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中的孔子思想

春秋時期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經濟蓬勃發展。與此同時，諸侯的分裂也在惡化。為了適應政治以及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競相養士,延攬人才,制造輿論,形成了一種言論開放、學術自由的氣氛和“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之學的興起,是客觀現實在思想領域里的反映,但諸子之學從產生那天起,就是各有所偏的,因為產生諸子異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漢書·藝文志》指出:“諸子十家,……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闭f明諸子百家在長期的對立斗爭中,又有其相互滲透補充、融合發展的一面。這便是對立統一規律在思想領域的體現。事實上,到戰國中后期,各家學說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別家的思想,惟其如此,才會保證思想學說的健康發展。到戰國末期,由于正處于封建的大一統即將實現的前夕,百家爭鳴、各持己說的現象已遠遠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開始綜合諸家學說來充實本學派。如儒家的荀況、法家的韓非,等等。而最能代表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特點的,便是由呂不韋主持編寫的一部《呂氏春秋》。問題的關鍵是,綜合不是目的,融匯之中必須有其主流,這就要看哪家思想更適合于治國了。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思想是后來儒家各派思想的淵源之所在。對于孔子的總的基本看法,無疑體現著一種對待儒家思想的傾向。在秦國一統天下已成定局的形勢下,為了指導統一戰爭取得最后勝利,以及確定統一后的治國方針,呂不韋召集“智略之士”編定了《呂氏春秋》。書中集了先秦諸子各家的思想。《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雜家”,是為雜家的代表味著雜亂無章,通過對《呂氏春秋》的分析可以發現,該書的思想一個思想主體存在的,這個主體便是儒家思想(詳見拙文:《<呂想為主體的‘雜家’著作》,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年第4期）?！秴问洗呵铩贩?54篇,據不完全統計,全書共有36處記載了孔子的事跡或言論。概而言之,《呂氏春秋》對孔子推崇倍至,這大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認為孔子是命世之材,孔子時之所以天下大亂,在于沒有重用孔子?？鬃幼鳛槿寮覍W派的宗師,為了推行其“道”,棲棲惶惶,終生奔波,“知其不可而為之”,結果是四處碰壁而不被重用。《呂氏春秋》卻給予孔子以極高的評價,如《高義》篇就指出:“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也。”在作者看來,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君主也難以與孔子相提并論、三位帝王的輔佐之臣也比不上孔子顯赫。在古之尊君的時代,孔子能夠得到如此評價,可以說是很高的了!同時,《呂氏春秋》還把天下大亂的根源,歸結為孔子的不被重用?！队龊稀菲f:“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余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余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游,僅至于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本褪钦f,連孔子的七十賢弟子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作萬乘之國君主的老師,不能說是沒有人才,然而孔子僅僅以此獲得一個魯司寇的小官職;不任用孔子,正是周天子滅絕而諸侯大亂的原因。我們說,《呂氏春秋》是一部有關治國策略的書,在有關天下治亂這方面,對孔子的推崇是超過了對老子、墨子等其他學派人物的評價的。第二,推崇孔子的“尊禮”、“尚德”的思想主張。眾所周知,孔子是極其尊重與維護周禮的,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對孔子的這種“尊禮”態度,《呂氏春秋》給予充分肯定,如《異用》篇載:“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祿乎?”孔子強調“為政以德”,提倡“仁義之道”。該書《尚德》篇引孔子之言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边@里是借孔子之口,來闡明該書作者的“尚德”思想的?！渡魅恕菲州d:“孔子窮于陳、蔡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丑也若此乎?’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于道之謂達,窮于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有關孔子“窮于陳、蔡”之事,《論語·衛靈公》以及《荀子·宥坐》均有記載,《呂氏春秋》亦記載此事來贊揚孔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于此,則窮達一也。”這里所說的“道”,就是孔子所一貫倡導和拘守的仁義之道。第三,為孔子辯護。春秋末年,魯國的季氏把握公室大權,對于這種“僭禮”現象,一貫恪守周禮的孔子當然是不會容忍的。但出于某種現在已不可確知的原因,孔子事實上受養于季氏,因而受到了國人的責備?？墒?《呂氏春秋》中卻極力為孔子辯護,認為這是極其自然而無可厚非的。“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該書《舉難》篇記載此事,作者評論說:趨?！闭J為孔子受養于季氏,就象援救落水者必定要濕衣服,而追趕逃跑者必定要奔跑樣,是極其自然的事情。第四,為表明作者的觀點而假托孔子之言。以上概括了《呂氏春秋》中對孔子的基本觀點,當然,不一定全面。但從中已可得到以下幾點認識:其一,儒家思想作為先秦時期的“顯學”之一,是對我國宗法關系的理論概括,是適合于以農立國的中國國情的。在宗法制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君權是父權的發展,忠君是孝親的延伸,儒家所提倡的仁義孝悌等政治倫理思想,正是專制政權所必需的。戰國時的許多有識之士,都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呂不韋及其《呂氏春秋》便在此例。而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宗師,諸儒之思想都是在孔子學說的基礎上或擴充或發展的。尊崇孔子與敬仰儒家學說,這種內在而必然的聯系,是不言而喻的。其二,先秦“顯學”不止于儒,重要人物也不只孔子一人。但《呂氏春秋》中特別尊孔崇儒,這是值得深思的。或許可以說,在治國方面孔子、儒家比其他各家如道、墨、法等等具有更多的優點。有的學者曾斷言,如果秦始皇以《呂氏春秋》作為其治國方針,秦王朝斷不至于滅亡得如此之快,是有某些道理的。其三,自戰國時期,孔子的形象就開始為諸子所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孔子,如在《韓非子》里,孔子成了一名“執法術之士”;而在《莊子》中,孔子幾乎又充當了一名逍遙游”角色。這說明孔子在當時的思想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秴问洗呵铩冯m屬“雜家”,但書中對孔子未作任意裝扮,基本上保持了儒家孔子的真實形象,并沒有出現一個“雜家”的孔子,這與全書所貫穿的儒家思想系統是一致的?！秴问洗呵铩返闹鞒志帉懻邊尾豁f與《莊子》、《孟子》、《荀子》等諸子不同的是,是不主一家之言、沒有什么學術偏見的。在呂不韋門下,食客竟至三千,他使“人著所聞”,這些著書的食客,也不可能是純道、純墨抑或純儒的人物。但是,他們無不認識到:各持己見的百家學說,對于治理統一后的國家,顯然是極為不利的。指出:“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室粍t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闭J為要使國治,就必須“執一”、“不二”,以至于“齊萬不同”。用統一的思想政策來治理統一的國家。與此同時,他們又認識到:“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薄疤煜聼o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用眾》)可以說,一部《呂氏春秋》,便是取諸子思想之“眾白”而成治國方針的“粹白之裘”的。一方面要統一思想,另一方面要博采眾長,《呂氏春秋》設計的這個模式,從下面敘述來看,其實是以儒為主,融匯百家學說?？梢?呂不韋盡管是一位靠商業投機而躋身于政界的投機者,但他確實不失為一個具有相當政治遠見的思想家,他在為最高統治者規畫未來的統一國家的執政方針時,充分利用了孔子的學說及其影響。該書《義賞》篇載:‘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