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把握與分析

主要內容一、如何看待當前物價指數(CPI)的上升

二、如何控制房價的過快上漲

三、如何看待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前言

本文主要對CPI上升、房價過快上漲、調結構這三大影響當前中國經濟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CPI的上升不一定就是已經出現了通貨膨脹，因而不一定就要采取大力度的緊縮通貨的措施；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可以通過擴大供給、調節供給結構等途徑，既解決人們買得起房的問題，又不至于使需求下降，降低經濟的增速；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雖然是正確的、緊迫的，但是它必須適度，要注意它與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銜接、過渡，不能產生“青黃不接”，出現一方面很多傳統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的經濟又沒有接上來。一、如何看待當前物價指數(CPI)的上升觀點：CPI上漲不能簡單等于通貨膨脹其實，導致物價指數(CPI)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通貨過多、流動性泛濫，國外某些進口產品特別是原材料的價格上漲而引起輸入性通脹，等等，這都是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2011年以來，CPI一直維持高位運行，7月份更是達到6.5%，創年內新高。隨著調控物價政策的逐步實施，CPI也開始逐步回落，8、9月份分別降至6.2%和6.1%，10月份降至了6%以下。自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國加大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具體有：強調并以硬性措施要求雇工企業提高廣大農民工的工資，為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險；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擴大內需，又對廣大農民逐步開展了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提高廣大城市居民的收入，特別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數額；等等。這樣一來，外來打工的農民工的工資及社會保障加起來的總收入就增加了，而在家種地的農民以及在城市從事小攤小販行業，如賣蔬菜、開早點攤的農民的收入，也必然要同比例地增加。但這些人員是沒有誰給他們開工資的，他們收入的提高只有通過提高手中經營的產品的買入賣出的差價來實現。即農民在賣出農產品時，必然要比過去漲一點價。這樣一來，就必然使得蔬菜、食品等進入到城市居民——最終消費者手中的時候，讓人感覺漲價了，并且能從統計數據中確切地統計到。在CPI中，蔬菜、食品等占有較大的比重。這樣一來，由于上述原因，就必然導致在同樣通貨的情況下出現CPI上升。

換言之，中國經濟中當前的CPI上升，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通貨膨脹。當前中國經濟中的CPI上升，要剔除前述因素后，如還有上升，才有可能從通貨是否過多方面找原因。更進一步，我們不僅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當前的CPI上升歸結為通貨膨脹，進而不當地緊縮通貨，相反地，我們還要認識到當前中國經濟中的CPI上升，恰恰是國家提高農民工工資、提高農民收入、提高小攤、小販等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政策，得到了初步的落實并見到了初步的成效。而且這種提高農民工工資、提高農民收入、提高小攤、小販等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政策的落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不斷的過程，因而今后中國因這一原因導致的CPI上升也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不斷的常態。二、如何控制房價的過快上漲

針對近年來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兩個“國十條”來調整。這些政策初見成效——房地產商受不了這種緊縮而開始降價。但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房地產因降價而出現買漲不買跌的低迷，各地及中央政府為了“保8”的需要，放松了緊縮政策，如對購房的信貸比例、年數的放松及利率的下降，導致房地產市場價格初步回調的態勢再次反轉，有的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房價不斷創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的新高。

房價的過快上漲及絕對價太高，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嚴重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特別是影響到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于2010年4月17日再次出臺了更加嚴厲的“十條”調控措施。這被媒體及社會公眾稱為史上最嚴厲的“國十條”。新“國十條”意在控制中國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這無疑是正確的。新“國十條”出臺一個月以來，全國房價及交易量陷入買賣雙方僵持的狀態，即買方不出手，在等待賣方的降價；賣方不想降價，希望用手中過去已獲取的超額利潤扛住一段時期，而最終讓買方屈服——貴也得買。我們說，這樣僵持的結果，由于“量一價”的配合原理，從純理論的角度來講，沒有量，最終賣方必然要選擇降價，從而實現中央宏觀調控的目的，使過高及過快上漲的房價得到回落。因此，這種調控制度設計的目標是好的。而這種措施設計的切入點，也主要是從需求量的緊縮上來進行，可以簡單地歸納為“需求緊縮型”的調控。但是，這種調控措施的設計有著明顯的問題。即這種措施設計要達到效果，一是要有較長的時期才能見效(要度過較長的買賣雙方僵持期)；二是緊縮需求，必然導致房地產業及關聯的諸多行業，特別是鋼材、水泥、煤炭、建筑機械、農民工就業等多行業受到嚴重打擊，導致初步恢復的國民經濟出現回落甚至“二次探底”。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問題，自中央政府新“國十條”出來后，證券市場上的房地產股票應聲下調并跌跌不休，致2010年5月18日，已攔腰斬了一半。由房地產股下跌，導致金融、鋼鐵、煤炭、電力等大量權重股以及整個A股整體下跌，出現明顯的“二次探底”。

虛擬經濟的股市作為實體經濟的晴雨表，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二次探底”，除了有莊家的“炒作”，根本上還是反映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擔憂，這種擔憂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一種商品的價格上漲，除了有可能是需求過旺，也有可能是供給不足，或者兩者同時兼有。就中國當前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如果能加大房地產的供給，或者從供給人手，使供給足夠平抑旺盛的需求，那么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也是可以得到抑制的。這里，可將其稱為“供給擴張型”的調控。“供給擴張型”的措施設計及調控，至少可以從如下方面來進行。一是在出售時，對一些大的地塊，應在該地塊有統一規劃的同時，將其分劃成若干塊，分別出售給若干個房地產開發商，不能像現在這樣把一個城市的一大地塊整體售給一個開發商；更不能將同一區、片的兩塊及多塊土地出售給同一個開發商。因為從城市居民的生活、居住來看，他在城市的某區、片工作，大多數就基本上要在該區、片買房居住——以減少上班的時間、費用等成本。這樣一來，從一個城市的整體來看，雖然有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在城市的各區、片開發、銷售房屋，好像不是壟斷市場，但就某具體的區、片來講，一個開發商拿到同一區、片的一大塊土地，或者是兩塊及多塊土地后，就基本上壟斷了該區、片的居民——該區、片的居民只能買他的房子——“被壟斷”。這樣，不利于中小開發商參與并形成競爭。我們知道，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把利劍，推進競爭，特別是幫助中小企業參與競爭，恰恰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中，政府最要做的事情之一。這一觀點，筆者在《房地產調控事與愿違?打破壟斷是良方》已闡述過。

二是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在新“國十條”出臺后，要求以非房地產為主業的部分央企逐步退出房地產市場，是值得商榷的。我們知道，這一調控措施設計的理念，是針對2010年初部分央企在土地拍賣市場上頻頻以“地王價”拍得土地的現狀而提出來的。國家發改委、國資委認為，部分央企之所以敢以“地王價”拍得土地，就是因為央企資金雄厚，即使高價拍得土地將來房地產價格下滑而導致企業虧損，那虧損的畢竟是國家的，不是企業經營者自己的。國家發改委、國資委進而認為，讓部分以非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逐步退出房地產市場，減少了一些在土地市場制造“地王價”的份子，就為民營的房地產商提供了更多的得到較低價土地的機會，從而可以部分地起到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作用。這真是一個善良的，但卻是虛幻的愿望。顯然，其措施設計沒有考慮到供給因素。如果從供給的角度來看，既然房地產不斷漲價，那就是供給不足，因而就應該加大供給，進而就應該動員一切有資金、技術能力的企業，包括央企加入房地產開發；而不是相反，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反而將一些有資金、技術能力，又愿意來開發房地產的央企撤出房地產行業。其實，從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來看企業家，包括央企的管理者的職能就是帶領企業在市場中不斷尋求、加入相對利潤較高的產業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不斷退出相對利潤較低的產業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

但市場上相對利潤率高低，就是一個最靈敏、精準的信號(當然有時候也會失真)，企業家就應該也必須借助這個信號來導向自己的經營。這一點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乃至央企，都是一樣的。人們常常說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率一般會比較高，而國有企業往往會低效，那么為什么會這樣呢?說到底就是民營企業能較精準地抓住市場上靈敏的信號調節自己的經營；相反，國有企業在抓住、利用市場上這一信號時，總是比較遲鈍。如今，某些國有企業乃至部分央企，能夠敏銳地利用這一市場信號，進而調整自己的經營，這不正說明了國有企業乃至央企的管理者比較成熟了，這不正是一個大好事?!讓部分非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真的退出了房地產行業，由于供給者的減少——供給的減少，怎么可能有利于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回落呢?

因此，在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的背景下，國家發改委、國資委不僅不應要求部分非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退出房地產行業；相反，還應該鼓勵、動員有資金、技術能力的某些國有企業包括部分央企加入該行業，至少不是人為的限制。當然是否加入房地產行業，主要應該由國有企業、央企的經營者來決策，并要他們承擔由此而致的風險。也許有人會講，國有企業乃至央企的資產最終是國家的，其經營者在使用時，沒有民營企業那樣有切身利益，因而他們可能會拿著國有資產不心痛——胡亂上馬一批房地產，最終經營不善讓國家“埋單”。

我們認為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如果有此種擔憂，那么對國有企業乃至央企的經營者就都可以不相信算了。因為他們在經營非房地產項目時，同樣也可以把國有資產看得不如個人的資產一樣重。那么，我們是不是一概不讓他們來經營國有資產了?至于某國有企業乃至央企是否適合開發房地產，主要應由企業的經營者來決定，政府要做的就是考核其經營業績并加以獎罰，以及提供配套的服務。這樣一來，由于眾多的企業，包括部分非主業為房地產的央企，來分割房地產行業的超額利潤，房地產行業的過快上漲就自然可以得到平抑。當前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原材料如鋼材、水泥等產能過剩，而房地產的價格還過快上漲的怪事，就可以不攻自破、自然解決。這正是市場經濟的高妙之處。

三是要加大房地產開發、供給的力度、規模，調動社會生產能力，投入到擴大房地產供給的行業中來。其實，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推進，千千萬萬的從農村進城的大學生(這是目前對城市高房價最困難的一個群體)畢業后是的確需要住房的。也正是這個群體住房的迫切性．使得房地產的剛性需求極大。一些有眼光、有能力的家長，在孩子進城或者是從小城市到大城市上大學的時候，就給孩子在城市或者是大城市買房子。這就從根本上催生了房地產的極大需求，促進了房屋的銷售，從而推動了房價的上漲。另一方面，更多的農村進城或者是小城市到大城市上大學。家里沒有經濟能力幫助在小城市或者是大城市買房的大學生，房價的不斷上漲對他們畢業后的工作、生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其中，有幾點要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其一是要加大興建利用率高的房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住房就是要從兩室一廳一廚一衛，到三室兩廳一廚二衛，到四室二廳一廚二衛??，甚至衛生間、廳設計得很大，占用很多空間，其實并沒有什么效用。如果我們能把房屋設計得更緊湊些，如80—90平方米能設計成三房二廳一廚二衛、120—130平方米能設計成四房二廳一廚二衛，有1個衛生間的空間是很緊湊、精巧的，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人們購房的支出，也為社會節約大量的資源。這也是符合今天大力倡導的“兩型社會”的要求的。其二是要改變購房者的觀念，年輕人剛參加工作，看到別人住上大房子，于是也希望自己一步到位住上個三房二廳一廚二衛。其實相比于計劃經濟年代人們住在一個“筒子樓”里，無廚房、無衛生間，如果有一個設計緊湊、精巧，功能齊全的小戶型，也是很不錯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為有效緩解購房難，多供給功能齊全、設計緊湊的小戶型房屋，實在是利國、利民、利“兩型社會”的事。實現“居者有其屋”是對的，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要求。但中國人口壓力大，土地及資源有限，要實現人人住大屋，甚至有許多閑置的空間，則是辦不到、不現實，也是不對的。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這次圍家的新“國十條”在控制第二、三套房貸款的調控措施中，還可進一步細化、補充：第一，在首套房的貸款中，要區別50平方米以下、70平方米以下、90平方米以下、110平方米以下、130平方米以下.以及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對房屋的總價也設幾個階梯，從而對即便是購買首套住房的首付款和利率也加以區分，對購買小面積、低總價的，給予低首付、低利率(基準利率下浮若干)的傾斜，隨著面積或總價的增加，首付款與利率分別依次提高；對于面積大于130平方米以上，或總價高于多少(各城市依該城市的情況設定)，即便是首套住房，首付款與利息也要很高，甚至是全首付、在基準利率上上浮(如對于購買花園房、別墅的，就完全應該這樣)。第二，小戶型(比如90平方米以下)只能售給買首套房者，如果是買兩套以上房，小戶型全額付款也不賣，從而既盡力保障“居者有其屋”，又不是保障居者都住大屋，甚至住花園屋、別墅。這樣一來，就可以自然地起到既抑制總需求量，又推動房地產商主動開發小戶型房的作用，從而有效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總之是幫助、傾斜生存、適用性的“剛性”需求，平抑、減緩享受、投資性的“彈性”需求。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使房價過快上漲得到抑制，房價平穩甚至回落后，就會進一步減少投資甚至是投機性需求(房價上漲速度等于甚至低于利息，投資、投機者就會自然減少甚至消失)，房屋需求就會進一步相對穩定甚至減少，房價就會進一步穩定甚至回落。四是“居者有其屋”，并不是要讓居者都有其產權的屋。國家應大力發展廉租房，通過廉租房解決一部分人真正需要居住但又買不起住房的困難。同時，國家應取消經濟適用房。經濟適用房的問題太多。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一個競爭經濟，在規則合理的情況下，收入的高低就是競爭中成敗的一個最公平的測評結果。但是，經濟適用房的問題是，即便經濟適用房是真正分配給了那些低收入階層的人，但這些人士通過獲得幾十萬元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差價，顯然一下子又極大地打亂了收人分配的秩序。正是這樣，導致經濟適用房的極大弊端——出現分配中的種種非法行為。從各地搖號、分房的實際看，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問題，如有人在里面做手腳、拿中間費、改程序(武漢就出現了6連號事件)、開假證明等，有的開寶馬、奔馳車住經濟適用房，等等。如果我們能建立起國家既要保障“居者有其屋”，但并不是要保障居者都有其產權之屋的理念，那么取消經濟適用房，加大供給廉租房，加大對購買小面積、低總價房的首付、貸款等的傾斜、扶持，這樣的制度設計就是必然的了。五是要解決中國房價過快上漲，絕對價也過高的現狀，從根本上講，還是要改革中國收入分配差別過大的深層問題。我們知道，在一部分人的確為高房價頭痛之時，為什么房價還能漲?從根本上講，就是還有人買得起。正是由這部分買得起的人的不斷追捧，加之國家前些年從信貸上對貸款購房不加區別地進行貸款，從而推動了房價節節攀升。如果中圍能更好地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有效克服兩極分化，那么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一部分人買不起一個小窩，一部分人出手大方，可以買得起大房、奢華房、幾套房的現狀。從這一點上講，解決中國住房價格過陜上漲的問題，解決一部分低收入階層、農村進城的大學畢業生的住房問題，不能僅僅就住房問題談住房問題，要把這一問題納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框架下，一攬子思考、設計、解決。事實上，中國住房商品化及房價過快上漲問題，本身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新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推進，也就不會有這一現象及這一問題，或者這一現象及問題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這個表現形式。這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要慎提“打擊炒房”的說法。比如有很多媒體包括主流媒體，常常說打擊“溫州炒房團”等等。其實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炒作”經濟，沒有“炒作”就沒有市場經濟。“炒作”盡管有某些負面效應，但是它有很多積極作用，比如價值的發現功能。市場經濟中，就是因為“炒作”的存在，某些被低估的價值可以被發現或挖掘。而這些“炒作”者們要獲得贏利，必須有驚人的眼光和獨到的膽識。在房地產市場上，正是因為有某些“炒作”者的存在，才共同激活了中國的房地產，而他們恰恰就是有驚人眼光和獨到膽識的一族。我們今天知道了房子的價值不僅在于面積的大小，還在于朝向、結構、環境、區位、配套設施等多種因素，這些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都是“炒作”者“教會”我們的

“溫州炒房團”本質上與溫州發展民營經濟的其他企業家、與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沒有什么兩樣，不同的是“溫州炒房團”做的是買賣房屋的買賣，其他的企業家做的是其他某行業的買賣，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做的是股票的買賣——“炒股票”；相同的是他們都必須以敏銳的眼光去逐利。由此可見，在當今我們已經大力肯定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證券市場的同時，還來對“溫州炒房團”等加以貶損，是不正確的，是計劃經濟的過時論調。筆者這樣說，并不是說對房地產“炒作”要任其行事、不問不管，恰恰相反，倒是要視經濟運行特別是房地產供求、價格變化的具體情況，進行有力、有效、適度、科學的調控。調控不等于打擊。當然對于惡意、過度“炒作”，是要打擊的。如果沒有“炒作”包括惡意、過度“炒作”，我們的管理者就不會發現政策的漏洞或過時，就沒有調整政策的壓力與動力，政策就會過時并一成不變。“炒作”者——市場總是靈敏、及時的，管理者——政府總是呆滯、滯后的。三、如何看待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個漫長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在世界進入人與資源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的當代社會，低碳、環保、可持續發展也就越來越成為當下的一個重要命題，這無疑是對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簽署相關的協定，中國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并由此作了相應的部署舊J，這也是對的。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才30年，中國經濟真正發展才只有20多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還在不計成本、不管方式地發展鄉鎮企業，上一些設備簡陋的企業、礦山??也正是通過這一過程，中國近年來積累了一點點生產能力。這是發達國家走了幾百年才走過的路。而如今，我們剛剛有了一點點生產能力，我們就又要在低碳、環保、可持續的旗號下，來人為地壓縮“過剩產能”，來快速地完成“產業轉型”。這就導致中國一方面是城市住房價格過快上漲，一方面是鋼筋、水泥等產能過剩的怪事。其實房屋并不是什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