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6PAGE7WTO規則與中國反壟斷立法內容摘要反壟斷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反壟斷立法是市場經濟的本能要求，制定反壟斷法要確立平等的競爭觀，要設計和確立合理的反壟斷法的立法框架。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法，就要改革外經貿體制，改革政府規制，協調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沖突，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打破技術貿易壁壘，依法加強對知識產權市場的管理。

關鍵詞WTO規則反壟斷法平等競爭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WTO組織的加入，我國制定并出臺反壟斷法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反壟斷法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壟斷是自由競爭的宿敵，因而依法維護市場競爭的秩序與規則，正是反壟斷法的精髓。一壟斷是不完全競爭的一種極端情況，它指單一的出售者完全控制著某一產業；單一的出售者是他所在產業的唯一生產者。同時，沒有任何一個產業能夠生產出代用品。這里的“單一的出售者”，就是我們在這里所說的“壟斷者”。各國所禁止的壟斷有如下一些共同的特點：（1）壟斷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種類型；（2）為法律所禁止的壟斷可分為兩類，即非法行為和結構性壟斷；（3）壟斷的形成一部分是因為經營者在經濟競爭中逐漸具備足以操縱和支配市場的經濟優勢，一部分則是憑借行政權力形成的。從性質上看，前者屬于經濟性壟斷，后者屬于行政性壟斷。國際上反壟斷立法已有百多年的歷史。據有關資料的綜合分析，目前世界上已有84個國家和地區頒布和實施了反壟斷法。其中既有像美、日、英、法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一些國際組織也將反壟斷法視為國際條約的組成部分。譬如，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86條就規定了企業競爭的規則，明令禁止與共同市場相違背的不正當競爭行為［１］(P693—695)。聯合國貿發會議已經制定出一套《關于控制限制性商業慣例的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隨后又出臺了《消除或控制限制性商業慣例法律范本》［２］(P684—692)；拉丁美洲經濟體成立條約《卡塔赫那協定》也包含了反壟斷規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9年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通過了《亞太經合組織競爭政策和法律指導原則》。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壟斷法的國家。1890年根據謝爾曼參議員的提議，美國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反壟斷法即《保護貿易及商業不受非法限制及危害的法案》(通常又稱《謝爾曼法》)；1914年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克萊頓提出了一個對付控股公司和企業合并的法律草案，通過后的《克萊頓法》成為對謝爾曼法的補充。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于1947年出臺了《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正交易法》；英國于1948年出臺了《壟斷及限制行為調查管制法》；德國于1957年出臺了《反對限制競爭法》；韓國于1980年出臺了《限制壟斷和公平交易法》；法國于1986年出臺了《公平交易法》；俄羅斯于1995年出臺了《關于競爭和在商品市場中限制壟斷活動的法律》。各國的反壟斷法均設置了專門的執法機構，并獨立于其他行政部門，法律賦予了相應的職權。如果法律出臺后不能普遍適用或不能有效地解決壟斷問題，那末，法律的嚴肅性、權威性就等于零。因此，市場經濟越發達，反壟斷的立法與執法就越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反壟斷立法是市場經濟的本能要求。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壟斷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不同于17世紀后期的英王權以恩賜方式推行的完全壟斷，也有別于20世紀美國經濟發展形成的寡頭壟斷，而是根植于中國特定土壤之上的集團壟斷。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經濟與行政攪和在一起，在行政或地方勢力孕育或保護下悄然形成的。我國目前的壟斷大體可分為三類，即行政性壟斷、自然壟斷基礎上的行業壟斷(如郵政、鐵路等)和經濟性壟斷(如價格聯盟、行業自律等)。其中，行政性壟斷包括國家壟斷、行政壟斷、地方壟斷和單位壟斷等，這是我國當前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壟斷行為，是過去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帶來的“后遺癥”。它主要表現為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通過設置市場障礙，分割和封鎖市場。自然壟斷基礎上的行業壟斷，主要表現為公用企業及其他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利用政企不分的狀況，濫用其優勢地位獨家經營(或交易)限制競爭。行業性壟斷不僅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和排擠了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而且也妨礙了其自身技術水平、服務質量的提高。經濟性壟斷是近年才出現的，我國當前的經濟性壟斷，主要體現為價格同盟、限定價格、價格歧視、聯合抵制公用企業限制競爭。由于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時期的產物，它將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退居次要位置，但在當前它仍然是難以攻克的堡壘。因此，制定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限制國家公權組織的行政壟斷，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鑒于中國加入WTO組織和經濟進一步對外開放，外資大規模進入，跨國公司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為了保護民族工業和國家經濟安全，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已屬迫在眉睫。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反壟斷法》對各種壟斷行為進行規制。但是，相關的反壟斷精神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第6、7、11、12、13、15條中，分別對強制性交易、濫用行政權力、不合理低價銷售、搭配銷售等限制競爭行為予以禁止?！斗床徽敻偁幏ā返南嚓P規定對規制限制競爭行為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規定顯然不足以全面禁止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壟斷行為。我國所要制定的反壟斷法，應該既涉及反對經濟性壟斷，又包括反對行業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由于行政性壟斷在我國有它的特殊性，因而應當規定一些特殊措施予以有效地制止。制定反壟斷法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維護市場的良好競爭秩序和良好的競爭環境以提高效率。反壟斷的原則是一國反壟斷政策的集中反映，而一國對壟斷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則取決與該國的經濟政策、產業結構安排，以及本國的國情。因此，一國反壟斷的基本原則，必然與該國的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安排相一致，并且符合本國的國情。反壟斷要確立平等的競爭觀。WTO規則主要包括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透明度和統一實施等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的精髓就是非歧視、平等對待、公平競爭。我國反壟斷立法必須遵循WTO規則，樹立平等的競爭觀。要把“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體系”寫入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務，以其精神貫穿立法的全過程。宜采用列舉加概括的方式明令禁止各種形式的壟斷，尤其要加大對行政壟斷主體的處罰力度。在條件成熟的時候，要進一步修改行政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將抽象性行政壟斷糾紛納入受案范圍，擴大對行政壟斷受害者的司法救濟。行政性壟斷的的潛臺詞是“行政”行為的特殊性，其結果勢必造成在競爭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這和市場經濟是公平競爭經濟的本質相違背。所以，從立法觀念上，首先就要確立平等的競爭觀，使政府和各種公權主體在競爭和法律面前與其他主體一視同仁、一律平等相等。在中國加入WTO的框架下，我國的反壟斷立法既要從中國實企業的進入、退出、價格、服務的數量與質量、投資、財務會計等有關行為加以規制。社會性規制則是針對所有可能產生外部不經濟或內部不經濟的企業及事業行為的規制。我國政府規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壟斷權力濫用、進入規制過嚴、對競爭性行業的規制不到位等，則是與WTO規則不相符的，也是制約和影響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因素?？偨Y國內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認為改革和完善我國政府規制，必須考慮到放松規制與強化規制并舉，即在經濟性規制改革方面以整體放松為主，并在局部上強化規制；在社會性規制改革方面，以整體完善規制措施為主，并在局部上放松規制。在此前提下，深入研究WTO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充分利用WTO特殊與差別條款促進我國對外開放。要加強與發達成員方的交流與合作，促使發達成員方進一步履行自己的義務和承諾，降低對發展成員方的進口限制，提高對發展成員方的市場準入水平，進而擴大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的范圍和領域。同時，我們還要與發展成員方進行平等的廣泛合作，積極參與WTO的各種談判，參與有關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擴大有利于發展成員方的談判范圍，特別是把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些領域，如國際收支、國際債務、經濟發展等問題納入WTO談判，盡可能利用特殊與差別待遇原則和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優勢，加重自己的談判砝碼，為我國對外開放贏得更多的利益和發展空間。必須協調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沖突。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它與知識產權法之間存在著交叉和相融的關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制約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手段。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是現代社會為推動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而作出的一項重要的制度設計，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在WTO框架下研究反壟斷法，必須結合知識產權法和知識產權對策加以研究，在修改現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時，要充分考慮到與反壟斷法的協調一致，相應地明確或增加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內容。同樣道理，在制定反壟斷法時，亦應包括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條款，將限制知識產權的濫用明確列入反壟斷法調整的范圍。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相比較，突出的區別在于人才和知識、信息等智力資源將成為發展經濟最重要的資源。各國綜合國力和經濟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知識、信息和人才的競爭，集中體現為知識產權的競爭。反壟斷法的調整重點，也應該相應地轉移到防止人才、知識、信息的流通和競爭中出現的非法壟斷行為上來，阻止少數人對智力資源的非法壟斷。無論從知識產權的性質還是從其經濟功能和行使的具體情況看，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都可能發生沖突，這種沖突一方面表現為權利主體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不適當地擴張了壟斷權的范圍，另一方面表現為權利主體憑借合法壟斷進一步謀求非法壟斷或優勢競爭地位的目的，從而直接觸犯反壟斷法。又由于知識產權的基本性質是民事權利(屬私權)，盡管它有公益目標，但主要和直接的還是為了私益目標；而反壟斷法則是以社會為本位的(屬公權)，它主要是為了社會公益目標，所以兩者潛在的沖突，在本質上反映了個體權利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存在的沖突。為此我們就必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協調和避免這種矛盾與沖突。通常說來，當權利人在行使知識產權超出法定范圍，與反壟斷法通過保護競爭所要實現的社會整體目標相沖突時，應當優先使用反壟斷法，以對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加以必要的限制。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的調整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各種調整與協調手段來彌補民商法調整的缺陷，以不斷解決個體的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進而實現經濟與社會良性的運行和協調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協調并不意味著對知識產權本身作為壟斷權的基本性質的否定，而只是在承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防止和控制其權利被濫用。必須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打破技術貿易壁壘。據資料統計，我國有60%的出口企業遭遇過國外技術壁壘，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壁壘使我國出口額每年損失約500億美元。在這當中，技術標準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運用這一手段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譬如，溫州年產打火機8.5億只，占世界市場份額的80%，溫州打火機出口價格多在1歐元左右，歐盟正在運用技術標準和專利，阻止溫州打火機出口［５］。這個案例說明，發達國家以安全標準為由，用專利技術作后盾，進而借助技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從而完成了由簡單的關稅壁壘向復雜的技術壁壘轉變的過程。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優勢是在勞動力成本方面，而發達國家的最大優勢則在技術方面，當傳統的關稅壁壘向技術壁壘轉化時，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就開始衰減。這里所論及的“技術壁壘”，是指商品進口國所制定的強制性和非強制性的商品標準、法規以及檢驗商品的合格性評定所形成的貿易障礙，即通過頒布有規條例、規定、建立技術標準、認證制度、檢驗方式等，對外國進口商品制定苛刻的技術、衛生檢疫、商品包裝和標簽等標準，從而提高產品技術要求，增大進口難度，最終達到限制進口的目的。目前世界上主要是發達國家如美、日、歐盟等國憑借其自身的技術、經濟優勢，制定苛刻的技術標準、技術法規和技術認證制度，對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出口形成巨大的制約和障礙。由于設立技術標準及檢驗程序旨在保護國家安全及消費者利益，因而WTO的有關技術壁壘協定承認各國技術壁壘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要求技術壁壘不要妨礙正常的國際貿易，不得具有歧視性。針對這種情況，我國必須充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打破發達國家的技術貿易壁壘，促進知識產權和科技產品的出口。WTO爭端解決機制為發展中國家沖破發達國家針對知識產權進口設置的不合理障礙，提供了較好的解決途徑。TRIPS協定首次將貨物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應用于知識產權領域，這就為WTO成員之間就知識產權爭端的解決提供了平等適用的一系列具體規則。我國要根據TRips協定所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及具體規則，對發達國家的國內知識產權法律中對出口商歧視性規定，諸如美國“301條款”和不公平貿易做法的第337節，據理力爭，通過向與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提出對出口國法律指控或作為第三方積極參與別國提出的申訴，迫使其放棄阻礙知識產權進口的規定，維護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所應享有的權益。在這方面有例可循，如歐盟在1998年11月和1999年1月分別就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310節和美國版權法第110節(5)向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構進行申訴。后一個申訴，部分已得到專家組的支持，爭端解決機構已于2000年6月15日將專家組的報告分發各成員。一旦最后裁定確立，美國版權法有關在公共場所免費播放電視和廣播音樂的規定應當在15個月內進行修改，否則將會面臨有關成員的制裁［６］。在我國反壟斷、反壁壘的任務也是十分艱巨的。目前我國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壟斷、強制交易和市場封鎖現象。如果任憑市場無序、壁壘森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橫行，市場信號就無法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不能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不能實現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最終無法與國際市場接軌。因此，逐步取消國內傳統的行政優惠保護措施，打破地方貿易壁壘、行業壟斷，促進國內外、區域之間的交流與開放，促進公平競爭，這同樣是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的必由之路。必須依法加強對知識產權市場的管理。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在對知識產權市場管理方面，我國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和WTO規則以及對外所作的有關承諾，抓緊修訂、調整和完善現行的涉外管理法規，尤其要進一步健全維護公平競爭程序的法律，建立和完善以立法保護為基礎，行政保護、司法保護、社會保護為保障的全方位的公平交易法規體系，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法》。執法部門要認真研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新形式和新特點，努力監管逐步開放的服務業市場和高科技市場，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加大對侵犯他人商業秘密、商業賄賂、商業誹謗、商標侵權、虛假廣告以及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和仿冒他人企業名稱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查處，開展反行政性壟斷和壁壘的專項治理，加大對公用企業限制競爭的查處力度。在市場監管執法的對象上，要從有形市場的具體事務管理，轉向全面實施對各類市場主體的市場準入、退出、競爭、交易行為的監督管理；在監管執法的方式方法上，要從傳統的靜態事后管理，轉向現代化的動態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結合的系統化管理。對各類市場主體行為，要依法進行統一的規范和監管，打破舊體制下的行業分割和市場封鎖。中國海關是中國進出境的監督管理機關，海關必須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明確侵權貨物為國家禁止進出口貨物，一旦發現應予扣留，在認定其侵權性質后予以沒收，并可根據侵權性質和程度對侵權人給予行政處罰；對于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必須將侵權人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海關在組織體系上實行垂直領導，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它在實施對知識產權的進出境監管時，可以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即對進出境的運輸工具、貨物、物品和人員行使檢查權、調查權、扣留權、追緝權等項權力。目前我國知識產權訴訟的重點主要還是放在庭審階段，這是造成相當數量的積案、訴訟進程緩慢以及庭審階段負荷過重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