大阻礙，自身卻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它向神仙道術靠攏，走向奇異化。思想的解放也帶來了個性的解放，門閥制度下的玄風獨振也塑造了魏晉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面貌。他們狂狷不羈，輕視禮法，以放任為達，追求感觀刺激，煉丹服散，盡情山水，溺于美酒。這些怪誕異行，被稱為“魏晉風度”，既是世人對抗禮教，自我宣泄的表達，也是動亂社會消極避禍的求生手段。關于這一點，后世褒貶不一，但從整個文化史來看，這是一個特例，但又分明是精神解放的產物，對后世文化的阻礙揮之不去，它開創了一個思辯的時代，也是中國哲學進展的關鍵時代。文化融合自黃巾軍大起義猛烈撞擊了東漢王朝，經三國兩晉而南北朝400多年，戰事頻仍，百姓流離，直截了當引發了繼春秋戰國后更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的高潮，北方及西北東北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胡”族先后進入中原，南方及西南的越、蠻、奚、俚、僚等族也與漢族發生了親熱接觸。其中最突出的確實是游牧或半農半牧民族“胡”文化與中原農耕“漢”文化的從沖突到交融。胡文化的“漢化”要緊是變風易俗，倡導儒學，建設漢式政權組織及經濟制度，興文教，此外還有著漢服、習漢語等諸多方面，后趙的石勒，前秦的氐人苻堅、苻融，后秦的羌人姚萇、姚襄，北魏鮮卑人拓拔宏都為胡文化的漢化做出了積極奉獻。漢文化也汲取了胡文化的專門多精華，如胡樂、胡舞、琵琶等都來自胡民族，服飾、語言也有吸取。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經濟首次超過北方，政治上南北相持也形成文化上南北頡頏之勢。一樣說來，北方沿襲兩漢舊經學、南方承接魏晉新玄學，從經學傳承角度看，北學更“正宗”，但從文學藝術領域看，南學更先進杰出，民族融合促進了文化交流，南北學互相取長補短。這是夏至漢約1800年間形成的以華夏－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一次換血、補血，從而使得造血機能增強，文化生命力更加繁榮昌盛。胡漢交會、南北整合，氣象更新，內涵豐富。交融整合之后的文化集胡族朝氣蓬勃、漢族高雅溫文，以及北學的淳樸厚重和南學的細膩優美于一體，為無與倫比的盛唐氣象鋪出一條康莊大道。宗教大幸亂世雖是國家之不幸，卻是宗教的大幸。“佛教在其消極方面，既可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積極方面，亦可與中國儒家思想相會通”。\o""[xxxix]兼儒道兩家之長的佛教在分裂的國土上繁榮起來。佛教香火熾盛，高僧倍出，寺院普建，中西高僧交流往來，佛經譯文質量提高，佛教在中土傳播中，與當地文化土壤洽合。魏晉南北朝佛教與玄學融合，其教義也逐步中國化，經幾代佛學大師傳承進展，陳隋之際天臺宗（法華宗）在浙江天臺山創立，標志著中國佛學的獨立。佛教的本土化不僅成為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文化史上的大事，也對后來中國文化、士人精神產生深遠阻礙。中外僧人共同努力之下的大量佛經漢譯成功，注疏講經之學也隨之進展，既開啟了中國僧侶的師說和佛論，也開創了佛經文學面目。在藝術上最大的奉獻則是眾多巨型石窟造像的興起，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等至今仍為我們留下無價的石刻藝術與壁畫藝術的精品。佛學不僅安慰眾多百姓心靈，也成為后世士大夫心靈歸避的良方，從深處阻礙著中國文化。玄學興盛的魏晉，道教卻沒有起色，二者皆推崇老子，卻是哲學與宗教的區別。世易時移，直到西晉滅亡以后，道教通過變革，才滲透進入貴族社會，顯要一時。其功首推南方葛洪、北方寇謙之，次有陶弘景等。東晉葛洪是南方道教革新派，以《抱樸子》聞名，其中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他將儒道統一起來，提出一整套內道外儒理論，南懷瑾認為《抱樸子》能夠與《莊子》、《淮南子》等道家名著比美。同時在煉丹冶煉各種礦物的過程中，葛洪了解到一些礦物的性質，總結出許多化學知識?！侗阕印酚挚胺Q一部原始化學的重要著作。北魏寇謙之從改革道家的陳規陋俗入手，廢止“三張（張角、張梁、張寶）偽法”，認為太平道與道教大旨不合，又廢止了不合理的道教組織與入道制度，專門重要的是援儒入道，簡化修煉方法，認為早晚禮敬就可求功德。南懷瑾評判道：“自道士寇謙之之開始，綜合秦、漢、魏、晉的神仙方士之術，及役使鬼神、符箓、法術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規模，從此而代有充實，一變綜羅復雜的道家學術，成為比較純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儀式齋懺醮儀等規矩，而為唐宋以后道教教儀的依照?！盶o""[xl]陶弘景則開創了融合佛道兩家的先例，完善道教的養生學，醫藥學和煉丹術。儒學失卻漢代時“國憲”地位后，命脈傳承卻始終未斷。胡漢交互，南北交融時，儒學均是被倡行的，沒有南渡的晉室儲存并發揚了儒學。不管道、佛之學何其盛，儒學始終有其生長的空間，而且是無限大的。儒、道、佛三教此消彼長，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是社會政治經濟矛盾運動的產物，但三者各有千秋，因此鼎立與共弘是大勢。人文自覺

當傳統的信仰、功利、學問、地位受到懷疑和批判，人們轉為重視個體存在的意義、價值和目的。“人的覺醒”、“文的自覺”因此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的關鍵詞。宗白華先生曾盛贊過此期文藝成就：“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紛亂、社會上最痛楚的時代，然而卻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顧愷之和陸探微的畫，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廣陵散，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眺的詩，酈道元、楊衒之的寫景文，云岡、龍門壯偉的造像，洛陽和南朝閎麗的寺院，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學藝術的根基和趨向?！盶o""[xli]

簡言之，從創作理論上說，這一時期顯現大量文論、詩論、畫論、書論、樂論等文藝批判著作，標志著各藝術門類體系的建立和成熟；從創作實踐上說，《文心雕龍》已歸納其時文章體裁已多達三十余種，其余書法、繪畫、雕塑亦成就斐然。以繪畫為例，依劉大杰，漢代的畫，以壁畫居多，其內容或為歷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的肖像，或為孔門及七十二門徒的肖像，多反映儒家倫理觀念。然而魏晉的繪畫顯現了較大改變，從古人留下的畫目，可見其題材要緊有神仙釋道類，如顧愷之的《列仙圖》、《三天女像》、明帝的《洛神賦圖》、戴逵的《五天羅漢圖》等；高人隱士類，如嵇康的《巢由洗耳圖》、楊修的《嚴君平賣卜圖》等；山水類，如魏高貴鄉公的《黃河流勢圖》、晉夏侯瞻的《吳山圖》、戴逵的《吳中溪山邑居圖》等。明顯，與漢代相比，題材由倫理趨于個人，由現實趨于玄虛。由漢代有用的裝飾轉變為獨立的藝術。其自由的精神與活躍的個人主義情感和生命又充分反映出其時的政治狀況、經濟條件、哲學思想及宗教觀念的影子。顧愷之等的畫論對漢代從未顧到的陰影法、遠近法，甚至用墨設色等都提出詳細的見解。不管是創作形式依舊創作內容的開掘都遠甚前代，人文成就取得突出進展。而且，還有重要一點，即中國式審美觀的形成，如中意忘象、風骨神韻、放達人一輩子等，差不多上規定了中國文明的審美趣味與趨向。

總之，人與文都從儒學倫常的樊籬中解放出來，以審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與藝術活動，這在中國文明形成以來是第一次。這是一個既破又立的新時代，后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種子都萌芽于現在。這一時期的文藝理念與創作方式，一直阻礙到唐中葉。

3、興盛與衰退

通過夏至魏晉兩千多年的進展和積存，中國文化之花差不多含苞欲放，至唐終于盛開，輝煌光華，香溢四海。而之后又不可幸免地歷經雨打風吹，漸至枯萎，然而下一次花期又在孕育之中。

盛極而衰

隋－唐中葉：如同秦朝，隋朝又是一個統一卻短命的王朝，但它為封建文化走向顛峰做好了充分的預備。盛唐政治清明，經濟昌隆，軍事強大，文藝繁榮，三教并弘，澤被東西，盛唐氣象，無與倫比。得益于充滿陽剛精神、拓拔進取的北方胡族的熏染，唐朝野充滿雄闊豪邁的精神?？婆e取士，門閥貴族淡出，政治具有一定開放性和流淌性，也激發了下層進取之志。不管文藝，依舊審美意趣，初盛唐都充滿著樂觀進取的大方旋律。

唐中葉－宋末：“安史之亂”將夢幻般的唐朝盛勢毀在旦夕之間。領土莊園經濟破產，地主－自耕農經濟定型。賦稅制度幾經變革，朝廷對平民的直截了當經濟關系最終確立。貨幣流通，都市由政治、軍事中心演變為經濟文化中心，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成士大夫階層。他們的道德觀念，人格理想，審美樂趣成為主流，阻礙至今。市井繁榮，市井文化興起，奇趣生動的俗文化漸顯，與精巧細膩的士大夫雅文化各自繁榮。宋明理學開端，觸及實證學風，宋右文抑武，積貧積弱，初盛唐時豪邁外拓轉為宋時精巧內斂，激昂轉為深邃。這是中國文化第三次轉折，后一千年文化走勢源于此，近現代文化轉型亦根源于此。

遼夏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游牧或半農半牧民族日漸崛起，并相繼入主。但他們在文化上最終沿襲和傳承中原農耕文化，這是多重文化交流、融合下的一種文化。不僅有民族文化交融，而且有蒙元帝國溝通的中西文化對話。待元雜劇發達，俗文化生命力明顯強于雅文化。許多學者認為，朔方沖擊，阻礙了中國文化原發式近代轉型的可能。

明清：這是古典文化大總結和現代文化轉型的時期。明清兩朝，中央集權更加強化，文化專制更勝從前，文字獄駭人聽聞，八股文章束縛性靈，士大夫階層道勢兩難加劇。考據樸學空前進展，實證性解構兩漢以來的經學之神圣性，圖書典籍、學術文化、科學技術皆集大成。文化開始由經濟文化的中心區域東南向西、北輻射傳播。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更加活躍，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啟蒙思潮涌動。王陽明、李贄、黃宗羲、顧炎武以及王夫之等先進知識分子非君崇公，高倡民本，疾呼救亡圖存，發中國式啟蒙先聲。此期中學西傳，西學東漸，繼佛教東傳后，中國文化再次遭遇域外文化。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強行用炮艦傳遞高勢位文化。無路可退，中國文化不得不直面沖突以及融合的艱辛與苦痛。中國文化在內力與外力共同作用下，全面急遽進入現代化轉型期。知識分子道勢兩難儒道佛三教作為意識形狀，他們的進展與帝王的好惡以及文化政策有關。總的說來，文化政策開放寬容的唐代，三教各有進展，其中，佛教，臻于鼎盛，而儒教的主流意識形狀地位，卻是最長遠的。唐中葉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之后，大抵上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文化精神左右廟堂與江湖。隋唐是中國佛教的全盛期，佛教在中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和進展。隋朝雖短，但合并南北佛教，新譯經論59部，興建寺院佛塔，大規模造像。唐代自武則天后，大倡于世，都城長安寺院薈萃，佛塔林立，譯經卓著，僅西行取經的唐僧玄奘，就共譯出大乘經論75部，1335卷。隋唐之際，中國佛教宗派創立并走向成熟，當時有所謂的三論宗、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密宗、律宗、凈土宗及禪宗等八大宗派。以禪宗對后世中國文化阻礙最深廣，是佛教進一步本土化的標志。唐武宗會昌年間，爆發了中國佛教史上最嚴峻的“滅佛”運動，此次“法難”重創了佛教的進展，八大宗派惟有禪宗、凈土宗相對盛行。中國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哲學、文學以及各藝術領域都有佛教文化的印跡，對民間風俗也有一定阻礙。儒學漢末以來走了一段歧路，或以“分文析字、煩言碎辭”為務，或流于讖緯奇異。魏晉時期儒學獨尊的地位喪失之后，進展更是滯緩。然而孔孟時儒學那種積極濟世的精神對士大夫仍有專門強的感召力，唐代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古文運動”拉開了儒學復興的思潮。他們從改變學風、復歸儒家元典著手，以“文以載道”為宗旨，力倡以“仁”、“禮”為內核的儒學真義回來思想正統。韓愈第一次提出了“道統”概念。后經北宋周敦頤、劭雍、張載、程顥、程頤及南宋朱熹等大儒的努力，終于建立起以儒釋道三教融合為基礎，以人的倫常秩序為軸心的新儒學——理學，又稱“宋學”、“道學”?？滴趸实墼u判朱熹：“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世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它適應了統治階級靠綱常倫理確立禮治秩序的需要，從而穩穩地成為官方哲學。理學將中國文化重倫理的傳統精神推向極至，從而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復雜的文化效應，深深浸潤中國文化和中國士大夫的性格。理學通過高揚主體自覺的作用，造成中國經世路線由“外王”轉向“內圣”，即建樹一種理想人格，通過內在修身立志，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主張“改日理，去人欲”，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教。理想人格的建樹，“內圣”的修為“關于中華民族注重氣節、注重道德、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無疑產生深遠阻礙。”\o""[xlii]而知識分子背負著“內圣”之道，走上道勢兩難的不歸之路。思潮迭起思潮是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樣也反過來作用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唐至清這一漫長時期，有兩次重大思潮深刻阻礙中國文化。第一次思潮確實是唐中葉的儒學復興與宋明理學建構，旨在確立儒學“道統”的地位，如前所述。中國盡管不同于西方用宗教神學修養心靈，然而新儒學——理學卻具有宗教意味，是具有濃厚宗教性的倫理政治學說。第二次思潮是明清的啟蒙運動。商品經濟的進展沖擊了以地主－自耕農經濟為基礎的專制主義，也成為以小農經濟為土壤的綱常禮教的否定因素。西學東漸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士人的觀念，他們開始以新眼光凝視傳統文化，加上程朱理學對人性的束縛和精神的箝制引起部分士人的反叛情緒，思想家開始匯成一股異端力量反叛程朱理學。先有陸九淵，繼而有王陽明及其后學，然后是李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前赴后繼，新的本體觀、新的理欲觀、新的義利觀以及新的政治觀等，直截了當對抗程朱理欲觀，倡自然本性，充分確信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堅決了以理為主的價值判定標準，對專制政治及皇權展開猛烈批判和抨擊，對君主神圣論傳統提出挑戰，威逼圣人權威。一種新思想氣象在文明古國擴散開，一種追求自我意識、獨立人格的人文思潮悄然生長。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具有了強烈的人文主義和民本主義，與歐洲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有相通之處，但無法與之相比。第一，西方啟蒙運動以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社會為基礎，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導。中國明清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基礎不成熟；第二，西方的啟蒙運動的科學理性精神自迪卡爾、培根起就一以貫之，系統縝密，而且他們從人格平等擴展到政治、經濟及文化領域。中國的缺乏嚴密完善的系統，而且專門大程度上只是道德層面上的平等，未將人性之私作為分析社會政治結構的起點或基點；第三，中國知識分子深拘于儒家思想的浸染，雖反理學，但也必定是不完全的。且他們一開始就處于道勢兩難的尷尬處境中，他們的力量柔弱，與專制王權更多是依靠妥協關系。故這次啟蒙運動只是一次初潮，真正波濤洶涌的思想變革還要到新文化運動。

第三節：青年中國的成長與文化涅槃

1、新文化運動的醞釀與勃發救亡圖存

時至晚清，垂暮衰頹的中國仍舊以“天朝上國”自居，閉關鎖國，拒絕加入世界經濟圈。此般“夜郎自大”換來的是新銳的西方國家堅船利炮轟鳴后的屈辱與無奈。然而列強同時也開啟了一扇窗口，透過這扇被迫打開的窗戶，中國人有機會窺見天國外世界的新奇景致。西學對中國的滲入漸深，加上明清之際的啟蒙初潮的漣漪，這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差不多認識到國之弊病，紛紛將目光轉向先進的西方。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們領先研究和介紹歐洲列國的史地時事知識、科學技術，專門是有關軍事的科學技術。專門具有時代意義的是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以開放的襟懷面向西方世界尋求真理，大膽地突破了“夷夏之防”，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找到了符合時代潮流的路徑。

與此同時，廣東洪秀全在金田起義，掀起一場歷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