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的保護目錄TOC\o"1-2"\h\u13626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的保護 127100引言 113060一、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的概述 25075（一）影視作品著作權的界定 210305（二）合理保護影視作品的意義 217238二、我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312839（一）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 32554（二）公共利益下著作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410337三、國外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公共利益體現及對我國的啟示 525463(一）外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 56018（二）國外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64847四、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路徑探究 717325(一)完善相關立法 719286（二）改進合理使用制度 77646（三）落實“侵權不停止” 81068結語 9【摘要】著作權法律制度安排的出發點是維護著作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本文以公共利益為重要參考，以合理保護影視作品著作權與公共領域文化繁榮之間的利益權衡為主線，分析當前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相關的法律制度，并結合對國外著作權保護制度的思考，發現我國現存的著作權保護問題，諸如立法有欠缺、合理使用制度存在不足等影響公共利益兼顧的問題，進行進一步完善的路徑探究，通過完善立法、改進合理使用制度、落實“侵權不停止”理論，同時結合對中美兩國優秀制度的借鑒與學習，采用比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提出完善相關立法、改進合理使用制度、落實“侵權不停止”等建議，以便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與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的平衡。【關鍵詞】著作權公共利益利益平衡合理使用“侵權不停止”引言央視動畫公司未經許可，在2013版的《大頭兒子與小頭爸爸》動畫片以及與該動畫后續相關的展覽、宣傳中以改編的方式使用該形象作品并從中牟利的行為，侵犯了大頭兒子文化公司的著作權。判決中法院決定增加賠償金額，作為停止侵權的另一種替代方式，并責令央視動畫公司為每個角色支付40萬元的賠償金。通常情況下，法律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本無可厚非，但出于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可能會對著作權人的禁用權加以限制。“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圍裙媽媽”已不僅僅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更大程度上已經是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是具有巨大文化價值的載體，是滿足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的消費品，對衍生產品的消費自當屬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案法院從權利人私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平衡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益，對權利人的禁用權效力范圍進行合理權衡。法院對大頭兒子公司通過增加賠償金額的替代停止侵權的方式予以救濟，充分體現了對公共利益的平衡。當前，在保護著作權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著較多關于利益平衡的爭議。“大頭兒子”著作權糾紛案例應是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典范應用。如何在公共領域視野下更好地對影視作品著作權進行保護，如何實現法律法規與公共利益的雙向平衡，都是我們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的概述（一）影視作品著作權的界定“1895年12月28日，路易.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卡布辛路的‘大咖啡館’舉行電影公映活動，放映了《嬰兒喝奶》、《水澆園丁》、《火車到站》、《拆墻》、《工廠大門》等片”。曾耀農，龔舉善：《論影視藝術的特征》[J]，《南通職業大學學報》，2000年。曾耀農，龔舉善：《論影視藝術的特征》[J]，《南通職業大學學報》，2000年。我國法律根據攝制方式對影視作品的概念進行了界定，但這種界定方法存在明顯缺陷，因為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屬于影視作品，應當以其共同特征作為判斷標準，而不是將毫無共性的攝制方式作為影視作品的分類標準。根據經過修改六月份即將生效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及其他視聽作品”“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2013修訂）第4條規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2013修訂）第4條規定。《伯尼爾公約》中用統一的標準定義了影視作品：任何形式的電影作品和用電影方式拍攝的視頻等都是影視作品。從本質上來說，影視作品主要是表達特定的思想與精神，并且能給社會公眾帶來一定的教育意義，其是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文化體現。合理保護影視作品的意義從產業健康發展角度來看，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今天的互聯網技術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網絡傳媒的形式多種多樣，可以獲取到影視作品的方式也數不勝數，在這種大環境下，社會群體（非作品創作者）通過復制，拷貝以及傳播非法鏈接的情形屢見不鮮。作品的被接收者甚至還可以進一步去進行作品的傳播，足見互聯網背景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的艱難性。在這種大背景下，加強保護影視作品的著作權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是該法的立法目標，其包含有一保護權利人的著作權，二鼓勵有益作品的創造與傳播，三是促進科學文化的發展。其權利目的有雙重性，既給作者以回報讓他們獲得較好的經濟條件以激勵富有活力的創造文化，又讓公眾快速有效地獲得作品的內容。馬忠法、孟愛華：《論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宗旨的修改——以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為視角》，《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權利本身不是最終目的，維護個人與社會利益平衡，保持良性循環才是。因此，《著作權法》不僅保護權利人的利益，也重視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因此從公共利益角度來看，加大對于影視作品著作權的保護對于創作者本身的利益維護也有著極大的幫助，其可以激發創作者的產權保護意識以及個人創造的積極性，使得影視作品領域的作品更加的豐富，為社會提供更加良好的精神食糧。但從公共利益角度的另一方面看，過分強調對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會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如前文所述的“大頭兒子”著作權糾紛案，如果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權，則明顯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在加強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的同時，應當合理平衡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不僅馬忠法、孟愛華：《論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宗旨的修改——以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為視角》，《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我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從影視作品在公共利益方面的法律發展歷史來看，保持公共利益的平衡是促進合理保護影視作品著作權不變的話題，中國法律對影視作品著作權的保護過程也是通過循序漸進才得以不斷完善的。1.立法方面當下著作權與經濟和技術緊密結合，已經被看做是創造新形勢、鼓勵新技術的重要推動力，但同時也是不容忽視的阻礙力量，著作權要保護的對象已經不僅僅限于文學、藝術及科學的相關方面，而是穿過了傳統的創作，直接融入進商業和技術的高速發展中。在這個浪潮中，公共利益想要得到維護，首先要解決的就成了如何促進商業進步及技術創造。例如電腦應用、數據信息、以及網絡著作權的保護，已然成為影視作品保護與公共利益平衡的新戰場。與傳統相比，這些新的領域出現的著作權問題更加突出，且更加顯而易見，同時還要經歷商業市場的沖擊。面對新領域出現的新情況，保護著作權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有了很多新變化，就像在電腦應用、數據信息的著作權保護上，都進行了新的分類，或者列為作品，亦或參照保護普通著作權的途徑進而維護相關權利；新修改的著作權法也把之前規定的電影作品一并納入為了視聽作品的行列，擴大了著作權的保護范圍。即使原本與之互不相干的專利權等其他權利也在新形勢下與著作權有了相交。如激勵創新的意志被吸收到保護著作權公共利益平衡的標準中。張登杰：《公共利益視野下的網絡著作權保護問題研究》，山西財經大學，2016年。司法實踐方面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大多很難擺脫知識產權排他權的束縛，往往在案件被認定為侵權后立即作出停止侵權的判決。在維護公共利益方面欠妥。比如，在“武松打虎”一案中，被告人山東景陽岡酒廠未經許可使用《武松打虎》圖案，并申請注冊商標。在審理中，法院認定其構成著作權侵權，并判決撤銷《武松打虎》圖案的注冊商標。雖然在客觀意義上被告構成了著作權侵權，法院判決看似無可厚非。但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視角上，法院忽視了被告已經使用該商標十余年，對其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錢的事實，使該商標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直接采取停止侵權的處理，對被告而言，不僅失去了注冊商標，同時還失去了對該商標所附的商譽和公司的辛勤勞動成果，這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也浪費了社會成本。田小軍、劉洋：《“侵權不停止”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的適用問題》，《中國版權》，2016年。（二）公共利益下著作權保護存在的問題1.關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立法不足缺少憲法保護。我國現行憲法圍繞征收和征用方面對公共利益做出了相關的規定，這說明我國憲法也是從承認和保護個人利益角度出發，同時也十分重視公共利益的平衡。高志宏：《論公共利益的立法表達及立法模式》，《東方法學》，2012年。但公共利益的范圍非常廣泛，高志宏：《論公共利益的立法表達及立法模式》，《東方法學》，2012年。公共利益的概念在立法上是模糊的。我國法律制度中也存在對公共利益的具體界定，各個部門法根據自己的調整對象和調整范圍，界定了自己領域內的公共利益。比如在《治安處理法》《物權法》中都有所明確體現。但是，綜觀我國部門法關于公共利益的立法，僅就類似單獨的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許可制度從立法目的層面可以體現公共利益精神，并沒有明確規定關于著作權法方面對于公共利益的保護制度，沒有將公共利益具體制度化，不利于公共利益視野下著作權的制度保護。2.合理使用制度存在不足隨著司法實踐的不斷發展,合理使用制度自起源于后來作者對前任作者作品的合理的使用之后,其內涵不斷得到拓展。在其成立之初,法官在解釋其正當性時提到了該制度具有創新、學習、評論的意義,這正是公共利益之所在。我國《著作權法》采用完全封閉的立法模式來規定合理使用的“合理性”。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十二種具體行為可構成作品的合理使用，其他行為不能構成合理使用。這樣的立法模式會導致合理使用的范圍過于狹窄，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滯后性，如果只規定有限數量的行為，就會難以應對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大量問題。因此，立法技術不能過于死板，保持適度的靈活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著作權法在合理使用制度上采用了詳盡列舉的模式，這種模式雖然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穩定性，但也會造成立法靈活性的喪失。如果這種立法傳統繼續保持下去，可能會導致兩種情況：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突破條文的束縛；或者很多合理的使用行為不能得到認可，從而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無論是哪種問題的出現，都不利于著作權保護與公共利益的平衡。“停止侵權當然論”的慣性使用習慣上，按照傳統民法理念，停止侵害是侵權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無關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和行為的實際損害。我國關于限制適用停止侵害的立法分散，系統性不強、條款缺乏操作性。雖然法律規定的初衷是為了充分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但是，源于此，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大多不能擺脫知識產權排他權屬性的桎梏，傾向于在個案認定構成侵權后，立即作出停止侵權的裁判。在著作權領域，一部電影凝聚著導演、編劇、作曲者、作詞者、人物形象設計者等不同參與者的創作，存在著不同種類的著作權。如果僅因作品一個部分構成侵權，就當然導致整個產品無法生產、使用、銷售或整個電影、動畫無法上映，勢必有違法律實施應有的合理原則。國外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公共利益體現及對我國的啟示聯系是普遍存在的，美國是英美法系版權保護的典范，日本是大陸法系著作權保護的典范，也是與中國緊鄰的發達國家，他們在版權（著作權的保護）上的立法歷史比我國悠久，其司法經驗都要比我國豐富，故而要重視對美國、日本等國外發達國家著作權制度發展現狀的研究，并且積極借鑒其先進經驗，為我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供積極借鑒。外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現狀著作權法中公共利益的概念，站在合規和適應的角度來看法律邏輯，首先需要根據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進行轉化，并以這種方式轉化為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則，形成一個具有實踐性的制度體系，從而為公共利益保護提供制度基礎。各國知識產權法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公共利益理念確定為立法目的。嚴永和：《知識產權法的公共利益理念闡釋———基于市場邏輯的公共利益與補充市場邏輯之不足的公共利益》，《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美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制度在美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中十分注重保護公民及企業的財產權，此項權利被看成是衡量價值利益的一個重要方面。知識產權作為摸不著的無形財產權，同樣應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在這樣側重保護的立法背景下，美國對影視作品設立了獨具特色的著作權保護體系。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側重研究兩個影視作品著作權背后的利益：第一是著作權人的利益，第二是放在另一個具有重要地位的公共利益。其中1976年美國的《版權法案》及其隨后在1989年和1990年所做的修正案，連同法院系統對這些法律的解讀和使用，構成了今天美國的版權保護體系。在網絡影視作品的著作權問題上，出臺了《千禧年數字版權法案》以及2005年的《家庭娛樂和版權法案》。與此同時，美國《憲法》中的著作權和專利權條款清楚地表明,憲法賦予國會專有權從他們的作品和發明中獲取利潤，以促進有用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從而保障作者和發明人在一定限度的時間內從其作品和發明獲利的專有權。至1976年版權將有關合理使用的內容做了法典化--第107條。其指出為了批評、評論、教學、學術或研究目的而使用版權作品的，屬合理使用，不視為侵犯版權。聶欣妍：《美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武漢大學，2019年。雖然此制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但1976年合理使用制度法典化，至少使法院對該制度易于實踐操作，也是立法一大進步，體現了美國很早就對著作權公共利益加以考慮和重視。聶欣妍：《美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武漢大學，2019年。魏正才：《美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對我國啟發》，湖南師范大學，2016年。日本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制度近日，日本對《著作權法》進行了修改，擴大了適用范圍。日本權力機關在修訂著作權法時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創作人的相關利益，進而推動整個本土文化的發展。在此之前相關學者及社會人士都普遍猜測，認為日本修改后的《著作權法》主要是為了適應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發展對著作權的保護提出了新要求，但為了不過度影響公眾利用互聯網獲取知識，法律在加強加大網絡侵權力度的同時，必須兼顧允許對作品的廣泛合法使用，充分體現了公共利益視野下對著作權保護的合理性。同時日本在對其著作權法的修訂中，加重了法律責任的承擔規則，以及可能面臨的違法風險也隨之變大。通過這種修訂勸退了侵權者的犯罪心理，也利于著作權的保護與傳播。“靈活地權利限制條款”是日本著作權制度的一次突破，數據時代背景對作品需求量大，新的時代要求法律制度作出適當調整，社會公共利益不能為個人利益讓步。修改后的著作權法設置靈活的權利限制條款，法律認可作品使用行為背后的公益目的，比如互聯網企業在技術發展上對作品的使用，教育活動中為實現教育教學而進行的作品傳輸等行為，甚至是其他領域中對社會發展和社會公眾利益有利的作品使用行為，在未經過作品所有者許可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進行。在合理使用制度方面，同時，日本最新的著作權法修改，采取負面清單的模式進行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工作。日本靈活性的負面清單模式的限制性規則既能夠保證法律具有穩定性，又可以靈活的應對未來會出現的問題。曲天明：《日本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修改曲天明：《日本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修改對我國的啟示》，青島科技大學，2020年。國外經驗對我國的啟示發達國家十分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影視作品著作權在發達國家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規范。同時，正是因為發達國家對著作權保護的重視，保障權利人合法的財產權，積極調動了著作權人創作積極性，營造良好的商業競爭氛圍，從而促進發達國家影視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經久不衰，反過來，又因為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進步助推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實現經濟創收更上一層樓，這是我們發展中國家十分值得借鑒學習的立法出發點。同時，發達國家在保護影視作品著作權的前提下更是注重公共利益的平衡兼顧。對影視作品的侵權行為作出相應的法律規范，既保護著作人的合法權益，又努力保證社會公眾可以通過合理使用作品的方式促進文化的傳播發展。在此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公共利益的保護力度與對作者對于智力成果的保護力度應該處在同一個階段。一部完善的著作權法需要相關人員意識到個人與公共利益的平衡。只有兩者很好的被融入到相關的法律法規中，社會主義文化才能夠有更加向好的發展空間，我國的司法程序才能夠更加的符合社會現實。四、公共利益視野下影視作品著作權保護路徑探究(一)完善相關立法首先，我們應該追求立法思想理念上的進步。堅持利益平衡價值選擇，利益平衡是著作權制度的根本價值追求，《著作權法》不僅僅是保護著作權還要保護公共利益，是協調多方利益的法律手段。美國憲法知識產權條款明確規定，賦予權利人知識產權的目的是促進科學文化進步。設立知識產權只是強化公共利益的手段。著作權人濫用權利會阻礙公眾獲取信息，至少增加獲取信息的成本，從而阻礙科學文化事業發展，這就與著作權的立法初衷相悖。所以各國的著作權立法，都力圖兼顧保護作者權利和公共利益，著作權法可以說是權利沖突的平衡器，而著作權限制就是實現平衡的重要手段。盧璐：《盧璐：《中美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比較研究》，上海交通大學，2012年。其次，我們應建立更加完備、細致化的法律著作權保護體系。立法要嚴格確立影視作品著作權的起訴對象和起訴的主體，使原本模糊的權利義務主體邊界清晰起來。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領域，更要有一個明確的規定，確保在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為著作權人謀取較大的利益。著作權法應當在自己的部門法領域內就公共利益的實體性和程序性規定建立明確的制度，采取“以憲法統領公共利益，以部門法規范公共利益”的公共利益立法路徑。高志宏：《論公共利益的立法表達及立法模式》，《東方法學》，2012年。通過憲法與部門法的雙向立法保證高志宏：《論公共利益的立法表達及立法模式》，《東方法學》，2012年。最后，我們需要維持立法體系與司法體系的平衡。從立法方面來看，相關立法通過原則性的幾大條款對互聯網著作權做出了較為基礎的規定，但就其利益平衡視角來說，相關法規并未做出合理限制，立法需要更加細化自不待言。從司法方面來看，立法的不明確，導致司法工作的進展較為艱難。且由于司法工作本身又要求法律在維護創作者的權益時既要從保護弱者的方向出發，又要從宏觀角度關注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看似平衡的要求如果沒有完善的立法體系支持，在實踐中是很難展開的。（二）改進合理使用制度我們要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審視合理使用制度，明確對于著作權的合理使用能夠有效的保護相關的公共利益這一說法。僅從著作法的角度來分析，著作權法一方面有助于保護作者和著作權人對作品的專有權，另一方面也是憲法精神的濃縮體現，具有促進當代文化繁榮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當社會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人本身的利益相比，公共利益處于一個更高的位置時，限制相關著作權，合理使用著作權就需要當仁不讓的被選擇。合理使用制度并不是對于完整的著作權法規的破壞，相反，因為它的存在，能夠使得更多文化創作的果實在社會土壤中迸發出更強的生命力。因此我們要重視合理使用制度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價值，讓社會公眾能夠對一些著作權產品獲得更廣泛的利用。同時，我國應適當增加和拓寬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美國合理使用立法模式對目的列舉采取開放式的規定，因而可以囊括各種各樣的具有合理性的行為，更具靈活性。但中國作為大陸法國家，更加依賴成文法典和法律、法規，在立法中明確列舉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形，具有天然的確定性和穩定性。中國若是在立法中引入了開放性的規定，比如增訂“其他情形”作為兜底條款，可能會對中國著作權法原有的確定性與可預測性造成一定損害，其靈活性易被濫用。因此中國可以在堅持采用閉合式的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在現有的例外情形中根據現實的發展情況以及技術發展要求，適當增加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我國司法實踐中已基本形成共識的合理使用行為進行詳細的衡量，一旦認定這些合理使用行為適合當今發展潮流，就可將其明確列舉為法定的合理使用情形。聶欣妍：《美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武漢大學，2019年。當然，在面對當代科學技術發展迅猛,影視作品層出不窮,特別是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合理使用制度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例如，抄襲問題如何界定，如果僅僅從著作法的角度來說，這種難題迎刃而解，但是抄襲往往與很多的社會公共利益相關，譬如較火的《愛情公寓》在播出時被指控抄襲B站知名UP主老番茄的相關作品。但愛情公寓方辯稱是借鑒，而非抄襲。誠然，信息化迅速發展的當今社會，“才華”可以被放在各大平臺展示，“才華”被學習是好事，但一模一樣的“才華”出現并受大眾追捧時，究竟能否被視為好事呢？面對這種情況，合理使用準則似乎也難以解決。但無論如何,合理使用的基本價值取向不會改變,它在維護與確保著作權法所需要實現的公共利益價值目標方面仍將發揮重要作用。落實“侵權不停止”“大頭兒子”案綜合考慮了當時的創作背景，平衡了原作者的利益、后續作品及社會公眾等因素，并沒有判決停止央視動畫侵權。相反，本案決定通過判決增加賠償金額來替代判決停止侵權行為。此案改變了我國司法領域“停止侵權”的慣例，也使我們更加重視“侵權不停止”的適用和實施。1.對停止侵權加以限制在我國現行司法實踐中，法院處理著作權侵權案件時，最常用的還是停止侵害的救濟方式。在有效規制知識產權要挾的前提考慮下，我們應對直接采取停止侵權的做法加以限制。在這之中，最具借鑒意義的就是美國的禁令制度。當侵權人的損害賠償不能填補權利人因侵權行為受到的損失時，法院會針對被告下發禁令。李揚李揚、許清.：《知識產權人停止侵害請求權的限制》，《法學家》，2012年。田小軍、劉洋：《“侵權不停止”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的適用問題》，《中國版權》，2016年。當適用停止侵權不符合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時，就需要考慮對停止侵權進行限制適用。對公共利益范圍的把控，法官需要根據客觀事實發揮主觀能動性，運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公共利益關系到不特定人的利益與法律的穩定性，公共利益的范圍會隨著案件不同的情況而變化，這就需要司法機關對具體案件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進行認定。在這過程中，法院不僅要依據公共政策和公平正義的標準，還要對社會影響即社會公共利益進行考量。張笑笑：《著作權停止侵害限制適用研究——以大頭兒子公司訴央視動畫公司案為例》，蘭州大學，2018年。2.明確案件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界限個人的生存是離不開社會環境的，而利益的沖突是在所難免的，如果堅持個人利益會影響公共利益，出于利益平衡的原則，需要犧牲個人的部分利益。這樣的利益衡量，日本的容忍限度理論也有類似的討論。如果法院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將嚴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權利人可以享有對受到損害的權益要求賠償的權利；當然，并不排除權利人有權請求停止侵權，但其只能在損害超過權利人的一定容忍限度時提出請求。賈小龍：《知識產權侵權與停止侵害》，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第122頁。在司法判決中適用侵權不停止，其一是對侵權人優秀作品的認可，和著作權法的創設目的相同。其二通過適用侵權不停止，加之適用高于填平規制的更高幅度的賠償，也是對侵權人給予了相應的懲罰。增加對著作權人的賠償數額，也保護了著作權人的權益。此時，適用侵權不停止規則可以在著作權人、公共利益和侵權人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實現對公共利益的兼顧。李靖：《大頭兒子文化公司訴央視動畫公司著作侵權案法律分析》，沈陽師范大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